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3-24

　　那天我们还谈论了什么？我稀奇古怪的梦境，和我童年时道听途说的一些事情，与我家相距二三百米远那户人家的女儿犯了魔症，被强行喂食了活蚯蚓、猪苦胆和童子尿，最终的结局却不得而知。还有我曾经熙熙攘攘的大家庭——当她听说我有八个哥姐时，听说我大姐和我相差二十二岁零三个月时，脖颈微颤，立刻瞪大眼睛，现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你家有九个孩子，你爸妈生了九个孩子，天哪，天哪，这也太能生了吧！”
　　我的八个哥姐分别生于1961年，1964年，1967年，1969年，1971年，1973年，1977年和1979年，我则生于1982年，计划生育实施之前侥幸来到人世的一代，在我出生后的两三个月，街上就开始出现“只生一个好，国家养你老”的宣传标语。如果再算上这中间那俩不幸夭折的孩子（流产，抑或是局限于医疗条件仅仅存活了几天，乃至几个小时），我恐怕拥有十个哥姐，这简直太令人难以想象了。
　　可以说我的母亲这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都很辛苦，从漫长的怀胎十月，到辛辛苦苦哺乳我们这些孩子，她鲜少拥有真正属于她自己的时间，基本上都在为我们这个家庭做贡献，洗洗涮涮，炒菜做饭，间或还要出去做一份工，到码头和那些男人们一样装卸货物。我一度开玩笑地向她说，我的家人几乎占领了十二生肖，鼠，虎，马，鸡，猪，龙，马和狗，除了兔年、蛇年和羊年，几乎每年都有人要过本命年，只是可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哥哥姐姐们纷纷各自立了门户，其中六位哥姐早已不在X城地区，他们分别远赴黄河两岸与长江南北，哈尔滨，北京，苏州和更远处的惠州。他们早已在异乡落叶扎根，直把异乡当故土了，如同我的父亲。他们甚至几年都不回来，只是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或者发个视频，以至于往昔的热闹不再。
　　“不过，我不喜欢太热闹，那会更令我感到孤单，因为所有的热闹似乎都和我无关，都属于别人，”接着她又神情黯淡地说起对她冷眼相待的祖母，那个老太婆一双眼睛里满是无穷无尽的冷酷，高傲的目光顺着鼻梁倾泻而下。于是，我们很有默契地转移了话题，说起我的梦境。其实，就在她离开大港镇的当天夜里，我连接做了四五个梦，但醒过来后只记住了其中的三个。他舅舅开冷面馆是一个，第二个梦境里我居然成为大货车司机（这显然是第一个梦境的延续），我把货车停泊在堤岸边，却被她偷偷开走。“你在我的梦境里就是一个彪悍而又漂亮的女孩儿，敢说敢做，开着我的大货车就跑掉了，要不是我熟悉路况，找了辆出租抄了近路，还追不上你呢！”
　　而与我们共同寄居于梦境里的出租车司机，也是个正值青春韶华的女孩儿，她驾驶着出租车风驰电掣地驶过一条又一条空旷的街巷，最终在幽冥之城的边缘，在堤岸边一丛低矮的柳毛子处找到了我的货车。它倾斜地栽了下去，前边的两个轮子已经陷入河边的泥泽地中，她却安然无恙，脖颈颤抖地看向我，追问为什么那个女人跟在我身边，使得那个女人大为恼火。“我才不会吃醋呢。”她掩着嘴巴笑了起来，说出她的疑虑，“可你怎么会是大货车司机呢，哪怕是在梦里也不可能呀，那么大的家伙，你是不可能驾驭住的。”
　　至于第三个梦境我是难以启齿的，因为那是个春梦，我昏昏沉沉地躺在位于阁楼的床上，先是一条小巧的小鹿犬蹦蹦跳跳地窜上床，偎依在我身边。倏忽间，小鹿犬一个激灵，慌里慌张逃掉了，接着她慵懒地打着哈欠出现了，泥鳅般柔软地钻进我的被窝，头发梢儿有意无意地扫到了我的脸颊。清晨醒来，我才发现自己遗精了。回味梦境，依旧历历在目，就像那是确定无疑的真实，只是我没看清她的面靥，仅仅凭借感觉知道那就是她。不过，等到和她聊起梦境的那一刻，我又不能确定了，或许那不是她，而是逗留在那册侥幸没成为垃圾的日记本里百年前心有不甘的灵魂飘逸进我的思绪，营造了一个不容我拒绝的缠绵悱恻的春梦。
　　
　　那册字迹模糊的日记本也是被装订起来的纸，如果我不曾发现它，或者它被别人发现，它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被斑驳的光阴无情吞噬掉，被悠悠岁月腐蚀掉，或者干脆被掷进炉火里瞬息毁灭掉。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不敢揣测。我能够想象她离开大港镇之前将这册藏着她隐私的日记信手放置于木头盒子里，然后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渴望，仅仅带着几件换洗衣服惶惶而又满怀期待地离开这凄凉之地。或者，她把它交付给另一个人保管，那么他是谁？在我家之前又是谁住在那栋俄式平房里，是她的仰慕者，还是她众多情夫中的一个？又或者它只是被她遗忘掉，成为时光流年里渐渐死去的记忆，凑巧给某个与她并不相识的好事者拾到，却丝毫没有好奇到非要一探究竟的地步，只是把它顺手装进手头的木头盒子里封存起来。
