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第828--836天

　　1958年9月22日星期一雨（第828天）
　　午后在小礼堂紧急集合。冉主任动员全系师生苦战一夜，把自己的作品抄出来，作为国庆献礼，送到北京去。王桂莲说我的作品很多。我说那是反而教材，不行。晚间把两首诗抄上，写了个剧本，才开头。问题提得固然不明确，开头却十分顺利。一定得把它写出来，靠集体的力量。开头以后，把前面几句话都押上韵，弄得很流畅。连续写下去，诗味就没了。也许能改成诗剧的格式吧。
　　秋夜很冷。我到宿舍把大衣披出来。宿舍里只有三个人在睡觉：罗广武、张峰德、李耀才。
　　
　　1958年9月23日星期三晴（第829天）
　　上午睡了点觉。午后我被调去系里编稿件。作品多得很，可说是无奇不有。同学们给它设计了漂亮的封面，冉主任啧啧称道。
　　今天把《山乡巨变》看完。小说以写人物为中心。作品写了人们对合作化的不同态度，描写了人物的不同命运，写出了这一运动的政治意义。作品要写得细，就要求作者在生活中关心各种事情、体察入微，这样才能把握人的心理和生活的基本规律。写得细的目的在于从细小的事物中突现出它与政治的关联意义。
　　也看完了鞑靼作家阿里捷•库图依的小说——《没有寄出的信》，是一篇抒情性质的作品。书信体可以写得随便些。靠情节表现主题，容易陷入只有巧妙的安排而内容空泛，用书信方式来表现女主人的心理，这很像一条流着甘泉的小溪，灌注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使文字显得很丰满。主人公所以能站起来，一方面是由于挚爱着她的工作，忠于理想，敢于命运的担当。作者也指出苏维埃制度给妇女们带来平等的权利，使她们的生活更自由、顺利。
　　我的工作做得不好。孙正新、方剑秋的整风总结仍然没有交上来。我对李长庆说，我不大敢找他们谈话。他说，他们自己抱着混的态度，你再这样迁就，那怎么帮助他们进步？可以找他们谈话，提出要求来。
　　长庆说，同学们的作品所以写得不十分好，是因为没抓住生活的本质，我说，是由于思想跟不上去。
　　我觉得，我的思想、态度、至于心灵，都在变化，这个变化的趋向是朴实、沉静、谦虚和自信。自我苛求的品质永远不会从我的身上跑掉。我很少有那种沮丧和悲哀了，只是有时急躁一些。
　　个人主义几乎没有隐身之地。你走进图书馆阅览室，时代洪亮的号角会使你身心震荡，片刻的沉默和冷淡都会使你失掉很多东西。《文汇报》发表上海作协要求降低稿费标准的消息。在《解放军文艺》上看见一个标题，《技巧不是第一位》，再看看满墙的民歌、诗体，都在击中我所追求的东西，心中有些微微地痛。
　　只有忠实地去生活。
　　
　　1958年9月24日星期三（第830天）
　　晚上党总支召开团员大会。于国范称这是“关键性讲话”：我们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大家的思想有所准备。对搞卫生、军训有抵触情绪的，当心转化为右派。“100个安娜•卡列尼娜对我们有什么用？如果我们能炼出20斤锗来，那对社会主义有多大的作用？”他说，“本二的卫生不及格，别人说他们，他们发牢骚道：‘我们不扫了，反正有一只苍蝇也不及格。’”
　　会后去拉越冬和炼锗的用煤，在两孔桥。冷，我和贾继英靠在一起。于国范跟我们一起去的。他说：“文化革命对于知识分子，主要是思想改造。”
　　街道居民都出动了，煤车多得很。路警牺牲了休息时间，在那里指挥。因为没等着车，我们只好回来。
　　
　　1958年9月25日星期四晴（第831天）
　　事情很多。卫生、军训、文娱节目、写国庆文章、学习毛主席著作……俄语课没上。全班布置工作，王作昌让我全面负责。支委潘常静和梁旭昌到药学院去搞锗，支书王桂莲有病（听何华楠说，她病得很突然，昨晚听完于书记的报告后去拉煤，她就倒在床上，第二天没上课。她这种看法不一定正确，但看出，有些人对她不大同情。）开会的时候，人们坐在教室里，眼睛瞅着桌面，手翻着书，气氛不十分活跃。贾继英把去掏烟灰的名单念了一下，我发现郭铢没报名，参加军训的只有13人。丁国文抓卫生工作很负责，工作方法少一点。他组织一个五人小组，负责本班的卫生检查工作。
