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992--1008天

　　1959年3月6日星期五晴（第992天）
　　明媚的春天快到了，风儿凉丝丝的，吹在身上真舒服。
　　上午学术批判。许老师发言时，左手习惯插进口袋里，总像要从里面掏粉笔的样子。阎老师把钢笔夹在指缝里，抽着鼻子，闭目深思，一只腿架在别一条腿上，围着白毛绒围巾，上面有淡褐色的条纹。一个同学发言完了之后，他说：“我发言……哦，先让别人发言吧，我占的时间太多了。”张教授发言引经据典的时候，他就小声说此典出自何处，同学有递上条子来的，他就先抢着看。朱眉叔老师发言有点庸俗，说笑话，还要先与旁边的人商量似的。同学们的发言有的好扣帽子，“突突突”像放连珠炮。
　　
　　1959年3月7日星期六晴（第993天）
　　省内开六级干部会议，干部们住在我们学校。我们都到校部去吃饭。九点上课，到午后三时再开饭，晚上就没啥事了。我和陈本凯买了点饼干吃，没到校部去，为了能排队剪头。
　　今天仍然开批判会，阎老师又发言了。他用舌头舔了一下手指，要翻书的样子，又在前额抹了一下，像从记忆里找什么东西。“如果我发言的时间多了，我希望主席能允许我。不要说阎简弼你停一下……人民的东西也有坏的，过去那些妓女，为了讨好她的嫖客，不得不唱一些下流的歌曲，能算是精华吗？”
　　“张老师引彼德洛夫的话，好像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一谈到祖国的东西就两眼漆黑。英国有个凯勒教授，从中国留英的学生那里学了点东西，也学成了汉学家，我们有自豪感，外国人应当向我们学习……”
　　晚上五点到街里去，买了一件上衣，一把营口产的小提琴。大家都去校部看电影去了。
　　
　　1959年3月8日星期日晴（第994天）
　　接到一位叫做齐秀康的人来信，说他和外甥邹本才在一起工作，要我帮他投考大学。因为不了解他，不便回信。给本才写信打听一下。给景翔信。
　　今天没干什么，不算好。
　　晚上跟郭铢学习小提琴，很高兴。
　　姑娘们过节，她们买了几张画给我们。
　　科研诗歌小组出了诗刊，发表在小黑板上。
　　今天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去年的今天晚上，刘书记作“双反”动员报告。这个事终生难忘。
　　在不自觉中跑到意识里来的东西，都是真正能说明人生观的东西。当意识到它的意义的时候，改造便开始了。就在消灭这些偶然的东西的时候，觉悟不断地提高。而原来需要意志约束才能做出来的事情，就变成自觉的、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了。到这时，改造才是成功的。
　　给《文学青年》写了一篇小文章：《性格和情节的关系》，发现我的知识很少，竟不自然地想到了“平平常常”，是庸夫的想法。即使是从事轻松的职业，也要努力锻炼从事这种工作的能力。
　　
　　1959年3月9日星期一晴（第995天）
　　上午进行学术批判。晚上过组织生活，讨论红旗支部竞赛条件。同志们讨论起来情绪很高，而我过去总以为大家劲头不足，把个别人的消极看成是主要的了，实际是自己不愿好好去做工作。比如涉及教学改革这方面的事，丁国文能领导得很好。在最后发表的红旗小组竞赛条件里，大家都没有提个人主义这个字眼。非团员要成立团章小组提到要带动全班，老梁发现这个问题，我就没发现，却分散了许多精神去想了我的中篇问题，还有“一本书主义”呢。
　　各小组提出了规划，非团员也组织了小组。
　　由大哥给我讲了个故事：他的内弟上初中，和同乡的一位女生恋爱。女方要上学，男方答应供她，读完了初中，又考上医士学校。就在这时，他们结婚了。两人合衣而卧三夜，就分开了。后来内弟到学校去找她，她避而不见，说“我上课太忙，你今后再别来找我了”。内弟要领她到街上谈谈，刚要上电车，她掏出一封信，递给内弟就跑了。信上说，她如何不爱他了……现在又给他写信，说内弟：‘你一个月挣两个半钱，再要追求我，你就要倒霉……’”
　　老由接着说：“所以，知识这东西能培养人，也能害人。她上了学，就觉得自己不错，信写得不坏，竟然称自己是作家了，说是为了爱情。看你这无赖的样子，能算什么？”
