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第894--902天

　　1958年11月28日星期五晴（第894天）
　　上午全班辩论单科跃进的问题，只有于东坡提出反对意见，赞成的人对编写教材也没有信心。这是普遍的，这他却不说。“有一些人要多出一些力量，那是肯定的。”栾文彦说。我说：“能和思想改造联系起来，体现共产主义协作精神。”
　　午后把上午的发言编成一个方案，公布出去。体育活动我想请假，说：“小赵，我不去活动不行吗？”
　　小赵说：“当然行了。我这个体委既无批评权也无表扬权。”
　　我说：“那只好当白旗拔了。”
　　听说要检查卫生，不在工厂上班的人一起动员起来。王德兴起来了，我说：“检查吧，这小子真厉害！”
　　四班的李凡说：“这一班一定改样了，刚才还收拾呢。”
　　结果，192、193室都插了红旗。大家说：“哈哈，上次是白旗，这次是红旗，后来居上！”
　　李耀才把钥匙拿走了，门打不开，去工厂劳动的人不能换衣服。“你干什么去了？耽误别人上班！”有人问了他。
　　打羽毛球的时候，到锅炉跟前看看。小张在那里烧火。他对我说：“嘿，这玩艺儿晚上让你不安心。警笛一叫，你就发慌。到五点钟的时候，做饭用水了，这里的水就上不去。半夜时水压最高，上水快。水平仪如果中间有一点气，就不知道里面上了多少水，那才可怕呢，你得把水门和气门都闭上，把水和气都放出去就好了。如果你看到炉底没有一点红光了，那就说明焦子多了，我得把火倒到边上，把焦子钩出来。水压高了，把炉门打开就行。”语言的节奏是跳跃的，眼瞪得很大，你吹牛似的。最近他会上他也常发言。进步了。和他谈谈吧。
　　季振英在昨天的干部会上说，这次回来，强了许多，觉得支部有些热乎气。我对他把家庭放在革命之上谈了看法。今天，他说：“唉，工厂搅大缸完全可以用机械代替。”接着他说了许多办法。
　　“没有木头啊！”我说。
　　“你以前搬仓库没有看到一些东西吗？”
　　“厂方不支持。”
　　对这样的人，应当很好地合作。凡是支部的事情，不要认为是自己的事情，这样，你就不骄傲了。
　　小赵提着水壶出来，忽然提出一个问题：“唉，你们说半工半读是什么意思？”
　　季振安说：“就是又读书，又劳动呗。”
　　小赵说：“康生视察安徽时说：半工半读是亦工亦读的意思。我们就机械地理解为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劳动。康生还说，劳动不应当影响基础课。我们的文艺学学了一半就撩了。列宁说过，不应当把学校理解成是培养徒工的单位。”
　　体育我们报成绩，前天说要复查，二级及格的数目要重新报一下。放出了五个百的二十六班，吓得马上说了实话，才只有两人及格。
　　今天上省里评比。体育老师一定要今天晚上消灭40名二级不及格的。啊呀，他也忘了他前天讲的:认可挂黑旗，也要对国家负责。还说运动员一定要睡足八小时，可是今天说，放不出卫星，就晚上拼命！小赵说：“于东坡得把这事反映上去。”
　　王大中说：“我看给《辽宁日报》写个稿吧！”
　　
　　1958年11月29日星期六阴（第895天）
　　昨晚在工厂劳动。到5点就被外班的值班排长的扣门声叫醒了。于东坡躺在床上，把一条光腿露在外边，说：“唉呀！太热了，外面下雨了，下一场就冷一场啊！马上就到冬天了。”
　　我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望了他一眼，“看你的睡觉姿势，真有点浪漫谛克呢。”
　　有人打趣他：“他那裤衩也浪漫谛克，还是带花的。”
　　早晨起来不吃饭，因为昨天吃了夜餐。做夜餐的是个老头，眼睛凹陷，眼珠下沉，肿了似的。他很固执。上次他没给中文系工厂准备饭，勾着手指像要挖人家的脸似的，说：“不行。你们说11人吃饭，怎么来了30多人？王班长说了，我没凭据，拿条子来！”
