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父亲赴唐救灾看儿子，震后遗孤老妪受感动

　　在唐山抗震救灾一个月后，一天在老家县水利局担任领导的父亲辗转找到我们连队驻地，给了我一个突然的惊喜！要知道，出来当兵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那么长时间。新兵训练结束后，不长时间就直接来唐山抗震救灾，由于没有固定的地址，加上邮路不畅和时间紧张的缘故，给家里写信很少，与家中父母等亲人也足有半年多未见了。能在救灾地区见到父亲，真是有点儿喜出望外。原来，河北省全省动员支援唐山灾区，也分配给老家景县一些救援任务。其中，就有到唐山地区的丰南县帮助修筑水利工程设施的任务，父亲那年应是53岁，正当年的年纪，作为领队带领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赶赴唐山支援抗震救灾。他和母亲一直惦念我的安全，于是他先大队人马一步，提前一天到唐山灾区，顺便来看看我。父亲到了连队，连首长很重视，连长指导员分别给他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我到部队以来表现不错，夸父母家庭教育的好，儿子有教养、很争气，是当年兵中第一个入党的，为父母家人争了光，等等。排长、班长也都热情地向父亲介绍我的情况，他们说部队是个大熔炉、大家庭，孩子交给部队，让父亲尽可放心。父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吃过苦，受过罪，感恩情结很重，从解放初就在县上参加了革命工作，性格直爽、开朗，他对我也是充满自信和希望，别人越说不错，他越是高兴。他对人家说：“我家这个三儿，从小学习成绩好，性格上也合群，来当兵是我的一个夙愿，圆了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个梦，五个儿子就得有个当兵的，报答党得恩情，也报效祖国！”并希望部队领导和班排长对我多加帮助教育，发现有什么缺点毛病不要客气，该批就批，严是爱，松是害。年轻人，要求严格些没有坏处。
　　等连队干部和班排长一离开，父亲对我说，自从你离开清风店军营到唐山救灾，你娘就一夜夜地睡不好觉，总担心在灾区有个什么闪失，别人怎么劝说也不管用，人也瘦了许多。接到你到灾区后写的两封信好些，我就是根据你信上写的地址顺藤摸瓜找到你们连队的。这次能来唐山支援救灾，也了却家人对你的挂念，是一举两得。他听了连队对我的情况介绍确实感到高兴、欣慰。但又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不骄不躁，要虚心向战友们学习请教，听领导的话，团结同志。记得他还对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要注意处理好和老兵的关系，遇事要三思而后行，不要意气用事。老天不负勤奋受累的人，多干少说，用行动去证明一切。父亲的话，是对儿子讲的自己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体验，饱含舔犊之情。那一夜，我主动要求站第一班岗，一直站到半夜时分，把我自己帐篷里的铺让给父亲住，我和同班战友黄光才挤在一张铺上睡了下半夜。我持枪站在帐篷外边时，突然产生一种特有的神圣感，今夜，我站岗，直接为自己的亲生父亲站岗放哨。儿行千里母担忧。父亲来这一趟，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我对家人的牵挂。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踏上赴丰南抗震救灾的路，又与我分别了。望着他消失在我的视线中的背影，眼泪不知不觉涌出眼帘。那年，父亲在唐山丰南救灾，比我们部队回撤的还要晚些，他还被县里评为唐山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唐山震区父子相见的一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转眼父亲永远离开我已经有13年了，母亲也离开我整整十个年头了。他们走后，亲切的面容和高大的身影，每时每刻都在我的眼前晃动。如同我在一首小诗《思亲曲》里写的那样：“父母离去后/几乎每一个夜晚/都能与他们/在睡梦中相见/从此/夜晚也变得/比白天更令我留恋。”