　　于东坡说：“他另有新欢了吧？”
　　“听说她和邻居一个工大的学生搞上了。我内弟在外地工作，暑假也不能见面，她就拿大学生来填补她的空虚。”说得大伙都笑了。我说：“你内弟太傻了。”
　　老由说：“原来他们挺好的嘛！也许那时年龄小，大概是春情发动吧，一见钟情。”
　　于东坡说：“真伤良心！真伤良心！”张峰德把脖子一甩，仰着脸，笑盈盈地说：“嘿嘿，你又感慨起来了，我就绝不说这种话！”我说：“那就算了吧！打把刀！不过得教训她一下！”
　　
　　1959年3月10日星期二晴（第996天）
　　小赵跟我走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讲一些领袖故事：
　　“英国工人称马克思为‘司令’，叫恩格斯为‘将军’，司令倒下了，将军要指挥作战！他说我们现在还觉不到巨人倒下去的损失……”他还讲波立特的故事，“波立特的母亲是工人，学识很渊博。儿子讲演的时候，语文博士大加赞扬。母亲却给他指出语法上的错误。”《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冼星海的文章，小赵说：“人家就是目标明确，一心要挽救祖国，你光想走白专道路，根本不行！他的小提琴和碟子放在一起。”
　　
　　1959年3月11日星期三晴（第997天）
　　经济系的季老师午后在校部礼堂讲人民公社的性质。他小脑袋，头发贴在头上，发着亮光。讲话时总是两面晃，像冻脚的样子。每句话的头一个字咬得很重，像一个锤子砸下去。“叫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敢来。但我又一想，有知识不为工人阶级服务是犯罪行为。好在我们都是自家人，讲好讲坏不在乎，我就来了。可能讲得不周到，也可能你们喜欢听别的问题，而我却在你们不喜欢的问题上大讲讲……也可能讲的都错了，啊，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我讲的仅供参考而已，参考而已。”
　　不过，他讲得很好，大家热烈鼓掌。他还出来谢幕呢。
　　今天还上了哲学课。老师说：“比方这个茶缸，我可以叫它茶缸，也可以不叫他茶缸，打了以后，它就成了碎片了。”他在讲世界的物质性和统一性时，举了这个例子。我说这有唯心主义色彩，老丁说：“你不懂拉倒！”我对他说：“你回家去说‘你是我爱人，又不是我爱人’。”老丁气坏了。
　　
　　1959年3月12日星期四晴（第998天）
　　今天开始正式讲课了。上午支部布置了工作计划。阎简弼老师从门缝探过头来，见孟庆文老师讲下阶段的工作，他就出去了。之后他又回来，坐在讲台底下面的垫台上。滕书记去把他拉到椅子上坐下。他急忙推辞说：“行行，我着急……”他点头，急急忙忙的。坐下后，对旁边的蒋文思说：“你们连讲义都没拿到，这课是不能讲了。”
　　孟老师讲完了，他站到讲台上，把包里的东西胡乱扔到台面，抬起头来，说：“我知道大家会不满意。我老实说，我对学校有意见。我昨天到医院，回来刚吃饭。我知道学校有事，就赶紧吃，孟老师来找我，我还很形象地说：‘我还剩一口饭了。’他告诉我：明天讲课，唐诗部分的讲义同学们都有了，指定了具体的篇章；今天早晨一来，却听说没有讲义。你们说：这课怎么讲？孟老师叫我抄，我以前愿意，结果说我是琐碎地考证！其实，我是想让大家多知道一些。咱们发扬民主，你们说吧，我们就这样讲吧，咱们发扬民主，你说说写还是不写？”
　　一班的艾荫范举起手来，做作地谦虚了一下，说：“这样吧，老师讲，我把诗抄在你的小黑板上。”阎老师十分惶遽，急忙摇手，摆着脑袋说：“不不不，我是说，字我还是能写的。”艾荫范坚持要上去，得到允许后，他矜持地走到黑板前。阎教授没事做了，解释性地描了几句：“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想把课程讲得更好。我再过一年就满50了，50当知49之非；我觉得我有一颗中国人的良心。昨天我上街去瞧病，偷闲看了一个新闻片。那些年轻的科学家们，不辞劳苦。我觉得我对不起党。我这几天的心情是很舒畅的了。昨天我和老婆吵了一架（教授的眼泪快流下来了）。我这人很没出息。