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1966）第154-164天
1956年10月2日星期二风雨晴（154）
我今天开始改《满而扑之》，把语言改好点，但重要的是写人物。
今天我写了9页，质量不坏。但应写出巴拉得出走的思想动力，使人物的行为有依据，更真实些。
晚上，老师举行舞会。我和倪凤鸣、唐江斌给他们奏乐。我们的班主任江长来老师举行婚礼，一对新人跳得快活极了。新郎紧搂着新娘的腰，像冰猴一样地旋转，双脚灵敏，身子风轻。
1956年10月3日星期三晴（155）
初秋了，田野里黄绿驳杂，地面干硬，坡上黄的、红的、青的相混。每天摄一景，对写作很有帮助。
印度小说别有风味。读了钱达的《月圆之夜》，对我写的东西有启发。
今天又写了一些。我一边写一边想，产生了许多问题，它是否有小资产阶级意味？批评家们会不会说它是不真实的？晚写到10点钟，共写了11页。发现前后在爱情和人物性格处理上，有不一致的情形。
1956年10月5日星期五晴（156）
早晨把修改稿看了一遍，动身到街上去。李显亭不在家，午间在大姐吃的饭。午后又去显亭家，他母亲谈兴很浓，叙事颇有风趣。我拉显亭到江边去坐，我把小说念给他听，他说还可以。
晚上看《忠诚的考验》，是一部好影片，对作品中人物欢乐情绪的描写很感兴趣，写得那样动人，演员塑造了感人的形象。
1956年10月6日星期六阴（157）
夜来了，青帐落了下来，在操场上散步的中学生在灯影下走来走去。山下有几点灯火在闪烁，山的背后时时有弧形的闪光，那里是飞机场吧？闪光再次出现的时候，飞机冲入了云宵。
我的个子高成了特征。转到锦州的一个女生李祚梅——人称二妹子的——就说我个子大云云。她是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这时，我想起去年4月16日的事情，使我多么痛苦。我爱唱那首节奏迟缓的歌——《那时》。
1956年10月7日星期日阴（158）
上午把《游子吟》寄给《文艺学习》，叫他们提提意见。快晌午的时候，我去看《新局长到来之前》，一出多么精彩的小戏！我看了个循环场。午饭叫鲍传喜拿到学校来吃的。
昨天在《世界青年》上看了一些介绍莫斯科的文章，介绍各国艺术家的生活和新近的创作，那美丽的世界多么使人向往啊！
我想把我的性格变得开朗和活跃，但我觉得那是没用的，不去想，听其自然吧。
七天秋假结束了。我是很有收获的。大家说我的生活很有节奏，但我的记忆力为何很差呢？比如我在外面晒着鞋子什么的，常忘记拿回来。是不是因为怀疑自己的记忆，使自己的脑子处在紧张的状态中、把眼前的事情也忘记了？心理作用，是一种不好的习惯。
我在市报上看见绢纺厂女工兰培初自杀的报导，生气极了，那是一条青春的生命啊！只有19岁，对那些自私自利、官僚作风的人，应该给予严格惩处，不能让一条生命白白地消失了！
1956日后10月8日星期一雨（159）
好大的雨，落在水池子上，激起了无数个碗花。
下午在宿舍偶然谈起《有说有笑》的内容，刘云福为之赞许，我趁谈兴很浓，又说了《游子吟》的故事梗概。
我得计划复习文科功课了。今天上午因物理课打盹，被张乃千老师叫起来，又坐下，怪不好意思的。我近来感到觉不够睡了，时间需好好分配，尽量抽时间改改文章。
1956年10月9日星期二大雾晴（160）
大雾渐渐退去，远处的烟囱和高树的影子隐隐出现了。像棉花一样的雾，一绺绺地飘走，有一只小鹰从雾中蹿了过来。
花儿都凋落了。那娇艳的凤仙花把小叶子褪得光光的，露出嫩黄的梗子。早落地的种子又发了芽。六月菊残得最早。粉豆花把最后几个花苞打开了，想给老秋留下最后的想念。