　　2006年的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当时我还在内蒙古东北部边防呼伦贝尔军分区任政治委员，正在北戴河参加北京军区师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我还写过一首纪念的诗歌，其中也有关于那次父子唐山相见的记述，那首诗是这样写的：“三十年了/那场灾难/如同一个噩梦/留在我的记忆里/一道蓝光闪过之后/天崩地裂/高楼林立的城市/瞬间夷为平地/三十年了/那场灾难/如同一段传奇/写进历史舞台的活剧/面对厄运/人民没有泪水/奋勇与命运抗争/携手战天斗地/三十年了/那场灾难/如同一张黑白照片/镶嵌在我的心底/朝夕相处的战友兄弟/再苦再累不惜力/娘在故乡思念儿子的呼唤/抗震战场父子难得的相遇/三十年了/那场灾难/如同一个里程碑/写进人生履历/火线入党立功/赢得人们赞誉/为人民舍得一切/成为毕生要义/灾难的疼痛渐渐消失/大地上不见震灾遗迹/留下来的只有往事的回忆/还有新唐山/迅速崛起的奇迹/以及，/人民宁折不弯的豪气。”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是10多年过去了。2016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四十周年。也是我从军四十周年。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借出差之机，我又回了一趟唐山，这次时间稍微宽裕些，我和同一连队的老战友、时任唐山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崔晗等同志一道，先后看了几处地震遗址，唐山抗震救灾纪念碑、纪念馆，还有即将开展的世界园艺博览园。当年抗震救灾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哪里是我们当初进城时停靠过的地方？九中在哪里？市委大院在哪里？果园在哪里？体育馆在哪里？游泳池在哪里？化工建材仓库在哪里？我的那些朝夕相处的首长和战友——连长侯传义、指导员咸隆忠、副连长侯庆云，一班长王永常、二班长申三元、三班长张蜀、老兵李业发、新战友黄光才、小甘……你们都在哪里呀？！
　　唐山完全变了。她变得美极了。四十年，对一个人已临不惑，而对一个城市，还正年轻！鳞次栉比的高楼，纵横交错的街道，绿荫掩映着的湖泊，幸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位于市中心的凤凰山，山势挺拔秀丽，苍松翠柏，突出的前山仍如凤凰展翅，见证着这个不屈的城市的沧桑变迁，也记录着当年我的连队和战友们留下的足迹。
　　
　　进入正常救灾后，我们一边负责清理废墟，协助防疫，临时出公差干这干那以外，还经常深入到居民家里走访慰问，帮助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记得有一位车姓大妈，地震中丈夫不幸遇难，两个孩子也在震中受伤转移到外地救治。瞬间由一个团圆的家庭变得孤身一人，每天陷入极度悲痛之中。我们到她家时，只见她蓬头垢面，院子里、临时防震棚里都乱糟糟的。班长申三元带领我们立即帮助车大妈清理室内卫生，打扫院落，将那些散落在地下的木头、瓦块，有用的码放整齐，没用的清运出去。我还从外边打来一盆清水，对车大妈说：“阿姨，洗一洗脸吧！你是不是感到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我们卫生所拿点药来？”这一说，这位老大妈一咧嘴哭了，边哭边嘟囔：“孩儿啊！你阿姨活着没意思啦！我家那个人说没就没了，扔下我这日子也没法过了，我家那俩孩子也不知去哪里了，怎么样啦……我现在天天睡不着觉哇，一晚上望着防震棚的顶子发呆。要早知道有这么一天，我怎么能那么犯浑呢……”原来，听她的意思，是在地震的前一天的晚上，老两口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全是为家里鸡毛蒜皮的那些事情，什么丈夫怨老婆偏心，什么东西都往娘家拿，对公公婆婆关心不够啦；老婆埋怨丈夫对自己关心不够，她身体有点儿小病小灾儿的理也不理啦……那天晚上，这老太太一时性急，还摔了家里的盘子和碗，筷子也散落了一地。两个孩子看父母又起“战争”，跑到各自同学家里去睡觉了。她与丈夫分室而卧。结果丈夫在另一间屋子里睡得很沉被砸死了，两个孩子因在同学家里住都受了伤，但毕竟还活着。这老太太那个后悔呀！这一架吵得！是不是不幸的预兆啊？这些天来，她的脑子里一天到晚就琢磨着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心情从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迟迟解脱不出来。列.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是啊！