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从延安到重庆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教育部陆续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比前清癸卯学制进步之处在于：彻底摆脱了科举制度的束缚；缩短了普通教育年限（3年）；增加了初等和中等补习教育，承认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却“框”出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教育。国民党政府搞的是“三民主义教育”，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定为“国训”，把“礼、义、廉、耻”定为“校训”，进而把“国训”“校训”作为各校公民思想品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把“党义、”“公民（公民训练）”、“童子军”作为重点课程，目的在于培养令他们满意的信徒，以长期维系他们的反动统治。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教师的社会地位是极为低下的。有句老话说得很清楚，“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此话既表现了读书人的无奈，也反映了世人对教师职业的看法，简直是一针见血的。读书做官不成，欲谋一块舌耕之地，也要多方求人，处处遭人白眼。不少教员为谋一席糊口谋生之职，总要在每年的农历六、腊两月学校易人之际东奔西走，投亲靠友，寻关系找路子向校长（多与政府要员、地方豪绅有关联）贿赂钱财、馈赠礼物，以求保住饭碗，这就是旧社会令人心寒的“六腊战争”。有诗述及此事“一生不幸着儒冠，六腊频催心胆寒，可怜夜半饥寒逼，又向乡邻贷米钱”。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旧社会教师的低下地位、困难处境。即使不在六、腊两月，教师工资（时称“薪水”）也低得可怜，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加薪法规不是没有、但往往都是一纸空文。
　　教师生活虽然艰苦，却有一腔爱国热忱，身体力行，为学生垂范，带领学生积极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革命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三省。噩耗传来，秀山中学、高小两校师生义愤填膺，于10月10日在秀山发起反日运动，发表反日宣言，并组织宣传队深入民间宣传，以唤起民众共赴国难，抗日救国。
　　1944年底，日本占领贵州的独山，大有继续向贵州和重庆进攻的趋势。当时，国民党政府恐慌万状，贵阳紧急疏散，重庆市面紧张，人心惶惶，抗日的人民团体都纷纷起来，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爱国热潮在国民党统治区空前高涨起来。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召集了地下党张仲明、陈俊逸、孙雅礼、姜宣等同志，向他们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日本有可能再向四川进攻，国民党政府也有可能再向西康省逃跑。他从四川省地理条件和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出发，提出“自救救国”的口号。主张把后方的人民群众武装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开展开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性，并决定在四川境内开辟三个抗日游击根据地。即（一）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二）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三）华蓥山地区。以后日本人虽然投降了，没有实现它向大西南推进的计划。但是，当时中央估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还有一个艰巨的和长期的过程。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令运：一种前途是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第二种前途，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法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因此他号召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第二种前途。
　　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只得宣布无条件投降。
　　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派统治，早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裕的国家，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及川东临委经过周密组织和精心策划，从抗日战争胜利至1949年11月秀山解放前夕，曾先后委派四批16名共产党员到秀山开展地下活动。
　　1945年暑假以前，刘兆丰在武汉大学搞学运工作。这年上半年，在革命高潮行将到来之时，根据南方局青委的部署，要他们动员一部分进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武汉大学的学运“核心领导小组”根据这一部署，在暑假前，由刘兆丰和顾公泰、陈克胥三人带着二十多位决心去中原解放区的同志到重庆，交给南方局。把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刘兆丰的关系便转到南方局组织部钱瑛同志和于江震同志那里。当他将他的情况和社会关系向钱瑛、于江震同志详细汇报以后，他们认为刘兆丰是最合适回秀山去执行周恩来同志决定在酉、秀、黔、彭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人。因为刘兆丰是秀山人，在秀山有较好的社会关系。最主要是他的二哥刘兆鳞任秀山中学校长多年，在秀山教育界有威望，他想退休不干了，有意要刘兆丰回去接替他的工作，并要刘兆丰聘请一些同志道合的同学去作教师。这样，去秀山的同志首先就能够有个落脚的地方。因此，钱瑛同志和于江震同志决定派刘兆丰回酉、秀、黔、彭一带去工作，先把秀山中学作为基点，在本地农村学生中培养建党对象，通知毕业学生作桥梁，在农村开辟工作，建立地下武装，搞小块根据地，以配合解放战争。