印尼总统苏加诺来中国访问，他的演说漂亮极了，无怪人家说他是舞台上的狮子，我有胆量去试试吗？
1956年10月10日星期三阴转晴（161）
西山口的晚霞又出现了，是那样的艳丽，间有蓝色和灰色的云融在其中。有几只灯光点缀在山的屏障前。
下午接到鲍景翔的来函，他正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就读，情绪很好。到大众剧场看《忠实的朋友》，多么有趣啊！从朋友那里获得帮助，是生活必须的。作者对三个人物在行事的分配上，弄得很均衡。
晚霞消失了，蓝色的云胡乱抹在天上。
1956年10月11日星期四晴（162）
下午支部会，我做了关于学习时事和在黑板上开一个新闻窗的汇报，介绍了我的学习计划安排，并就支部发扬民主和对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问题发了言。
近来食欲不大好，注意身体。
1956年10月12日星期五晴（163）
今早大霜，六月菊的叶子都打蔫了。当我一个人徘徊在花园里的时候，我想起我暗恋着的人，我常责备自己不该想这些，这使我看不起自己，可又怎能欺骗我自己呢？我常在幻想中看见她光明媚美的眼睛，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萌芽的爱，或许让我瞎想一生呢。
下午，支委和班委一同参加班主任江长来老师召开的会。为的是改进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我建议召开师生座谈会，可能被接受。
我摘一朵秋天开的花，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好久。有人在笑我。她给予我的嫉妒和羞涩，使我永远不去看女人的脸。
花儿，我多么爱你秋日的香！
《有哭有笑》剩下的部分很难写下去了。我觉得写东西是不可间断的。
1956年10月13日星期六晴（164）
5日我到大姐家去问过五姐的病情，说是仍重，但我没想到就在两日后——7日的早晨去世了。好像听到了她的哀叫，诀别了。
我回家的时候，在陶家的门前经过。我一径走进陶家，陶家正在吃晚饭，我揭开里屋的门帘，只见一铺没有炕席的土炕，我吃惊地转身问道：“哪儿去了？”（那一刻我真没想到她死了。）
“你不知道吗？”五姐的丈夫陶仁良反问我。我麻木地站着，他补充说：“死了！”
我没说什么，鼻子一酸，走出院子。走在路上，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想抑制住，把眼泪擦掉；擦掉掉了又涌出来。回到家里，埋怨二嫂、二哥，五姐去世，应该告诉我。
我站在小河边，我想起，就在夏天，五姐曾在石板上蹲着，跟我说话。可是，现在已经埋在地下了。
我身上穿的一件青衣服是五姐给做的。暑假时，我曾到山上去摘了一些野生的波波头（树莓）送给她吃。五姐说：“我真爱吃这个，就是自己不能上山去摘。”我以为她会好的。我上初一时，从同学那里要来海宝（红茶菌），送给五姐，用来治病。那时她正在地里锄草。她已病重，怎么能干重话呢？就把她的锄头要过来，劝她以后少干活。五姐从来不愿受别人的下眼看待，要强，能忍耐。我对哥嫂说，五姐的病全是没良心的陶仁良给拖死的。当五姐还好的时候，他们在瓜棚里谈恋爱，陶仁良讲过一些动听的话，到姐有病的时候，他又跟别的女人乱搞，生了一个女孩。
可怜五姐一双灵巧的手，做得一手精细的针线活。她对公婆很孝顺。她死了，婆婆也很痛心，再也找不到这样能干的儿媳妇了。
嫁错郎(短篇小说)
