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966）两天日记及小说《乡愁的魂》（上）

　　1956年10月14日星期日晴（165）
　　二哥给我买了一条秋裤，因为天冷了。我得到他这样主动地照顾我还是第一次呢。社会上的一切都在改变哪，他对我的看法与昔有异。
　　昨天在利民市场购得《古诗源》两册,今日又去书店购《古代世界史》一册，准备以后用。我看中一本《中国现代史讲义》，书店要介绍信，就买不下来了。
　　秋山红叶满，间有绿色混杂其中，山里红只剩下白色的树干了。
　　明天当把三哥给我讲的“罢工”一事写下来。
　　
　　1956年10月15日星期一晴（166）
　　下午打了场篮球，很痛快。
　　总支召开各班的宣委会议，传达关于纪念鲁迅先生的活动。下午开了介绍信，求郭广盛把《中国现代史讲义》买回来。
　　学校把我的户口弄丢了，这样我就无权参加普选了。林兴家先生说，调查一下。
　　
　　1956年10月16日星期二晴（167）
　　户口在二班找到了。这“马大哈”真气人！
　　午后接到一本《文艺学习》，是编辑部寄来的。在铅印的书箋上说，以后将每月寄一本，要我经常联系并提出创作是的意见，今后会竭力帮助我写作。对他们的关怀我很感谢。我要好好学习。我的《游子吟》大概寄到了。
　　下午是三哥向我介绍的家乡发生的事儿：
　　社员对生产队长的意见早就积累着，由于大家的胆子小，没有主人翁的态度，有意见谁都不敢提。最近为平场院的事，成了导火索。
　　一个生产队分岭前岭后，岭前的地多，岭后的地少。全队讨论在哪修场院的时候，岭前的人主张在岭前平，岭后的社员在队长的主持下，不考虑岭前社员的意见，决定在岭后把场院平完了。这样平，场院离队长家近，亲属也多。岭前的社员到岭后去打场，浪费人工。过去，因为队长主观，给生产队带来不少损失。三哥是岭前社员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不听队长的领导了。他们要自己在岭前搞秋收，明天开始修道。两面光的副队长把岭前的事儿告诉了队长王德民。第二天，队长召集岭前的人开会，社员拒绝参加。队长把社长王德信找来解决问题。他是社长的弟弟，是个小官僚，被三哥当面指责，弄得他瞠目结舌答不上话来。后来决定召开全体社员会，社长成了众人的靶子，于是请乡干部来解决。乡总支书记把的三哥开除社籍，党员贾文忠出来忠告，叫他听听群众意见，否则，乱处分人，可能犯错误。结果，大会上社员对队长错误大胆揭发，乡总支部书记也受到了教育。
　　为这事，三哥曾找报社的人来谈过……
　　我在写日记，顾炎炎告诉我，张乃千老师叫我去。他对我的物理作业十分不满意。我说，我是因为身体关系才这样敷衍的。他给我记了两分，后又划去了。
　　我痛苦极了，两个晚自习都没上好。我想起我哥、姐两人死于肺病，我正在受着这种病的威胁，老师对我和情况不体谅。嗐！让我说些什么呢？反正觉得很倒霉，又不能用发愤来挥霍自己。好想哭一场，但眼泪又忍回去了。
　　
　　乡愁的魂（小中篇小说）【上】
　　盖壤
　　1.