　　可是宿志谨跟他说软话的时候，他就说：“好，我给你做！”
　　“这老家伙，活儿多麻利，搞了这么多的油，老远就闻到了香味。”有人说。
　　宿志谨说：“不给你们好好做，你们干到半夜，还不得饿吗？天又这么冷。”说着，他从碗柜里把香油找出来。谁要是多买一碗（大碗粉），他就说：“你别吃了，后面还有五个人呢。”老头卖咸菜的时候，一门吆喝：“二分一碟！”可是当别人问他咸菜多钱一碟的时候，他就说：“那不是写着呢吗？”
　　上午讨论单科跃进的细节，估计了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张峰德坐在后面不发言。小组会上发言有人提到孟子，他问：“你知道孟子的思想是什么？”
　　于东坡说：“你倒是发言哪！”
　　小赵说：“我给你分析分析思想情况。大家发言你不表示态度，以为大家都是无知的；提到了孟子，你就要将一军，就显得你高明了似的。”张的脸一下子红了，鄙夷的神色立刻变得尴尬起来。小赵不好意思，说：“你叫我给你提意见，我就不客气了。”
　　张峰德说：“让我考虑考虑吧！”
　　他又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了。我说：“老张，你倒是发言哪！”
　　他说：“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我突然加入，与气氛不调和。我是说，青年人不要把什么都轻易拋出去。我以为，单科跃进是不是革命还不知道，你鼓了个浓疤，结果就把讲《文艺学概论》的冉主任批判上了；又听李耀才发言，提到‘新的人民性’‘旧的人民性’问题，把我弄糊涂了。真想笑。”
　　“你这种思想就不正确，大家都很单纯嘛。”有人说。
　　他说：“我相信单科跃进是个好办法。我怕说他是革命的，会有人满足于单科跃进了。我的话没说清楚，就被人误解了。”
　　小赵问：“不断革命你是怎么理解的？”
　　小张反问：“不断革命你是怎么理解的？”
　　午间我们在一起唠了唠。老张说他总觉得自己有才能，有些问题想不通，就拼命地干活。看了别人的动作、神态，就觉得不顺眼。他看到王作昌能那样吃苦，觉得自己太渺小了。
　　晚上看《魔鬼集团》，是在饭厅里演的，吃完饭就可以去看了。可是，我没买票，就叫刘承孝去占坐（他当播音员一年多了，最近搬到播音台去住了）。他曾对我说：“呀，真担心哪！广播员净是些新手，一离开那里，机器就冒烟了。”
　　我去买了张票，就进去了。
　　
　　1958年11月30日星期日晴（第896天）
　　早晨我就想，如果诗剧由我一个人完成，是可以的，而且可以发表，即使报酬微薄吧，也总得有的。这有过不去共产主义关的危险性。于是烦恼起来，日记懒得写。因为要写的那部作品是不可想象的。丧心的个人主义。什么都使我发生兴趣了。沾满灰尘的酸梨买了半斤吃了，肚子痛起来。
　　到大舅那里去。老人正在擦窗户，我去帮助。
　　“行啦，坐下唠唠。”大舅说。我仍然在抹。他说，“给你块布，不要用湿手巾，擦不净，倒沾了些毛在玻璃上。”
　　“我上济南去了，27号才回来。”他跟我聊起来。“人家那边搞的好，干部和老百姓一样。咱们这儿，又是呢子，又是哔叽，一个个漂漂亮亮的。我们，我们东三省的工作搞得不好。我学完了，要‘打回老家去’，人家给我贴了大字报。说抗日战争那样说行，现在东北也是党的领导下嘛！你是不是瞧不起东北的党啊？意见嘛，提吧！东北的党也没说工作搞得好嘛！那里的老百姓，工作不明白就辩，通了就干，一刻也不停……你三哥当右派到凌源去改造了，进了教育院，说那里冷，要狗皮帽子棉手套。我说的冻手就搓一搓，要脱胎换骨，不吃点苦，能行吗？别人都有这些东西吗？人家能过冬你怎么不能过？”
