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段苏权传奇

　　红军洞位于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雅江镇江西村苏家坡，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山洞。红军将领段苏权就是在这里躲过了生命中的一大劫难：土家族农民李木富将他藏于这个普通的山洞中救治达一个多月而得以康复。
　　红7军和湘东独立师在茶陵县的将军山打仗时，段苏权第一次上战场，扛着担架抢救伤员；1932年，他加入红8军。因为长得比较精神，又读过一些书，被分配做政工工作，在红8军政治部任青年科科长；两年后，任红6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这时他才18岁。随后，红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与湘黔边贺龙率领的红2军团在贵州南腰界胜利会师。随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率两个军团挥师湘西北，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准备从贵州回湘西前，任命18岁的段苏权为独立师政委，他和师长王光泽率800多人（有枪400多条）奉命留下游击，掩护主力东进。
　　贺龙和萧克选中了红6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段苏权承担这一重任。他们把段苏权叫来后，贺龙亲自交代说：“红2、6军团要回湖南了。在入湘的路上，川军刘湘1万多人拦截，组织上决定派你去黔东独立师当政委。”
　　“师长是谁？”段苏权问。
　　“红6军团53团团长王光泽，你认识。”萧克说。
　　段苏权和王光泽不仅认识，而且还是老战友。王光泽是离茶陵县不远的湖南衡山人，曾在茶陵工作过，两人都是在1930年入党。1932年，段苏权任少共茶陵县委书记时，王光泽是茶陵县警卫营营长。他们同时参加红8军，段苏权去红8军政治部时，王光泽率茶陵县独立团编入红8军，任53团团长。段苏权没想到两个老伙计又要一起共事了，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然后问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你们的任务是牵制敌军，掩护主力入湘，然后在川黔边坚持游击战争。另外，由你兼任中共黔东特委书记。”贺龙说。
　　“你们的任务很重，”接着萧克告诉他说，“黔东独立师是临时组建的，地方武装500多人，加上红2、6军团留下来的伤患者300多人，全师800人，枪400枝。但是，你们一定要完成这场艰巨的掩护任务。”
　　随即，段苏权和王光泽走马上任了。这支黔东独立师看起来不像是一支战斗部队，而更像是一支收容队。其中，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是湖南或江西人，难以在当地隐藏。
　　1934年11月，红军黔东独立师在掩护红二、六军团东征湖南后，奉命东进湘西与主力会合。
　　但是，就在红2、6军团离开南腰界的第二天，黔东独立师佯装成红军主力挥师西进，随即，他们与“围剿”黔东根据地的万余川军开始了血战。
　　黔东独立师苦战10多个昼夜后，伤亡惨重，弹药奇缺，很难再与强敌游击，段苏权和王光泽只好率部向梵净山转移，去开展游击战争。
　　可是，在梵净山又遭到黔军和民团攻击，激战一天，歼敌百余人，但独立师自己也损失惨重，只好晚上趁着夜黑，越过梵净山顶峰，向北突围，打算去湘西寻找红2、6军团。
　　段、王率独立师在黔东20多天内，坚持游击战，大小战斗20余次，调动和牵制1万多敌军，成功地掩护了主力向湘西进军。此后，他们欲率独立师东进湘西和主力会合，遭敌围攻，200多人被敌分割，遭民团突击，几乎全部遇难。段、王率主力600多人进入梵净山中，于11月25日由贵州松桃县入四川秀山县，进抵古镇梅江场。在梅江遭敌伏击。
　　26日行至雅江附近又遭敌袭，段与部队失散，因伤势过重晕倒于车田村苏家坡田埂脚，生命垂危。
