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教授陈嗲

　　1968年初，全国的政治形势好了很多，打砸抢活动没有了，红卫兵大串联活动也早就偃旗息鼓了，乱了好一阵的大中国，渐渐安静下来。这时木脑壳刚刚升上小学四年级。
　　木脑壳家住在徐家巷子，斜对面住着个老夫子模样的独身老人，人们叫他陈嗲嗲，好像是从上海回来的，在巷子里住了好多年了。豹叔说陈嗲的父亲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牺牲的烈士之一。他父亲死时，陈嗲嗲才三岁。
　　陈嗲嗲的母亲是解放那年病死的，陈嗲嗲那时正在他的母校上海同济大学当桥梁工程教授，得知母亲病危往回赶，到山梁总算见了娘最后一面。娘拉着他的手，把一幅卷轴画交给他，艰难地告诉他，这是他父亲留下的宋代名画真迹，要好好保管，传下去，再穷也不要卖。还要他一定要结婚，传宗接代。
　　安葬了母亲陈嗲就走了，1958年他又回来了，因为他已经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工作，学校把他撵出来了。他没地方去，就回老家来了。
　　陈嗲回来没几个人理他，连亲戚也不同他来往。本来也是，他从小在省城求学，山梁没几个人认得他。豹叔以前也认不得他，但可怜他、同情他，就帮他收拾屋子。自他母亲走后，那屋子已经快十年没人住了，破破烂烂的。豹叔忙了两个多礼拜才帮他搞完，这期间陈嗲吃住就在豹叔家。还别说，陈嗲到底是桥梁工程教授，根据他的思路整修出来的房子，山梁再找不出第二家，那叫个漂亮、大气，别具匠心！他家的门匾，据说还是北伐时唐生智路过题写的。
　　陈嗲没有了经济来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豹叔说，其实陈嗲一身的本事，会做木匠活，炒得一手美味淮扬菜，会扎风筝，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还懂中医，真正算得上是个多面手、大拿。可那个年月，由于是右派，居委会竟不准他从事任何手艺活动挣钱糊口。陈嗲只得替人写写信、对联，有时给街道办、居委会抄抄文章、出出黑板报度日，成天只能吃腌咸菜，还买不起，是秋嫂做的。
　　陈嗲其实是结过婚的，他堂客曾是上海滩资本家的大小姐，解放前上中学时参加过学生进步运动；解放后读完大学就加入了农工党组织，与同是农工党党员的陈嗲结了婚，他们没有小孩。几年后，陈嗲被打成了右派，他漂亮的堂客就与他划清界限离了婚，和另一位他的同学巩教授结了婚。巩教授是靠剽窃陈嗲的论文、成果评上的教授，现在又抢了陈嗲的老婆。陈嗲跟豹叔说不怪姓巩的，是自己老婆人品不佳。他简单地打了个比喻：如果鸡蛋无缝，苍蝇怎会叮它？
　　回到山梁后，一肚子学问、浑身手艺的陈嗲竟需要邻居工人老大哥豹叔的接济才能勉强活下去，想着都丢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陈嗲心灰意冷地跑到城北的枣林里，上吊自杀。
　　豹叔发现连续几天陈嗲情绪有点不对头，以为又是挨批斗了，就向居委会干部打听。人家说现在对右派一般不批斗了，红卫兵也不串联了，复课闹革命了。“陈嗲没有挨斗，为什么总唉声叹气呢？”豹叔就让一家人都注意陈嗲的动向。有什么不对头的赶紧告诉他。果然，见他这么晚还出去，豹叔就跟过去，在他系好绳子准备套脖子时一把抱住了他。
　　陈嗲看是豹叔，委屈地哭了。豹叔问：“陈嗲，你老人家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有什么想不开的非得自杀？挺一挺不就过去了吗？”陈嗲说：“不让我当教授拿工资就算了，我可以做厨师、教书法、教英语，还可以扎风筝卖，还可以开诊所做郎中嘛。他们通通不准我做，说怕我害人。我实在活不下去了。”豹叔说：“你不记得你娘临死前要你讨个老婆传宗接代的话了？你死了你们陈家不就真的绝种了？！”陈嗲说我没有脸活下去了，羞愧难当啊。再说，我一个右派，自己还养不活，哪个肯跟我哟？
　　豹叔说日子总会过下去的，说不定过两年就好了。我们回去吧，以后别寻死了，男子汉嘛。
　　从那次以后，陈嗲确实不再寻死了。豹叔一如既往地接济他，秋嫂过年时不给木脑壳做新衣也要给陈嗲做一套新衣裤，老头每年除夕都被感动得哭一场，哭完就作诗，诗还写得蛮好。
　　有一天夜里，木脑壳听见好像有人在敲陈嗲的屋门，就出去探个究竟。那时豹叔带一个组去邻县做活，好几天都没回来。木脑壳走进陈嗲屋前，看见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在训斥陈嗲：“你那东西是‘四旧’，是‘封资修’产物，必须交出来。我们要拿回去统一烧掉，不让这些流毒贻害后人。”陈嗲说那是我家祖传的私有财产，我不愿意交出去；再说，我放在家里，哪个也看不到，怎么会毒害他人呢？那两个干部说，你今天要不交，我们就抓你去坐牢。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们看你也蛮可怜的，不要犟了，不然命都丢了，那幅画还有卵用？
