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东莞找工 34

　　“春江水暖鸭先知，改革开放广东人先知”。广东经济的快速崛起，就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得话“中央现在没有钱给你们搞建设，但是可以给你们政策，所以，你们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开始的。从那以后，广东省委就紧紧团结和带领广东人民遵照他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精会神谋发展，一心一意搞经济，勇敢闯出了一条既适合广东经济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之路，也为之后全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宝贵经验。为此，德高望重的他高度赞誉：“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深圳是块盐碱地，既然种不出庄稼，那可以种房子嘛。”“广东省委果然不负众望，中央对你们的工作非常满意。希望你们继续为全国的改革开放积极提供有用的参考经验。中国不能闭关锁国，因为那样就是死路一条。中国必须要进行改革开放，而且还要下大力气。只有这样，借鉴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才能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多年以后，好多人的心中不免疑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啥要把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设在深圳，而不是他的家乡四川广安？这主要还是考虑了广东以及沿海城市得天独厚便利的地理优势才决定下来的。因为如果设在广安，那里深处中国的内陆，交通不便难以吸引外资入驻。所以要致富，就得先修路。这是现实，是客观存在着的，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再说了，如果设在广安，还会引起众人的猜疑与不满。总设计师是一个有着极其丰富经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眼光和人格魅力，从全国经济战略的高度出发，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提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全国就实现了全面的小康社会了嘛。”的伟大战略构想；为了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问题，他又适时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基本设想。如今，港澳已经回归祖国二十余年，实践早已经充分证明了，总设计师为中国经济描绘的蓝图早已彰显出了强劲的勃勃生机。广东以及沿海城市自然是最先和最大的受益者，通过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结合自身实际，硬是闯出一条“血路”来。应该说，这是广东之幸，人民之幸，中国之幸！甚至也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在广东全省的历史上，都开创了一个时代先河，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明星”。
　　一时间，操着南腔北调的人，年纪大小不一，高矮胖瘦不论，带着行李，挤着火车又换汽车，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的眼睛里都对未来充满着美好期待，“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顺口溜便是当时最生动贴切的写照。也许，在广东人的眼里，我们都是老外，他们当时就授予我们“外来工”这个称号。还曾经有过《外来工》这本打工杂志呢，后来才改名叫做《打工族》的，我已经很久都没看过了，估计停刊了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对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打工人潮，似乎一开始，广东人并不介意，但随着人流量激增所引发的打架斗殴、坑蒙拐骗等治安案件让广东人感到不安和心存芥蒂，渐渐地开始带着有色眼镜来区分和看待南来北往的打工大军们。本来，无论是广东人也好，还是外地人也罢，大家都同为中国人，拥有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大家都同顶一片蓝天，同望一面五星红旗，不应该分个亲疏内外才是。可能，当地的各级政府压根就没想到，会突然之间来了成千上万的“不速之客”（指和我一样的打工兄弟姐妹们），无形之中倍感压力不小。于是，活跃在各级政府当中的精英们自告奋勇地出谋划策，其目的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来管理打工大军，于是便出台了《广东省外来人员管理办法》，通过颁发暂住证的形式来对我们这群“老外”严格管理。凶神恶煞的广东各地治安队，在管理区和村委会的领导下，雄赳赳气昂昂地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中，对他们看不顺眼的外来工以查看身份证暂住证为由进行盘问，对于没有暂住证的，那就对不起了，统统地强制拉到治安队。如果有人拿钱来领，则就放人，要是没有，就送收容所。再往后就听说要么就在南栅某处放羊，要么就送到樟木头去修铁路，每天一块钱，够路费了才放你回家。