　　在进攻中，段苏权率通讯班几个战士走在队伍前面，当冲到梅江场中街时，突然，前面隐蔽的敌人开枪向他射击，段苏权被镇公所团防班长杨光和开枪击中右脚，一颗罪恶的子弹，低低地，朝他的右脚踝钻入，重重地打穿了他的脚踝骨。他失去支撑，倒在街上，无法动弹。子弹还在飞来，几个战士把受伤的政委背了下去。听说政委负伤，战士红了眼，冲进街，占领梅江河，开仓济民，于次日撤出梅江场。
　　段苏权右脚踝粉碎了，无法站立，王光泽师长和警卫员把他扶上马。脚踝钻心地痛，为了不伤士气，他强忍疼痛挺直了腰板。可是无法遮掩的血不停地滴落下来，染红了山路。师长、战士们看到政委一路流血，劝说他上了担架。他的脚继续滴血，染红了担架。各地民团如闻到腥味的饿虎，蜂拥而至，一路发疯地围追堵截，战士不断牺牲、被俘、失散，但无法甩开敌人。这时，弹尽粮绝，独立师陷入绝境。天色阴郁，蒙蒙细雨，是老天闪烁的泪花。师长收拢部队向山上爬，七零八落的队伍，拖着空空的肚子和沉沉的双腿，爬着陡峭滑溜的山坡，不停地摔跤。师长心情沉重，段苏权也很纠结，身为政委无法指挥战斗，为师长分忧，连路都无法走，拖累4名战士轮流抬着自己，小心翼翼地爬着泥鳅般的山坡，他心里的疼痛远远超过了伤口。敌人不停地前堵后追，战士们饿得头昏眼花。师长心急如焚，他必须迅速将剩余部队带出，赶到湘西和主力会合。
　　第二天行至贵州迓驾附近的石号坡，又遭当地民团龙海清、杨永武、麻秀成等的袭击，损失更大，鉴于敌情严重，段政委不得不撤出战场，转移到紧靠贵州的秀山雅江乡车田村。
　　一路流血的段苏权躺在担架上，脸色苍白如纸，痛得紧皱眉头。没有药，创伤非三两天能愈合。师长想把他寄放在老百姓家养伤，但又不忍心开口。在白色恐怖中，老百姓谁敢掩藏一个红军伤员？即使有好心人肯收留，民团严密搜索，也难藏得住啊！寄放等于丢弃，可不寄放又怎么办呢？师长鼓了几次勇气，只好俯身向段苏权表示了要留下他就地养伤的意思。
　　段苏权虽然知道留下后凶多吉少，但他不想因为自己耽误几百战友的求生，说：“就这么办吧，师长，你快带部队走吧！”
　　一个红军军官带着两个战士把段苏权抬到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这是一个山区小村，只有几户人家，躲在深山窝里很隐蔽。他们找到一个贫苦厚道的穷裁缝李木富，李木富见到段苏权伤得这么重，动了恻隐之心，答应留下他养伤。藏在家里危险，李木富便领着担架上了山，找到一个月牙形的小洞，把他藏进洞里。军官和战士流泪告别首长，匆匆去追赶部队了。
　　10米左右深的小山洞阴暗潮湿，有一股泉水从洞里流出，喝水不发愁。李木富和妻子杨桂花抱来一捆稻草，铺一半在地下做褥子，留一半当被子。李木富走后，段苏权在洞里睡了一觉。
　　27日晨，来了几个凶恶的民团，李木富耷拉着脑袋站在一边，歉疚地看着段苏权。原来民团听到了风声，强迫李木富带来搜查，重伤的段苏权手无寸铁，无法抵抗。民团搜走了他身上的3块大洋，剥光了他的军装，他只剩下一条带血的裤衩。山风呼呼，他冻得缩成一团。民团头子取下枪上刺刀，就要往段苏权身上刺。
　　李木富是裁缝，曾经给这些本地团丁做过衣服。李木富见动手要杀人的，是经常找自己、相互混的比较熟的几个团防兵，就急忙说：“莫杀！莫杀！他的脚杆是断了的，杀他有什么用？”团防兵不听，还是要杀。李木富知道这些人是见钱如命的家伙，就伸手挡开刺刀轻轻说：“你们杀一个人，害一条命，不如把他的东西拿了就是，得了东西救人一命，积个阴德嘛！”团防兵见讲的有道理，就放下刺刀，在政委身上搜得一块光洋、一颗连枪子弹和一个符号之后，边走边说，让他各人死在这里。呆呆看着这一切的李木富在一边又叫着团丁头目的名字求情：“老二，莫造孽啰！他是个残疾人，动不了啦。图了财就行啦，莫害人家性命！他也活不长啦，你们可怜可怜他吧！”民团头目恶狠狠地瞪了段苏权一眼，吆喝民团下山了。
　　等团防兵走远后，好心的李木富扶起红军伤员，一股劲背回自己屋当门的灵官庙里，铺上铺让红军伤员躺下，然后，给他送去饭菜。养伤一两天后，见这个地点当大路，放心不下。有人对李木富说：“你救了那个红军跛子，若是甲长晓得了，拿你到乡公所关起来怎么办？”
　　李木富一想有道理，又背起段苏权藏在自己屋后的岩洞里。接着，又到青山坪一个药师那买回半碗面面药，给段苏权敷在伤口上。上药后没几天，伤口的脓伴着骨头渣就从脚后跟流了出来。一个多月后，段苏权的脚伤渐渐好起来，并且能下地行走了。
　　李木富又与妻子商量，把段政委背到屋后面的半坎岩洞里，不让任何人知道，除了早晚送饭送菜、煮鸡蛋调补身体，还到处求医找药，打听到迓驾青山坪有一个治枪伤的药师很高明，就马上买来药草面面，按照药师的叮嘱给段政委上药换药，经过半个多月的医疗，伤口渐渐愈合。