　　午后军训，我把我的枪上的油洗了一下，是一支美式自动步枪。从军训中发现很多问题：不紧张，精神不集中。号令下达后，不能立即持枪进行四面转法，转的角度不够。托枪的时候，不能以左手把枪送到肩后，这样做非常难看，应自然，枪口不能斜。正步走的时候，六班的五统一走到标记处，连长王作昌喊“标齐！”王纯一仍然那样走，脸上有将要发作的愤怒。
　　然后，几个连比赛。女生连走得整齐，甩臂自然威武，坐在地上的各连战士发出了笑声。“不要笑！不要弄枪机！”军官说。可是，笑声还是没止住。
　　因总支通知各班支书和宣委去开会，我也没洗手，就去吃饭。
　　“团总支大会以后，同志们反映如何？”开会时，于书记问大家，接着说，“革命的时候，总会有两种人出现。”
　　会议是研究订党刊党报的问题。要各班通讯员写文章，“校报跟我们要稿，我就得找你们，这是一层压一层。”他说。
　　会后，我跟本凯研究班内的思想动态。干群关系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政治上的暮气，干部身上也有。
　　忽然飞来一个使人振奋的消息：锗炼出来了。我们慰问了站在科学尖端的战士，向党委报捷。年级组成了一个大秧歌队，扮成工农商学兵各行人物，女同学都穿了花衣服，睡下的人也都起来了，不是那样舒畅。郭铢坐在那里，低着头，头发的阴影挡住了他的脸。
　　“你扮什么？”陈本凯问方剑秋。
　　“如果很远，我不想去了。”方剑秋仰起脸，面孔像是冻结了似的。
　　“不远，就在校部。”
　　“我不去了。”方剑秋说，又把脸埋在阴影里。
　　扮农民要戴草帽，工人要围白毛巾、穿白衬衫。各自报名。由于干部的情绪很乐观，会场的气氛很活跃。
　　劳动委员贾继英说：“锗，在全国，能搞出来的很少，我们搞出来了，而且是文科大学生搞出来的，更是奇迹。今后还要努力！”贾很注意思想工作：“王书记正在开会，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来祝贺，几天来他都坐在电话机旁等消息。”
　　“我再啰嗦几句。”我说。“大家都很辛苦、很困，最近工作又这样多。特别是有些同学有病，张焕廷、郭铢，还有一些女同学，到处奔走。罗广武送烟灰，半路上就下车了，这些情况组织都了解，最近想想找个机会，开个会，让大家发发牢骚，批评批评，对当前的形势谈谈认识。但时间太少，也只能强调制度、纪律，大家在接收任务的时候，要顺心一些，有话以后再说。”
　　就这样几句话，使同学们很亲切。散会后，小赵躺在床上说：“明天我们好好扫一下。”
　　小张说：“主要的缺点是书不整齐，床底下较乱、床上、桌凳上有灰。”
　　宿玉堂说：“也难怪人家说，咱们从来就没抹过那些地方。”
　　我都躺下了，外面还有人在写标语。
　　牺牲是不愉快的。这是因为他从思想到工作都是牺牲。其实，什么也没有失掉，不过是前途更加光明罢了。幸福不是坐下来享受，只能在斗争中产生。
　　谁表现较好？隋德宏、岳广和和陈绍英。特别是深津，写文章的时候，她写了一首诗：《向富士山的呼唤》：
　　你难道没听到这宏亮的声音？
　　美国滚出了台湾，
　　你的身边还驻扎着美国兵，
　　炮火和皮靴造成你遍体鳞伤，
　　你就不能喊一声：
　　“美国人滚出日本！”
　　你为什么沉默了？
　　她可是个外国人哪！
　　开会时，我曾强调把书本放下，有空就读读毛主席著作。不工作的同学统一由贾继英负责。
　　蒋文思病愈回来，从家里拿来许多好吃的：蚕豆、米花酥等。
　　由正达有白旗要拔。他现在好像脱离了班级，写了三个快板群就不知道如何是好。班里写的赛诗会稿子要他改改，他讲了一通自己要写的《摇篮曲》，可就是不写。他真成了伟大的诗刊编辑了。
　　