　　外面的电话铃响了。大舅正在倒水，急忙把暖瓶放下，去接电话。回来坐下来说话，听见厕所水箱的水“哗哗”响，大舅说：“这是谁弄的？”等过去弄好了，又回来。我对他说：“现在学生能吃苦了。”他说：“好嘛！人的本性就是能劳动。你叫哪个小孩一点不能动弹我看看。可是你别叫他累着。”
　　谈到辽宁省要产1千7百万担的粮食时，他说：“人光喊不行，得有措施。人家山东深翻三层，地瓜结了三层楼，又上苗肥又上土肥，一茬七八次，又是黄忠队又是铁牛队。你小铁牛队，不能干活就太熊了，得拿出样子来给人家看看。所以，他这个名字就是个行动的口号。”
　　我走出来的时候，大舅说：“用钱就放声。改供给制就好了，孙子不跟我要钱，国家也省了。”
　　晚上，《文学青年》在辽大中文系组成了文艺评论组。不要把我们变成你的殖民地。我们要写丛书，将来可以发展成文学研究所。
　　1958年12月1日星期一晴（第897天）
　　午后听了冉主任关于单科跃进的动员报告，给人以力量。然后各班上台打擂。王作昌上了台，激动得额头汗珠闪亮，大家都笑了。即便这样，他上台还是晚了一步，挑战变成迎战，还是颇有战斗性。
　　“我们挑战，也是应战；应战也是挑战，反正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战！我们要恢复民间文学的正统地位！老师说：‘如果我们还有一点所谓学问的话，你们就利用吧！我们要做一部活字典，我们觉得光荣。我们要做小学生……再不准资产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歪曲宝贵的遗产！’说得多么好！”
　　可惜班里只有少数人听了报告。其余的人都在工厂里劳动。
　　我和方剑秋谈话了，我说：“我和你谈话有顾虑，怕不被你理解，从个人出发，对你帮助不大。”
　　他说：“我看出来了。”一丝勉强的笑容。
　　我问：“开会你为什么总也不发言哪？”
　　他说：“我不愿意考虑问题，思想很乱，有时也想一想。我觉得发言就得反对或同意一些人的意见，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有啥意思呢？”
　　“你还想过去的事情吗？”
　　“不会忘记的。大家也不会忘记的。有时，我劳动倒觉得愉快些。”
　　“把内心的斗争引到体外来吗？”
　　“有那么点儿。”
　　“危险哪！别走向毁灭自己的道路。克服某些痛苦，总比睡在痛苦里好得多。要进步，就得善于忍耐，强迫自己承认某一个论点。”
　　晚上，在王书记那里开会。王书记说：“知识分子是比较喜欢心情舒畅的，所以对他们要有充分的民主，让大家说心里话。教育方针的贯彻问题，党委的认识还不一致。”
　　
　　1958年12月2日星期二晴（第898天）
　　上午和下午都是辩论，不解放、不深入。
　　晚上召开全系的党团员大会。别班拉拉我们唱歌，我被逼着喊起来。
　　午间召开申请入党的同志开会。季振英说，他是在要落后的时候申请入党的。实际上，他家里的人也不是坚持要他退学的。他想的是：在学校里学习没有前途了，回家扎根可以搞创作。“到处都一样啊！”他说。打错了算盘。
　　我要完全抛开旧观念，确实在斗争着，总觉得紧得很。我知道，不能埋怨任何人。
　　晚上写大字报，各种文艺小组成立了。我负责戏剧组。“集体创作”，我将用这个机会改造我自己。多咱能把我的人格从名利中解放出来了，我就完全成了自己的人了。
　　对北京借东风的老梁回来了，大家争着与他握手。张峰德在开会时看书，我对他说：“大家对你有意见了，老张！”
　　他说：“我的脑子能两用啊！”
　　他常坐在那里出神。似乎不认识自己。诗的确写得不错。
　　
　　1958年12月3日星期二晴（第899天）
　　“你想当教授能行吗？”张峰德问我。他认为让大家讨论培养目标不必要。