　　治安队在查暂住证的时候，警车随意停下，警灯闪烁，一个二个都是虎背熊腰的铁汉，手里拽着警棍，握着对讲机，虎着脸，眼露凶光，好像和我们外来工天生就有着深仇大恨似的。他们没好气地踱到跟前，不多不少就说“暂住证”这三个字。他们开过来的警车是面包车，后盖打开，对拿不出暂住证的外来人员，就像赶鸭子一样把你赶上车；有的连推带拉，有的还在背后踹你一脚，三下五除二地推你上车后迅速关上车门，飞快地朝治安队驻地开去。稍微狡猾点的，不会去凑热闹，遇到他们查证，会远远地躲开，等他们走了才继续向前。
　　除了在大街上拦住查暂住证外，他们还会不定期地去租房区查证，动静可大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惊动了本地人养得狗，也跟着汪汪汪地一阵乱叫，气氛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可怜了那些在工厂上班租房住的打工夫妻，原想下了班，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经过治安队这么一折腾，哪里还有什么睡意，随时都把心提到嗓子眼的。有的夫妻双方都办有暂住证，倒是不怕，可一遇到查房，几乎那晚就要失眠了。因为无法确定当晚会不会查上门来，有时候准备好吧，又没有过来。心想不查了吧，却又来了，尽管心里有气，可也无可奈何。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不能说话得罪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让你在第二次出示暂住证时，一下子就给你没收了，再问你要证，你肯定拿不出来了，没证就上车去呗。总之，我都有亲身经历的，绝不是在这里胡编乱造。
　　所谓的暂住证，说白了就是一张类似身份证大小的卡片，右边贴着两寸照片，左边是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地址和服务处所等基本信息，最下方加盖有“东莞市公安局暂住证专用”的条形印章，方为有效。有效期为颁证之日起一年内，超出日期自动失效，得须重办才有效。费用的话，如果厂方办理的话，顶多就是几十元，自己去治安队办理的话，差不多三百来块钱，当时就能拿到暂住证。暂住证的背面印有“广东省外来人员‘暂住证’广东省公安厅印制”的字样。只要你缴纳了办证费用，治安队就会通过打印机给你办理，最后一过塑就成了将会陪伴你一年的通行证件。有了暂住证之后，你在暂住地便可畅通无阻，那种轻松的感觉就像三国的赵云孤战长坂坡，如入无人之境一样的惬意。
　　从《广东省外来人员管理办法》中我们还了解到，对于连续七年登记办理了暂住证的外来人员，可以申请转为本市常驻户口，其子女享受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单从表面上看，似乎还有点人性化。可是仔细一分析，又觉得怎么可能会享受和本地人一样的福利待遇？还有意思的是，这个管理办法竟然还通过了广东省人大的讨论批准后在全省范围内同时实施。也就是说，这个管理办法是合法的，是阳光型人性化的好办法。广东以及其它沿海城市通过颁发暂住证这种形式来实施对外来人员的统一集中管理，确实是与时俱进的有效办法。因为，外来人员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素质参差不齐，文化程度高低不一，突然涌进广东和其它沿海城市，无形中会增加城市的综合承受能力，容易引发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出现。而唯一能杜绝的办法将就是通过暂住证来解决，而治安队在其中又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确实，在广东，一张暂住证，究其成本还不到一元钱，可是在治安队办下来居然要价将近三百元。我的天，这不是明摆着讹诈人么？难道就因为我们是外地人的缘故？都说广东人是靠大脑来吃饭的，曾鄙视外地人是靠出卖廉价劳力求生存的，还真的是一点都不假。我就曾经办理过一回，交了钱，前后不到十分钟，治安队就很轻松地把暂住证交到我手中。当时心里想，原来还以为只有洛阳纸贵，现在来看，广东的纸也并不便宜啊。既然你选择在广东生活，那就必须要按照它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来进行，即使你认为它们霸道也无用。除非你马上离开，它们就把你没有办法。
　　我在东莞整整生活了十二年，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呆在厂里，所以对治安队查暂住证和查出租房的事还是略有耳闻，有时是亲眼所见，因而也就见怪不怪的了。说实话，从内心来讲，我其实是很反感他们随意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地拦人就查，可能在他们眼里，外地人都不是什么好人，一个二个都是穷鬼，想到我们这面找钱生活。广东的钱当真就那么好找的啊？你们不老实的话，我们随时查你们的暂住证。就看你如何不服，就算不服气，你又能奈我如何？反正我们就查，还不信治不了你们了？