　　李木富把他扶进山洞，留下一点草药，抹着眼泪走了。以后，李木富夫妇每天送点红薯稀饭、草药来，维持段苏权的生命。段苏权像死人一样躺在山洞里，屎尿脓血狼藉，臭不可闻。最难熬的是肚子，每天送来一点红薯稀饭，哪里吃得饱，肚子长时间干瘪，空得揪心。半个月后，连每天一顿红薯稀饭也难以为继，李木富也送得不那么勤了。也难怪，一个山乡贫寒之家，一家几口人也要吃饭，哪里有能力供养一个红军伤员呢？李木富一连三天没送吃的来了，段苏权只能喝山泉水。他饿得气息奄奄，便用两个手掌和膝盖爬出山洞，穿着那条仅能遮羞的短裤，一点一点向山下挪去。手掌、膝盖被荆棘、山石刺出了血，他咬牙朝李木富家爬去，爬到李木富家，膝盖已磨得血肉模糊，露出白生生的骨头，他痛得昏了过去。
　　李木富夫妇把他扶进家门，用温水给他洗净伤口，给他喂了些红薯稀饭。他看着李木富空空如也的家和面带菜色的一家老小，明白自己必须离开这里，救命恩人家的红薯稀饭也所剩无几了。他决定回湖南茶陵老家。这时，李木富对他说：“你勉强走得了还是走好，免得他们看见了又要杀你。”
　　段苏权含着泪花感激地说：“你们担着风险，使我绝路逢生，比我亲人还亲。”李木富、杨桂花见红军要走，再三挽留不住，只好同意，便捆了一支卜形的竹马，帮助装扮成一个求乞的人，送走了段政委。当走到附近不远的苏仕华家门口，李木富见竹马捆的不牢实，又挽留段政委在家住了一夜，并请邻居、木匠苏仕华连夜给他做了两根拐杖，苏仕华又为他做了个竹筒，钻了个窟窿，拴上绳子，挂在拐杖上做讨饭碗。他告别了恩人李木富夫妇和苏仕华，踏上了凶险莫测的行乞之路。
　　过了半个月，李木富到茶洞赶集场，又看见段苏权。段苏权见着李木富直流眼泪，李木富只好将身上仅有的100块铜钱给了他，说：“你慢慢回到茶陵老家去吧。”
　　几天后，有个在湖南花垣做生意的人回来对李木富说：“你救的那个跛子讨饭下花垣去了。”
　　段苏权撑着两根拐杖，一蹦一蹦地带动着身子，往前挪。讨饭碗晃荡着。李木富夫妇站在村口，看着这个光着身子和双腿，仅穿一条破裤衩的乞丐，一跳一跳的可怜身影，鼻子一酸，流下眼泪。李木富家太穷了，连一身遮蔽身子的破烂衣服都无法送给这个落难的红军伤员。
　　段苏权，这位名副其实的乞丐，拄着双拐，一跳一跳地走在陌生的山路上，讨饭碗里晃荡着讨来的清汤寡水，他惦记着独立师的战友们。他当然想不到，独立师已在1934年11月28日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不幸被俘，于12月21日被敌人枪杀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了。
　　段苏权一路乞讨来到川湘交界处的湖南花垣县茶洞镇一个土地庙，他在这里讨到了2000多枚铜板，准备作回家的盘缠，铜板叮当作响，响得段苏权心里挺温暖的。正当他陶醉在数钱的喜悦中，土地庙的门“哐当”一声被撞开，窜进一个人高马大的恶丐，一把抢走了他的钱。段苏权叫喊着，哀求着。恶丐狞笑着，扬长而去。段苏权脚踝还未痊愈，哪里追得上。
　　段苏权只好每天讨点残羹剩饭，苟延残喘。一天，一位老乡把他拉到墙角，咬着他的耳朵说：“跛子，快走，团总知道你是红军，他们要把你扔进河里喂鱼。”
　　得到消息，段苏权拼命地蹦跳，逃离茶洞镇，一路乞讨几百里，来到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从王村流过的酉水是沅水的支流，王村有直通岳阳的水路，段苏权萌生了经岳阳回茶陵养伤的念头。这天，他一蹦一蹦地到了河边，见一艘卸完米的船正准备直下岳阳，他向船老板苦苦哀求让其乘船。船老板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茶陵人。无奈口音不同，非茶陵人的老板听不懂，频频摇头。读过私塾和高小的段苏权便拿起船板上一支记账的笔，写了“湖南茶陵人”五个字。这五个字苍劲、有力，令船老板刮目相看，船老板眼睛忽然一亮，觉得这个乞丐不是一般的叫化子，善心也就发了，让段苏权上了船，段苏权便置身于船头的一角，一路滔滔直抵岳阳。到岳阳后，他在别人的帮助下爬上了一列装煤的火车。他在醴陵站下车后，又沿路乞讨，于1935年7月17日来到攸县皇图岭车站。
　　段苏权在车站徘徊着，满头杂乱的披肩长发长满了虱子。讨来的破棉袄也在煤堆里滚得油黑锃亮，腋下被磨得露出油渣一样板结的棉团，四川恩人送的拐杖也变了形。脸上憔悴不堪，蓬头垢脸。但他的茶陵乡音未改。一个茶陵人搭讪着和他说话，认了乡亲。