　　心情不舒畅。我给领导提了许多意见，而大会上有人发言说：“自己干劲不足，净去埋怨领导。”
　　实事证明，孟庆文老师仍然是个观潮派。他领大家开会讨论古文开课的问题。大家没有看荃麟同志关于厚今薄古的文章，（《光明日报》9月7日），讨论不起来。孟老师却说：“要先学古文嘛，就得先务虚。发了文件嘛，却又不发言，却是怎么好？”
　　我说：“把文件刻印一下，发给大家。”
　　“哪来的那么多的钢板？”
　　“借嘛，哪怕同学吃点苦。”
　　后来，又要大家破除迷信。明天让大家讨论。
　　“整个编文件的过程，就是破除迷信的过程。光从生活上否定一个教授（指阎简弼）是不行的。现在不战斗，大家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我说。
　　陈引颖将了我一军：“那你说怎么办？不拿文件就讲不了课。”
　　有人插话：“大家对这一点还迷信呢；他的虽不好，你却拿不出更好的来。”
　　后来让我们班由正达刻钢板。别的班找了些病号来。陈引颖说他回去再找，我说当场就找。
　　晚上我又叫他将了军-王书记召集各班团支书会议，之后，片里又开会。陈引颖问我：“你们班找到明天会议发言人了吗？”
　　“没有。”
　　“是没找到还是根本没布置？”
　　“没布置。”
　　“为什么没布置？”他盯着我。
　　“不是说要印文件吗？”
　　不了了之。
　　回来以后，大家都在讨论放文艺卫星的问题。写电影剧本的，明天去市里听长影同志的报告。我把工作向老梁交代了一下，可是，他晚间又回家去了。
　　“还要我挂帅啊？”我抱怨了一句。这种情绪不好，确实感到工作压人哪！
　　
　　1958年12月4日星期日晴（第900天）
　　上午三个班在一起讨论。我没发言，竟睁着眼打起瞌睡来。
　　午后我读陆定一的讲话，对教育方针有进一步的理解；之后，到车间里修理杷子。早上班半个点，好让他们去听报告。
　　
　　1958年12月5日星期五晴（第901天）
　　上午学习文件，不透，编写前务虚要务得好。午后辩论，大家不发言，叫掌握会场的人好难受。
　　教育方针的本质是如何培养有文化有觉悟的普通劳动者。大家想当理论家、教授-文化贵族，多数不提当有文化的工人、农民的问题。
　　解放思想，掌握会场的人头脑要清醒。善于把隐藏的观点引导出来。要是跟大家一样，真的中立起来，会议就没什么争论了。
　　会议没中心，每天讨论培养什么人，无言可发了。会上也有人找出不发言的原因了。岳广和问陈本凯：“假如叫你发言，你能发出什么言来呢？”
　　午后团总支召集组织工作会议，布置组织发展工作，评优秀团员。本来校团委早就把工作布置了，总支认为可以拖一拖。团委来电话，优秀团员必须在9日前评出来。
　　“如果支委会认为哪个团员能评上，就连夜把材料写出来。”主持会议的人说。
　　“支委会不通过怎么办哪？”有人问。回答道：“差不多，别影响团委总结就行。”
　　这工作也不知道给谁做的。
　　刚吃完晚饭回来，陈引颖又通知我去开会。我心里烦极了。在门口遇上了王作昌。他问：“你上哪儿？”
　　“开会去……老梁没回来，什么事儿都找我。我知道，这是考验我的时候。但我的情绪不很好。”
　　他笑了。我咬了咬牙。
　　会上王书记说：“一个是教学工作，一个是‘双翻’运动。两个拳头一起打，对我们有伤害了。”之后他和李莲英开起小会来。十二班的人说：“我希望王书记不要开小会，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总是等工作压到头上来才动手。卫生、文艺、体育……这次学术批判又要等到明年，我们班要求马上就编写……”
　　结果，大家辩论起来了。王文炳主张先学习理论。最后孟老师说：“基本问题没弄清楚，不能编。现在，以刘大杰的文学发展史为对立面，批判、学习、务一个月的虚。理论提高了，问题明白了，编写就容易了。”