　　我一度追问过我父亲，到底是谁在我家之前住在这里，杂物间里的那个木头盒子又是谁放进去的，抑或它是什么人，是我的父兄们偶尔拾到的，又顺手扔到里面，久而久之忘记了？然而我的父亲对此完全没有印象，反倒令他勾起对那泛黄陈旧光阴的无限怀念。他讲起我家的一位原籍山东临沂的邻居，他来到这座小镇的第一位邻居。那邻居是位会熟练地操作迫击炮、肩胛骨镶嵌块碎弹片的退役老兵，闲暇之余或者到城外开垦片菜地，种些萝卜、白菜和土豆；或者扛起猎枪穿山越岭猎杀狍子和野猪，动辄就唾沫横飞地讲出国到朝鲜的那些九死一生的经历，讲在枪林弹雨中用三发炮弹快速炸毁一座碉堡的故事（当时，镇子里类似的身经百战的退役老兵还有很多，他不过是其中之一）——
　　我们居住的平房原本是栋经历了百年的俄式别墅，面积大约百十平方米，类似的建筑曾经在大港镇比比皆是。1953年后它们悉数被政府没收，包括阿金码头那栋四层楼的俄式建筑，它们分配给职工充当家属住宅。每栋别墅居住着两至三户人家，原来的刘家豪宅则成为聚居了四十几户人家的大杂院。逢到夏日夜晚，近百个大大小小的孩子闹闹哄哄，玩游戏，讲故事，或者只为了吵嚷而吵嚷，直闹到子夜时分，闹得街坊无法安眠。
　　直到2013年夏天码头扩建改造，那座大杂院才被动迁，夷为平地，成为恢宏壮观的码头一部分，从此湮灭于时光隧道的深处，成为亘古之末偶尔谈论的记忆。
　　我父亲是1956年9月底来到大港镇的（丙申年农历八月十五之前），当时只有十六岁的他由他的一位远房叔父的介绍下，暂且成为新镇郊区的一名能够挣工分、能够吃饱肚子的青年农民。之所以说是暂且，是因为五个月后的1957年2月，刚刚过完正月十五，大港镇港务局招工，在他的那位远房叔父的帮助下他顺利地成为一名维护堤坝的养护工人，成功地将户籍落到了大港镇；有了每月二十三元五角的工资（在此之前，在泰安乡下，他和他父亲在社里辛苦一年，临近年关才分到区区的六元钱，而且还要有将近四元钱折算为已经吃厌了的地瓜），有了崭新的工装，有了一间可以寄居的职工宿舍，好歹捱过去了最为艰苦的1959年-1960年。
　　那是一个漫长又漫长的饥饿年代，那是一个无限热忱的激情岁月，许多人上行下效地叫嚷着大炼钢铁；哪怕是仅有不足一千人的乡村也竖立起高炉，挨家挨户回收铁锅炉盖门拴和一些废旧钢铁，组织公共食堂开始实施大锅饭。因为苏联老大哥冷酷无情地撕破了脸，依据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将一船船的货物，猪肉爿子，桔子，梨和苹果，黄大豆，大米和面粉，一些精致的瓷器运回去，说是以物偿债。
　　“那种壮观如同1945年到1946年，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货轮将国内的货物拉到边境的另一边。”我的父亲如是说，而他的认知源于那些比他年龄还要大的长辈。后来在我这辈儿，类似的壮观又开始出现，不过这次完全反过来了。自从1994年以后，是俄罗斯的货物，木材，煤炭，粮食、鱼产品和矿石源源不断地通过码头输往内地。1957年至1959年期间来自上海的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为他的同事，他们一起巡视堤坝，为此我的父亲增长了不少见识，外滩，十里洋场，霓虹灯，和停泊飞机的虹桥机场，更加知晓了生活的不易。
　　“那个大学生叫魏一绵，戴着眼镜，高高瘦瘦的，不爱吱声，家里穷，他爸死得早，就一个老妈孤孤单单地留在了遥远的上海；每月开了工资都要邮回去十九块钱，手里只留下不到四块钱，每次在食堂吃饭都是最后一个进去的，因为没有钱，舍不得买吃的，又要面子，就到窗口要一个馒头，那时候馒头两分钱一个。看到别人剩下的菜，他会遮遮掩掩地端起盘子捡剩菜剩饭吃，时间长了，大家都管他叫舔盘子的。后来他又回到了上海，说是进了第四设计学院，当了干部，从此再没有了消息。”说到这里，我的父亲还感慨万分，似乎又回到了昔时的岁月。
　　但是父亲无论如何都记不住到底是谁先于我家住在这栋平房的，只知道他是1960年春节后携着刚刚从山东领回来的新娘住进来的，当时家里只有两套行李，两个盆，三四个碗，一把筷子和一口锅，就像我父亲说的那样，“连个家具都没有，不管像样的还是不像样的”。至于那个没有窗的黑黝黝的杂物间，似乎当时并没有什么东西放在里面，或者有什么东西放在里面也没有印象了。
　　
