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第818--827天

　　1958年9月12日星期五晴（第818天）
　　宏亮的号角把大家唤醒，不一会儿，楼道响起“咚咚”的奔跑声，哨子嘟嘟响，使人紧张，全身的神经都绷起来。
　　在一个土台的前面，站着民兵营的全体战士。营长是中文系系主任冉欲达同志。他跳上土台，从柳树后绕过去，喊了声：“同志们！”
　　全体战士齐刷刷地一个立正，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营长喊了声“稍息”说：“现在，我宣布各营干部名单……几天来，大家勤学苦练，我代表营部向大家慰问！”
　　
　　王作昌把二连带出队伍，讲话的时候，自信地微笑着：“四排一班，齐步走！”
　　十几个战士走出去，根据口令，转身面对大家。他们想笑，却不敢，使劲闭着嘴巴，控制不住，眼睛向下，鼻子扭歪了，这又不合立正姿势的要求，想把目光收回去，却又做不到。
　　几个操练动作做完之后，连长问大家：“他们的立正、稍息动作做得怎样？”见没人回答，他指出，“不合要求……第一，两脚尖分开不够60度，第二，挺胸、收小腹，肩要摆平做得不规范；第三，颈要直，目前视；稍息的时候，出脚收脚要快。”他走到队列前，进行个别矫正。被矫正的女生很不自然。连长命令各班分别练习。
　　我是二班长。喊了几个口令，发现了一些错误，立刻上前纠正。这样反复地立正、稍息，实在是不习惯，最后只好让他们站在那里，互相切磋。
　　晚上，照旧开支部会，解决班内矛盾。照样沉默。“几乎是哀求了。”我说，“可以想想这样的问题：对我们班开学以来的工作，大家是否满意？在宣传活动中，布置写红专文章，大家都写了没写？卫生工作搞得如何？”
　　几分钟休会之后，支委做了研究。复会后，小马发言了，他说：“除了掌握会场的人，其他干部应当做群众，带头发言。”
　　他这么一提，团支书王桂莲出来检查了。她说：“我身体很不好，回家养病去了。可是，事与愿违，父母和哥哥不合，都出去自已谋生了。母亲给人家做保姆，父亲要我出校工作支持家庭，我又有病，我想，同学们为什么不体谅我？病，我也不治它了，反正治好了，过了一夜又完了，就这样混，到支持不住的时候，出校工作就算了。”
　　从她身上，看不出共产党员的坚毅刻苦的精神。
　　贾继英说他不能做劳动委员，原因是没有能力。
　　“如果检查了，认识了自己，最后只叹一口气，说‘真难啊’。那就不如不检查！”我说，“干劲要鼓起来，面前的困难，比起共产主义事业来，将之如何？”
　　
　　1958年9月13日星期六晴后雨（第819天）
　　新的本子，应当写新的内容。罢，每天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为什么不可以把每一天都叫做新的一天？
　　外面正下着大雨，洒在将熟的稻田里，秋菜的颜色更加鲜艳了。
　　中文系的文艺刊物《红高粱》出刊了，文章质量不高。却是“新生”，要成长的，就不怕它不熟。
　　为了搞好卫生工作，各宿舍互相观摩。女生宿舍的被叠得整齐美观，毛巾搭在床头上。
　　“她们哪处好？地板干净！所以这样干净，是她们买了刷子，跪在地上刷的。”王作昌说。
　　我们要差得多，宿舍的床扫一下，小张都不愿意。
　　“我们帮助你们收拾一下吧。”女生说。“你们的书架摆在中间，一进门就看见了，给人以满足感觉。”
　　“行啦！”小赵说，“我们自己能收拾。”
　　“‘七仙女’又要下凡，我们自然又得奏商引进。”我说。这是指女生要演出七仙女思凡的节目。我找了几个人练习了一下，我敲钹。
　　梁旭昌给仙女们找珠琏，用香盒里的锡箔纸代替。午后他去女生宿舍，不知不觉把人家的钥匙拿了出来。这样可笑的事我也有过。
　　
　　1958年9月14日星期日阴雨（第820天）
