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957--971天

　　1959年1月30日星期五晴（第957天）
　　早晨四点小赵就把我叫起来，还叫了董淑玉，同行的还有倪凤鸣。董淑玉说：“陈绍英昨天一宿也没睡觉，两点钟她就把我叫醒了。李亚新给了她那么多东西，人家叫她姐姐、姐姐，你说她怎么那样傻呀？”
　　在车上，几个人轮换着读《我的一家》。我在想我自己。我的沉默、急躁的性格，是在环境威逼下、名利欲望的督促下形成的。当名利的观念不在我行进的道路上起作用的时候，性格的改造就有了可能。我在努力改造自己成为这样一种人：温和、耐心、坚决、有魄力、待人直率，没有一丝偏心和邪念。有许多这样的人，可以做我的表率：王作昌、梅生、领袖们。
　　列车员给我们倒茶水的时候，听说我们是到终点站的，一定要我们四个人当旅客代表。他们正在进行红旗车厢竞赛。“你们只要给旅客代代笔就行。主要是整洁、安全几方面进行评比。你们可以代表旅客向别的车厢提出挑战……”列车员说。她姓戴。
　　我们四个人高兴地答应了。戴同志要我讲话。我站起来，笑咧咧地说：“没啥可讲的……我们四个人是辽宁大学的学生，愿意在这次旅行中为大家服点务。刚才乘务员已经讲了，主要是要求行李架上要整齐，地下要清洁。我看见有些同去随地扔烟头、随地吐痰，这不好，车上的秩序要大家来维持。我想，红旗车厢的荣誉一定能保持住。”之后，我写了挑战书，叫董淑玉拿到广播室里去读。挑战书事先向大家征求了意见，一致通过。
　　老倪拿着意见簿去抄意见，我拿起拖布拖地。抚顺南露天矿的一位姓卢的同志帮着扫地，后来让董淑玉写了稿件，表扬了我们四个。
　　到草河口的时候，车上进行了一次评比。结果，红旗在393车厢扎根了。戴同志仍然叫我们填意见。小赵说：“评比主要是根据成绩，不要根据意见条数，那样也太不实际了。”
　　后来，他拿了一些名单来，要我们在前面已写的内容，重新地写几句，再属上一个名字。比如：一位老大娘、一位孩子妈妈之之类，我们拒绝了。
　　董淑玉说:“她们的工作态度很好，这样索取荣誉可不大对头。”
　　我说：“锦标主义呀！”
　　在下一段路程里，我们再没有工作，又读起《我的一家》来。
　　现在，首次旅行的心情没有了。外面的雪薄薄的，竟盖不住山坡。下午2点30分到安东。先到大姐家，她说我胖了。
　　“你没干活吗？”我问大姐。
　　大姐说：“俺倒想干活呀，呼哧不开呀！硬叫我到食堂做饭，把人都累跑了。我倒能干那活。前几天叫吃食堂，现在不了。”
　　大姐的无线电是新买的。大外甥女本枝快进护士训练班了。本才在邮电机械厂学习，这一家人很幸福。
　　我又到四姐家去。小琦急忙从被窝里爬出来，瞪着溜圆的眼睛看我。我捧着她的脸问：“我的手凉不凉？”
　　“不凉！”
　　“越长越俊了！”我说。
　　我把三个苹果掏出来，孩子“咔咔”吃起来。
　　四姐成为正式党员了，当了工段长，领着60多人干活。四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看外表不怎么的，就是政治可靠，从不疯疯癫癫的。”
　　我一听，便不主动了。因为我心目中的爱人应当是漂亮的。
　　在大姐家睡觉。
　　
　　1959年1月31日星期六晴（第958天）
　　街头诗全是歌颂人民公社的。
　　我来到书店，人不多也不少。图书品种相当多，有些书在沈阳书店里也没有。我买了一本辽宁出版的党章教材。
　　我经常会把问题看得绝对化了。比如，由正达经常能为片里做些工作，我当时就不能理解，既然是个人主义者，为何能为集体做事呢？
　　姐姐对我很好，把过年的鱼炖了给我吃了。午后一时，坐郊区的小火车回家，在南安东站下车。工厂平地起，钢筋参天立，泥瓦砖石，沿着江岸堆起来。你真的会想到：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地方？回家问二哥（盖如安，在空二军当木工），才知道那里是新建的制铝厂、炼铜、炼硫磺，还有钢铁厂。