盖壤
五姐生于1929年，是五姊妹中最小的一个。四六年春的一天，正是桃杏花打苞的季节，我坐在垣墙外的碾盘上，手揑玻璃碴，刮光一节竹筒上的皮，准备做一把二胡。抬头看见陶家姑奶奶过来串门了，她家跟我家只隔一条小河。老太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头戴青布抹额，拄着个木棍，脑袋走一步摇三摇（她有帕金森综合症），嘴唇微微张合，默念“主啊，主啊……”我上前扶着她，一起进了院子。
俺家是个四合院，上屋五间房住两家，厢房五间住两家，爷爷和小叔住东头，父亲一家住西头。姑奶奶进了灶屋，探头向西屋看了看，见四姐和五姐正往瓶子里插映山红——那是她俩刚从东山采来的。姑奶奶摇着头，轻声说道：“啊，上帝！再怎么穷心里也俊着哪。”两个姐姐招呼着：“陶姑奶奶来了啊！”老太太也不答话，径直走进了爷爷住的东屋。姑奶奶总是像老嫫嫫那样，在亲戚邻里间访贫问苦，报告上帝，请求体恤和怜悯。
爷爷仰卧在炕头，身子倚在卷起的铺盖上，见妹妹来了，扔下手里的唱本《秦雪梅吊孝》，让姑奶奶坐在炕对面靠墙的条凳上，说：“看见对面屋那两个闺女了吗？都到了出嫁的年龄了，她妈死得早，她爹成年忙活那点不打粮的地，顾不上，一家10口，吃不上溜儿啦。你就可怜可怜她们，帮着找个人家。小日本倒台快一年了，你那大孙子陶仁良也快二十了吧？娶妻生子的事该张罗了，你跟他们家商量商量，两个闺女挑一个嫁过去，行不……”
姑奶脑袋摇了几下，也不回答——即使自己已有了主意，也需事先告知上帝。她眼睛微闭，嘴唇动了一动。我听过她做礼拜时的说辞，现在好像说的是：“姑表亲，亲上亲，好事啊！上帝啊，愿你以博大的爱赐福给孩子们吧……”说完，睁开眼睛，说，“哥啊，这事你放心吧，两个闺女人品好，活计好，有什么可说的？我跟他们提去。”
爷爷提起的陶仁良，是姑奶大儿陶元丰家的长子。陶元丰伪满时在安东市当过小学校长，陶仁良在市内上过国高。光复后陶元丰估摸不会受重用，一家人回到乡下，靠种自家的土地为生。陶仁良辍学在家，有时到我们家来串门。这人白脸，小眼睛，走路嘚嘚瑟瑟的，动不动就把分头甩一下。有文艺才能，会拉小提琴。过年村里搞个娱乐、组织个高翘队什么的，都是他来张罗。
我把姑奶奶送出院子，见老太太颤颤微微地走远了，立马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两个姐姐。她俩既没高兴，也没反对，只是愣呵呵互相看着，那意思像是说：这么大的事，怎么事先也没跟咱俩说一声呢？
第二天陶家就回了话，要小的——陶元丰和陶仁良看中五姐了。姑奶奶说，陶仁良姊妹六个，家务活靠他妈一个人，忙不过来，急需一个帮手；选中了小的，是因为五姐的模样俊，性格温顺贤惠，心灵手巧，家务活活样样能干。爹和五姐本人对这门婚事都没有什么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五姐和陶仁良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恋爱的过程。两人的亲密接触，我只见一次。那年夏天，父亲在小河边的坡地上种了一片香瓜，陶仁良见五姐一人坐在瓜窝棚里折棉衣，就钻进瓜窝棚，跳上了草铺，头枕在五姐的腿上吹口琴。五姐把我给她挑的那个香瓜打开来，甩了甩瓜瓤，往陶仁良的嘴里喂。陶仁良抽冷一下坐起来，说：“不能躺着吃东西，容易吃到气管里去！”张开嘴，抻着脖子，让五姐一口一口地给他喂瓜。