我觉得青年人应当很好地学习。你看高尔基和鲁迅，是既严肃又慈祥。听到年轻又不很好的读者，他就非常生气。你看我们的领袖学识多么渊博，简直是万分的投地。我在中学的时候，老师问我俄文，我回答得很好，老师却说：‘你玩些什么？老大不小了，说话还……’反正家里也不缺饭吃，一气，我就回去了。后来有人劝我到北京去，我真感受了他教的实惠。我不是向大家炫耀，其实玄虚是最轻薄可笑的。我说的只是事实罢了。我回到学校后，我就站到花园里背俄文。从那时起，我的俄文一直考第一，现在还有档案可查……我愿意向大家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午后读北大学生编的文学史，然后讨论，并进行自编讲义的交流。我们的编写小组也进行了活动。年级共抽出30多人和10几位教师。大家坐在四楼的园厅里。朱眉叔老师和大家在一起，是个面无表情的人，脸颊消瘦，牙床的轮廓明显，胡茬子青青的，架着白边眼镜，更显得严峻。讲话咬字清楚，并不看任何人，照着他的讲稿讲下去。手里夹着烟卷，蓝烟袅袅，在他眼前弥漫开来……
　　滕书记讲话了：“编筐窝篓，难在收口。我们要对讲义做最后一次修改，所以很重要。担子重，但是光荣。叫大家来，是信任大家，你们是班里的‘才子生’。北大的学生用苦战的精神写出了文学史。我们是编讲义、把科研、教学、上课结合起来。”
　　张震泽主任是我们的组长。他说：“只要大家能钻研，就能完成任务。过去有个叫浦江清青年老师给陈寅恪教授当助教。教授让他编梵文辞典，可他连梵文都不认识，后来却真的编出来了。”小赵听了以后直点头。
　　晚上，小组开始活动了，讨论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唐校长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视，说这部文学史将是我们的财产，在分期上就有我们的主张。”尹君接着提出他的高峰说：“楚辞是一个高峰，唐是个高峰，两汉是个低峰。”有人反驳说：“那么《史记》作为散文的高峰，往哪里放呢？”尹君说：“这是我的看法嘛！”
　　朱老师主张按历史分期：西周前为奴隸文学；此后至清为封建文学；此后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文学。封建文学又按朝代分成几个。韩镇吾老师说：“你那是劈分法，其间没有质的变化，用不着分那么多期。”
　　“我说一点看法：文学史分期应根据文学史的发展状况和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我冒了一句。
　　
　　1959年3月13日星期四晴（第999天）
　　分析班里的情况，对各们同学的思想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团章学习小组今天开始活动了。张峰德交了心，使岳广和很感动。会后他找我谈了。我们俩站在楼梯旁。他依着墙壁，我微笑地看着他。
　　“我痛苦极了，”他说。“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开会，我是发不出言来。我很后悔。我一切都完了。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这样糊涂地混日子，待人接物都不行。我什么都爱好，却又掌控着自己，不表现出来。我怎么就不能和大伙一样呢？”
　　“我有嫉妒心。看别人有什么长处，我就背地里追赶，要拼命地超过他。平时我也常想：好了会怎么样？我就比别人差吗？可是，一旦觉悟了以后，又晚了。
　　“这次让我编讲义，我认为是组织对我最大的帮助。你们以前找我谈话。在没谈话以前，我本来可以找个本子把你们的谈话全记下来。现在让我编讲义，说明组织知道我做了努力之后，还能做出一点成绩来。
　　“过去我不跟组织一条心。王作昌把由可心找到季振安的面前来，出事后我拿眼睛白了他一眼，以后我见他对他好，我就很大的不满意。平常你们觉得我很别扭吧?我总觉得你们是干部，何必低三下四呢？
　　“张峰德说他过去写过大字报。我呢，就觉得葛佩琦奇说的对，你做的不好就该杀嘛！张百生演讲，如果我在这儿，还不得把他抬起来呀？