　　二哥家的墙还没有裱，我做起这件事来了。
　　
　　1959年2月1日星期日阴（第959天）
　　上午裱墙。大舅来了，得把昨晚的事讲一下——
　　二哥领我去看评剧，是辽宁省慰问团对空二军的慰问演出。休息的时候，大舅从人群里挤出来。
　　“厕所在这边吗？”他问。我想去拉他一把，他已从舞台的左边走出场外。回来的时候，我上前问了一句：“大舅，您好吗？”
　　“好！”
　　退场的时候，大舅站在在外面鼓掌，与看演出的人告别。二哥看见他了，叫他家里去坐坐。大舅说：“你得来领我呀！”
　　今天他真的来了。穿着泥子大衣，走路步子很健壮。到家，坐下来，他问二嫂：“你看见过我吗？”
　　“看见过。”
　　“哦，就是那次在街上，你和你嫂子遇上我了是不是？”
　　我说：“大舅的记性真好。”
　　他指着柜上花瓶说：“这些东西都卖了它，要它有什么用？这衣服也不要做多了，布的花样越来越新。这菜什么的缺了，艰苦一点儿。你这镯子，有一样就行；这菜也并非没有，就是运不来，再加上劳动力调配不开，干了这样忘了那样。”
　　二哥问：“传绪三哥（大舅的三儿，中学教师，错划右派）划过来了是不是？”
　　“在凌源监狱，听说，一年就出来了。我说他，你要干几年吧，脑筋好好换一下，干他三年，不是也可以多学点手艺吗？他这个人，就是想的高；可想高也不要紧，你别骂共产党啊！共产党把我们救了，你吃水倒把掏井的给忘了，这哪行？”
　　临走的时候，掏了四元钱给孩子们。我说：“这还是老规矩呀！”他说：“这规矩一年半载改不了。”我送他往回走，说：“正月里，我到你那儿去呀！”
　　“去吧，可别拿东西啊！”
　　午后，我到浪头去了。三哥在木锯厂工作，他又不想干了。到二姨家，于晴云大表哥从大连回来了。他讲话有些吹乎。他说他是党员，肠子粘连了，不能回厂干活，人家叫他看门。“我以前挣100元，”他说，“就是有病不干活，也拿他60元。叫我站岗，给28元，去他的，我不干了……这还犯错误了。”“不行啊，快死的人啦，管他进步落后的，我都不想了；反正弄盘机器（缝纫机），愿意干就干点儿，不愿干就躺着。”
　　他人瘦得皮包骨了。稀拉拉的头发都能数出来，似乎连眼镜都戴不住了。
　　晚上，从二哥那里了解了他的为人。原来是个惯于吹牛的人。安东头一次解放的时候，他当了街长，国民党来了，他又当了保安队长，弄了个大盖帽戴上了。说：“以前安民山有个盖少尉（指我大哥盖明中），我现在是个于少尉！”后来到姓梁的家里找事（从前两个人有过口角），人家给他下跪，他就说：“有我姓于有在，保你没事！”不到三天，又来个人，要活埋姓梁的，于晴云又出面在一边假意说合。
　　
　　1959年2月2日星期一阴（第960天）
　　早饭后我收拾了一下，打算到蛤蟆塘去。午间在四姐家吃的饭。四姐叫我在腊月二十九到她们厂里看节目，有叫我去看对象的意思。
　　到蛤蟆塘，先到景翔家。他精神很好，只是瘦了些；后到姑奶家。她说:“活到这么大岁数了，什么事儿都见过？这又入公社了。你二婶在食堂做饭……”
　　在小婶家吃的晚饭。公社的大饼子一个要一斤粮票，像小枕头那么大，香喷喷的。小婶说：“你二婶做饭就是干净，她也能码下脸来，谁的饭做的不干净，她就说。她说:‘叫我做饭不讲卫生可不行。’”
　　
　　1959年2月3日星期二阴（第961天）
　　今天是爷爷去世三周年。二叔用纸包了几块糖、两盅酒，点上半截烟卷儿，放在坟前。姑奶哭了起来。父亲坟前的松树已长得很粗了。在初中时栽的栗树也十分壮实，大约今年就能结果。我嫁接的山楂树活了几棵，可惜没人收拾。
　　午后到景翔家。同往军队礼堂看农村剧团的节目。出来的时候，景翔给我谈起他表姐孙键的经历——
　　她很小就死了父母，别人把她送进了孤儿院。姐姐总受别人的欺负，她心里不平，因此常挨打。后来到北京学习，当了学生会主席，成绩很好。到毕业的时候，给处长当秘书，脑袋好使，很快就把计算尺使熟了，就当了华东地区的物质储备员，经常到捷克去。