　　南方局之所以决定这一地区作为游击根地的原因：一是这个地区地瘠民穷，山高滩险，有打游击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二是这个地区和湖北、湖南、贵州接壤，是四省交界地区，国民党中央统治势力薄弱，在地方势力互相割据、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易于钻地方势力的空子；三是1934年，贺龙同志率领红三军在此建立过根据地，播下了革命火种。
　　就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内，南方局组织部为秀山地下党配好去秀山工作的班子。当时决定和刘兆丰一同去秀山的，有党员谢书年、谢若英（女）、李昇震（现任福州大学校长）、王树藏（女）和一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女同志韦其莹（现任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韦其莹是李昇震同志的爱人，以后被秀山地下党吸收重新入党了。南方局组织部指定刘兆丰和谢书年同志负责，这个组织当时没有具体命名，是直接由南方局组织工作部领导的。
　　1945年8月，在重庆市民欢庆日本投降的鞭炮声中，刘兆丰一行肩负着党交给他们的重大使命，怀着既紧张又愉快的心情，离开了山城重庆，从海棠溪乘川湘公路的汽车，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去了。当时组织的意图，是要他们在那一带长期扎下根来，对有的同志，要他们割断一切社会关系，隐姓埋名，长期坚持下去，几个被派去的同志，除个别有特殊安排的而外（王树藏同志是当时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的马西林同志的爱人，当时怀了孕，只打算去秀山中学住一学期，等生了孩子以后即回重庆）都根据组织的决定，下定了长期坚持下去的决心。
　　第一批：1945年9月——1946年底。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派刘兆丰、谢书年、谢若英、李昇震、王树藏等共产党员和韦其莹六位同志到秀山开辟地下活动。南方局组织部指定刘兆丰和谢书年负责（当时组织未命名，由南方局直接领导），以秀山中学为基点。1946年1月，南方局又派特意从延安调回重庆的邓照明（化名邓光宇，中共七大代表）来秀山，以加强对地下斗争的领导。
　　在第一批地下党员中，刘兆丰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他1945年8月至1946年2月任中国共产党秀山特支（地下党）负责人。
　　刘兆丰，男，汉族，秀山县中和镇人，1917年6月12日生，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肄业，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在上述两校就读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于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大、武大都搞过学运工作。武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工作。
　　1945年秋，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为了开展酉秀黔彭革命根据地，派刘兆丰到秀山地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上级要求先把秀山中学作为基点，在本地农村学生中培养党员对象，通过毕业学生作桥梁，在农村开辟革命工作，建立地下武装，搞小块游击根据地，以配合解放战争。于是，刘兆丰接受南方局组织部部长钱瑛的派遣，利用他的二哥刘兆麟任秀山中学校长的有利条件，第一批地下党员一行5人到秀山中学以任教（刘兆丰本人则任教导主任）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的秀山，没有党组织，完全是一块生荒地。在这个山高路远的偏僻小县城里，除了日寇扔下的几颗炸弹声犹在耳、下江人来此逃难的狼狈景象历历在目而外，仍然是非常沉寂的。凤鸣书院身后的秀山中学，虽是秀山最高学府，也不过一潭死水；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不过问政治，不知中国与世界在如何变化。
　　刘兆丰先后以秀山中学教师、教务主任和校长的社会职业作掩蔽，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他们在秀山、都是以秀山中学教员为社会职业开展地下工作。在校内，着重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通过课堂教育、个别摆谈和组织报告会、读书会、歌咏队、报告会等，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与科学知识，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报，教唱进步歌曲，演剧、出壁报等办法，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指导学生阅读的进步书报有《呐喊》、《复活》、《铁流》、《毁灭》等进步小说和《民主报》、《民主周刊》、《现代妇女》、《大众哲学》等进步刊物，教学生学唱《朱大嫂送鸡》、《你这个坏东西》、《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等进步歌曲，启发学生的觉悟。在不长的时间里，学校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民主报》、《民主周刊》、《现代妇女》、《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它进步书刊，在学生中公开传播；《你这坏东西》、《黄鱼满天飞》、《这些年头怎么得了》、《山那边有个好地方》等一些进步歌曲也在校内随时听到。校内的政治空气和学术空气也相应地浓厚起来，各种壁报也纷纷出现。