　　中文系团总支的选举大会在今晨举行。早4点起床，劳动到5点（平操场），然后集合到小礼堂。
　　团委于国范书记代表上届总支做了总结报告。他说：“今年的会和去年不一样了（他念了一张去年大会上的条子：候选人我不认识）与会用什么话回答？有人给主持会场的人写了打油诗，后面的署名是：混岁者。
　　党总支王书记作了指示：一是要大家有理想，和个人主义决裂。冯雪峰所以成为右派，就是因为他不是个不断革命论者。总支号召支部工作要自动化，迎接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再有七年，我们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兴奋、激动。
　　早饭后到女生宿舍去，潘常静坐在床上哭。一打听，原来是为这几件事争吵：
　　校舞蹈队今晚要演出，吕云霞又得抽出去。仙女们没有衣服，没有辫子，伴唱的人还没有。
　　“伴唱的人没有，要我去教，歌本也没有，又得练舞蹈，人家有困难就不许提出来了？没衣服，借；没借来，吕云霞说：‘到时候就拿来还不行吗？’”潘常静抽泣着说。
　　吕云霞说：“舞蹈练习晚一分钟她们就批评，谁能抗得了？”
　　我说：“你可以对她们解释嘛！这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事情，都是为给学校出节目，那边练好了，就可以回来。”
　　深津生气地从箱底把小歌本找出来，张淑贤把暖水瓶的碎片往剪好的花瓣上贴，一面说：“我去找人！没有毛线织辫子就用黑纱做。我去找老梁帮忙，找几个女生来我带他们练习。”
　　于书记早晨会上说：一个人，因为在表演、写作上有一手，各单位都抓。由正达他对书记说，他以前写过多少东西，最近穿的崭新，把参加吉林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纪念章又佩戴上了。
　　今后大学公社化。我高兴地对自己说：听党的话。
　　午后在雨中劳动，光着肩膀的，满身都糊上泥和汗。双杠木当扁担，铁桶当筐。霎那间，大雨倾盆，立刻发出呼叫声。我叫小马给我多装，他不干。于东坡说：“装吧，我算知道他了，别看他干巴拉瘦，可有点劲哩！”
　　于东坡是打锣的，午后我们不练习了。贾继英说：“你们不练习？还应当来一个人才是。”他一回头，看见了我，张峰德说：“长期不干活，冷丁干，满手是泡。”
　　晚上，我和贾继英顶雨去看《生活的浪花》。影片很平淡，几个人纠缠在爱情的小圈子里，互相嫉妒，可以说，没有一个成功的人物。作者在背景中，非常喜欢花色湖光。头一部分倒是可以的，在工地上，桃花也不少。
　　岳广和说：“忘记了一个人，就忘记了烦恼。”这句话很有道理。
　　仙女们把扇子做出来，是用皱纹纸沾的，再用油光纸剪些荷花、牵牛花、梅花、马兰花什么的。
　　班内在校庆日要给党献礼，梁旭昌给小诗集起了个名字：《朵朵红》，大家称好。我说：“你们别以为他只会作写厕所诗！”大笑得仰面朝天。诗集里我写的一首诗是：
　　地硬没有身板硬，
　　大镐一挥天地动，
　　谁说水火不相容——
　　满身汗水滴，
　　镐尖冒火星。
　　
　　天地动，
　　吓坏老雷公。
　　打雷震破天河底，
　　大雨往下倾。
　　
　　锻炼，锻炼，
　　放颗体育大卫星！
　　奔天宫，
　　拳打雷公不容情，
　　劳动者，是主人，
　　看他还敢耍威风！
　　
　　来来来，
　　吃水先打井，
　　锻炼须把操场平！
　　
　　1958年9月15日星期一雨后晴（第821天）
　　夜里风很大，早晨起来，见外面下着小雨。走出门，冷风打过来，皮肤像收紧了似的，打着冷颤，树叶也饱含着凉意，萧瑟作声。秋天已经把长手已伸过来，摇了摇树木说：该换一换装束了。
