第三十五章 回乡青年吴小秋

　　晚稻低头实籽的时候，大队架起了广播喇叭。每个生产队队屋禾场里架一个25瓦的高音喇叭，大喇叭仰鼻朝天，对着天空旷野高声大叫，每个家庭还装了一只纸音喇叭。沉寂的湖乡早中晚都能听到广播喇叭声，全大队一下子热闹起来。
　　负责广播站的是吴支书的儿子吴小秋。吴小秋原来在大队打米厂打米，后来到县广播站培训了一个月，回来建起了大队广播站。广播站建成后，全大队热闹起来。高音喇叭高门大嗓，原本死气沉沉的洞庭湖边响起了呜呜泱泱的歌声。大队干部们轮流对着麦克风大喊大叫，吐沫横飞。听到铁喇叭里发出的自己洪亮的声音，感觉好极了。当然，广播站的主要功能，是报道全大队的政治活动、生产情况，表扬好人好事等等。于是，每个队需要一名通讯员。五队的写稿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余可可身上。写这样的小文章，对余可可来说的确小菜一碟。别人咬着笔头抓耳挠腮，半天才憋出一篇磕磕巴巴的报道。她写这样的小文章，洋洋洒洒一挥而就。
　　这天吴小秋来五队收通讯稿，岳春生叫他到青年组找余可可。当他一眼看到余可可，脚像生了根一样挪不动了。他早听说青年组来了几个漂亮的下放学生，一直没机会见面。今天，见到了传说中的美女余可可，眼睛都直了。余可可的漂亮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与其说他被迷住了不如说被惊呆了。眼睛直直地看着她，忘记了自己是来何意了。
　　余可可不认识他，以为是个傻子。她问郭强：“这人是谁？傻呆呆地看人，好生奇怪哟。”
　　郭强去过打米厂，见过吴小秋。他拍拍吴小秋说：“喂，怎么啦，是不是中邪了啊？”
　　吴小秋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对不起，真不好意思。这么漂亮的妹子我还从没见过。让你们见笑了。”
　　吴小秋本地高中毕业后，一直在打米厂工作，接触的人多，又在县城学习了一个月，算有些见识的人。他很快把自己从尴尬中解脱了出来。他连忙陪着笑脸说：“岳队长要我来青年组收广播稿，这位就是小余吧，稿件不知道写好没有？”
　　郭强不屑地说：“要我们可可写这样的东西，大材小用了。人家在读书的时候就给报社写过文章，这算什么？”
　　吴小秋说：“啊哟，没想到我们大队还有一个女才子。真是埋没人材了。小余，今后广播站请你多支持了。”吴小秋虽说是土生土长的湖乡人，读过高中，也算是有文化的人。
　　余可可没说什么，直接把稿纸交给了他。
　　吴小秋回到广播站，打开扩音机，放了一张革命歌曲的唱片，边放唱片边清理通讯稿件。那些稿件全都猫屁不通，字迹东倒西歪不说，还错别字连篇。他把那些稿纸揉成一团扔出窗外，最后留下了一队禾妹子和五队余可可的两份。唱片放完，他对着麦克风唸这两篇通讯稿件。他不会说普通话，只能用本地方言读稿件。他毕竟未学过播音，读起来磕磕碰碰，结结巴巴，连自己都觉得难受。不过余可可的那篇稿件确实与众不同。字迹漂亮，表述清楚，还很有文采。他自己不会写，分辨好坏的水平还是有的。
　　读完通讯稿，接下来转播县广播站的节目。中午的广播时间大约六十分钟，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关了门，他还要去检查线路。广播线用的是10号细铁丝，没有电线杆，广播线就架在各家各户门前树枝上，大风一吹，有的树枝断了砸到铁丝，有的铁丝被大风刮断了；线路断了需要爬到树上去连接，还有的高音喇叭坏了，需要换线圈。虽说是“脱产干部”，麻烦事情还是蛮多的。他背着维修工具袋，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亦或爬在苦枣树上。
　　一路上有人跟他开玩笑：“‘脱产干部’，你是吃了糠壳吧，喇叭里只听见咔咔咔的，像打机关枪。”
　　吴小秋回敬道：“我还能打响机关枪，换到你去，恐怕连机关枪也打不响。”他知道说话的人一字不识。
　　有一个队干部模样的人说：“小秋啊，何不找个口齿清楚的人呢，好歹也是宣传阵地。就你哪个水平，口里像塞了个烧罗卜，一个字也听不清。不是糟蹋了这么金贵的广播设备了吗？”
　　吴小秋说：“你以为到菜园里扯萝卜呀，想要就去拔一个？要口齿清楚，又会普通话，一下子哪里去找这么个人？”队干部说：“青年组不是有现成的吗？她们城里来的学生，有文化，普通话肯定说得好。”吴小秋说：“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你们向大队反映吧，青年组确实有会讲普通话的人。不过，要大队支部说了算数。”队干部说：“你老子在大队一言九鼎，你回去跟他说说，就说是群众的意见。”
　　晚上回家，吴小秋向父亲提出了这事。
　　吴德生是支书，在支书这个位置上干了十二年了。十二年的一把手生涯，养成了他说一不二的性格，几个支委都是看他的脸色行事。连在土改时期打人最狠、性格暴躁的治安主任庄有才，也让他三分。
　　论资历，他不如庄有才。庄有才是“土改干部”。庄有才斗地主富农打得剥削阶级血肉横飞的时候，吴德生还是一个剃着巴巴头的青皮后生。吴德生是大跃进起来的“卫星干部”，两人不在一条起跑线。