　　“我给深津写条的事你没找她谈吧？你千万别找她谈。我尊敬她，特别怕在她面前丢脸。我写了条子之后，却没实现自己的谎言。
　　“有时我觉得我会发疯的。去年丢钱的事，我怕怀疑我，到现在我还记得，你说能就这样拉倒了吗？我是不想个人的。可是不行，就像抽签的人，明明知道他不好，可是他还是抽。
　　“我觉得我是个有理想的人。”
　　我对他说：“要有理想，但现实斗争更重要。”
　　
　　1959年3月14日星期六阴后晴（第1000天）
　　上午仍然上课。阎教授讲杜甫。他叫了声“杜甫同志”，弄得大家哗然。讲“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时，他说：“我过去在北大课余的时候，少爷小姐来到学友桥上，拿馒头滓问金鱼，那金鱼却游上来吞鱼饵……”他忽然觉得题外话讲多了，“呵，我又扯远了。我觉得这不是废话，老杜的诗太好了。可惜没有时间，有兴趣的，特别是那些高才同学，我不敢夸口，你们读的书太少了。我对毛主席的诗是百万分投地。有时间我到你们贵宿舍去，你们到我的寒舍，咱们很好地研究。我的同学和好朋友林庚先生，他有许多东西是采用了我的句子。我求学于浦江清教授，但我对他的许多评注有不同意的地方。”
　　他讲话时不断摇头，摆手，把皮外套脱下来放在地上。讲到《剑外忽闻收蓟北》的时候，他欢呼地跳起来，说：“我们掌握的知识相当准确。李季说‘春风不到玉门门’是岑参的作品，黄纲说是杜甫的作品，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信，后来他们登了更正。虽然没署名，但看出他们的求实精神。这是有名的地‘旗亭睹胜’的句子，怎么可以搞错？”
　　午后我写文章，晚上看话剧《青春》，当林江就义的时候，我流了泪。看看吧，红色有多么宝贵、庄严！
　　
　　1959年3月15日星期日晴（第1001天）
　　早饭后看电影。到12时之后，把稿子写完，给本才和齐秀康写了回信，没赶上吃晚饭，去买了两毛钱的饼干和三毛钱的哈密瓜干。
　　晚上党课学习。团小组也学习，我去听了一下，他们很随便地谈起来。广和还是一直不发言，小赵问他，他也不吭声，会后他踢了小赵一脚，深为沮丧地说：“你问为我干什么？我为什么和别人的情感不一样？我就和你们想不到一块去。”小赵说：“我也不会掌握会场，不对了你们就提呗！”广和说：“算了吧，我走！”
　　深津纯子说：“她既不能参加团，又不能参加党，我参加小组的目的，是提高觉悟。光读团章条文，太枯燥了。”
　　
　　1959年3月16日星期一晴（第1002天）
　　上午上课，许克文老讲白居易。午后正式公布教学划，本学期要把初级课程提纲写出来，并提出缺点，晚上就做这点事情。
　　
　　1959年3月17日星期二晴（第1003天）
　　有的微笑是出于乞讨或谄媚，有的是出于坦诚和自然。我们要的是后一种。只要是为党工作，就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早晨我们出发锻炼的时候，平时不锻炼的小马在队伍里，安凤烈说：“哈！小马来吃饭了。”
　　小马生气地说：“你再说我就不吃了！”说着，他就退出了队伍。
　　我说：“你别走了，我们的运动员，饿坏了怎么办？”
　　我走到他身边，跟他谈起来。他说：“大家对我有成见，主要是为了杂志。比如把我的《新港》弄坏了，我不满意，后来大伙就对我有固定的看法。个人利益是不能不考虑的。我抽烟是为了防止鼻炎。我对老梁有意见，但也说不出具体内容，反正不如从前了。”我说：“你知道你有什么毛病以后你得改呀！光说改造，你得知道你改造什么。”他说：“这回我得先从改掉自己的毛病入手。”他有些通了。
　　晚上，编写小组的团支部成立了。对大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1959年3月18日星期三晴（第1004天）
　　读讲义初稿。奇怪得很，女同学都写爱情题材的部分，从字里行间露出一种天真、幼稚却十分真实的感情。
　　晚上看电影《列宁的故事》。伟大的人物总是高尚而又亲切。
　　
　　1959年3月19日星期四晴（第1005天）
