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雪云山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云雾缭绕的如林险峰，若隐若现蜿蜒到天边。人们为了生存，很早就在这里依山而居开山劈石，却没有撼动它磅礴的气势。渐渐地，这些奢望过上安稳日子的人，和山上的生灵一样，将自己的全部融入到雄山的巍峨中。于是他们有了响亮的名字——雪云山人。
　　在外人看来，雪云山人苟且偷安逃避现实，其实祖辈们迁徙过来时，确实有这样的想法。祖辈们幻想摆脱艰难困苦的生活，以为走进深山就能超世脱俗。雪云山人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伊甸园，随着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以及封建王朝严厉控制，这个神秘宁静的地方，从此不再高深莫测。
　　雪云山傲然耸立在纷繁嘈杂的大千世界里。据说这里是农民起义军的据点，官军到此只能望山兴叹。有一股日军流窜到这里，若不是他们的天皇喔哩哇啦宣布投降，他们将葬身这里，成为客死异乡的鬼魂。雪云山人已经组织了义军，准备实施伏击。这里是开展丛林游击战的最佳场所，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土匪。
　　新中国成立后，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雪云山人热情高涨。这里是大炼钢铁的好地方，除了盛产炼铁的烟煤，在深山里飘荡的烟尘，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这里是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最好场地，伐掉树木平整土地，就能建造层层梯田，在山谷里筑起一道道堤坝，就能完成修建水库的指标••••••
　　WG时雪云山热闹非凡，许多地方成为外地人参观学习的榜样。县里小报和区里刊物的通信员，拿着笔和本子，像省城的大记者，装模作样过来采访，通过报刊给模范典型涂抹一层色彩。过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他们扛着红旗喊着口号，努力表达比学赶超的决心。后来参观采访的人少了，雪云山的热闹昙花一现。纯朴善良的雪云山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认为他们学会了宝贵经验，或者超过了这里。
　　在政治上顶着光环的雪云山人，锻炼出敏锐的政治嗅觉。那些忧国忧民的情结，像山上的浓雾一样经久不散。中央反击右倾翻案妖风的号召刚刚传达，他们就义愤填膺摩拳擦掌，随时听从组织的召唤。
　　在公社和大队领导的鼓惑下，男人们举着旱烟杆，女人们晃动鞋底和针线，齐聚在生产队长屋前那个声音呲呲啦啦的广播下面，心事重重地倾听广播反复播报天安门事件。随着广播里高亢激昂的声音，他们举着拳头，一遍遍喊着翻案不得人心之类的口号。大队派来的监督员，拿着纸和笔在人群中穿梭，也不停地记录。他们要将那些吊儿郎当的人，送进大队或者公社去办学习班。那些吵吵闹闹的伢子，也安静下来，还惊恐地蜷缩在角落里。他们不知道办学习班是什么，却担心家里人被弄去大队或者公社，几天几夜不能回来。
　　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让雪云山人人心惶惶，接踵而来的地震消息，却让他们感到世界末日来临了。五月份云南两次强烈地震，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七月份唐山地震，夺走了二十四万人的生命，比广岛和长崎原子弹伤亡的人数还多••••••
　　不知道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要求大家在空旷的地方搭建棚子，跟政治学习一样下达硬性指标。革委会领导倾巢而出，挨家挨户督促落实。人们乐此不疲地搭建自己的新家，但没有人肯定这种做法，有人还说是瞎折腾。
　　生产队建立了值班制度，组建了安全巡逻队。从前防范阶级敌人搞破坏，在关卡路口荷枪实弹的民兵，再次在村子里巡逻放哨。他们拿着手电筒，像端着枪一样耀武扬威。革委会领导强调，巡逻队员必须是信得过的基干民兵，因为要肩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重任。