　　论级别，不如民兵营长屈建华。屈建华是正连级转业，行政级别应该算正科级。本来安排在公社防汛指挥部任职，不巧他堂客得了“痨病”，一年有大半年卧病在床，三个崽女无人打收管，他只好舍弃公职回家做“奶爸”。委曲求全归顺在吴德生旗下当了民兵营长。
　　吴德生为人精明强悍，原则性强。他不搞女人，不贪小便宜，还抽空参加队上的劳动，事事处处用行动维护着支书的不可动摇的权威。他在外面保持着一名人民公仆的形象，在家里却是一副老爷气派。他的堂客，也就是吴小秋的妈妈，对在外面当官的老公百依百顺。老公一进门，巨型搪瓷缸泡满浓茶送到手上；冬天洗脸水洗脚水递到跟前，夏天洗澡水毛巾换洗衣服伺候得熨熨帖帖。家里的大小事情由堂客打理，吴德生油瓶倒了也不扶一下。尽管如此，吴德生进门冷着脸，没有半句好话。人们从来没有看见吴德生笑过。开支部会他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开队干部会他眉头微皱表情严肃。多年的支书当下来，他几乎丧失了笑的功能。在他管辖的大队，他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说“不”，不允许下属提反对意见。他用这种讳莫如深的庄重维护着他的绝对权威。
　　吴小秋小心翼翼向他提出广播站增加播音员的时候，他正端坐在枣木椅子上，端着巨型茶缸，等待堂客打洗脚水。听完吴小秋的陈述，他皱着眉头问：“你说广播站加人，必须要有一个充足理由。”
　　吴小秋看父亲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便毕恭毕敬站在他面前，认真地说：“我们广播站刚刚建起，十几个生产队的高音喇叭，几百户人家的纸盆喇叭要维修、更换；每天还要去每个生产队收集生产进度、好人好事材料，这些跑腿的事我顶得住；可是，收集上来的那些报道文章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需要整理修改，我哪有那水平啊？特别是读哪些稿件，你也听到了，人家说我吃了糠壳卡了喉咙，像个结巴。社员们有很大的意见；再说，公社广播站经常找我们要通讯搞，我又不会写，常挨公社批评。如果找一个普通话讲得好，文章写得好的人，我们广播站一定会成为全公社最好的广播站。”吴小秋越说越高兴，手舞足蹈起来。吴德生冷着脸白了他一眼，吴小秋立马站直，双手垂下。
　　吴德生洗完脚，抹干水趿上鞋，边走边说：“你是想找个下放学生？”
　　吴小秋看着他的背影说：“这是社员群众的意见，那个余可可合适……”吴小秋话没说完，吴德生已经走远了。
　　第二天，大队会计通知他，下放学生余可可明天到广播站工作。
　　
　　余可可去广播站工作。她从水稻田里解放出来了，这是一桩轻松的工作；不用成天泥一脚水一脚地出工了，不用日晒雨淋了。用社员的话说，从糠箩里跳到米箩了。
　　广播站设在大队部的一间偏房里，隔一个水塘便是大队学校。大队部和学校都是泥砖建筑，比茅蜡烛糊牛屎的民房要牢固。广播站里有电灯，这给余可可带来惊喜。她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看书写文章。每天早中晚开三次广播，平时到各生产队收集稿件，拿回来重新改写一遍，分三段时间在广播里播出。她普通话标准，吐词清楚，人们都说她的播音水平比公社的播音员的水平还高。
　　余可可有了较多的时间，她利用这些时间记笔记，写点散文、随笔什么的，清闲自在。有时候也给公社、县广播站写几篇通讯稿，自得其乐。她搬到广播站住了。因为每天最后一轮广播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她害怕走夜路；况且晚上有明亮的电灯陪伴，住着广播站比伴着冒黑烟的煤油灯看书，感觉好多了。
　　吴小秋乐坏了，也忙坏了。他给余可可装了个电炉子，去供销点买来热水瓶，把扩音机、功放机、电唱机擦得干干净净。广播站是泥砖砌的墙，墙面用牛屎泥抹平。为了给余可可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他用石灰调水，将墙壁刷得雪白。他不知从哪家菜园里摘来菜瓜、西瓜给余可可解凉止渴。他有空就守在广播站，不过他很知趣，怕余可可烦他，不进播音室，坐在外间。开水没有了，他赶忙烧开水，杯里空了，赶紧斟满。他像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殷勤伺候娇贵的公主。他也试着写广播稿，写完虚心请余可可指导。
　　余可可看出吴小秋不像他父亲，为人还算厚道，他写的稿子帮他认真修改。有时还指导他如何布局、立意；在播诵他的稿件时，末尾特意说明“本站通讯员吴小秋报道”。
　　余可可的声音富有磁性，音色纯正，颇有正规播音员风范。听余可可播诵自己的稿件，吴小秋心里特别舒服，特别感动。
　　俩个人和平相处，广播站办得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