一夜之间，一个百万多人的工业城市，竟有24万多人毁于一旦，这要击碎多少个家庭的幸福美梦啊！也给多少个家庭留下解不开的死结儿，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啊！归根结底，知足才能常乐，达观方能幸福。遇事还是要看开、放下，平和、冷静地对待，三思而后行，尤其是在家庭里，秉持“忍为高、和为贵”，互敬互谅，互帮互助，就可以使生活变得简单，幸福也就变得容易起来，人生也就有可能少留下或少产生些遗憾和忧烦。唐山大地震，每天都给我上着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处世哲学课。活生生的事例，血和泪的教训，够我汲取一辈子的。那时候，还远没有像之后汶川、雅安等地震中的心理救援，但居委会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我们班长申三元把车大妈的情况，及时向居委会领导反映，求得他们的关注和帮助。后来，有几次路过车大妈家，看到她穿戴得好的多了，脸也洗得干净多了。只是见了我们点点头就走过去，那目光还是有些呆滞，一个人低着头默默地走路、做事儿。不知道要到哪一天，这老太太才能真正走出心理阴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对绝大多数经历这场灾难的人来说，还是能够正视现实，特别坚强也是十分顽强地挺起胸膛，迎接生命里这场严峻考验与挑战。他们把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努力从悲痛和创伤中跳出来。经过两个多月的共同战斗和生活，军民之间结下了深厚情谊，地震灾区呈现出一派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气氛。那些天里，经常有居民到连队主动帮助战士们洗衣服、缝被子，做针线活。有的家里还邀请官兵们去唠嗑、喝茶，畅叙军民鱼水深情，防震棚里，传出阵阵欢歌笑语。记得我们连队驻地有一位叫二嘎儿的三四岁的孤儿，天天到连队帐篷里玩，时间长了，竟把老兵李业发叫“兵爸爸”，弄得李业发怪不好意思，那孩子总是缠着李业发讲故事，闹着要买冰棍儿吃。过了些日子，地方有关部门就集中把孤儿送到石家庄育红学校等单位去了。二嘎儿临走时，还专门来和他的“兵爸爸”及叔叔们告别，亮晶晶的眼睛里噙着汪汪的泪水。抗震救灾工作步入正常后，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相对丰富起来。接常不断地安排晚上在空地上看电影。那个时候的电影，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政治色彩很浓。如《春苗》，好像是著名女电影演员李秀明演的，里面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台词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听说，大约是在1975年，有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看这个片子，当听到片子里这句台词后，邓副总理很不高兴，拂袖而去……后来成了批判他的一条罪状。还有一部片子，叫《欢腾的小凉河》，里面写了一个“走资派”，只知道抓生产，不抓所谓的阶级斗争，即所谓的“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一看就是影射邓小平的。还有一部片子叫《创业》，好像是长影剧作家张笑天写的，还是经毛主席亲自批示：“此片无大错”，才得以在全国公映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政治和艺术联系的特别紧密，经常有人因一部电影、戏剧或一部小说被捧红而登上政治舞台，也有的因一部作品政治倾向有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成为“黑五类”，甚至“永世不得翻身”。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唐山灾区听抗震救灾英雄作报告。当时开滦矿务局唐山矿有个干部叫李玉林，是个退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矿上的汽车司机，时任唐山矿工会副主席。地震那会儿他刚从矿上下夜班回到家里躺下，强烈的地震冲击波，把他家的房子也震塌了，但没有彻底倒掉，是被几个大衣柜把水泥预制板给挡住了。但他的头部也被碎石块砸破流了血，肩膀和脚也砸伤了。