　　他们以检查安全为由，背着手在村子里神气十足地转悠。他们也装模作样地敲打房屋，像捕捉上面的虫子。有人挖苦起来：
　　“上面有白蚁吗？”
　　他们很不高兴。检查白蚁也是安全保护工作，却是由不能参加劳动的老头完成，不能上升到工作层面上。他们会给嘲弄者有力回击，因为他们是基干民兵。他们会说：
　　“我们不管白蚁，只检查房屋能不能抗住地震。”
　　于是，又有人调侃起来：
　　“说说看，这屋子能抗住几级地震。”
　　他们无法回答，又装腔作势地检查。在拍打几下后，他们悻悻地走了。有人也狡黠地回敬一句：
　　“我们没时间理你。”
　　这种荒唐的行为很快就虎头蛇尾。曾经信誓旦旦，试图搞出名堂的革委会头头，也觉得自己杞人忧天了。他们放任自流，也不去生产队督促检查，即使监督员依然兴致勃勃地工作，他们也提醒着：
　　“目前还是要抓一抓生产。”
　　社员们很快对简陋的棚子感到厌倦，里面有蚊子，下雪似的往身上扑来。孩子们被咬得整夜啼哭，让人无法睡觉。也不知是真是假，有人说棚子里有老鼠和蛇。从此以后，一些社员违抗命令，悄悄回到屋子里睡觉。
　　雪云山的混乱空前绝后，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以为一个随意的恶作剧，可以轻松地娱乐一下，结果适得其反，别人对他恨之入骨，自己也骑虎难下。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调皮的伢子身上，也有成年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叫：
　　“地震了，地震了••••••”
　　于是男男女女惊恐万状，他们不顾形象提着衣裤，大呼小叫地从屋子或者棚子里冲出来。顷刻间，山野里像电影院坍塌一样，充斥了男人急促的叫喊，女人和小孩鬼哭狼嚎的尖叫。他们很快发现被人戏弄了，立即破口大骂，骂出最肮脏最恶毒的话，还骂那人的祖宗。那人闯下大祸，立即躲藏起来。有人觉得骂上几句还不解恨，又寻找起来，要狠狠教训他一顿。那人见事不妙，拔腿往山上跑去。
　　后来，这种行为渐渐少了，在没有人理睬后，也销声匿迹了。
　　这段刻骨铭心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七六年。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一
　　梁玉成从红卫中学初中毕业，回到底山生产队，还是个毛头小子。生产队那些干劲十足的社员，整天叽叽喳喳，像山上不安分的动物，静谧的山村热闹起来。梁玉成热衷于生产队集体劳动，这个大家可以为所欲为地喊叫的场面，比死气沉沉的教室里，由老师照本宣科地絮叨有吸引力。他能参与其中，可以随意地展示情绪。他深深地感到，号召知识青年到广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高屋建瓴的英明决策。广阔的农村生机盎然，是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地方。他由衷地感叹：
　　“怪不得城里的年轻人，都要来农村。”
　　他将邻村那位城里来的下乡青年作为效仿的对象，要像他那样积极肯干，尽管物质上与他无法相比，但精神风貌上不能逊色。他效仿下乡青年戴着军帽背着军用挎包下地干活时遇到了困难，这两件东西他一件都没有，也借不到。这难不倒他，在MZD思想鼓舞下成长起来的梁玉成，一遍遍地朗诵：
　　“帝国主义有的，我们会有，帝国主义没有的，我们也会有。”
　　他没有将下乡青年比作帝国主义，只是以此表达决心。他也明白，社员们没有闲工夫听他絮叨，他们满身臭汗，劳动回去后，还有干不完的家务活。他拿出上学时背米的布袋，上面缀满了补丁，无法与下乡青年的军用挎包相比，但他还是背在身上。他没有想到像下乡青年那样，在布袋里面放一条毛巾，全家人共用一条破烂的毛巾，让他打消了念头。他将宝书台上积满灰尘的红语录和MZD选集装进布袋时，显得很珍重，不过吹掉上面的灰尘时，动作很粗鲁，将那里弄得乌烟瘴气。他也没有下乡青年那种让人羡慕的草帽，特别是上面的红五星，让人心潮澎湃。他从家里找到一个半新不旧的斗笠，用红纸剪了个五角星贴在上面，但觉得不满意。他非常感慨地说：
　　“要是用红油漆画一个，就不怕风吹雨打。”