　　童年的许多事情，时间久了，记忆模糊了，就变成一个传说。老姑姑常对别人说我小时候的事：没有灯，蹲在灶坑前，借着灶火映读。还拿我和三哥做比较，说我和三哥一起上学，赶上下雨，大沙河涨水了，我涉水过了河。三哥要打退堂鼓，在河这边喊：“玉久啊，快回来吧，雨再涨，放学就回不了家了！”
　　我在河对面坚持：“没事啊！快过来吧！水不深！”三哥不放心我，只好过河来陪伴。传说里有褒有贬，我想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哥。
　　三哥属鸡，比我大三岁。小时候我跟他睡一个被窝，他总是向着我，护着我，比别的姐妹亲。他早年生过天花，一条腿瘸了。我总是担心他娶不上媳妇。但他跟别人没什么两样，甚至付出的努力比别人更大。
　　1948年，我爹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春耕。开犁的时候，爹爹扶犁，三哥滤粪，我撒种，三个人一付架，最累的活就是滤粪了。拉到地里的小粪堆，像蘑菇方阵似的，冒着热气。三哥把粪肥搂进粪箕子，走一步点一下，一箕子点完再装一箕了，那瘸腿一拐一蔸，直到地头，把糊在粪箕子上的粪渣敲打一下，利利索索的，哈腰揪几棵紫袄白裙的曲荬菜芽，塞进嘴里偿着爽口的苦味，好不轻松!我对三哥说：“你怎么不嫌累呢？叫我干一辈子，我可受不了，我得读书去。”
　　三哥说：“就这活，谁干累谁。干活吃饭，不干活，怎么吃饭？你脑子好使，等蛤塻塘小学复课了，你就去念书。我初小念完了，写信、记账都够用了。我得帮爹种地，家里供不了两个人上学。”
　　三哥看看躺在地头的爹，捂着肚子直哼哼。他有老胃病，疼得厉害的时候，干不动活了，躺在地头缓缓气，挺到老秋就去世了。二哥正参军打仗呢。我和三哥一辈子的命运，是在地头上定来来的。
　　抗美援朝那会儿，三哥报名参军，因为腿有毛病，没验上。苏联空军支援中国，要在丹东南的浪头修机场。三哥当了民工，扛水泥、抡大镐、干一个班就是一天一宿。到下工的时候，那摇摇晃晃的队伍一边走道一边睡觉。我说：“人走道能睡觉？我不信！”
　　三哥说：“不信去问问沟外的马六子，他边走边睡，一下哧溜到沟里了，是我把他拽上来的。”
　　机场修了半个月，回到家里，他一觉睡了两天两宿。我把大饼子焐在锅里，等他醒了再吃；他不醒，我也舍不得叫他。真是铁打的汉子，硬是和好人一样。
　　合作化以后，大家选他当生产组长。社员给社里干活，不像给自家干活那么用心。种地不等到地头就磨物杖，总是留出一截地，三哥就拿镢头把地垅培到头，种上豆子。有的社员滤粪不是一蔸一蔸地点，而是图省事，把粪堆撅了，往四周一扬。粪撒得不均匀，出来的苗，有粪的地方发绿、没粪的地方发黄。三哥就把这么干活的邓二添叫过来批评：“你干的什么活？有这么扒堆扬粪的吗？看这苞米苗出的，像画地图似的，东一个色，西一个色！”
　　二添说：“你怎么知道是我撒的粪，又没留记号！”
　　三哥说：“我分配的活我不知道吗？种地的时候，滤粪的活都是你包的。”
　　二添说：“是我包的不假，我就不兴撒泡尿叫别人替我一下？这贾家沟里就你一个大尾巴狼是咋的？”
　　这不是放歪吗？若叫我，会接着追问：“你撒尿谁替你滤粪了？叫来对证一下。”三哥觉得二添跟他作对另有原因，越掰扯越是破裤子缠腿，只能干生气。
　　我曾问过三哥：“我在学校里听大伙议论，说农民觉悟不高，合作化是不是搞早了？”
　　三哥说：“不能一概而论。不管给合作社干活还是给自个干活，都得凭良心，不能糊弄。十个指头哪能一般齐？像邓二添，自家的园子都莳弄不好，等到什么时候能觉悟？合作化关键是有个好心的带头人，大家团结一心跟他干。”
　　2.