　　午后校庆，真是大喜的日子，因为要练节目，伴奏的人可以不去。我本来可以争取去的，去了趟商店，买扣子，回来时练习笛子，是前奏里曲子，然后到校部去参加大会。操场上没人，听见扩音器的声音是从大楼里传来的。校门前插着彩旗，门上写着“庆祝辽宁大学成立”几个大字，下面悬挂了四个红灯笼。走进大楼，站在楼梯上听讲，就听了一句“建立一所共产主义的辽宁大学”。
　　一转身，看见小学同学张文余（他在生物系学习）从楼梯上走下来，清瘦的样子。到了他们的乐器室，随便交谈了几句，出来以后，回到了辽大二部。晚上在校部的风雨操场演电影。班里的仙女们都化了装。陈绍英说：“今天的大会没参加真遗憾！”
　　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宁武省长和其他省市委的领导。辽宁省委书记毕文廷排到第14名。党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文艺宫里演出了文艺节目。火星来的朋友，讲着异国语言，他们希望我们到火星上旅行。仙女舞蹈演出时间后延了，我们几个先去看电影了，回来晚了一些，鼓没找到，小赵上便所没回来。仙女们火了：“你们怎么鼓也没拿来？”
　　笛子的调调也没调准，没吹起来。这次演出的工作做得很不好。这次活动虽然不归我组织，但我不主动，心情不好。
　　
　　1958年9月16日星期二晴（第822天）
　　晚上，613班、615班小组长以上的干部都在党小组长王作昌的主持下开会，讨论成立人民公社的事情，有几种分歧的意见：
　　1、主张两班合为一班，成立一个公社，领导机构统一起来；
　　2、主张两班原来的组织机构不变，组织一个协作性的组织。
　　对待后一种，有人说那就不叫人民公社了，好像是一个互助组。还说：学校现在还不是以公社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我们先组织起来，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再改变我们的组织。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是等待形势，而不是鼓动形势
　　我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发挥人的作用，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服务；我们成立人民公社，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对于农民，应是迅速提高文化水平，对于我们，是参加体力劳动，两方面的起脚点不同，最后都是奔向红专的道路，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成立公社，首先解决的不是组织形式，首先考虑的是包括专业学习在内的统一领导和计划安排，像刚才说的那样；后一种公社只能组织一些业余的学习、写作、表演、研究哲学，会使公社变成一个俱乐部。”
　　陈本凯说：“老盖的意见值得商讨。公社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但我们的学习是多方面的。”另外一个人说：“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我们还要学习生产。”
　　我还想发表意见，就是不把正课的学习纳入领导与计划之中，这样，课程和其他活动是有矛盾的。
　　20点30分，全体同学来到我们大课教室。王作昌亮开嗓门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成立一个共产主义萌芽形式的人民公社！”