　　通过这些工作，逐步冲破了学校长期以来的沉闷局面，大大活跃了校内政治和学术空气。并在学生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建立了进步学生革命群众组织“稚心学术研究社”，团结了多数学生。在校外，则广泛接触学生家长和社会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
　　同时，利用《秀山周报》（系国民党秀山县党部主办，伪县教育科长周子祯主编的全县性石印小报）约稿的机会，仿照《新华日报》国际评述的笔调，陆续写稿宣传国内国际形势，宣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法西斯独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以唤起人民的觉醒，从而起到了应有的宣传作用。刘兆丰等同志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学期以后，在1945年寒假以前，刘兆丰借学校行将放假的机会，以增聘教师为借口，来重庆向南方局组织部汇报。听刘兆丰汇报的还是钱瑛和于江震同志，刘兆丰除了汇报秀山的社会情况、地方势力情况，统战工作情况而外。还详细汇报了半年来他们在学校内工作的情况。那时正是毛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后，他们听完了刘兆丰的汇报以后，便对他们的工作做出了指示和部署。
　　钱瑛同志向刘兆丰传达了中央对时局的估计，认为和谈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性。她说：不论和谈成功或失败，我们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并且也要作和谈失败的准备。万一和谈失败了，就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一场和敌人针锋相对和斗争。我们的方针是：力争和、准备打。和，真心实意；打，毫不含糊，因此。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仍然不能放松。
　　她要秀山地下党利用边远山区敌人统治较弱的有利条件，重点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建立地下武装。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她派刚从延安调回重庆，对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有经验的邓照明同志（去秀山后改名为邓光宇，抗日时期，他在山西宁武县作了几年县委书记和游击队政委。现任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顾问）去领导秀山地下党的工作。并向刘兆丰交代：“邓去秀山，要把他安排在第二线，专搞组织工作，不搞群众工作，也不负担学校的行政职务，以避免暴露。“邓去秀山后，地下党根据上级的部署，安排他在秀山中学担任物理和几何两门课程，他也表面装得很沉静，不关心时事政治、安于教学的样子，因为他原来就是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所担任的课程也胜任愉快，讲得很出色，学生们感到很满意。
　　刘兆丰在红岩村汇报工作期间，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听了王若飞同志在刚刚落成的红岩大礼堂，报告国共和谈的经过情况；另一件事情是参加了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举办的纪念《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的纪念晚会。若飞同志在报告中，首先叙述了重庆谈判的经过，然后谈到彼此在谈判中的距离和症结所在，为了打开谈判的僵局，我党主动做出重大的让步。答应从南方八个解放区撤退，人民军队原来坚持的四十八个师缩编成二十个师。可是国民党却坚持要中共把全部军队交出，这充分暴露了国民学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一心想独裁到底”的反动阴谋，中共的方针是努力争取和平的实现，但是和平的实现不是用放弃原则可以换得来的，因此一方面要有灵性；一方面要有原则性。这些当时对刘兆丰启发很大。也使他感到在酉秀一带工作的重要性。
　　《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的纪念晚会，是在编辑部的露天广场举行的，荣高棠同志在晚会上最活跃，他又敲锣鼓又唱歌，最后大家在广场上跳起了秧歌舞，刘兆丰那时俨然像已经置身于和平、民主、而又自由的解放区一样！当时看见他们这般欢乐的景象，给他很大的鼓舞，进一步增强了他对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想很快回到秀山去好好干一场，彻底消灭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1946年的元旦过后不久，刘兆丰就和邓照明同志，还有几位事先约好的进步青年李肇英、沈本义、詹冷（原名詹寰）、王永年、卢明华、郝味书等启程去秀山了。这时秀山地下党的队伍更加壮大大了，为了扩大影响，他们把王永年、卢明华两同志安排到离秀山三十余里的私立石江中学去教书，其余的人都集中在秀山中学。
　　为了加强秀山的工作，南方局派刚从延安调重庆，对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有经验的邓照明（化名邓光宇）赴秀山建立特别支部，领导开展工作。
　　1946年秋，地下党在学生中建立了秘密的群众组织“稚心学术研究社”（简称“稚心社”），后发展成为党的外围革命组织“六一社”。地下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特殊环境，采取灵活机智的策略，闹学潮，争民主，与国民党当局作斗争。
　　邓照明（1919~1990），男，四川宜宾人。1946年2月至1946年12月任中国共产党秀山特文（地下党）负责人。