　　三哥还会拉二胡、吹口笛。口笛就是用左手的虎口握住右手的四个手指，两手掌相对，掌心做成一个共鸣腔，两拇指并拢，压住食指，中间留一道缝隙，用嘴吹奏。三哥才艺加能干，很招女孩子喜欢。
　　1956年夏天，我在一高听报告，说全省已有60％农户都入了高级社。我老家还成立了集体农庄。我受了形势的鼓舞，想回老家去感受一下。路过沟口的邰家，离房后的园子十米远，听见有人压低声音叫了我一声：“玉久叔！”
　　我回头一看，隔着篱笆露出一个女人的脸。眼睛挺大，脸蛋白净，新媳妇打扮，画了眉毛。原来是沟里齐恒广家的大女儿，名叫小凤，向我招手。我知道她嫁给了邰嫚的侄子大贵了。若从我叫她祖婆婆为舅母那么论，我算是叔字辈的。她刚结婚还不到两个月，新烫的头发打了发蜡。我到篱笆外，见她从大襟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这信交给你三哥。”我接过信，她急溜钻进了芸豆地，怕别人看见。
　　我回到了哥仨的家。这是春天刚买下来的三间草房，一条小溪在房西头绕了个弯，从房前经过，在西头拐了个鎌刀弯，流到南边去了。原来的家在河东边的上坎，住了十二年，东屋西屋加起来死了爷爷、奶奶、小婶、父亲、大哥共五口人。老母猪一窝就下一个崽，俺家的牛把上屋的马顶死了。住老屋实在不吉利。二哥用部队盖营房给的土地补偿款，买了这三间小草房。这是哥仨唯一的不动产。二哥一家住西屋，三哥住东屋。二哥一直在外面干木匠活，从初级社开始，三哥代表全家入了合作社。小草房算是一家的根，三哥是家的守望者。我到家的时候，三哥正坐在门前小河边洗脚。
　　我把信交给了三哥。信是用旧信封装的。他把手上的水在裤腿上擦了擦，接过信看了两遍，叹了一口气，眼睛盯着河那边一棵大杨树。树上有个鹊雀窝，鹊雀夫妇晚上归来，喂完小鹊雀最后一条虫儿，不管小鹊雀如何吵闹，自顾呆在巢边吹凉风儿。三哥发了一会儿呆，把信递给我。我看信上只三行字：“来林哥：让我最后叫一声哥吧，再见面，我就得改口叫叔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的心。不能在一起，真可惜啊。好人会有好报的。齐小凤。”
　　我把信还给他。他不紧不慢地把信一小块一小块撕碎了，又一小块一小块扔进小河，冲走了。我也把鞋脱下来，拣一块石头在河边坐下，把脚伸到水里，特别凉快。山沟的黄昏，正适合听听流水的岁月，如何带走温馨伴着眼泪的故事。我问：“她都结婚了，还来往不怕别人说闲话啊？”
　　三哥把最后一片纸扔到河里，说：“怕不怕都堵不了别人的嘴，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身正不怕影斜就是了。”
　　“你俩真的相好过吗？”
　　三哥先是低着头想了想，把一块小石头扔进河里，说：“唉，能说说心里话的，也就你这么个弟弟了。”接着他讲了下面的故事：
　　你上中学以后，村里就成立了初级社，头一年牲口还都是各家养各家的，放牛的事就落在我的头上了。牛吃草的时候，我就练手笛。开始只能吹一个音，后来就会学鹁鸪叫，再后来能吹《小妹妹送情郞》头一段的调调了。那一天，我在学鹁鸪叫，另一边山里突然有了回音。咱家西边不是有个大孤顶子山吗？山顶上分出四条脉，伸到沟底。开始我听到手笛声，以为是对面那道山的回响，后来听出来，是一个人吹出来的。我吹一声，那边就回一声，显然是在招呼我。我想看看那个人是谁，就一边吹，一边往那边走。走到跟前，回声倒没了。