　　这个茶陵老乡叫刘维初，贫苦出身，在醴陵渌江桥附近开了一家小豆腐店。这天，他在皇图岭圩场办事，见到大家在围观这位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乞丐，发现他竟然操着茶陵口音。他乡遇知音，非亲三分故，便产生了恻隐之心，待知道他的来历和境况之后，不禁唏嘘感叹一番，深感塞几块钱不能了事。
　　刘维初将他扶到家里。在豆腐店里，乞讨一年来段苏权第一次理了发，跟那头“虱子窝”告了别，换上了干净衣裳，恢复了人的模样和姓名，也开始敷药治疗脚伤。
　　段苏权在刘维初店里住了42天，身体基本恢复了，可以直立行走了，他便给茶陵县尧水乡高径村的父亲写了信，父亲借了十几个大洋，千恩万谢地酬谢了刘维初，把儿子接回家里。
　　就这样，段苏权一直讨饭，行程几千里，回到了老家湖南茶陵。
　　在茶陵老家，他一待就是三年。
　　回到家乡的段苏权，一心想找红军，他知道红军去了西北，正在那里抗日。1937年9月的一天，有个叫谭毛狗的老乡从西北回来，谭毛狗当过红军，长征到了西北后，跟张学良的部队打仗被俘，当了东北军的勤务兵。现在请假回乡探亲。段苏权从他嘴里获悉很多红军的消息，心情豁然开朗。
　　他向谭毛狗要来军装和休假证做护身符，直奔太原，见到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任弼时。老上司任弼时见到段苏权，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以为遇到“鬼”了，他激动地拍着3年来杳无音信的师政委，高兴地说：“段苏权，我们已在方面军党代表会上给你开过追悼会了，原来你还活着啊！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段苏权将自己这3年的经历做了汇报。任弼时听后，连声赞扬李木富和刘维初的仁义心肠，并说：“将来革命成功了，应该好好感谢他们。”
　　在任弼时看来，似乎段苏权不可能活着走出黔东。
　　任弼时还给段苏权讲了黔东独立师的悲壮结局。
　　原来，段苏权在梅江受伤后，王光泽率黔东独立师继续东进，沿途遭遇民团阻击，一路血战，数十名战士战死。王光泽率残部进入秀山雅江，才摆脱追击的民团。第二日，他们进入川河盖高地，刚走到大板场时，又突然遭民团拦截，由于迷雾笼罩，方位不清，加之人困马乏，子弹奇缺，独立师已无力再战，王光泽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可是，当他带领部分战士突围时，又被冲散，最后单身一人在途经上川时被敌人发现，不幸被俘后壮烈牺牲，独立师全军覆没。
　　段苏权得知独立师全军覆没和王光泽牺牲的消息时，十分悲伤。
　　任弼时说：“独立师为掩护主力撤退，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可是我脱党了三年……”
　　贺龙知道后说：“段苏权掩护主力转移，立有大功，负伤后回老家养伤，情有可原，功过相抵，不予追究。”
　　随后，段苏权被安排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他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当科长，后随115师一部进入冀察热辽开创平北敌后根据地，任冀察军区第12军分区政委。在抗战期间，他带领部队打鬼子，打了不少的胜仗。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他受命夺取张家口。
　　张家口为察哈尔省省会，北傍长城，南接平川，三面环山，地形险要；1937年被日军侵占。1939年9月，侵华日军在张家口拼凑了一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后又几易其名，实际上把它变成中国境内又一个伪满洲国。日军对张家口十分重视，驻有重兵，号称“牵制苏联的战略基地”。
　　张家口之战历时三天，日伪军2000余人被歼灭，段苏权部队缴获轻重机枪20多挺，张家口成为八路军从日军铁蹄下收复的第一座大城市。
　　随后，由于国共和谈，段苏权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任赤峰小组、承德中心小组少将中共代表，与美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他任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47年12月，段苏权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当时才31岁。