　　1958年9月月26日星期五晴（第832天）
　　5时起床，进行大扫除。饭后化装，年级党支部领导陈引颖对大家说：“我们最好献礼是实际行动。我们决定去一部分人去操练，其余的人留下彻底进行扫除。”
　　我对金大凯说：“你注意点，扫除时别到处跑，找不到你。”
　　“我说清楚点儿，我往哪儿跑了？有事实根据没有？”他反驳我。
　　“当然有根据了。”丁国文说，“你不领导扫除就去吃饭。”
　　“饭也不让吃了？丁国文这种态度是值得研究的。”
　　宿玉堂说：“不管怎样，你有几个会议没参加。”
　　“哪个会议没参加？”
　　“昨晚的会你参加了吗？”
　　“昨晚演电影，你还不让看电影？”
　　“会开完电影才开演。”
　　“我去看报了，10点钱才回来。这是我主观的毛病吗？”
　　“不管主观、客观，咱从事实上讲，昨天下午的会你参加了吗？”
　　“昨天下午军训，哪里开会了？”
　　“军训之前，你干什么来？”
　　“我饭后又打扫了。”
　　“我在屋里，怎么没见到你呢？”
　　“我还没看见你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开会？”
　　“哪里通知开会来？”
　　“俄文课班会上通知的。”
　　“我不知道。”
　　“那个班会你不在？”
　　“在。”
　　“既然在，大家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
　　“我吃饭后就回宿舍，看见一个人没有，我就出去了。”
　　“你不是扫除了吗？怎么又出去了？你到哪就是到哪，这还怕人干嘛？”
　　“啊，我想起来了，我在操场上遇到陈绍英，她说会不开了，我去看报了。”
　　“她没告诉你学习主席著作？”
　　“告诉了。”
　　“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到教室去？”
　　“我在图书馆看《矛盾论》。”
　　“报上又没发表《矛盾论》。”
　　“那里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当然有，可那不是我们布置要学习的呀！还有，星期天，大家去掏烟灰，你说你有病，午后开会的时候，你又到图书馆去，能看书，却不能开会？”
　　“我去把一本小书还了。那天我请假了，你不知道吗？我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可是，我晚上又看见你从图书馆出来。”
　　“你得弄清楚点儿。”
　　“当然可以弄清楚，还可以在会上辩论呢。”
　　“你代表个人还是代表组织？”
　　“我代表我个人。”
　　然后，我们扫楼梯。对这样不讲理的人，只能这样对付。我不像个干部的样子吗？不！苏联青年就这样，因为我不是怕损失自己才去管别人的事。
　　上午没上课。我写了点日记。午间党支部召开各班团支书会议。我去了。我拿了一本新买的《山歌牧唱》，滕书记像寻找结论似的往书上看了一眼，坐在椅子上，双手往脸上一抹，现出疲劳的样子。他大约几夜没好好睡觉了，领导搞锗。
　　“试验不成，我们还要试验！”（前面不说制出、报捷了吗？）他说话声音很低。“试验成功了，就得投入生产，那就更加繁重。工厂要设备，要技术人员，要资金、原料，销路一点问题也没有，有多少要多少，也没价钱；其实我们也不能跟国家要钱，一切设备都是国家支援我们，以后我们每年得生产50公斤锗。”
　　611班的王文炳说：“得先从生产量上考虑建厂的规模，如果年产50公斤，每天用的烟灰就得20顿。其他，厂子的管理、机械都好说。”
　　然后各班提出可以去学习的人员名单。
　　“盖如翔能干什么？”滕书记突然问。
　　我说：“我干什么都行！”
　　他说：“你得调出去！”
　　午后练兵。为了迎接检阅，我们又学了端枪的动作、注意事项：左手虎口向上，右手靠胯骨，臂与身子平行，肋顶在右侧战士的肋部，走齐了的时候，很是威严神武，荣誉感顿生。休息的时候，我和小赵互喊口令进行操练。