　　又给我一项新的任务：搜集和编写明代辽宁的地方文学。我到历史系请教。他们编过《辽宁地方史》。他们很热情答应帮我找材料，晚上碰头。
　　我馋极了，见了饼干就想买着吃，有时心情烦躁，却极力地压着。我想，这是很不好的，防止这类个人的估量。
　　每天早晨我们都到校部去吃饭。我拿了一本《烈火中永生》，读着，我流下了眼泪。“我能忍受那种痛吗？”我问自己。“能。”我想。因为我把折臂之痛与这联系起来。可那是为了什么？那是不自觉的。
　　工作给了我很多的愉快。每当那些幻想来折磨我的时候，我就想到工作。昨天团中央发表了团的三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明天的组织生活应当谈一下。”我想。想到如何把组织生活有计划地安排一下。
　　三班的沈有铭谈起她们班张兴编讲义时的一段情况。别谈读作品少，要能用正确的观点来评价，他以为占有资料就能悟出论点来。他写讲义必须用古人的语言，人家说他厚古薄今，他就袖手不言语了。非要和北大标准立异不可。结果他的收获最小了。
　　晚上讨论讲义。对我的讲义提出批评的时候，我感到不安。足见我的心胸不大，觉悟不高。
　　我羞涩，有不自觉冒汗的时候。但我不计较这些了。对进步有妨碍？何足道哉！
　　
　　1959年3月20日星期五晴（第1006到）
　　晚上的组织生活是听读书报告。我写完了思想摸底报告。一出门，遇到张淑贤。她问：“你去听报告吗？”
　　“嗯。”
　　“看你就像睡了似的。”她似乎不大高兴。
　　“嗐！”我惊叹了一声。
　　报告是谈《我的一家》的读书体会。实在，我受到了教育。那种做大公无私的精神是我不能比的。但一定要比，困为他们都是人，特别是，我们每天都受着党的教育。
　　
　　1959年3月21日星期六雨（第1007天）
　　昨晚给显亭、景翔、四姐写信。
　　必须把急躁情绪改掉。
　　贾继英固执地认为：李卓吾的文学观有阶级性是违反历史主义的。他说根本没那样写。别人说他对于谦的评价太高，他坚持说应当那样高。有时想做一个谦虚的笑，当别人反驳他的时候，他煽动着手里的纸片，不屑于听。王大中对这件事挺气愤，认为是他浑不知是非，说肯定公安派后又评论其局限性和否定公安派然后肯定其某些成绩是一样的。
　　晚上把讨论之后的提纲写一下，顶着雨跑回宿舍。
　　小赵问我：“哈，你有什么喜事？”
　　其实我只是高兴而已。
　　
　　1959年3月22日星期日阴（第1008天）
　　对事物尚缺乏细致地观察。每一种生活都可能是作品中的细节，因为它是即时记录下来的，有着无比的真实性。
　　灰黑的云浓淡不均地分布在天空中，柳枝在微风中摇摆着，不知道是怕还是乐。
　　我的语言使用也不熟练。只要不是啰嗦话，要朴实、活泼才好。但我想到作品的时候，就有一种烦躁感，不知是为什么。
　　晚上学党课，因为演电影，就停止了。张峰德进教室，眼睛向四周溜了一下，“赵洪利呢？”他问。我说：“回宿舍去学习团章了。”问他：“你上哪儿去了？”
　　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噢，我没告诉长庆一声。有时间咱俩再谈谈，我又有些想法。”颇有感触的样子。
　　老梁说：“团章小组你得抓呀！”
　　“我已经布置了。”我说，“让他们学习团的三届四中全会文件。”
　　他说：“你光布置不行。以后派两团员去。”
　　我不愿听他用这种语气讲话。我回到宿舍，青年们正在读文件。我说：“你们看电影去吧。”接着把老张叫出来。老张说：“你不看电影吗？别耽误你看电影。”我说我不看了。
　　他跟我谈了几方面的情况，说：“刚才我的同学来了。他的进步对我有些启发。改造思想最根本的是立场问题。我觉得上学期大家走的道路不一样。我复校后，我就知道我要犯错误。我总觉得你太严厉，谈话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谈出来。另外，也没指出来我的毛病在哪里，应当做些什么。”
　　我说：“梁思成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我们很有帮助。第一，要多读政治书；第二，要多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