　　大家鼓起掌来。
　　“我们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出一把力，撮一锹土！使祖国以跃进的步伐前进。”
　　然后，他宣布公社的组织机构：正、副社长各一人，下设军事部、生活部、文艺部、勤工部、检查部。他接着说：“我们公社的名字叫‘卫星公社’，专门放卫星的！首先，在内务整理上，经过大家的努力之后，可以贴出大字报，卫星就放出去了；然后，我们再来三个百分百，两班合在一起，就有了七十二大贤人、100％的会写作、100％的会表演、100％的会写哲学论文、论班级矛盾，可以出一本《矛盾论》，来一个全社整风……”
　　过去，我们两个班就有合作基础。去农场劳动以前，十三班曾把全部的木材送给我们做凳子。两班也各有特长，十三班的京剧，十五班的快板群与舞蹈，十三班的军训、农场劳动时期，做的都很突出……
　　屋子里只点了三支蜡烛。急促呼吸使不很明亮的烛光动荡起来，然而人们的心里却是亮堂堂的、乐融融的。最后，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冲出教室，使天幕上的星星一下子全都钻出来，挤挤扎扎，用好奇的目光向人间瞰视。
　　
　　1958年9月17日星期三阴后晴（第823天）
　　午后讨论班级矛盾。李耀才竟提出：支部的工作要迅速转到“文化革命”方面来，而不是停留在整风阶段上。实际上，我们正在搞文化革命，但与他所说的不一样。
　　王大中发言，仍谈的是理论，大家如何如何，好像他对自己的思想都自洁自好了；在感性上，他仍然比别人优越。
　　忠实地生活吧，沉默和跃进，永远不能在风格上统一起来。
　　昨天布置支部会后的讨论。王桂莲对我说：她不参加了，因为党小组开过会了，如果再开会，她就成了会议的职业家了。
　　昨天找小赵谈话。前天校庆的时候，党委提出：党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小赵说：“我完了，不能进步，我以前不这样，现在却常常自卑起来。”
　　今天的会，宿玉堂提出：光开会，课堂的学习质量不能保证，怎么办？我在会议上解释了个人思想矛盾：工作与学习、健康与学习、个人兴趣与国家利益之间矛盾。
　　张峰德对我说：他要把思想向组织作些交待。晚上，我们谈了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学生？如何解决学习与运动之间的矛盾？
　　晚上，李耀才又把他的论点拿出来。王大中说：“专，光挖一本书就能达到吗？看起来是左的，实际上是右的。我在会议重新阐明了用运动的方法搞学习。这样，可以在学习上掌握主动，夺取资产阶级阵地，在学习上体现多快好省，发挥协作精神，克服个人主义，用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是打不倒资产阶级教育的。”
　　在回宿舍的路上，陈本凯说：“学习和政治不一样，不能用运动的方法进行。”我对李耀才说：“你的见解是错误的。”
　　“怎么错误了？”他瞪大眼睛，木然地盯着我
　　我说：“我有我的观点。”
　　他说：“我们都是共青团员，我认为我的观点和你的一样。”
　　“都是团员也有意识上的差别。”
　　
　　1958年9月18日星期四晴（第824天）
　　午间，陈本凯让我和潘英喜把《朵朵红》的诗集编一下，准备参加系里的赛诗会。我写了一些诗，那都是有个性的，明朗生动的心曲，随便也奏了一首。
　　忠诚地生活，这不是为了个人。如果是这样，心灵中的矛盾永远不会统一起来，只会使那个痛长到不可药救的地步。
　　目前，我所担任的支部工作做得很好了吗？没有。个别谈话，几乎没有。