　　晚上布置小组开会。讨论新来的王书记的报告。我去开治保工作会议。回来时，小组会还在进行。金大凯正在述说他的冤枉。大家给他提了不少意见。宿玉堂说：他来到学校的目的，就是要写点东西，可是写不出来，原因是，他停留在生活的表面。小张说，暂时要把书本放一放。张峰德说：大学生不看书能学习好吗？总之，目前的形势只是暂时的，国庆以后就可以大口呼吸了。我想，不会的，这原因是，目前的教育内容与目的和教育形式（先生讲，学生听，把学生钉在椅子上）有矛盾。教育为生产服务不是在未来，而是现在；也更是为了未来。
　　
　　1958年9月27日星期六晴（第833天）
　　上午上苏俄文学课，仲维刚老师提出一个问题：19世纪以前的俄国文学分几个时期？6班的韩兴梅说：“大概是分三个时期……”
　　仲老师又问：“达吉亚娜（普希金长诗里的人物）是怎样一个人物？”
　　6班的王春芝答：“平时很温和、辫子盘在脑后、体躯微胖却不过分的姑娘。”“她是个天真的、善良的、聪明的典型俄罗斯妇女……”
　　仲老师问：“她说得对吗？刘宝！”
　　刘宝是四班的，他说：“差不多！”
　　“差在哪里？”
　　“她没有离开俄罗斯的土地……”
　　四班的于禁说：“她很纯洁，她遇到奥涅金以后，她就……他俩就……她给奥涅金写信……”
　　大家哄堂大笑。
　　老师讲课有些不正确的观点，说奥涅金高于一切人，拋开了他的阶级根源、革命思想的影响，只说由于天才和学识，才使他聪明起来的。我想必须用现代的眼睛去看古人的东西，否则，我们就会在心灵上受伤，自然要说明，某种思想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午间组委向党支部汇报。各班有同样的情况，觉得大家都厚今薄古，啃线装书的多了，觉得有机可乘，抱住诸子集成就是不放。班里说又红又专，认为整风反右，过了两个时期，现在应该专一下了。
　　晚饭后听陈本凯说：每班抽调几个人去拉煤。宿玉堂急忙上床，拿几本书就走，又去“深入生活了”。我说：“我去！”
　　劳动委员贾继英问：“人都哪去了呢？”
　　“上别处去了。”陈本凯说。
　　“我上阅览室找去，都拉回来。越躲越拉……一到时候就跑！”贾继率真率地说。王作昌说：“今天晚上特殊：中秋，又是星期六。”
　　我说：“小心惹火了他们。”
　　小赵本来要跟我去洗澡，直催我快走；听说有活，把手巾一扔，说：“我去洗洗衣服！拉车找我，哼，要五个劳动，保证有我一人在内。”
　　岳广和也去了。路上他对我说：“听说，教育方针宣传队将在10月2日去北京演出。”他是宣传队里演快板群的成员，对我说了几句心里话。“讲受教育，在宣传队还不如在班里。大家都希望快点解散。可是要上北京，大家都愿意。演出队里的白旗不少。演白旗的人，自己也还是个白旗，像李志英、刘承孝，吞吞吐吐。他给吕云霞提意见，她就解释了，说她跟李志英要好是为了帮助她……我看不上徐永芝，表面上广和广和地叫得甘甜，背后里就对你不好。他和由正达差不多……宿舍工作，大小是个工作，我总能和和气气的、随随便便的。你的面孔总是很严肃。假如别人用这种态度对我，我就受不了。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走之前，我想写份材料给组织。”
　　“我不能提得很具体。”我说，“你最大的进步，是明白了应当做怎样一种人。你的缺点是：个性倔强，有时影响你进步。在你的性格里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通过自我批评，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作为群众，你是先进的，必须更严格地要求个人，将来还要做别人的工作。按这个要求，你还少一个重要的东西：群众观点。不把心交给大家，进步没有监督，就不能心心相印。另外，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还要多学习马列主义，使美好的图景更加具体化。”