　　她有个名叫陈丽的同事，因家庭困难，偷了一付镯子，怕被发现跑到孙键那里求救。她说：“你放在我的箱子里，这有什么？”
　　事情终于犯了。她受了党内警告处分。以前，在周末经常找他跳舞的，现在也忽然冷淡起来。她受不了这个打击，便消沉起来了。自刎未成，被开除了党籍，弄到一个托儿所去反省。没有一个人去看她，只有一个男人去过，要她上诉。后来这个人成了她的丈夫。丈夫是日本留学生，一套旧的生活方式，使她很看不惯，生活不和睦。男人以前由家庭包办，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家里把他的妻子送到北京，妻子却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他就在那时去日本留学的。现在追究起这件事来，他大约是害怕，就畏罪自杀了。
　　她现在没工作。要她去农场工作，她不干。到我妈儿来，因为落户口也惹了许多麻烦。她需要的是人的温暖和关怀，我母亲却只关心米面、油盐。
　　我想，她是个很顽强的人个主义者，靠个人奋斗去开辟人生的道路。她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看世界的。我说：“她很危险。”
　　“怎么见得？”
　　“她对别人的兴趣不大。”
　　老鲍说：“她现在还有那种见义勇为的作风。老李家的闺女拿油票没买出油来，她要过来，说：‘我去看看，为什么不卖？’
　　去供销社一问，发现油票是去年的。”
　　
　　1959年2月4日星期三阴（第962天）
　　到二叔家去，他做鱼给我吃。他们家以后还是少去为妙。入了公社以后，吃的不如从前了。老奶牛偷着卖掉了。盖如令二哥说：“这不是不让人活了吗？”如发三哥说话似乎也带着不满。他说，整风的时候，把张立贵弄到整风办公室，说了些反动话，几天以后被扣起来了。他们把汽车放在火车道边，来了两个公安人员，把前后门都把上，把人带走了。
　　我问起奶牛的事儿，他说：“大伙开辩论会，叫我牵牛入社，对我说：‘你是杆白旗，是社会主义的绊脚石。’
　　“‘我知道我不绊了还不行吗？’
　　“‘你自己拔还是别人给拔吧？’
　　“‘谁拔都行，反正我的饥荒谁能给还上，马上就把牛牵来！’
　　“‘以后实行供给制，饥荒不用还了。’
　　“我说：‘他妈的我才不吃那份逍遥计呢，你们拔吧！’
　　“第二天我就上街了。以前我作了1300元的价卖给了一个姓李的；现在去一说，他们早就去串通了，人家不敢要了。后来遇到一个姓任的，是一块送奶的。那个人我品出来了，管多不能给你亏吃，他说有两个复员军人要买牛。我就把社里要拉牛、拔白旗的事照实说了。我张口要1100，他给了900元。我说卖就卖了吧。当天晚上我就把牛牵出去了。他把钱给了我一部分，我拿钱到杨木沟去把饥荒还了。最后剩下了200元。
　　“第二天，大队长叫我把牛牵出来，我说卖了。他就要开个证明，问买主在哪里，要去要牛。去了以后，人家说:‘要牛？那么简单哪？你不拿钱我能给你牛吗？再说，我们这里还没规划呢，买牛也不犯法吧？’
　　“他妈的，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又跟我要钱，说：‘你这亲戚也不能叫我下枯井吧？’——你听，这话里有话。我说：‘我这还有250元，你就拿去吧！’
　　“他把钱拿去了，音信无有。后来叫我去喂猪。他不带好的，队里养活的老母猪掉了好几窝崽。好好的克郎猪，一宿全冻死了。我说我可不能干这个活，再把我赖上怎么办？后来挑水把腿磕坏了。”
　　说到这里，嫂子插了一句：“他就是为了要钱哪！”
　　晚上回来，在姑奶家坐了一会儿，一出门就听见一个娘们在河边吆喝：“凤儿（老刘头的女儿）呀！你回来吧，我去找队长！”是一个男子牛声牛气的声音，有点震耳朵。
　　到了小婶家，才知道是老刘头父子因为春节分钱的事在吵架。后来知道了他们家和队里的一些事：