　　只见柞树林子中间有一块空地，长满了青草。草地中间有个树桩子，拴了一头大叫驴，是老齐家的。我明白了，吹口笛的人应该是齐家大丫头齐小凤，她藏起来跟我调猴呢。这地方没沟没坎的，人很可能是藏在大松树后面。大松树有两抱粗。我鸟儿悄地走过去。大树底下果然露出一个脚指头——她没穿鞋。我绕到后面去，见她穿着一件花格子小袄，肩上打着一个蓝布补丁，正揿着头往外偷看。我从后面过去，抽冷一下捂住她的眼睛。她妈呀一声说：“吓死我了！鬼三哥！”
　　我松开手，说：“撩什么闲？”
　　她抿嘴一笑，说：“帮我个忙！”
　　她把我领到一块爬满藤蔓的大石砬子下，藤蔓上面结一大片菠菠头（树莓），红艳艳的，一嘟噜一串，挂满枝头。那东西又甜又酸，比草莓好吃。小凤直跺脚，说：“馋死人了！够不着啊！”
　　我一看，想把菠菠头摘下来，要么拽拉枝蔓，要么一个人踩着另一个人的肩膀，蹬上石砬了采摘。其实，她早想好了，笑嘻嘻地示意让我蹲下来，我说：“好，你摔下来可别怨我。”
　　她摘下我的斗笠草帽，拿在手里，踩着我的肩膀，上去了。也不顾我在下面担惊受怕的，一面采摘，一面唱《小放牛》：“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了撵了一道沟莫咿呀嘿……”
　　我没接茬。她问我：“你怎么不接呀？”
　　我说：“别得意了，当心掉下来！”
　　忙活了一阵子，她小心地把装了菠菠头的草帽递给我，我转手放在树卡巴上，扶着她。她一下蹦到地上，没站住，扑在我身上，抱住了我，说：“累死我了！”
　　我愣住了，不知是该抱住她，还是推开她，竟像个木头似的，扎撒着两只手。后来她红着脸把我推开了，端起草帽，说：“叠罗汉表演得不错，走！犒劳犒劳你！”
　　她领我回到大松树下，坐下来吃菠菠头。我问：“你爹怎么叫一个姑娘家出来放牲口？”
　　她说：“俺爹养柞蚕，往日巡山时候，都是顺手把驴牵到山上放。头几天他见刘老婆子家死了一只瘟鸡，要挖坑埋，就跟人家说：‘别埋别埋，我拿回家去炖了。’到家我又逼着他埋，他拿条掃头子逼着我给他炖着吃。炖好了，我没吃，他吃下去以后，就上吐下泄。俺家的五只鸡也全死了。”
　　那天她家的驴饿了一天，这一带沟里有狼，她也不敢散放，怕驴跑远了找不到，就在驴缰绳上接了很长的绳子，系在树桩子上，驴只能吃以绳子为半径圈里面的草。我一看，树桩子周围的草全啃光了，就说：“你把驴交给我吧，反正牲口多一个也是放，少一个也是放。”
　　她说：“那敢情好了！等我爹病好了，再牵回来。”
　　搁那以后，我就替她放驴，她没事就往山上跑，说：“三哥，不知咋的了，就想跟你说说话儿；你多好，知道疼人。俺妈前年走了以后，我和小妹两个好孤单！”
　　我说：“不还有你爹吗？”
　　她没说什么，“嗐”了一声。你大概知道她爹齐恒广的为人吧？好占小便宜，办事顾头不顾尾的，没便宜事从来不笑。这么多年，我就见他笑过一回：冬天，一只野鸡见老鹰在头顶上飞，吓得钻进雪堆里，大尾巴露在外头，被齐恒广发现了，一把逮住了活野鸡。他眼角朝上，乐开了花。回家给过年请进门的财神爷磕了个响头，烫了壶酒，野鸡肉一顿全造了，肚子胀得嗷嗷叫，眼角又耷拉下来了……
　　我觉得好笑，问三哥：“我上中学前，咱家和他们家好像没什么来往，你俩怎么处上的？”
　　三哥说：“你走后又办扫盲班，又办秧歌队，志愿军回国在沟外盖军营以后，经常跟村民搞联欢，我跟她一起唱过评戏段子《小二黑结婚》，可不就熟了嘛……”
　　“她会不会对别人也轻佻？”
　　三哥说：“不会。她曾对我讲，她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邓二添拿根小黄瓜蹲在她面前说：‘大热天的，吃根小黄瓜儿解解渴呀？’做下流动作，她拿起大石头扔过去，砸在河对面，崩了二添一脸水，她呸了一口。二添落荒而逃，她哈哈大笑。”
