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焦头烂额

　　夕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地平线，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半明半暗的天空中有鸟儿飞过，像抛物一样划过一道弧线落入林场办公楼后的柏树林。
　　我从车棚里推出自行车，沿着林场水泥路一路西行，过了一片杉树林，又过了一片柏树林，就到了大街上。暮色笼罩的街景轮廓模糊，店内亮起了灯盏的，一片流光溢彩，没有掌灯的店面就像披了件陈旧的衣裳，容颜黯淡。
　　我骑得很慢。骑到天逸小区的时候，小区居民楼泄出一窗窗灯火，马路两旁的路灯也在闪烁了。我抬头看了看我家的窗户，那是用塑钢装饰起来的一个伸出楼体的部分，与客厅连在一起，我很喜欢那个密闭而狭小的空间。饭后我时常在那儿的躺椅上午休，因而那儿的窗帘总是拉着的。我看见窗帘依然像往日一样拉得严严实实，窗帘的颜色比往日显得明丽，那是我家客厅吊灯照射的结果。
　　大姨子走了，丈母娘守着春花。我进门看见丈母娘独自坐在厅里的木椅子上发愣。我换了鞋，喊了一声“妈”。丈母娘抬起头来看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的样子。我就站在那望着她。她却什么也没有说，眼圈红了，嘴唇抽搐着。我说：“妈，您别这样好不好？我以后会好好待春花的。”丈母娘掏出手绢擦了擦红肿的眼睛，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知道说多了你听不进去，我只说一句话，你这儿我是最后一次来，以后呢，你们再怎么着，我都不会问你们的事了，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啊。”
　　我说：“妈，是我的不对，昨晚让您受惊了。”
　　“听见春花做傻事，我身上的肉直往下掉啊。”丈母娘说，“你们以后好好过日子，不要再吓我了，好不好？”
　　我说：“大姐呢？大姐回去了？”
　　丈母娘说：“她走了，家里一摊子事。晓峰今天回来，她要回去给他做点好吃的。”
　　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周末了。晓峰是大姨子和大连襟唯一的儿子，十八岁了，在县城读高中，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十名，大连襟和大姨子对他寄予厚望。
　　我说：“春花吃了没有？”
　　“哪里啊？”丈母娘长叹一口气，说，“这孩子这回是伤透心了，到现在一口水还没下肚呢。”丈母娘缓缓起身，绕过茶几，进了厨房，不一会儿手里端着一碗桂圆莲子汤出来，她走到我跟前说，“你端给她吧。”
　　我接过那碗桂圆莲子汤进了卧室。春花背靠床头坐着，后背上垫着一只枕头，儿子越越睡在她旁边。我在床沿坐了，端着碗，说：“看在儿子的份上，吃了吧，一切都过去了，你就再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好不好？”
　　春花脸色憔悴，依然披散着头发，愣愣地看着卧室的某一处，一言不发。她木讷的神情使我心里一阵恐慌，害怕她精神出了问题。我说：“春花，昨晚我手气正好的时候，你打我电话，我是想乘胜追击，多赢一些，你那几个电话打的不是时候啊。”
　　春花还是不理我，眼神发直地看着墙壁，突然笑了起来。她“咯咯”地笑着，像一串风铃在响，笑得天真而浪漫，就像一个少女。我吓坏了，丢下碗，把手指伸到她眼前使劲摇了摇。春花还是不错眼球地看着那个地方，不住声地笑着。
　　丈母娘听见春花的笑声，走进来，走到床边，说：“春花，你干什么？”春花歪头看了看丈母娘，又看了看我，像个孩子似地说：“你们是谁啊？你们怎么跑我家里来了？这是我的家，你们怎么跑我家里来了？”丈母娘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说：“你胡说什么？你这是饿糊涂了吧？”丈母娘端起那碗莲子汤递到春花跟前，说，“人是铁，饭是钢，春花你先喝了这碗莲子汤吧，妈求你了。”春花突然抬手把丈母娘端在手里的那碗莲子汤打翻在地板上，跳下床，从装饰橱里拿了鸡毛掸子来赶我们，说：“你们是贼，快走！再不走，我就报警了，让警察来把你们抓走。”