当年五姐才17岁，两家说好了，等到大几岁再结婚。五姐对这门婚姻，总是无可不可的样子，虽然有所期待，但看不上未来公公陶元丰那似笑非笑的样子。嫁过去以后，是支门另过呢，还是合在一起？这些事，也没跟陶仁良探讨过。陶家外表看来，倒也挺像是过好日子的——五间草房盖在石階上，下了台階，左边有一丛玖瑰花，每到五月，玖瑰香飘，蜜蜂和胡蝶纷至沓来，好不热闹。五间草房，坐北朝南，房后有三棵高大的栗子树，栗子树后是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堆大石砬子，每到晚上，就有猫头鹰站在石砬子上怪叫；每听到这叫声，我就觉得瘆得慌，总有点五姐嫁陶家没好事的预感。五姐并没有把陶家当成自己的家。
生活一如既往。五姐趁夏天小河水旺的时候，把弟弟和父亲冬天穿的衣服该洗的洗了，该补的补了。干活的时候，她和四姐常用倒叙方式说话，例如说“吃饭了吗”，倒过来说就是“吗了饭吃”。所以这么说话，一是觉得好玩，二是不让老人听懂。
四六年十月，国民党部队占领了安东。一天，四姐突然问五姐：“吗了说听？军央中了加参良仁陶，没有了说你跟他？”五姐嗐了一声，说：“他等我叫，了说是说，信捎人别叫他。”这几句话倒不难懂，从右向左念就是。
据说陶仁良当的是国民党的文艺兵。本来，光复后，八路军胶东纵队捷足先登，从海上登陆接受了安东。人们认为八路军不正统，黄军装长短不合体，后屁股上挂了两个手榴弹，成不了大气候。中央军占领丹东以后，陶仁良把宝押在国民党身上了。
我没发现五姐对陶仁良的行动有什么反应，照样在家里做爹爹的好闺女。秋天的早晨，她根据爹的吩附，把场垣里成捆的花生搬到房檐下，架上梯子，她爬到房顶，让三哥把捆好的花生一捆一捆举上去，她再一捆捆搬到房脊上码齐，让花生快一点晾干。我觉得登高望远挺好玩，也攀着梯子爬了上去，骑在房脊上，呵呵咧咧地唱起了《五更调》。没有人喝彩，我开始嗑花生。花生皮从房顶落下，打在五姐的头上。五姐喊我的小名说：“玉久，吃两个得了，快下来！”我笑嘻嘻地不理她。她说：“快下来吧！你吃一个少一个，爹还指望卖了花生打灯油呢！”我故意把花生皮往她脸上扔。五姐说：“你下不下来？再不下来，我就把梯子撤了，叫你有处吃，没处拉！”见我还是不动弹，她真的把梯子拿走了。我喊道：“你敢撤梯子？快给我拿回来！”
五姐笑着说：“叫你调皮！看你怎么下！”
我说：“你不拿梯子，我就把花生捆往下扔，然后跳下去！”
五姐故意气我，说：“就不！就不！看你长记性不？”她虽然嘴里那么说，还是把梯子架上了。我气极了，下了梯子，从地上拣起一根槐条，照她的腿狠抽了一下。五姐“妈呀”一声，弯下腰，撩起裤腿，大腿上留下一道血痕。五姐呜呜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往院外走。我知道，她是找爹告状去了。爹正在离家不远的地块上收苞米，不一会儿，爹走进了院子，喊道：“小兔崽子，反了你了，你给我出来！”我正躲在灶屋的门后。四姐知道爹使牲口的出身，打人挺狠的，就站在门边装着没事儿似的打掩护。她这么一站，反而暴露我了的藏匿地，爹爹一把将她拉开，伸手向门后揪住我的头发，向下一摁，顺势把我夹住，一顿巴掌拍的屁股上。四姐从后面抱住了爹爹，喊道：“玉久！快跑！”
我挣脱了爹的胳膊，跑出院子，心想：不再回家了。可是到哪里去呢？天快黑了，我走进我们家地头的一道沟，沟里砌了一道石坝，那是爹为了防洪水冲涮土地砌起来的。洪水已经在坝下冲出一个沙窝。我抓了几把干草垫到坑里，心想，今晚就睡这儿吧，反正没人疼。
四周响起了姐姐、哥哥、嫂子的喊声：“玉久啊，快回家来吧！”还是四姐和五姐先发现了我。四姐把我拽起来，说：“学会藏猫猫了！也不怕狼吃了你！”她换了温和口气，接着说，“怎么那么不懂事？家里的油盐酱醋全指望卖完了花生换回来，你嗑一点，他嗑一点，还能剩多少？五姐说你不对吗？陶仁良去当了中央军，要跟民主联军打仗，那是睹命的营生，你不知道五姐心里有多苦吗？还不过去给她陪个不是？”