　　邓照明于1930年代初期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1939年底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曾在山西宁武县任县委书记和游击队政委。他是中国共产党“七大”代表，并于1945年4月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约在1945年5月底或6月初，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前不久，廖志高同志和邓照明谈过一次话，大意是：周副主席（即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意见，要在“七大”代表中挑选一部分不太红（即不太暴露）的人，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廖的意见，邓照明在四川大学和成都有些暴露，但在四川其它地方还不算很暴露，有回川工作的条件。他要邓照明考虑这个意见。
　　当时邓照明想：四川的党组织培养教育我多年，从一个青年学生到一个党的干部，并选我作“七大”代表。我在延安学习好几年，中央组织部调我去敌后根据地的晋绥边区，担任宁武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学习了一套打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政权比较系统的经验。现在党需要我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虽然那是很辛苦、很危险的地下工作，但是饮水思源，从责任心出发，我不应该忘记抚育我成长起来的家乡，我应当回去挑重担。
　　邓照明考虑定了，回答廖志高同志，表示愿意回川，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于是，邓照明参加了中央党校第一部的学习，对邓照明来说，一方面是学习，同时也是待命回四川。
　　廖志高同志这时担任新组织起来的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处长，工作甚忙，他要邓照明临时协助他工作。10月以后，邓照明离开中央党校一部，去中组部干部处帮助廖做审查、挑选派回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干部。这时钱瑛同志去重庆了，廖说等待钱瑛来通知，你就可以去重庆。
　　1946年元旦，在杨家岭礼堂，中央举行了新年团拜会，大家情绪高涨，都处在夺取新的胜利的兴奋状态之中。此时，廖志高同志告诉邓照明，钱瑛同志已来通知，你们可以去重庆了。根据廖志高同志和中组部的安排，邓照明一行于1946年1月10日上午，在延安城东延河岸上的飞机场，约10余人一起上了飞机，下午三、四点钟，飞机顺利降落在白市驿军用机场上。
　　黄昏时，他们在化龙桥红岩村住了下来。住定后，钱瑛同志来打了一下招呼，指定由龙潜同志和邓照明联系。
　　等到1月底，钱瑛同志告诉邓照明，党决定派你去秀山地区工作。当天晚上，钱瑛（当时是南方局组织部长）、于江震（南方局组织部副部长），刚从秀山来渝的刘兆丰同志和邓照明，四人一起商谈工作。
　　于江震告诉邓照明，刘是秀山人，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生，1945年夏季派回秀山，担任县立中学的教务主任，刘的大哥原是川军刘湘部下某旅的参谋长，离部队回家，在当地有声望。刘的二哥刘兆麟是县立中学校长，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当地的开明人士。刘兆丰在这样的掩护下，党组织派他回去，以县立中学作为立脚点，逐步开辟这个地区工作。同时还以刘聘请县中教员为名，派党员谢书年、李昇震、韦其莹、谢若英等同志，在邓照明去之前去秀山，邓照明去之前，党内由谢书年负责，邓照明去后改由邓照明负责，他们已在秀山工作了半年。
　　刘兆丰汇报了情况之后，钱瑛、于江震比较详细地讲了工作任务。大意是：中国革命是长期的，今后仍然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以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你们去秀山，虽然那里曾是老根据地，但近些年来从组织力量上讲，还是一块荒地，没有革命工作的基础，你们去可以说是从头开始。作法是：以秀山县中为依托的据点，培养教育学生，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学生毕业后，回农村去作乡长、保长或小学教员，经过他们来做农民群众的工作，组织农会等等。在时机成熟时发动武装斗争，从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过程当然是很远的，总之要作长期斗争的打算。
　　于江震交代，由于邓照明是从延安派出来的该地党内领导人，从纵深配备和安全着眼，规定他不在第一线做学生群众的工作，政治上以中间状态的面貌出现，在党内只和刘兆丰与谢书年二人接头。邓照明去之后和南方局组织部（钱、于）的联系办法是通信，他寄回的信是由重庆小什字和成银行秦长裕先生收（曾多次与秦通信，可至今也未见这位同志），秦长裕寄给邓照明的信是交秀山县中，邓照明的社会职业是秀中的教员。这些谈定之后，要邓照明改一个名字，邓照明想了一下，就叫邓光宇吧，因为在旧社会是不能改姓的，如果改了姓会被看作把祖宗都卖掉了，这就会因此引起怀疑而发生政治问题。邓照明与刘兆丰约定联系办法后，大约在第二天下午他就下山进城了。
　　1946年1月，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钱瑛、于江震传达上级决定，派邓照明到秀山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担任秀山特支（地下党）书记。为掩蔽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的社会职业是秀山中学教师，并化名邓光宇。
　　邓照明长期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对国统区的社会生活是生疏的，还需要一个淡而无味与适应的过程。大约2月初，在山上的准备工作就绪了，于江震同志通知他下山，为了摆脱透特务的跟踪（特务在红岩山下随时有人守候着），派了一辆小汽车送他。轿车向城里开去，转了好几个圈，在和平隧道附近，司机同志说，没有人跟踪，快下车吧。邓照明提着简单的行李衣物跳下汽车，顺利地从“地上”（办事人员）转入“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