　　他用竹子做的茶筒代替下乡青年的军用水壶，这个大家伙能盛下比军用水壶多得多的茶水，一筒茶水足够他喝一上午，有时还能让其他人喝。他就这样参加生产队出工，吃完饭就咬着长烟杆的爹梁兴高，艰难地睁开那只被烟熏得闭着的眼睛，又从嘴里拔出铜烟嘴，用满口黑牙且飘荡余烟的嘴巴，对他的行为提出质疑：
　　“你不是已经毕业了，还要去上学？”
　　这句话提醒了他，他不能弄得像去上学一样。他又听到将铜烟嘴插进嘴巴里的爹，叽里咕噜地埋怨：
　　“既然毕业了，就好好在生产队出工。”
　　得知他这样奇怪地出工，梁兴高咬牙切齿骂了起来。他骂得很难听，梁玉成第一次发现他像妇人一样纠缠不清。在爹的埋怨数落下，他开始了在生产队当社员的生涯。
　　他被生产队长梁月华按照大人的标准安排农活，他的名字从梁月华的铁皮喇叭里嗡嗡地喊出来。他跟别人去车水抗旱，这是一个体力活，他却兴奋不已。扶着架子踏动脚下的滚芯，带动水车叶片将水源源不断地送上来，他觉得好玩，庆幸第一天出工派了个好活。
　　梁玉成和老烟鬼梁首华，还有动辄就展示歌喉的梁其文一同车水，梁首华是生产队会计，他全权负责。梁首华还没有检查好水车，梁玉成就迫不及待地爬了上去，踩踏滚芯带动叶片转了起来。梁首华没有斥责，不过表情很难看，他冷笑着说：
　　“等一会，会让你累得筋骨散架。”
　　车水时，梁玉成小心谨慎，生怕出现纰漏让梁首华生气，可这样给人干活不卖力的感觉。梁其文埋怨起来，说话很难听。梁玉成并不害怕，还理直气壮地回击：
　　“我已经用了全力，身子都快散架了。”
　　他们很快就觉得，梁玉成身单力薄，车水时他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力气。下午出工时，他们都向梁月华建议，不要梁玉成去车水。
　　下午他和一些人去红薯地里施肥除草，他全身酸痛，但必须坚持。他后来承认，在那里他干得少，休息得多。可大家没有说他，就是不停地吆喝大家加快进度的梁月华，只是悄悄地摇头，心里默默地念叨：
　　“知识分子，还要多加强锻炼。”
　　梁玉成决心成为一名好社员，可第一天出工就动摇了，繁重的劳动，让他后来始终处于动摇之中。唐山地震后，底山生产队也成立了安全巡逻队，他很快成了巡逻队员，夜里在村子里看家护院。
　　有一天，大队女副支书吴改花特意来告诉梁月华，像下达政治任务一样，要求男女老少，晚上集中一起休闲纳凉，防止地震来临时措手不及。这天傍晚，梁玉成吃了一碗水煮土豆片，就匆忙离开家里。为了表明对集体劳动制度的拥护，他夸张地打着饱嗝，有人走过来，他还将饱嗝弄得特别响亮，仿佛嚼碎一块骨头。他提着手电筒走向晒谷场，突然觉得嗝声单调苍白，与大家的激情极不相符。他立即停止打嗝，也唱了起来：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他学着潘冬子的样子，将一根树棍扛在肩上，摆着手臂昂首阔步，仿佛他不是去休闲纳凉，是走出家门踏上革命征程。晚上他和堂兄梁玉昆值班，梁月华要他在晒谷场烧好柴火驱赶蚊蝇。他烧火时动作笨拙，但趴在地上撅着嘴巴用力吹气，非常认真。大火烧了一会，他才抱着大把青树叶压在上面，一股浓烟从树叶中升起，给人狼烟起江山北望的苍茫感觉。有了烟火，蚊蝇仓皇逃窜。没多久，男女老少提着小板凳三三两两过来了，一些人蔫头耷脑，像走向纳粹集中营，与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景象格格不入。他们选择没有蚊子的地方围坐在一起，然后忙着自己的活，汉子们开始抽烟，女人们做着针线活。渐渐地，晒谷场上聚集了不少人。
　　汉子们大多穿着宽大的短裤，光着汗迹斑斑的脊背，古铜色的脊背被漆黑的夜色捂得严严实实，只在偶尔燃起的火光里展示出来。这时候，大家就知道谁没有来，于是就有人大声呼喊，像梁月华催工一样着急。他们摇着棕叶织成的圆扇，讲究的人还在脖子上挂着一条破烂毛巾。结了婚的汉子拿着老婆缝制的烟荷包，年轻人拿出银光闪闪的铝制烟盒，他们的神态像拥有几亩薄地的土财主。不论是烟荷包还是铝烟盒，里面都装着棕黑色的旱烟丝。上了年纪的男人咬着长烟杆，他们不用弯腰就能将旱烟锅伸进火堆里，也有人使用短烟杆，是为了携带方便。年轻的后生用学生的写字纸卷着旱烟丝，这些人大多正学习抽烟，还没有置办抽烟的行当。大家使劲抽烟不怎么说话，准备在聊天前过足烟瘾。那些长满胡茬的腮帮子不断鼓动，通红的烟火有节奏地闪烁，晒谷场仿佛来了一群闪着红光的萤火虫。