　　老刘头说话有点秃舌子，脸上毛孔落满了灰土，胡茬子刮得确青，配上那张脸，整个面皮都是青色的。他对儿子说：“我干了一个月，就给十天工钱，你还说没记错，我们怎么了？干一个月也是两元，干五天也是两元……我两个门面不用你支，不叫你我早好了！不信你就走，你看我这日子能不能过？我26岁就分了家了……”
　　他儿子一面听，一面吃生萝卜。队长孙喜才（我小叔的女婿）来了。先问家里为什么吵架?然后说明钱不是按记工数发的，是过春节按劳力预支的钱。老刘头很快就通了。
　　孙喜才来到小婶家唠了一会儿，发了回当队长的牢骚，说：“钱有短处，人有长处。我就不信我们白做，人家白吃，俺赚了个出力不讨好，这里外里不都是他们能了吗？”
　　还说老刘头喂小鸡很负责任。小屋养了1000多只小鸡，晚上怕聚堆焐出病来，半夜得起来赶，累了一身汗，赶了这堆赶那堆，后来把小鸡都抓到家里炕上去了。“什么工作不一样干？”他说。“将来联合作业能养十万只鸡。”其他老头有意见，老初头埋怨说：“两只鸡推出门就不管了，谁能谁就干，我可不能干这个活。”老邵头因为生不着炉子，急溜溜的，也不想干。“两天轮一次嘛！还能在家休息休息。往常在家，尿罐子放在炕头，非到了憋不住，那是不能起来，现在可倒好……”
　　
　　1959年2月5日星期日晴（第963天）
　　小叔在2、3两日骑我的自行车去了太平哨。本来当天下午我不想回去，我就是挨不过地脸皮，把车借了出去。今天又等了一天，急得我在屋子里直转，后来到姑奶家。姑奶把苹果拿给我吃。陶忠良兄弟几个都回来了，都是些大眼皮，见人带答不理的。陶忠良说我太瘦，他的感觉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我有胃病。”我说。
　　“那不就完了吗？”他说。
　　后来想，应当顶他一句：“大约不至于吧？”
　　五点多钟小叔才回来。我坚持要回去，一刻也等不得。到大岭下天就黑了。我横冲直撞，来到大姐家。大姐问我：四姐对我提起过对象的事没有？我说提过了，我没大在意。本枝说，那姑娘她看见了，个儿不高，是车间主任，党员。四姐说她稳重，政治可靠才向我介绍的。
　　1959年2月6日星期五晴（第964天）
　　风很大，由大姐家回四道沟。到姜英琳家坐了一会儿。他比较好。“大学生把学习抓住，好好搞一下就行了。”他说，“胡文彦要大家再照一次像，可以到这儿集合，一起玩玩。”我说：“我还得把《水浒》看完，明天不能来了。”到显亭家，他没在家，只好改日再来。
　　回到家里，二哥好大不满意。在部队的浴池里洗了个澡。
　　
　　1959年2月7日星期一晴（第965天）
　　和三哥一起上街，想买件上衣，没有。买了一条床单，几尺白布，做衬衣用的。二哥、三哥都能用自己的钱买现成衣服了，说明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想到四姐谈一谈对象的事，她出去了。回来的路上，三哥对我说：“不大离儿就行了。”我在犹豫。
　　晚上吃饺子，读《后水浒》。
　　
　　1959年2月8日星期日细雪（第966天）
　　今天春节，没出门。把《后水浒》看完了。
　　介绍对象，没有恋爱的过程，似乎不大够味。在思想和外貎美之间追求哪一种，这要看人生观。在两方面我都幻想过。将来有供给制了，爱情将是最大的快乐。这是一方面；又一想，你懂得了世界，又不想让生命平庸地度过，政治就是最珍贵的东西了。
　　
　　1959年2月9日星期一晴（第967天）
　　到安民山走了一圈儿。我发现自己在走亲戚的时候，很少谈政治。这表明我的实际觉悟是极低的。
　　到二姨家去。晴霞在包饺子，我只跟她说了一句话：“放几天假？”
　　“13天。”
　　三嫂谈起了《林海雪源》，我说了几句。
　　二哥来过了，看见了于庆恩。二哥向他问道儿，他本来是认得二哥的，却装着不认识，往二姨家一指：“就在那儿！”不和二哥答话。后来他进屋了，解释说：“咱不能光顾自家人，咱们还得拉粪呢！”
　　这件事引起我的深思：共产党的干部，即有严肃，也有活泼，他装不认得，太过分了，另有原因？他的那种解释对吗？合乎实际吗？或许他是镇长，怕让表兄弟看出他正在拉粪？