　　王书记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对滕云阁说：“你看到大家的情绪了吗？我们没深入教学，所以大家有些意见。十二班要搞，可以自己搞，但要搞得好……北京大学所以搞得好，是人家破得彻底、辩得透。”
　　
　　1958年12月6日星期六晴（第902天）
　　上午读文件，零碎地发现一些问题。午后扫除之后又开始辩论。我的情绪不高。会议沉寂，后来分小组讨论，题目是：教育质量提没提高？
　　老梁开会回来，片里统一布置以“培养什么人”为题目进行讨论，开全班会，他掌握会场，开得不错。有说要做多种技能的劳动者，有说做有体力就可以的活。老梁很乐观。会场的气氛很活跃。
　　之后开支部大会，评优秀团员。我在支委会上说：“我们支部没有，这可不是虚无主义。”老梁说：“让大家提吧！”
　　结果，大家把我提出来了。说我历次运动表现都很好，是什么后起之秀。出席19人，14人通过。老梁除他个人，满票。王大中提出意见，说我过于严肃，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情绪就不高。希望我在这次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也是大家的榜样。王作昌说我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经常处在斗争中。我想，这也是情绪不高的原因了。因为我正想抛弃过去的认识，不能放弃文学的目的，把身心献给党的事业。郭铢说我在工厂的劳动中表现得不够积极。
　　晚上写材料的时候，王作昌说我不果断。“你心里没有底也不要表现出来，要是表现出来，大家的意志就不统一了。你最大的特点是能暴露自己，否则，你就完了。”
　　我说：“我最怕自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话。”
　　“但也要注意工作影响。像说张峰德批评别人的相貌显示自己的清高，就不应当向别人讲。如果传到张峰德的耳朵里，他今后有什么话就不对你说了。”
　　是的，讨论积极分子入团问题之后，大家都要求支部帮助他们。如张峰德，会上不发言，钻到图书馆里去写诗，不断打听哪个刊物好，大概是想要投稿吧。午间他对我说：“我应当检讨，因为我知道上午还开会。”我严肃地说：“检讨不改有什么用?”他站在那里深思起来。我相信他心里有斗争。但他的立场有问题，自己却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在那时没有成为右派就不错了。”我也说过去自己有过右派的情绪。你看，他会认为自己是不错的，咱们的组织委员都是这样的啊。对于不同的人，要根据他自己的特点去进行帮助，再不能一味地“心心相印”。
　　谈到如何帮助岳广和的时候，大家说：他从小就受了冷酷的待遇，因此，组织应当多给他温暖。“他对人的态度是：别人和我交往，只为对他自己有好处，不会是对我有好处。在高中的时候，几乎对所有人都闹过意见。”于东坡这样介绍。
　　大家都认为，董淑玉把自己看得过高了。
　　午间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他们都要求支部多给予帮助。老马说：“我还有24天就超龄了。”眼泪含在眼里。我很感动。
　　“小赵最大的问题是组织观念不强，有话乱讲。”
　　王桂莲要回家修养。我说：“你不回家不好吗？蹲防空洞，有什么好处？”
　　我们实行无人售饭制，果然头一天就有吃饭不给钱的。十一班搞起了无人监督岗，起了很好的作用。午间吃饭把盘子放在桌子上，吃饭时自动把食券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