　　“二添骂你大尾巴狼，会不会与这事有关？”
　　“那还问吗……二添后来对他爹说：小凤跟瘸腿勾搭上了，她爹就不让她出门了。但小凤也没跟我断了往来，去年我的脚被蚊子盯后挠破、溃烂了，肿得老粗，都是她剥了黄菠萝树皮给我熬水，硬是洗好了。”
　　“她信里说挺可惜的，你过去怎么不说娶她呢？”
　　“你看我有这资本吗？爱来爱去的，归根到底还不是过日子？没有房子，拿不出彩礼——马行千里只为瘦，人不风流只为贫。就算她不挑剔，我也得让她过上好日子吧？俗话说：男追女，如隔山；女追男，如隔纸。我没敢挑破那层纸，他爹可心眼看不上我。她嫁的那个大贵比她小两岁，不愿要她。男人不痛，她心里挺委屈，到了邰家就得矮人一头，所以才说可惜。”
　　我安慰三哥:“无法挽回的事过去就算了，你才23岁，天涯何处无芳草，先立业后成家，你的想法是对的，这趟车没赶上，还有下趟车呢。”
　　天黑了，月亮升起来，鹊雀夫妻回巢了。三哥望着映在河湾里月亮的倒影，河心的水流荡起来的波纹把月影撕成碎片。三哥叹了一口气，说：“靠什么成家？心里不踏实啊！我的腿又有毛病，什么都得靠合作社，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现在五个小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岗北那个小社和咱这岗南贾家沟的小社合并成一个生产队。社主任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们管合作社叫集体农庄，咱们也叫集体农庄，就和他们一样了。就这么着，咱们金山高级社就变成了金山集体农庄了。合了容易，改名也容易，粮食还得地里出。沟外的好地都盖了营房了，沟里这些山坡地，一亩地打200多斤粮，交了公粮，将够口粮。社里没有什么副业，一点儿活钱也挣不着……”
　　我开导三哥：“办高级社有优越性哪，可以搞多种经营。咱这山沟里除了种地，还可以放柞蚕，可以开个栗子园、葡萄园。小凤和你摘的菠菠头学名叫树莓，黑龙江那边已经开始人工栽培了，将来岭南岭北一个大队可以全种树莓，贾家沟就改名叫树莓沟，是丹东特产、特色水果；连我都有心回乡来参加劳动，一面干活，一面学写作，省得为交不上伙食费苦恼。”
　　三哥一笑，说：“你快拉倒吧！二哥复原后一直在外面做木匠活，交不上伙食费，我和二哥还能看笑话吗？你是书念多了，拿故事当真事儿。像小时候听谁讲的：叫花子路上遇见一个快饿死的老婆子，他把仅有的半块饼子给她吃了。老婆子说，我吃了，你不就挨饿了吗？叫花子说，我还能动，再去讨要呗！你行动不便。老婆子说你看那边是什么？回头一看，平地起了三间瓦房，里面走出一个俊俏姑娘，拉着叫花子称相公，说我领你去沐浴一番，然后就拜堂成亲。再看看，老婆子不见了。原来她是辽西的歪脖子老母，姑娘是老母的义女，要把她托付给善良可靠的男人。嗐！我怎么没碰上呢？到手的媳妇跑了，编故事有用吗？你能回来帮大伙带头搞树莓沟？乡领导认可不认可？资金哪里来？技术谁来教？有多少人跟你齐步走？搞不好投进去的钱赔了怎么办？邓二添这路货会扔了小黄瓜、死心踏地跟你干吗？”
　　原来这么麻烦，真不如编故事来得容易。我回乡的念头主要是体验生活，为写作做准备，并没有扎根农村、带领乡亲致富的打算。我朦胧地感觉我的读书报国的理想，跟他的成家立业拉开了距离，使我死了回家务农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