我一想，是啊，五姐平时给我缝补洗涮，对我多好！她管我本是为了这个家，我怎么没想到她现在的处境呢？刚才，她本来是和四姐一块发现我的，见我没事，也不跟我说话，气哼哼地走在前头。我紧走两步，拉着五姐的手，说：“姐！原谅我吧，是我不懂事，以后我再也不偷吃花生了……”
五姐一下抱住我的头，哭着说：“玉久，是五姐不好，我不该告诉爹，也没想到爹打你下手那么重！”
我拿槐条打五姐，成了我一生的愧疚。
1947年6月，槐树花盛开的时候，丹东第二次解放。陶仁良仍然杳无音信。正好安东市瀛西药房招收女工。瀛西药房是本地一家有名的商家，生产打蛔虫药“一粒丹”最为驰名。这姐俩有工作，有地儿住，有饭吃，还能挣点零花钱，算是找到了好去处。那时，我到街上看见五姐的时候，她穿着淡蓝色的带袖的围裙，头戴工作帽，人胖了，脸上有了笑模样，是五姐最好看的时候。
最着急的还是陶家。战争年代，邮路阻断了，儿子无影无踪，未过门的儿媳外出做工。因为是亲轧亲，两个人没有定婚、过彩礼的约定；现在女方有了工作，弄不好，这婚事就鸡飞蛋打了。土改以后，陶元丰看到穷人翻身了，他家划成中农，虽然斗地主与他家无关，却也有点落威。他略微感觉陶仁良把宝押在国民党这头有些不对劲。
熬过了寒冷的1947，转眼到了1948年的小阳春，牛驴叫，点葫芦响，翻身的农民开始闹春耕了。老陶家的地在我们家地的东边，他每天种地都从我家地头经过。陶元丰赶着花轱辘车停在地头，等着爹扶犂、三哥滤粪、我点种这一副架来到地头。矮胖的陶元丰送上似笑非笑的脸，说：“老盖大哥，歇会儿吧！”
“嗯。”爹一面答应着，一面把牲口槽子拖到大牛和驴的头底下。然后，坐在自家的花轱辘车的车辕上，正好和陶元丰面对面。爹掏出小烟袋，点着了，问道：“你怎么日照三竿才下地？”
陶元丰说：“啊呀，啧啧啧……”他说话总是先递口头语，“老大没音信，老二和老三被招工了，就剩老四……”他指了指牛车上坐的比我大点的男孩，名叫陶天良。“我一个人又得喂牛又得铡草，忙活了半天，日头就三竿了。你家如兰（五姐的大名）出去做工也有三个月了，她是怎么打算的？就这样做下去怎的？俺们是不是指望不上了？”
“怎么能指望不上呢？”爹爹不高兴，磕了磕烟袋灰，“闺女没过门，你能指望她做什么？一个女孩子家，能叫她退了工回家帮你种地吗？噢，你叫你家的大小伙子们在外面做工，叫俺闺女回来帮你种地？即或她能当个劳力使，也得等你们家仁良回来，办完了婚事才行不是？他跑出去当国民党兵也快一年多了，人没了影儿，别的事都掰扯不上，是不是？”
陶元丰自讨趣，说：“我也就是着急了，随便说说。”陶元丰讪讪地赶着牛车走了。这人是个碎嘴子，说话叨叨扯扯地，不知小学校长他是怎么当的。他刚学做农活，有点手忙脚乱，加上使唤人使唤惯了，明明自己刺痒，却总想挠别人。
老陶家计较五姐在外打工的事也传到五姐耳朵里了。1948年年底，陶元丰接到一封从吉林双辽县郑家屯寄来的信，陶仁良说他当了民主联军的俘虏，他们那个部队被改编成了共产党的军队，他正在考虑是继续当兵还是回老家，民主联军很想叫他留在文工团。陶元丰可心眼地不想让儿子投奔共产党，写信又怕来不及，就想了一个主意：让五姐去郑家屯，把陶仁良领回来。五姐也没多想，就答应了。
四姐对这事想的比较多，曾经盯问过五姐：“这事你可得想好，你把他领回来，下一步就是结婚，老陶家是想给家里添一个干活的，你再想出来做工，恐怕就难了。”