　　听罗广武反映，孙正新的生活仍很随便。前天公社成立大会，他是知道的，就是没来，早晨又不愿起床。
　　晚上，看影片《辽河在奔腾》，是辽宁制影厂出品。除了在解说和剪辑上有些缺点之外，应当说是好得很。它反映了辽宁人民为了实现总路线的跃进精神。
　　东风社举行诗会，通知是用诗写出的。看完电影之后，我和小赵参加了诗会，一歌顺口溜：
　　我们是诗人
　　有颗爱国心。
　　秉烛坐一堂，
　　歌唱大跃进。
　　
　　一唱公社好，
　　幸福快来到。
　　一步上天堂，
　　劳动是法宝。
　　
　　二来唱家乡，
　　家乡变了样，
　　采集百花籽，
　　种在乡路旁。
　　
　　农场大课堂，
　　永远不能忘。
　　汗珠洒地上，
　　希望结心上。
　　
　　再唱反侵略，
　　立志上战场。
　　为使后代安，
　　砸死狗豺狼。
　　
　　必须用朴素的调子来歌唱，它不是装饰自己的玩艺儿，而是发自内心的语言，因而真挚，是真正的诗。形象奇丑、思想呆板、佶屈赘牙的东西不能去追求，它不能为生产服务，只能讨情人们的喜欢。
　　我看到，只有写最短的东西，才能与现实的战斗任务相配合。
　　
　　1958年9月19日星期五晴（第825天）
　　普通些，再普通些！这样，你就不用怀疑，你在别人眼中，是不是一个遭鄙夷的形象。有了这个品质，工作就有了本钱，犯了错误也容易改掉。欲望要打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意志却不能消退。
　　学校找了五名同学，下午做训练，要我们去迎接南美的朋友。作为民族艺术的代表，我们班的“七仙女”又要下凡。我照样得去伴奏。
　　站排到校部去，邵凯书记嘱咐我们一些话。他进屋的时候，微笑着面对大家，自己随便找了一个床位坐下去。我们大家都自动站起来，又自动地坐下。大家都很爱戴他。他穿了一身青泥制服，同样质料的八角帽。颈下的一个扣子开了，露出黑边白衣的领子。黑色的脸膛，一张果断而刚毅的脸，皮肤不很平细，目光锐利而严峻，讲话的时候，双目平视，下面的大部分眼白都露出来。手势一点一扫，然后说一名幽默的话，大家都笑起来，没有大首长那种高不可攀的派头。
　　“明年是国庆的大庆，辽大以后接待外宾的事情将很多。”他说。“外交分两个方面：国家方面的来往，人民方面的来往。民间的来往要自由些。国家的外交辞令要有板有眼的。
　　“你们不要怕。我们的觉悟比他们高。主动做他们的工作，影响他们，争取他们。
　　“我们的外交活动对象有兄弟国家，可把沈阳市教育发展的情况告诉他们，现在有20所大学，50所中学。解放前中学生有5万，现在有27万多。”
　　“来访的有一些朝鲜和匈牙利的朋友。你们要一视同仁。他们可是有心眼的呀！
　　“拉丁美洲的青年可能中了一些反苏宣传的毒，他们看美国杂志、好莱坞电影。我们要了解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告诉他们：中苏是友好的。
　　“他们会问你们有没有自由？你们可以告诉他，人民代表大会里有青年和妇女代表，问他们国家妇女有选举权吗？告诉他们要争取。
　　“他要是问：‘你读过希特勒《我的奋斗》吗？’你就回答说：我不感兴趣；
　　“他如果问：你们爱和平，为什么还要搞军训？你们就说：和平不是靠哀告而得，而且，我们要是想当兵，学校就答应我们；你们能这样吗？侵略者是欺软怕硬、得寸进尺的，它是纸老虎。美国对你们好一些吗？我们能给校长贴大字报，你们能吗？”
　　邵书记讲完以后，我们开始学唱《国际学生联合会之歌》。
　　本来张淑贤要和我们一起来的，因为赛诗会要借一个场所，到系里开介绍信。“我办完事出来以后，你们就没影了。”她说，“你们往哪里去了？我找也没找到。你们可真是死心眼，就不能派个人在门口等等人家！”
　　大约吕云霞对她不满意了，她走到排后来对我说：“摔脸子，可真受不了，你也不是特意来晚的呀！”