李玉林在倒塌的屋子里还没缓过神来，就听到整个唐山市忽然有一种类似海潮似的声音：“哗哗啦啦……”那是建筑物倒塌的巨大声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爬出来的。他即刻想到矿井下还有一千多名工人，心里很是着急，想立即去矿上看看。但等他爬出来一看吓坏了——除了几根电线杆子和树还立着，其它的都倒了。于是他踩着废墟，顺着铁路猛跑，他看到那铁轨都变成S形了。到了矿上一看，也都是一片废墟。当时，李玉林焦急万分，军人的素质使他顿时感到：这是一场毁灭性大地震，必须有千军万马的大部队救援才行。谁能调动千军万马呢？只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我只能亲自去北京了！”李玉林给我们作报告时，讲得可谓惊心动魄。他光着脚丫子、穿着三角小裤衩儿，辗转找到一辆矿山救护车，当机立断就用这辆车迅速去北京报信。于是，就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4点10分，也就是地震发生近半个小时之后，一辆红色的矿山救护车从唐山矿出发，风驰电掣般地向北京方向驰去。这大概是唐山市第一辆“苏醒”了的机动车。和他一同去北京的还有救护车司机崔志亮，他们走时路过崔志亮的家门，小崔师傅也没有顾上停一下车。等他们从北京回来，崔志亮的爱人和孩子被自己的房子砸在里面，都死了！后来在路上又碰到开滦煤矿两名工人，与李玉林一起上了同一辆救护车。
　　简短捷说，李玉林他们好不容易赶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到了新华门的门口，两位便衣警察样的人一看，一辆红色的矿山救护车横冲过来，车上的人灰头土脸，满身泥水和血迹，有的还只穿着背心和三角小裤衩，立即警惕地盘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找谁？李玉林想，是啊！我来这里找谁呢？但他马上焦急地有点磕巴地说：“同志……我……我找毛主席，党中央！”哨兵正要再问些什么，李玉林声音有些哽咽和沙哑，他哭喊着说：“同志！快救救唐山！我们唐山大地震了！整个唐山都平了……”与此同时，从新华门里走出来的军官马上指示执勤哨兵向上级报告，不一会儿就传来命令，允许李玉林等人进去汇报情况。记得当时李玉林对我们说，接待他的中央领导有李先念、纪登奎、吴桂贤、陈永贵、吴德、陈锡联等。听完情况汇报后，他听到几位中央领导迅速碰头，并通知军方立即做好派兵赶赴唐山抗震救灾的准备。当年他作报告时，还讲了一个小花絮：他在中南海汇报情况过程中，一连打了好几个嚏喷，并咳嗽了几声，中央领导同志特别关心，又是给他倒开水，又是给他加衣服，吴桂贤副总理马上进屋给他找来几个小药片，让他立即吃下去。“嘿，人家中央领导同志的药咋儿那儿管用呢，我的感冒症状马上就好多了！”他用浓重好听的唐山话讲到这里，台下的人轰地一声笑了起来。现在想起来，可能也就是如今人们经常吃得“康泰克”、“白加黑”之类的药物吧！今天在唐山大地震四十周年之际，让我们再次记住他们——几位在第一时间舍小家、顾大家，驱车去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灾情的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吧！他们是：时任开滦矿务局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工人曹国成、崔志亮、袁庆武。历史将会永远铭记着他们的！
　　事后了解到，在唐山驻防的24军72师某部女电话员高东丽，地震时正在守机值班，她完全来得及躲避险情，但她却选择用生命最后一息，抓紧向作战部门、上级通信值班室连发10多个报警振铃。也是这个部队某团报务员吴东亮，震后18分钟，用一台从废墟里扒出来的被损坏了的报话机，用通信勤务密码，向上级有关部门呼喊报灾，成为震区发出的最早的地震报告。驻唐空军某部调度室主任李升堂，在机场指挥系统瘫痪的危急时刻，冒着巨大风险指挥一架飞机飞往北京南苑机场，为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唐山的地震灾情争取了时间。这同样需要多么高超的技术素养和精神境界!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知道,这些还健在和已离去的英雄们的名字和事迹,都已镌刻在高高的唐山抗震救灾纪念碑上，陈列在宽敞明亮的唐山抗震救灾纪念馆里。然而，我更愿意看到，他们的精神真正能够永久地走到活在世上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