　　他说：“我以前的材料组织看没看？”我说我还不了解。他说：“如果没有看，那就是很大的遗憾。我觉得那时的进步比现在快。现在的表现、决心是从那时开始的。那时我斗争很激烈，也很痛苦。”
　　我叫他今后多把思想情况跟组织谈谈。
　　我问了一下潘英喜：昨天他们小组的讨论情况。他说：“明知班里有事，也是能躲就躲，躲到使人找不到的外班教室里去。回来就装，说：‘我不知道啊！’”
　　拉煤的人很乱。历史系拉，我们装，人、车、马拥挤在一起。车老板吆喝着：“躲一躲！不怕踏了你的脚？”
　　有人说：“你看这么多的人还往这儿赶？”
　　“这是谁的自行车？不要了吗？压坏了算谁的？”
　　王作昌站在路基上叫道：“快装，下雨了！”“这是没有煤，把路基撮坏了！”王作昌点一根火柴，照完了，说：“你们装了一车土，快倒了！”
　　头一车装满了，历史系的学生一拥而上，抢前拉车的人多，最后四车没人拉。历史系的一个同学走过来说：“装吧，这四车得你们拉回去。”手电光掠过他的头发，像乱毡一样，粘在一起。
　　“不是你们系管拉的，我们管装吗？”
　　“我们一百五十人哪能拉三十辆大车？”
　　“这边才几辆车？前面为什么一辆车配30多人？七个人拉不动吗？”
　　“送到大道过了上坡后，把多余的都叫回来。”
　　“叫回来为什么还剩四辆车？”
　　“哈哈，没改造好，还有白旗啊！”
　　“不管，给他们装，装完了咱们就走。”小赵说。
　　历史系的学生说：“行了，别装了！”
　　王作昌问：“就装这点儿，够一吨吗？”
　　“你装多少都漏在大道上，不浪费吗？”他们找了一个装体面的理由。
　　“煤还没和挡板一平，怎么会漏了？”
　　“这是给学校干活，你糊弄谁呀？拉少了是不是学校吃亏？”
　　历史系的人不吵了。丁国文说：“真倒霉！”
　　雨下大了。“快装吧！拉回去算了！”我也含愤地说。实在，我不是自动来拉车，说明得继续改造。下着雨，赶巧挡板掉了，煤卸了一些。我快乐了。天黑看不见路。王作昌走在前面，招呼着，用声音给大家引路。我向摊贩打听北陵大路的方向，他一指，车子跑起来，“哈哈！像小汽车！”王作昌叫道，“在这里！”有人应道：“你是侦察员啊？我们早被你消灭了！”人们喊着、笑着，水和泥溅了一身，衣服都湿透了。人们都说这样的劳动不合适。
　　我要做的事是：刻不容缓地学好毛主席著作，建立一套巩固管理团组织的制度，全面地掌握团内外的思想情况，找一些同学谈话，遇到问题，马上解决，学会一套工作方法。
　　
　　1958年9月28日星期日晴（第834天）
　　洗澡、洗衣服，难得的星期天。
　　领导我们军训的那位连长来了。上星期也来了。晚上领了几个女同学到北陵去，王作昌跟随。她们很平常地叙述这件事，半带嘲讽的口气说：“我对他说，我们星期天一点时间也没有，再说，北陵也没啥可看的，过年来吧。可他非要去不可，黑天下晚的，全北陵就我们四个人，像魂儿似的。”
　　董淑玉借小马的一本《青春之歌》，弄赃了，她要给他买一本新的，说：“他不是好叽咕吗？”
　　我把支部保存的材料看了一下，有交心的材料，有批判个人主义的材料，还有思想总结和入团申请之类，特别是董淑玉和岳广和的材料，那热情的语句，迫切的要求与渴望，使我感动。他们时刻在解剖自己，在组织——这浩瀚、强大、温暖的大海里洗涤自己，他们希望组织给以力量，以便在斗争的道路上，结实地走完他们的一生，让永不消亡的政治生命流着组织的血液。
　　高度的责任感占有了我，我望着窗外飒飒刮起的金风、晴朗的蓝天，没有烟尘，没有白云，像蓄满了淡蓝的汁液，晶晶欲滴。稻子黄了，春天看农民插秧，现在见白衣妇女在弯腰割稻，辛苦终于变成了快乐的收获。我越来越觉得，需要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
　　“你们干部呀，永远不会下来，找我谈谈。我在团外，一定做党的助手，你若不是我的老乡，你就不会这样帮助我。”小赵这样说。我问他：“那么党章党纲是干什么的？”其实，关于党的强大领导作用，我也没有完整的理论。