　　我说：“既然你知道是为了工作，谅解一下又有什么关系？”
　　“可是，感情总是不能平稳的。”
　　“为了工作，就有不被理解的时候，这就需要忍耐、克制。不要总计较小事。”
　　“我们女生就是这样，说来都叫人家笑话。”
　　我说：“还好哭，像梁月。”
　　“你看她哭过吗？”
　　“倒是没发现，梁月为什么总是不愉快？”
　　“不知道。从劳动回来之后她就这样。我看有这样几个原因：家庭困难，可她常说‘克服’，怎么还不能凑合三年？再就是为了工作，和王桂莲她们和不来。唉，你慢点走，我实在走不动了，最近检查腿部，可能有关节炎，走路膝盖和脚脖子痛。”于是我们放慢了脚步，队伍走头前去了。
　　“还有一个原因。”她接着说。羞怯心理使她故意回避似的。
　　“是关于洪文斌吗？”我问。
　　“可能有点。她想接近，却不敢。她有资产阶级虚荣心。她说，在我们班，她绝不做头一对。有什么事儿，她也不对我们说。连她的好朋友苏本荣都不知道。后来她看出来了，就问我：‘梁月是不是为这事急躁？”
　　
　　1958年9月20日星期六晴（第826天）
　　早晨训练的时候，连指导员滕云阁说：“同志们！我们要来个出奇的：中文系搞尖端——研究半导体，从烟筒灰中提炼锗，今天全片人员全体出动，我们一共需要900多斤锗。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与困难作斗争，我们每个人都来演一次包公。掏烟囱的工具自己想法子解决，我们还要保密！”
　　吃完早饭，班内分成许多小组。有的说：“我带一些人到铁西去，我哥哥在厂子里，烟囱灰有的是！”王大中到南市场去与学校、浴池进行联系。我和小赵、张淑贤为一组，下街道去收集。
　　高高的烟囱突然成了我们注意的对象。到第一医院的时候，工人很支持我们，让我们到锅炉后面去看。到了住宅，看见窗口伸出一个烟筒，我们走了进去，递上笑脸，说道：“大婶！我们是辽宁大学的学生，办工厂需要一些颜料。你家的炉筒我们给打扫一下，好吗？”
　　“那不是我们的！”她说，“她睡觉了，叫她一下。”
　　一个小姑娘叫了一声，里面的女人带着睡意，哼了一声。小姑娘说：“他们来掏烟筒灰。”
　　“没有啊！”屋里的女人回答。
　　我们往烟筒里看了一下，烟灰一朵一朵的，像黑玫瑰。奈何人家不让掏，三个人都很惋惜。张淑贤带气地说：“居民和工人就是不一样，大白天还睡觉！”
　　我们来到橡胶厂。传达室的人有些愤愤的样子，说：“刚才你们辽大的已经来过人了！”
　　我们又到了家属区。一个老大娘很欢喜地说：“男人们都上班，正着急没人打扫炉筒呢。你们弄吧，咱要这东西有什么用？”
　　我们卸下炉筒，放进纸糊的口袋里，用棍子敲，见烟灰落下去了，又小心地把烟筒给人家安回去。
　　“不合适，这是少慢差费。”小赵说。
　　听从他的意见，我们来到石油供销处。这里的大烟筒正在冒烟。掏了半麻袋，有20斤的样子。我们问他们：“你们烧的煤是哪儿产的？”
　　他们回答：“阜新新丘。”
　　“大爷，我们把这些烟灰背回去，如果可以，我们下次再来；如果有别的单位来要，请您告诉他：已经给我们了。”
　　“好。”
　　小赵背着麻袋，乐颠颠地说：“这下可完成任务了！”
　　但是回校后一检验，只有纸袋里的二斤灰是合格的。
　　下午，我们学习《矛盾论》，又来了收灰的任务。张淑贤站在校门口等着，有点被贬的样子。我和小赵不让她去，她偏去。
　　“反正你去也没用。”小赵说，“腿痛，走得慢，反而影响我们俩。”
　　“你们能行啊？”
　　“行！”
　　我们俩说着，又到上午去过的地方。小赵全身都钻到烟道里去了。我担心地问：“能进去吗？能喘过气来吗？”他退了回来，说：“不行，站不起来。”人已变成黑鬼了。
　　我仰面退身进入洞中，再顺着烟筒的方向坐起来，半闭着眼睛，从四壁刮灰，灰呛得人上不来气。爬出来以后，小赵直门笑。才收了三斤。