　　二哥说起咱家过去的事情。母亲向舅家借粮，舅家不借，姥姥就哭，二舅给姥姥下跪。二哥去借粮，没进门就被顶回来。二哥一面哭，一面往回走。父亲给舅家赶车，要买点稻草让孩子织草包补贴家用。二哥和于庆云都在舅家干活。穷人向着穷人。于庆云捆稻草的时候，捆子大了些，被表哥王传钢看见了，说：“这捆子太大了，三分一捆不能卖，得五分。”父亲气得把稻草从车上掀下来。二哥说：“想起了早先，老王家对我们是真够呛，太刻薄了。现在拿他当长辈，才去看看他。”
　　
　　1959年2月10日星期二晴（第968天）
　　到大姐家去，后到四姐家吃的饭。在赵洪利家与他的父母了解一下情况。他舅舅从山东来到安东以后，他们一直不了解他的情况。叫他去坦白，他就说：“混一天算一天吧！”
　　先后到建筑工程处、速成学校、荣军实业社、陆军医院工作。
　　关于本枝的恋爱问题，四姐反对不谈政治。对她说起洪利与舅舅的关系时，她说，他不可能对舅的情况不了解。大姐也有许多新式妇女的特点，但对本枝的爱情不加干涉。
　　到李显亭那里去，他还是那个样子，说话有根有梢，听来入耳。给他做针灸的那个叫李声的人，历史不大清白。他给他写过自传，题为《半个世纪的回忆》，并要留他当徒弟。不过，此人对自己的问题认识较清楚。
　　坐车到高中，步行回家。路上我想：我如何能使觉悟更快的提高，在为党的事业奋斗当中勇往直前，不假思索而且自然，在意识里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理想的人物倒也容易，实际做起来，就有困难了。只要有那种忘我的精神，塑造有崇高思想的性格，巩固下去，就有了前进的动力了。
　　我常拿能不能以身作则来衡量党员，不对一些党员作不正确的品评，因而把党员看得很简单，使自己的脚步放缓了。这是很不正确的。
　　
　　1959年2月11日星期三晴（第969天）
　　如果人能摆脱名利的影响成的尽量状态，将会有更大的精力可以发挥出来，发言不爱面子，做事不顾及个人的得失，效果就会更好些。这正如消灭剥削之后，将有更多的劳动力被解放出来。
　　二姐来了。说农民们抱着混的态度干活，因为不给钱，尿也不攒了。
　　
　　1959年2月12日星期四晴（第970天）
　　午前到街里去。在四姐看“对象”的照片。太胖了，因胖而显得笨。
　　这次回家，三哥给做了两件衬衣、一条衬裤，还给二哥也做了一件衬衣。
　　晚上我跟二哥要钱，想买把小提琴。他说：“以后再说吧，你三哥有钱。”
　　三哥说：“我有24元，你都拿着吧！”
　　我对二哥说：“你再给我20元，下月我就不跟你要了。”
　　二哥沉默了好一阵，三哥不高兴了。
　　四姐给我6元。
　　
　　1959年2月13日星期五阴（第971天）
　　早晨起来收拾东西，三哥光给我做衣服就花了7元，那天上街，给了我两元车费。里外三哥共给我花了35元。二哥今早给我10元。这是二嫂今早先叨咕的。昨晚她还说三哥：“你跑腿一个，多拿几个怕什么？”三哥说：“去年二哥给我邮了20元钱，是因为三哥把大衣给他了。”三哥说，他要攒几个钱，留着以后娶亲用。三哥骑车走后，二哥对我发牢骚：“去年你三哥挣钱都给我，钱到手七花八花的就了了。有一天你又来信要钱，他埋怨我不能把钱及时地寄去，早上一寻思，哭起来了。”
　　二哥把帐本拿出来，一计算，我一年花120多元；棉衣、衬衣都是另外做的。
　　三哥真可怜，无所依靠。挣两个钱都叫我花了；而他又不能像我这样要求进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说：“我有自卑感。”
　　在马路上遇见了崔保堂。他患了淋巴结核。
　　午间12点乘222次列车到沈阳，晚19时50分到达。人多得很，把乘务员手里的水壶都挤扁了。凳子上都站着人。
　　来到宿舍，梁旭昌、王作昌他们早到了，见面十分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