　　汉子们将烟荷包和烟盒子放在身前，他们很少给人上烟，因为大家都有，这种自己种植出来的旱烟大同小异，没有必要推来推去。不过有人过来讨烟，他们很大方，立即用三根指头，拧出一坨旱烟丝。他们给烟时也因人而异，对一般的细伢子，只是象征性地给一点。梁玉成往往能得到一坨很大的旱烟丝，像梁月华找人要烟时那样多。
　　汉子们说话聊天，大多是谈论让人惊恐不安的事情，说得最多的是唐山地震。女人们几乎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听着，当自己的男人说话较多时，她们会及时提醒，但没有底气。她们有时会遭到埋怨，但没有训斥，男人知道给女人留下尊严。姗姗来迟的是年纪较大的女人，她们忙完了家务活，喂完猪才赶过来。她们提着一盏罐头瓶子做的煤油灯，风一吹就会熄灭。她们非常劳累，但大家在一起很热闹，能有效缓解劳顿困乏。她们不像年轻女人那样缄默不语，只顾不停地做针线活，她们还没到来就大声嚷嚷，当男人提醒她们注意分寸时，她们毫不留情予以回击。这时候有女人扬眉吐气了，她们说：
　　“骂得好，为我们女人争气。”
　　女人们不像男人那样谈论国计民生，而是东家长西家短地拉家常。她们的嘴唇飞速跳动，却不影响手里的针线活。她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家里一堆破烂衣服等待缝补，有些生活拮据的家庭，伢子还等待缝补好衣服出门。她们守着一盏灯火像豆苗一样的煤油灯，煤油灯轮流摆放在中间，这些会攒家过日子的女人，就这样精打细算。家景好一些的女人拿一把手电筒，如同年轻男人的铝制烟盒，成为她们炫耀的本钱。后来，她们不再张扬地将手电筒拿出来，担心别人借用，这些自己掏钱买来的电池，用一次就少一次。女人们聊天很容易停下来，她们喜欢听男人说话。她们也询问唐山地震的情况，发出亲人过世那样悲壮的叹息。有人大张旗鼓地渲染地震的恐怖，将道听途说的消息，说得神乎其神。伢子们惶恐不安，开始悄悄地往人群里钻。
　　一会儿，场坪里没有了白烟。女人尖叫着说出现蚊子后，梁玉成就走向旁边的竹林里，将一堆乱草放在熄灭的火堆上。他趴在地上对着火星呼呼地吹气，像一只捕食的蛤蟆。他吹了很久也没有吹出火苗，还熏得眼泪直流。他忙了这么久，还不如梁月华伸来的打火机，不过点燃这些有湿气的乱草，梁月华也折腾了好几下。
　　火堆里又出现了白烟，蚊子自然远远地离开了。刚才说被蚊子叮咬的女人，又说闻到一股臭味，还说乱草里有猫屎之类的东西，不过大多数人说像坛子里的臭酸菜。他们很快辨认出是身上的汗酸味，都说从对方身上发出来。他们捂着鼻子，坐到偏远的地方，宁愿让蚊子叮咬。
　　不管乡亲们身上的气味如何，梁玉成坐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给他们讲述从学校里听到的事情。他们喜欢听他讲地震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尽管是老调重谈，但从他嘴里说出来，能感到很浓的文化气息。这时候大家安分守己，像一群听故事的孩子，但没有有多久，他们就吵吵闹闹。梁玉成依然有条不紊地讲述，因为有人洗耳恭听，也有人维持秩序。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问题，以及与人们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地震灾害，乡亲们已经听得耳根磨出了茧子。乡亲们掌握情况，是通过星期四晚上的政治学习。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关注国家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最关心国家安危的农民。晚上政治学习，是他们提高觉悟，获得更多关于国计民生信息的途径，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大队女副支书吴改花只有小学毕业，却指导全大队社员的政治学习。她热情高涨劲头十足，深入生产队下达学习任务，还带头讲话念报纸。她说话吞吞吐吐，社员们也必须认真听讲，还要跟随生产队长拍出掌声，如果掌声不热烈，她会严词指责。有一次，她气喘吁吁来到底山生产队，耀武扬威地勒令社员们停下赶抢进度的农活，社员们极不情愿，队长梁月华也有抵制情绪。面对几十名手里拿着工具的社员，吴改花毫不畏惧，她双手叉腰振臂高呼，愤怒声讨他们唯生产力论的行为。社员们战战兢兢地放下农活，老老实实坐在她周围。据说这次梁月华吓得尿湿了裤子，后来在大队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他受到吴改花歇斯底里的批判。