　　可怜的陈嗲孤立无援，又看不懂政治形势，每天战战兢兢的。他极不情愿地从里屋取来那幅传家宝古画，交给了那两个凶神恶煞似的干部。陈嗲的眼里满是泪花，那可是他爹娘留给他的唯一物件啊，他本来是要用生命来保护的，可他做不到。特殊年代摧残了人性，嘲笑了善良，欺辱了本分。木脑壳在门口看得义愤填膺，恨不得一拳打死这两个干部。
　　那两个人走后，陈嗲掩面大哭，对着刚进屋的木脑壳说对不起爹娘，对不起祖宗，苟且偷生，他自己都厌恶自己。
　　木脑壳问：“嗲嗲，那两个人是哪里来的，有介绍信吗？”谢嗲说：“他们说是县革委会的干部，奉革委会指示来没收‘四旧’物品的，说交到革委会要烧掉。我好怕的，哪里敢看他们的介绍信哦。”木脑壳说：“嗲嗲你先别着急，等我爸爸过几天回来了，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他认得新来的吴县长，好像关系还蛮好的。”陈嗲说我不难过了，等着你爸爸回来。你回去吧，这么晚了，快去睡，明天还要上学呢。
　　木脑壳出门便去追那两个人，看到他俩远远地向锁钱公社那边去了。“咦，他们不是县委会的干部吗，怎么去农村里？”木脑壳决定跟踪看个究竟。
　　已经立秋了。瑟瑟秋风，掠走了人们身上仅有的一丝暖意，木脑壳打了个寒颤。他顾不上回家穿长衣，跑着去追那两个人。走了40几分钟，过了一座木桥，穿过一片桃树林，那两个人进了桂梅村，径直走进一家院子，关上了门。
　　木脑壳胆大心细，跃身跳上了围墙，潜入院中，听到了那两个人的对话。一个说：“麻子，这幅画价值千金，我想了好几年了，咱们发大财啦。”另一个说：“牛仔，说好了的呀，等到广州卖了这幅画，咱们平半分。”两人又低声窃窃私语了一阵，哂笑陈嗲愚蠢、胆小，后来关灯睡了。
　　木脑壳从墙上爬出去，跑步回到了徐家巷子。秋嫂起来小解，问他做什么去了，木脑壳说睡不着到外面溜了一趟。秋嫂纳闷：“每天睡得跟死猪一样的，今天哪么搞的？”
　　恰巧第二天豹叔就回来了。木脑壳赶紧把这事告诉了爸爸。豹叔跑到吴县长那里说了。吴县长说显然这两个人是骗子，冒充县委干部骗走了陈嗲的宝贝。吴县长马上打电话给公安局。刚刚经历过运动后恢复正常秩序的公安局，派来三部三轮摩托，接上豹叔和木脑壳就赶往桂梅村。
　　有木脑壳带路，公安很快找到了那家院子。一敲门，开门的就是那两个骗子之一的麻子，他一脸的疙瘩，白天看得很清楚。公安没费力气就破了案。麻子和牛仔两人原本准备下个礼拜天去广州销赃。在公安追问下，两人交代此前还骗过工业局走资派盛局长的一个隋代陶器、人民银行走资派郭行长的一幅北宋蔡襄书法真迹、卫生防疫站靠边站的原站长吕来福的一对元朝鎏金麒麟、人民医院外科大夫迟晋楚的祖传状元答卷。以上四件文物已经在广州销赃，是境外来人买走的，好像是日本人。他俩交代一人分得1000元钱。
　　当木脑壳和豹叔带着吴县长和公安人员将古画送还给陈嗲时，陈嗲完全不敢相信！他千恩万谢地感谢公安，感谢政府，感谢共产党，当然更感谢小小年纪机智勇敢的木脑壳。说他是新时代的小雨来（一个抗日小英雄）。陈嗲让豹叔留住县长和公安干警，说自己去巷子前头的罗家肉铺称几斤猪肉，一定要请各位喝顿酒。吴县长刚要拒绝，陈嗲已经出门去了，那身手好像十八岁的小伢子，返老还童了。吴县长说，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陈嗲买了三斤猪肉、两个大猪前腿、一整付猪下水，请秋嫂帮着做。吴县长在豹叔的极力挽留下坐下来等吃饭。他看到陈嗲写的毛笔字，说比许多名人的书法还有功底。
　　正是从那天起，陈嗲的好日子突然就降临了，真是因祸得福。吴县长知道小小的县城还有陈教授这么一位享誉全国的桥梁专家，感慨不已。他说服县委书记，在特殊的年代里，尽力保护了陈教授，为他安排了在县政府抄抄写写的收入高、活儿轻的美差事；还为陈教授牵线搭桥，找了一位37岁的贤良女子做媳妇，生下一个6斤半的伢子。陈教授做梦都没想到60岁了，生活又上天了，喜得成天喊豹叔喝酒，酒量也大增。
　　1979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全国右派大多得以平反。上海同济大学来人接走了著名学者、教授陈凌峰，补发了二万六千元工资。陈教授分文没要，将此笔款全部捐献给了故乡山梁县。那时候，一般人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吃食堂每月伙食费用不了十元。这两万多块钱，属于巨资。
　　山梁潇水大桥1987年整修时，县长专程跑到上海找到陈教授帮忙。教授说此桥应该扩宽，并义务担任工程的总设计师，再捐资10万元给了家乡建桥。如今这座桥已成为山梁最著名的地标建筑，山梁对外的一张名片。桥的两头，一头镌刻着设计师及最大个人捐助者陈凌峰为首的所有捐助者的名字，一头是陈教授逝世后的2000年矗立的他的塑像。
　　陈教授在母校担任系主任十年，专业上一再突破，声名鹊起，享誉全球，令母校骄傲。晚年他带妻子回山梁定居，1999年去世，享年91岁。顺便说一句，他的第一任妻子，即那个资本家的女儿，嫁给他的同学后，丈夫在文革中被整死。此妇人前半生虽朝秦暮楚，后来却终未再嫁，亦无儿女，孑然一身，得喉癌先于陈教授十几年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