五姐说：“既然答应嫁给人家，还能反悔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早早晚晚的事。我不去领他，他要是再去当兵的话，还不知道哪个年月能见呢。”
四姐说：“东北的仗刚打完，兵慌马乱的，路上不太平；你一个黄花闺女，单身一个人出远门，也不安全啊。”
五姐说：“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一个大活人，谁能把我怎么的？”
这是一次关键性选择，五姐放弃了花季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好像是她的宿命：身子迈进了新社会，脑筋还留在旧社会。她放弃了工作的独立，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抵押给了丈夫和他的家，由职业妇女变成了家庭妇女。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只有承担，从没抱怨。
那时我还不知道关切五姐跨越两省、从安东到沈阳，再转车到大虎山、再到郑家屯所经历过的艰难困苦，但她确实把陶仁良给领回来了。接着是结婚，成了院里玖瑰、階上草房里的新娘。新娘真漂亮：善良而执着的大眼睛，笔直的鼻子，匀称、白皙的脸庞，两条乌黑的辫子，苗条的身材。只是，那紧闭的嘴总有一种不能言说的苦楚。为什么在新婚里也没现出高兴的样子呢？
接着是新中国成立，陶仁良在市文化馆里当了一个小职员。开始，陶仁良每个星期都回来。贾家沟离丹东市只有15里。那时没有公交车，从沟里到城里，走路只需一个多小时。几年以后，姐得了肺结核，正需要关怀的时候，陶仁良回家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少了。五姐也不计较，即或是有病了，也没忘记做个好媳妇：做饭、洗衣、公公地里的活忙不过来，她还要下地去帮忙。
四八年夏秋，我大哥和父亲相继去世以后，我们10口之家就散了，小河两旁能跟五姐说说话的，只有我和三哥。我经常到五姐家去还有个原因，是可以玩一玩陶仁良留在家里的小提琴。我的日记常常有要学音乐的记载，不能不说和这把小提琴有关。每听到那优美、悦耳、动人心弦的琴声，心里就有种舒服的感觉。我忘记是谁告诉我小提琴的四根弦的名称是G、D、F、E，因为有自制二胡练习的基础，竟能在小提琴上奏出一些时令调调来了。
1952年，我考上了初中，我到五姐家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迈上了台階，进了炊屋、到了五姐公婆住的外屋，掀开门簾，就是五姐住的里屋。五姐从炕柜上面取下小提琴盒子，打开琴盒子，准备让我玩琴。她一脸愁容地对我说：“陶仁良学坏了！”我没心思动小提琴了，望着五姐，等待下文。五姐说，“他在市里姘了个女人，是经常到馆里搞活动的。被领导发现了，要处分他。”
我问：“这是多咱的事？”
“都一年多了，孩子都生下来了，是个女孩。”
“陶仁良想怎么办？”
“组织上逼他改正错误，他不得不和那女人断了关系。那女人跟他要钱，又不想孩子，想把孩子抱回家叫我给养。”
“你答应他了？”
“我没答应他。他就找了根绳子，往这晾衣竿上一搭，说：‘你不答应我，我只好上吊了。’”
我抬头看了一下炕沿上方的晾衣竿，只是一根晾毛巾用的竹竿，两头用细绳吊在棚上，根本吊不住一个人。就说：“他没想死，只是吓唬你。你答应他了？”
“我哭了，说：‘你真作孽啊！我有病，家务活又那么重，你是不是想累死我呀！’陶仁良说：‘夫妻一场，你就发发善心，帮我一次，要不，我就得受处分，也兴许被开除。我以后好好待你，省下钱来给你治病。’”