　　在星期四晚上的政治学习中，梁玉成被安排给大家读报，因为他文化水平最高。他唧唧歪歪的读报声，被社员们视为像广播声音那样正规。他读报时大家规规矩矩，在外面大喊大叫的伢子，也安静下来。汉子们吱吱的抽烟声，女人们纳鞋底时锯木一样的沙沙声，没有影响他读报，也不妨碍梁月华和其他人趴在桌子上装模作样地做笔记。整个晚上只有梁月华写下两三行歪歪斜斜的蚂蚁字，其他人在本子上写起来，却没有写出一个连贯的句子。他们画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图形，自己也不知道画了些啥。开始时大家能认真倾听，渐渐有人睡着了，还呼呼大睡。那些响亮的呼噜，很快抢占了梁玉成的风头。梁月华就弄醒他们，说出让大家意想不到的话：
　　“可以睡觉，但不要打呼噜影响大家学习。”
　　每次都有女人抱着婴孩来参加政治学习，在吴改花的淫威震慑下，她们放下家务活赶了过来。吴改花多次重申，凡是不参加政治学习的女社员，也要扣除工分。底山生产队的女人比男人更聪明，她们的对策很有水准。有人故意不给婴孩喂奶，将孩子弄得哇哇大哭，给大家一个孩子生病的假象。这时候梁月华忍不住了，他将笔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横眉竖眼地吼叫：
　　“把孩子弄回去，别在这儿烦人。”
　　于是女人会心一笑悄悄地走了，走时还假惺惺地道歉，随后她就心花怒放，并迅速将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将孩子的哭声堵了回去。这是梁月华让她回家，意味着她参加了学习，不能扣除工分。后来有些女人生搬硬套地重复这个过程，梁月华却没有让她带着孩子回去，要她在外面哄好孩子，再进来学习。
　　社员们每进行一个阶段的政治学习，就按照吴改花的要求撰写心得体会，并送到大队，让她检查，还要评比展览。没有写出心得体会的人，又要扣工分，社员们怨声载道：
　　“一天累死累活挣来的工分，就这样三下两下扣完了。”
　　有人左顾右盼后，大声地埋怨：
　　“还让不让人活。”
　　这些大字不识几个，只在耕读夜校扫过盲的社员，觉得写心得体会比登天还难，他们叫苦连天。进过两年学校的梁月华，只能写一两个毫无关联的长短句，但要写出一篇表达内心感悟的文章，像赶鸭子上架一样费劲。梁玉成成了大家的救星，他很体面地在家里帮助他们撰写心得体会，不需要和大家早出晚归在地里出工，饱受日晒雨淋之苦。每次完成一篇心得体会，他就有一种感受：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这句话就是真理。”
　　梁玉成每天撰写好几篇心得体会，手腕很快酸痛起来。开始时他力求完美，希望每篇心得体会都有新意，但是写了几篇后，就理屈词穷无从下笔。他不得不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将写好的心得体会整段对接起来，有时还摘抄报纸上的文章。他这样也能在吴改花那里蒙混过关。
　　在晒谷场上，乡亲们以舒服的姿势坐在那里，有的躺在狭窄的长凳上，让一天的劳累得到休整。大家在这里联络了感情，也出现让人捧腹大笑的事情。有人刚躺下就睡着了，还响出打谷机一样的呼噜。梁老四打鼾声如洪钟，又花样百出，这时候有人唆使细伢子用茅草撩拨他的鼻孔，他嘴里咿咿呀呀，也吧唧吧唧吞咽口水，脑袋还猛烈甩动。他突然打出一个山谷里响起回音的喷嚏，并从长凳上滚落下来，接着他喔哩哇啦地骂娘。但是伢子不怕他，跑开一段距离和他对骂，于是梁老四怒气冲天拨腿就追，他睡意蒙胧一脚踏空栽倒在地。这时候，大家又哈哈大笑。
　　乡亲们笑过后，纷纷提着凳子，点着为了省油熄灭了的煤油灯。手电筒也从裤兜里拿出来，亮着光四处晃动，仿佛伸着很长的木杆。大人们大声招呼伢子回去睡觉，声音在山谷里响了起来，仿佛很多人在帮助招呼伢子。他们不去老房子里睡觉，都走向临时搭建的棚子，他们只在白天去老房子里做饭，养猪喂鸡。那些玩得起劲的伢子不肯回家，继续在那里玩耍打闹，大人们又骂了起来，山谷里响起的回音，又在帮助他们。可是伢子们充耳不闻，依然玩着游戏。这时候有人暴跳如雷，对着伢子大声吼叫：
　　“你们在那里玩，那里有鬼的。”
　　于是，伢子们一窝蜂地拔腿跑开了。乡亲们经常用妖魔鬼怪来吓唬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