　　我能够想象到母亲的婚礼是如此简单，却又不失隆重。当然，在那个年代每对新人的婚礼都大相径庭，我的父亲是在1960年春节前夕回到山东的，那时他十九岁，在当时显然算是大龄青年了，与他同龄的大多数都有了孩子，有的甚至有了两三个孩子。但他比他们都有优势，他已经不是农民了，所以相对来说还很容易找老婆。
　　我的母亲在家中排行第三，她的大姐早早就嫁到了邻近的村子，一生共生养了六个孩子，他们都是农民，他们的孩子慢慢与我们家失去了联系。她的二姐十七岁时远嫁到辽宁，成为一名矿工的老婆，一生总共生养了三个孩子。他们都是工人，他们中的一位前几年曾辗转联系到我的父亲，电话里共叙了将近半小时的亲情，彼此的家庭。她的弟弟是一家人的骄傲，直到我读初中时，母亲还会谈到她品学兼优的弟弟，谈到她的弟弟荣获过学校体育比赛的跳远冠军。她的父亲不允许女孩儿读书认字，顽固地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女孩儿念书没用，早晚都要嫁人。她的弟弟每个星期都会背着大煎饼到镇里读书，这不能不惹起她的羡慕，从而觉得读书是人生最神圣的使命之一。
　　她向往那个不一样的世界，所以她和她的家人才会选择我的父亲，正像2013年7月她那位已近耄耋之年的二姐颠簸近千里，从辽宁前来探望久病的她，说了句“当初嫁这么远，就是不想呆在那个穷地方”。正因为想要摆脱这种世代贫困的生活，拖来拖去，蹉跎了岁月，过了二十也没出嫁。直到她二十三岁那年才经媒婆认识了我父亲，找到了能带她逃离苦海的真命天子。她，我的母亲从没提及过自己的婚礼，从订婚到结婚也就几天的时间，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在现在看来太不可思议了。
　　至于婚礼，那不过是穿了一身新衣服，手腕戴上她母亲泪眼婆娑送给她的一对雕刻着龙凤图案的银镯子，面对婆家院子里的熙攘。父亲和祖父一大早儿天刚濛濛亮赶到九里地之外的集市，堵在集市门口买下了五只鸡，那是整个集市所有的鸡，以及一面袋豆角。那时还处于计划经济的初级阶段，又正逢饥饿年代的，集市上的商品也很贫匮，没有卖猪肉的，没有想象中的喧嚣与繁华，没有了擅长做生意的回族人；甚至到了上午八九点钟集市就呈现出衰败的迹象，瞬间就空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祖父匆匆赶回家，用那五只鸡和一面袋豆角操办了酒席（无非是烀煮在一起），宴请了亲朋。
　　婚礼次日我的母亲就跟着我的父亲，揣着对新生活的渴望告别各自的亲人启程了，忐忑而又新奇地辗转两三千公里，颠簸了两天三夜，忍受着晕车晕船之苦。先后换乘了客车、火车和轮船，来到陌生的大港镇，这如今回味简直就像一场不断在脑子里回溯的似真似幻的梦境。当时，无论客运站还是火车站都戒备森严，进站口站着群戴红袖箍的男女，他们是各个村子与公社派来的，民兵和干部，负责阻截那些因饥饿逃难的村民。自然，那是一个从前车马很远，书信很慢的年代，但我还是想说一句亵渎的话，我认为我父母的婚姻并非源自爱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抑或只是被命运的激流推搡到一起，久而久之彼此间有了割舍不下的亲情，直到一生。
　　我曾无数次见过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个清秀的女子，触及肩头的短发，怀里抱着我的二哥，那大概是1965年，拍这张照片的目的是寄回山东老家，让我的重男轻女的祖父看下他孙子的模样。自从嫁给我父亲，自从踏上大港镇这片土地，我的母亲只回去过一次。那时，1966年春节前夕，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亦步亦趋地紧跟在父亲后面，背着我二哥，挎在手里的柳条篮子里坐着我三哥，另一只手还牵着我大姐。
　　船到天津，从港口奔赴到火车站时，我的母亲险些和父亲走散，为此父亲恼怒地大骂，当众说她太笨，笨得像猪，跟着走都会差点儿走丢。那一年，她的弟弟，我的当老师的舅舅生下了第二个女儿，五六年后又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这才算完成了世代的首孝任务。
　　若干年后，母亲偶尔提及此事，还满腹委屈，毕竟她只出过两次远门，一次是出嫁的次日跟着父亲来到大港镇，一次就是那次拖儿带女的回乡之旅。1983年夏，尚在咿呀学语的我，一度稀里糊涂地看到半夜时分的母亲突然嚎啕大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母亲这样伤痛地哭泣。直到十几年后的2000年左右，我才从越来越喜欢追忆往昔的父亲口中得知。原来那天我母亲刚刚从一封我舅舅的来信中得知她的老父亲，我的外祖父已经在半个月前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