　　我们躲闪着春花的袭击，丈母娘“呜呜”地哭了，说：“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春花，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啊？”
　　我退到厅里给大连襟打电话，告诉他春花有点问题。大连襟不满地说：“你现在在哪？”
　　我说：“我在家里，下班就回来了。”
　　大连襟说：“你既然回家了，还有什么问题？就是有问题也只能你自己来解决了，我们也要过日子啊。”停顿了一下，大连襟又缓和了语气，说，“今天是周末，晓峰回来了，我要陪陪他。”说完，大连襟就把电话掐了。
　　抓在手里的听筒发出“呜呜”的蜂鸣，我放下话筒，呆呆地坐在厅里，不知所措。卧室突然传来丈母娘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接着她一迭声地唤我的名字。我连忙爬起来进了卧室。只见春花在卧室里手舞足蹈地跳着叫着唱着，她唱的是一首流行歌曲，一边跳一边用手掌给自己打着节拍，她的两条腿轮流着抬起落下，她穿着粉红色的棉毛裤，两膝盖就像两只彩球一样一上一下地弹跳，跳得很高，落地很重，地板发出“咚咚”的沉闷的声响。
　　越越醒了，“哇”地哭起来。丈母娘过去把越越抱在怀里，走出了卧室。我也跟着出来了，出来返身把门反锁了起来，让春花一个人待在里面闹。卧室门随即就发出“砰砰”激烈的碰撞声，春花在里面大声地喊着放她出来。
　　我当机立断地下楼，出了小区，站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伸出头来，微笑着看着我，问我去哪。我觉得这个司机眼熟，肯定见过的，一时却想不起来了。我告诉他送一个病人去城里。司机说，他在小区门口等我。我让他把车子开到楼下，我说：“病人病得很重，你还是把车子开进去吧。”
　　司机开着车子跟在我身后，一直开到我住的单元入口。我上楼，走进书房，把盒子里仅剩的一千多块钱全揣进了口袋，走到厅里，对丈母娘说，把春花送精神病院去，让她在我家里照应越越。丈母娘经这一吓，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不住地点头，脸上的肉不住地抽搐。我掏出钥匙，打开卧室门，春花经过那一番哭闹，此刻安静了下来，正疲惫地坐在地板上，低头兀自“嘿嘿”地笑着，她像面条一样垂挂下来的头发随着她的笑声，一颤一颤地。我不由分说把她从地上拉起来。春花“嘻嘻”笑着问我是不是要跟她玩捉迷藏，当弄明白我不是跟她捉迷藏而要带她去医院接受检查时，她拼命地摇着头，屁股向后缩，但经这一阵闹腾，她虚弱得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没费多少力气就把她拉了出来。春花趁我换鞋的间歇挣脱我的手，向五楼跑，一边跑一边举着双臂惊恐地喊叫。我在五楼到六楼的拐弯处追上她，她一屁股坐在楼梯上，两手抓住木质扶梯，坚决不肯下楼。我一弯腰把她抱了起来，我觉得春花身体轻得就像个孩子。
　　春花与我并排坐在后排座上，车出了天逸小区。刚开始春花还很安静地坐着，可是车子上了去城里的柏油马路，风打着唿哨从窗外刮过的时候，春花误把风的呼啸当做了狼嚎，她惊恐地瞪着眼睛，说狼来了。我搂着她的肩膀告诉她那是风，不是狼，我说：“哪来的狼？这是在车子里，山上才有狼呢。”春花头扭过来扭过去地在车内寻找着，嘴里不停地说着狼来了，让我把越越带好了，不要让狼给叼了去。我让司机开慢一点，司机就减慢了车速，窗外的风声小了，可是春花又说，那是狼渴了在喝水。我哭笑不得，任她胡言乱语去了。
　　精神病院设在县城北部的钟林镇。那是一家以治疗精神疾患而出名的二级专科医院，坐落于一座山的半山腰。车子还没有进城，驾驶员其实已经知道我们的目的地，但他还是对着反光镜子里的我说：“是不是去钟林医院？”我说：“是。”他说他经常送病人来这家医院，所以路途熟悉。过了乌石镇，行不多远，有一条路直通钟林；从城里走呢，反而绕道了。我说：“那你就近吧，哪条路近，就走哪条吧。”
　　钟林镇是一片丘陵地带，马路逶迤而上，沿途都是缓坡，随着山势起起伏伏地。车子行驶在路上，两旁青翠的山林像波涛一样汹涌而来，而那些裸露的白色的山石就像溅起的浪花，舒卷而去。