　　曾经轰动南粤大地一时的2003年广州“孙志刚案件”，是指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通过新闻报道披露政府执法机关收容拘禁公民孙志刚而致其被殴而死这一事件，推动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是保护公民权利的著名案例。起因是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并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治站。这一事件被称为“孙志刚事件”，经过《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同年六月二十日，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同年八月一日实行，一九八二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为维护国家法制的高度统一，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也决定废除《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当无暂住证被打成脑震荡、命丧收容站等报道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深时，媒体又爆出了大学生无暂住证被打死的消息，真是骇人听闻、令人痛心。
　　暂住证一直是在外发展和谋生的人心里的一个痛，许多“外地人”感受着暂住证带给他们的歧视、恐惧、无奈。一张张被“赋予”了这样涵义的暂住证带出许多的噩梦，如幽灵一般挥之不去，小则夜不安宁、惶惶不可终日，大则遭受非人磨难甚至死于非命、客死他乡。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便是其中的一个牺牲品。
　　另外一起是发生在深圳，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两名外地工人晚上加班下班回去，在村子的大道上遇到治安队员，他们因没带暂住证就显得神情紧张，不幸被当地治安队员当做窃贼抓住，剃头游街，受尽了凌辱。报社记者几次采访均遭无理阻拦恐吓，但他们无所畏惧，依旧坚持曝光。村委会迫于舆论的压力，最后不得不找到受辱外工，给予每人支付一万元就了事，算是“圆满解决”。记者获悉这一结果，从外来工的角度讲无不摇头叹息。对于这起事件，不仅仅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关乎外来工人格尊严受到侵犯而没有得到村委会治安队的书面道歉消除影响，南都记者最关心的就是在这里。如果没有公开致歉，光是用钱来摆平，那么就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我们知道，深圳是一个不缺钱的城市，那些掌控着不大权力的村委会领导们，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让他们骄横跋扈，蛮不讲理，欺人太甚，胡作非为？甚至，对于记者的正常采访，也要百般阻拦、肆意恐吓。他们的胆儿真够大的，以至于可以完全置国法与不顾，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外来工呢，他们人微言轻，出门就是求个温饱，养家糊口。金钱对改善生活的重要，是一般人无法深入体会得到的。所以，当他们从村委会拿到一万元的赔偿时，也许心已碎，似乎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了。
　　时隔不久，又在东莞的塘厦镇，发生了治安队查暂住证的一件怪事。主人公因有事坐车去塘厦镇找他老乡办事，车子刚到站他一下车就被镇政府的治安队以查暂住证为由把他强行带走了。主人公连忙出示汽车票都不管用，根本就没人理会。人到治安队，他很不服，再次表明来意和出示当天车票。值班的治安队员无人相信，他便致电广东有名的《南方都市报》东莞记者站；得知将有记者来访，治安队和村委会这才有些惊慌，主动出面调停，也是想用钱来摆平。主人公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强烈要求东莞塘厦镇政府和治安队在报纸上公开道歉，他不接受东莞塘厦镇政府使用经济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即使拿不到一分钱也要和他们奉陪到底。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塘厦镇政府的官员们看看，金钱也有不是万能的时候。
　　虽说在他们广东人的眼睛里，我们这群背井离乡的打工者没有他们光鲜牛皮，位卑人贱，好像他们一直都那么优秀似的。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侵犯的时候，心底深处就会迸发出一种强大的自我保护力量。因为唯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靠别人注定无望。
　　由此，《南方都市报》记者惊讶和赞叹不已。“是的，我们认为，这位打工兄弟的做法值得学习。反正，他本身就是一个打工者，怕个啥呢？倒是那些村委会和治安队的大小官员们，如果报纸接连不断地报道他们的丑行，这对他们日后的晋升那是会产生相当不利的负面影响”。要知道，在广东，《南方都市报》和《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都是全省数一数二响当当的著名报纸，都会摆上省里主要领导的案头，他们都会翻阅，自然也就晓得了，自然会做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