　　洗澡的时候，小赵告诉我：徐婉对岳广和有意思，常在一起吃饭。岳广和剪指甲的时候，徐一下把指甲刀抢过去，剪自己的指甲。说他见了张淑贤不好意思。她在师大有个朋友。我说：“不要神经过敏，我另有见解。”
　　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小组为单位。潘英喜去打球。罗广武说：“人们没有以前那种进步的要求啊！”
　　
　　1958年9月29日星期一晴（第835天）
　　午后，辽大民兵调出半个团到市府广场去训练。孩子们在那里进行游行队列彩排。他们穿着红绒衣，头戴淡绿的綵圈，象征一颗红色的种子，发出了绿芽儿；一面走，一面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一个个小拳头举起来，队伍一下子沸腾起来。
　　晚上，王桂莲找我交心，大约是王作昌把我的意见传达给她了。她对我说，我最值得学习的优点是有毅力，蒋文思也这样。她说，一个革命者，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接近人，为了革命工作，应当与更多的人接近，哪怕自己暂时会被误解。
　　读报，见周立波等作家要求降低稿费标准。有人为了名利写作，现在因为稿费少就不写了，那就不让他写吧，这样做，只能让他们知道：创作，没有什么特殊和优越，只意味着责任。“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牢记毛主席的这句话。
　　我决心学好毛主席著作。他的文章总是就矛盾来论矛盾的，如《青年运动的方向》，问题谈得多清楚！
　　有时，我有点惆怅，因《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这篇东西，将因为不能对现实有所推动，被埋藏在意识里。这又有什么呢？
　　
　　1958年9月30日星期二晴（第836天）
　　梁旭昌是昨天回来的。他今天对我说：他在药学院做制锗试验时，把过滤好的烟灰倒了，受到严厉地批评。当时认识不足。
　　“那天是半夜接班，本来每人给两块面包，可是面包都被在室内的郭健华拿去了。他们三个人要去买，组长骑车子出去了，结果我们俩把事情做错了。这次回来，我作了检查，可是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我倒原料到底是几缸？有说三缸，有点二缸，说多少就是多少了。另外，面包为什么都拿去给你们吃？你们吃完了就睡觉，别人干活不是挨饿了吗？郭健华真像个厂长的样子，不听别人指导。‘管他怎么说了！我们干我们的。以前照你的方法做，炼不出锗来。’倒原料时就是这么想的。结果，回来后滕云阁批评我们，我真想不通。事情多大不说，思想有问题。”“有心病。昨天我没有上课。听说老师也去掏烟灰。我们的锗是向国庆献礼的。倒了可惜。唉！我只在初中受过这样一次批评。这说明，我就是这样的觉悟。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还痛快一些。”
　　看《论修养》《保卫延安》。
　　和梁旭昌一起把徐婉送到俄专礼堂。她在那里练节目。把同志们的意见传达给她了，主要是影响女生团结的一些意见。“这是谁说的呀？”她把嘴噘起来，进行解释。我们提了一些希望，到北京更要约束自己。她表示，以后要跟大家搞好团结。最后她说，“不知为什么，别人总是说：演员嘛，就是特殊！”
　　心灵仍有未愈合的伤口，这大约是割掉毒瘤之后的必然现象吧？我忧郁地想：我的前途是什么？当大中学校当教师都可以。想把这和爱情联系起来，最终在意识中以失败告终。不要不敢写。
　　晚上与刘承孝谈话。他非常单纯、坦率。他说，他目前的缺点是自信，希望自由行动，希望站在中上游，不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