　　亮色像一块块不明飞行物一样在山顶漂浮着，这样的漂浮物越来越稀越来越小，到最后转瞬即逝，暮色降临了。山林变得模糊，像罩了一件衣服，而路边的建筑物逐渐多了起来，大都是建立在山脚的饭店、旅社和汽车修理部，过了那些低矮的路边建筑，三层四层楼的商品房鳞次栉比地出现了，底层大都是做生意的门面房，门头挂着店铺的招牌和广告横幅，店铺门外的霓虹灯箱一盏一盏地闪现，一些卖水果和卤菜的摊贩守在路边。车子在两座商品房之间缓缓停下，驾驶员指了指右侧的一扇电动门告诉我到了。
　　电动门已经关闭，这说明医院已经下班了。我下了车，拉着春花从旁边的侧门走了进去。
　　左侧是一座四层灰色门诊楼，我们走过一片空旷的水泥地，到了门诊部前。春花突然一声尖叫，挣脱我的手，在水泥地上手舞足蹈起来，她边跳边唱，唱的还是那首流行歌曲。一个身着白大褂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男医生听见动静从门诊部走了出来。
　　他问明情况，让我带着春花跟他进去。我和驾驶员拉着春花跟着他进了门诊部，一直走到走廊上一扇封闭的防盗铁门前。医生让我们在门前等着，他去喊值班的护士来开门。一会儿，一名头戴护士帽的年轻护士随着他走了过来。护士手里拿着一个铁圈，铁圈四周拴着一串钥匙，每把钥匙上贴着白色胶布。护士走到防盗门前，从中找出一把打开了那扇密不透风的防盗门。她和医生进去后，医生继续沿着走廊向前走，进了左侧的一间屋子；而护士则站在门边询问我、驾驶员和病人的关系。问明了我们的关系，她才让我和春花进去，而把驾驶员挡在了门外。我进去后想起来还没有付车费，又不知道我要不要留下来，就让护士打开门，我出去与驾驶员商量，让他在外面等我。
　　我再次返身进来的时候，春花已经被四名身强力壮的男医生强行拖进走廊右侧一间病房。病房里住着四名女病人，她们有的在笑有的在哭；还有一个坐在床上，一个男的坐在旁边哄她吃药；另一个呢，正上完了厕所从走廊进来，脸上挂着莫名的傻笑。春花进去后，她们全都侧过头来看着春花。
　　春花拼命地反抗着，嘴里不停地骂着脏话。两名男医生先把春花的两只手拴在了铁床的横杆上，然后，又把春花的两只脚拴在了床另一头的横杆上，这样春花四肢就完全失去了反抗，但她头还在竭力扭过来扭过去。那名老年男医生伸出手掌卡住了春花的脖子，然后他指挥早已等在旁边的护士给春花打针。护士拿着针筒，针头向上排出上端的空气和气泡，动作熟练地抹起春花的袖子，针头迅速扎进春花上臂三角肌。
　　春花安静了下来，三名男医生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离开了病房。留下来的那名男医生让我跟他去值班室。我看了看已经陷入睡眠状态的春花，脚步迟疑地走出了病房。
　　男医生自我介绍说，他姓祝，是这里的主治医师，春花是他收治的，就归他管了。我问他，春花这个病是不是精神分裂。他详细问了病史和发病经过，我告诉他以前从来没有过；他又问了家族史，我说没有家族史，把这次发病的原因讲述给他听。他沉吟了片刻说：“严格意义上说，你老婆这还不是真正的精神疾病。”我说：“那是什么范畴的疾病？又怎么会胡言乱语？”
　　“这也是精神范畴的疾病，病人愤怒的情绪集结到一定程度后的一次爆发和释放。”祝医生说，“用了药后很快就会好的。”
　　我心里宽松了一些，自言自语地说： “不是精神分裂就好，可把我吓坏了。”祝医生说：“虽然现在还不能确诊为精分，但如果病人的生活环境和心情得不到改善，发展下去就是精神分裂。”我说：“她现在这种症状诊断为什么病？”
　　“躁狂症。”祝医生说，“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前期症状，进一步发展，就是精神分裂症。”祝医生起身把靠窗的桌子上一壶烧开了的开水灌进暖瓶，又坐下来，说：“医生都不希望病人回头。回头的病人是对医生能力最大的否定，所以呢，我希望你积极配合，把你老婆的病治好，不要回头。”
　　“我懂了。”我唯唯诺诺地点着头，说，“我老婆要在这里住多少天？”
　　“这个嘛，要根据她配合的程度来定，积极配合的，一个礼拜就可以出院。”祝医生说，“不配合治疗的，那就难说了，十天半月也未必治愈。”