苦命的五姐啊，她到底吞下这个孽果。
五姐不再说了，把给我做的制服拿出来，叫我穿上试试。她说她是照着陶仁良的衣服样子做。他是个成年人，当时我的身体还没长成，但个头挺高，穿在身上正合适，式样是流行的中山装。我穿着她做的制服，她脸上现出喜滋滋的样子，很满足，我也高兴。
那女孩抱回来了。她很乖，管五姐叫大妈，五姐把她当自己的孩子养育。孩子跟她亲得很，像个跟屁虫似的，五姐走哪她跟哪。
陶仁良依然不改狼心狗肺，从没领五姐到医院里看过病。他如果痛爱妻子，本来可以在市内租一间房子，五姐既可以摆脱家务的劳累，又能就近就医。但没有。五姐只能靠一些偏方顽强地与疾病抗争。我看见她午间坐在自家的栗子树前面，头戴草帽，只穿一件背心，在太阳底下暴晒——据说阳光可以杀死结核菌。我在学校住宿，听说“海宝”（红茶菌）可以包治百病，就跟同学要来菌苗，帮五姐做成了。后来证明无效。
病这样重，老公公陶元丰没放松对五姐的驱使。五三年春耕的时候，我周日回家，发现陶元丰又叫五姐下地滤种。陶元丰正在院子套牲口，五姐㧟着种子筐，准备跟公公一起去种地。我实在看不过眼，对陶元丰说：“老陶大叔！我姐都瘦成一把骨头了，你怎么还叫她下地干活呢？”
陶元丰装出一副可怜相，说：“啧啧啧，人手不够，我也是没办法啊！”
“陶仁良今天休息，你怎么不叫他回来帮你种地？”
“啧啧啧，儿大不由爹呀！再说，他今天没回来，现叫也来不及啊！”
我把五姐怀里的种子筐夺过来，说：“我替五姐去滤种可以吧？”
陶元丰似笑非笑地说：“那敢情好了，如翔表侄！不过，我可没工钱给你呀！”
若不冲他是个长辈，我会说出“你放屁”的话来了，结果说出来是：“大叔啊，你可别巧使唤人还卖了乖哪！”
陶元丰收起了笑容，说：“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可不是我请你来的！”
我说：“要不是为我姐，大叔请我还不来呢！”
陶元丰拿鞭杆狠狠捅了一下牛屁股，老牛拉车冲出了院子。我随后也跳上牛车，来到地里。
午间五姐到地里来送饭的时候，一门子催我返校。陶元丰对五姐说：“你叫他顶到晚上吧，他撒种比你撒得溜，到晚上这块地差不多能种完。”五姐也就不再坚持。其实，我替五姐顶的这天工，解一时解不了永远，只是赌气罢了，为五姐，也为我自己。
五姐的人生结局，在9月23日和10月13日两天日记里有记载。死时才27岁，多么年轻的生命啊。看了日记，我止不住老泪横流。她的夭亡，留下了诸多的人间不平。时之过？家之过？还是人之过？恐怕是三者都有。我们家四个男孩都上过学，而五个姐姐没一个上学的。四姐五姐的聪明伶俐，不亚于家里任何一个男孩。她俩嫁人的时候，竟是爷爷求陶家可怜、像两个苹果，任人挑选。五姐作为一个模样俊俏的小村姑，嫁给了一个作风轻佻哥儿，不是出于感情，而是因为无奈，误在她的情愿上了，义无反顾地投奔了。五姐是为别人活着，太屈了自己，太亏了自己。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因为你指望报答的那个人，或许根本就不够人，若不，为什么把病人生生拖死了呢？被她抚养长大的女孩的生母先于五姐去世。五姐死后，这女孩曾说过一句话：“我想我大妈！”这应是善良的价值吧？
陶仁良在五姐死后又娶了老婆。晚年，这个老婆因病需陶仁良侍候，陶仁良不堪其苦，吃安眠药自杀了。我宁愿相信：他的死与伤害过的两个女人有关，一个倍受两个鲜活生命折磨的人，心里会有安宁吗？201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