　　我们走在街上，小姑娘嘻嘻笑着说：“看啊，两个大花脸！”我们心里却挺高兴。
　　“金大凯不是肚子痛吗？”小赵说，“董淑玉看他拿本书进图书馆了。”
　　在明显的对比之下，这样的人显得多么渺小啊。
　　王大中出去一天才回来。梁旭昌用手电筒照了一下，他收集了三袋，问他：“怎么才回来，快去吃饭吧！”
　　晚上，我们大洗一通。据大中说，化工厂很支持他们，让他们进了平炉里，还给点了蜡烛，“那灰真好，一朵一朵的，像豆腐脑”。
　　
　　1958年9月21日星期日晴（第827天）
　　昨晚我都躺下了，陈本凯把我叫起来，说：“今晚要来一下子，你们人少，分开两部分，你担任四班长。”
　　小赵告诉我，子夜觉是最甜的时候，军号在这时把我从梦中惊醒，穿好衣服就跑了出去。全营紧急集合。
　　“同志们！”副营长于国范讲话，“现在三台子有敌情，师部命令我们急行军，执行战斗任务。注意三项：病号下去，一个不准掉队；第二，女战士编入后勤部；第三，全体官兵一定要有战斗配合，进军中，战斗员不准说话，指挥员不准喊口号。”
　　队伍出发了。经过街灯，看见急进中散乱的人影一个个闪过去，迅速消失在黑夜里，只听见“嚓嚓”的脚步声。纺织娘的叫声没有了，远处的狗却狺狺而吠，走两三步就得跑一段。回来的路上，一气跑了三千多公尺。一些人被甩了下去。我当时只希望前头部队快点停下来，后来一想，我是班长，泄气影响不好，到底坚持下来了。外衣冒热气，内衣像水捞的一样。如果没有军事纪律，我不会坚持。唐院长说：体内的潜力和毅力能结合起来。这话万分正确。
　　回到操场，副营长又开始训话：“同志们！我们完成战斗任务了。这次行军，使我们在劳卫制这个项目上都及格了。10公里走了71分多，有四个体育老师跟我们一起走，还有郭大夫也在行军队伍里。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
　　早饭后，又来一次紧急集合。营教导员说：“卫生工作是一次革命，党委昨天召开会议，特别研究这件事。我们认为，这是风俗革命，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我们辽大的卫生不及格，受批评，今后多咱打扫好了，多咱通知人家来检查。今后，卫生搞不好，要执行军事纪律！”
　　听了市委书记关于卫生工作的广播以后，开始大扫除。我被分配去卖系里的杂志《高粱红》，和董淑玉一起。她对我说起徐婉来：“从大连回来以后，我们屋子里有股特别的香味，哪来的呢？不知道。每次扫除，徐婉都对陈绍英说‘不要动我的藤条小箱’。后来打开来，原来是一箱水果。她每天躲在被窝里吃，破袜子和梨核一起掉下来，睡在底下的人才倒霉呢；她还不洗脚，一说她就解释，最后还是不接受。何大姐能说她：‘徐婉，去洗脚！太臭了——你跟我瞪什么眼？’‘啊？我瞪眼了吗？’她说。她烫头，就是为了不洗头。一个月不洗也是那样。老穿人家李小玉的衣服。她俩到一起就讲谁跟谁能配得上，我们烦死了……我们女生的问题，不到班上解决不了。何华楠一睡觉，就叫我们老老实实的，有点声音，她就发火。有时，把门大敞开来，她站在凳子上说：请进吧！”
　　谈到梁月，她说：“我们跟张淑贤都说好了，早晚我们得给她公开。非叫她做头一对！”
　　谈到她自己，她说：“我很不愿跟男同学说话，任性，不爱学习。有什么事只好对母亲讲。母亲说我：‘你啥时候能长成大人哪？’父亲很早就喜欢她，不喜欢弟弟。”在商店里，挑了点花布，说是做不好。问我的看法，我真的提不出什么意见来。我买了一双广州出的皮鞋，花了12元钱。
　　回来的时候，学《矛盾论》。我的矛盾却在梦中统一了。今天确实太累了，跑了几个中学，4中，31中、24中，把杂志请中学团委代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