　　祝医生与我交谈到这里，转了个方向，侧对着我，坐到办公桌边，从桌子上拿了病历和处方，开始写入院记录。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值班室。值班室非常简陋，一进门墙边放着一张办公桌，桌子的左侧堆放着病历、化验单和处方，右侧由内而外依次放着听诊器、捆绑病人的绳子和一只透明玻璃杯。对面墙边则摆放着一张单人床，床头靠窗户的位置是一张破旧的办公桌，桌子上放着一只半新不旧的电壶。
　　祝医生把一张写着“住院，2000元”的处方递给我，让我去交住院费。我接过处方，问他在哪里交费。他说现在收费处的医生下班了，就交给刚才给我们开门的那个值班护士。我刚要起身，他冲我摆了摆说，说：“你先别急，待会儿来，我可能不在这儿，我向你交代一下。”我就又坐下来，望着他。
　　“你把交费单从门缝丢进来，我要去别的病房查房。”祝医生指了指门口说，“我们医院不留宿，你想办法自己解决。”
　　我说：“我不在这儿照顾病人行不行？驾驶员还在外面等着，我回去了又不放心。”
　　“这个你不用操心。”祝医生说，“从现在起，病人的一切都交给医院了，你就是留在这儿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祝医生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说，“还有，你回去该上班上班，尽量不要来探视。我们只有在每周日下午才安排家属探视，时间也只有两个小时，从三点到五点。”
　　我想了想，说：“我下次来要是遇不到你怎么办？”
　　“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找值班医生。”祝医生说。
　　我突然对这个祝医生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依赖，我说：“一周才安排一次探视，要是一直到出院还遇不到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祝医生疑惑不解地看着我。
　　我吞吞吐吐起来：“我、我的意思是，要、要是碰到个年轻的医生……”祝医生听出了我的言下之意，说：“都一样的，在治疗上都差不多。这个病的治疗很简单，就那么几种药，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复杂，关键在于病人的配合程度。”
　　“病人出院后，要注意些什么呢？”我说。
　　“你老婆这个病呢可能要促使你改变一些不良习惯了。”祝医生说，“最重要的一点，她以后不能再受到刺激，一旦受刺激，很容易复发，而下次来了，就不是躁狂症而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了。”
　　“我以后处处顺着她。”我说，“她说东就东，她说西就是西，不惹她生气就是了。”
　　“你有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祝医生说。
　　从值班室出来，我去护士值班室交费。走到了护士值班室门口，突然想起来，我身上带的钱不够，站在走廊上思忖了一会儿，还是硬着头皮敲开了护士值班室。我把交费的处方递给护士，说：“我走得匆忙，带的钱不够，能不能在下次探视时补上？”护士把已经打开的住院登记薄又合上了，望着我说：“这是基数，每个住院病人起码要交满2000元，就你特殊啊？”我说：“我去找祝医生，看能不能通融通融。”护士说：“他是你老婆的主治医师，他说行当然就行了。但是你这会儿恐怕找不到他了，他在男精神病病区查房，那里和这儿一样，戒备森严，外人一律不准进入。”我苦着脸地说：“那你让我怎么办？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我又不认识人。”护士突然想起来什么，眼睛晶亮地望着我，说：“不是有一个司机送你来的吗？你看看他身上带没带钱？”我让她把门打开，让我出去找司机。护士出了值班室，领着我回到走廊上。护士开了门，我走到外面，在候诊大厅找到正在打盹的司机，向他说明了情况，司机很爽快，说：“没问题，你欠多少？”我数了数身上的钱，一共是一千六百六，我说：“你借给我五百吧。”
　　交了费，我又去病房看了看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