　　段苏权早年参加革命，从红军将领到开国少将，可谓是一路血雨风霜，历尽千辛万苦，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力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长时间来，段苏权从来没有忘记老区人民，更是时常惦记自己的救命恩人。每次看到脚上那块伤疤，段苏权就会想起四川大山里的恩人。
　　建国后，他曾多次打算到当年战斗和蒙难的川东地区，寻找救命恩人，但一直未能如愿。改革开放后，政局稳定了，他再也坐不住了。1983年10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怀着多年的夙愿，从北京来到阔别多年的四川省秀山县，参加秀山县土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大会。回到49年前战斗及蒙难的故地，段苏权感慨万千。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段苏权走遍了蒙难地区，访问了不少干部群众，一连查看了5个山洞，由于年代已久，加上他当年也未给李木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暴露自己的身份，始终没有打听到当年的救命恩人的下落。由于时间关系，公务繁忙，他不得不回京。深感遗憾的他只得委托秀山县党史部门代他继续寻找。
　　段苏权返京不久，他回到秀山的消息传到李木富老人的耳中，老人万分激动，立即叫大儿子告诉秀山县委领导，介绍了当年掩护红军的过程，并邀老红军到家里做客。秀山县党史研究室随即来到老人家里，终于弄清了50年前这一传奇情缘发生在雅江乡车田村，并找到当年救护段苏权的几位老人：86岁的李木富，94岁的苏仕华，同时得知李木富的爱人杨桂花已经去世了。
　　段苏权亲眼看到秀山县党史研究室寄来的几位恩人的照片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写信给秀山县委说：“见到几位老人的照片，我是多么地高兴呀！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他多次寄钱给这几位老人，一次就寄了1000元给李木富。
　　1984年4月，秀山县委和县政府为了表彰李木富老人，将一块写着“红军的亲人”的匾额赠送给了他，转达了段将军对老人的亲切问候，并奉上了段苏权寄来的款项。老人回顾往事，历历在目，千言万语，化作滚滚热泪……
　　当问及李木富老人有什么心愿时，李木富说：希望有一座桥，让人们过河方便。
　　得知亲人的愿望，段苏权寄来款项，在梅江车田河架起了链接河两岸的石拱桥，这就是有名的红军桥。
　　解放后，李木富到处打听红军兄弟的消息，但由于当时没有听清楚伤员同志的姓名而无从问起。满怀对党对革命赤胆忠心的段苏权同志，从那次辞别后几位世家兄妹后，经过难以忍受的艰苦跋涉，终于找到了部队，找到了贺龙同志，一直战斗到今天，也时刻怀念着救命恩人。
　　1984年11月7日，秀山召开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大会，段苏权同志怀着多年寻亲人的夙愿，应邀从首都北京专程前来秀山探寻当年的救命恩人。走遍迓驾、雅江附近一带地方，访问了村干部和老农民，查看了五个岩洞，都没有打听到恩人的下落。由于公务催促，只好离开返京，临别前，他再次给秀山县领导详细讲述了他当年养伤的地形、地物，希望帮助查访。不久，这一消息传到了雅江乡车田村（离川湘公路两三华里远）李木富老人耳中，他以激动的心情立即叫大儿子李芝全给县委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当年掩护红军的经过情景，并邀请老红军到他家去做客。
　　县委接到李木富的信后，跟即派党史同志专程到李木富家核证史实，找到了九十四岁的苏仕华，七十多岁的李木才、苏登胜、杨桂花、张老富早已离开人世。
　　为了表彰李木富等几位土家族农民四十九年前，不顾个人安危，救护身负重伤的红军的英雄事迹，中共秀山县委、县政府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派副县长帅秀芝（女）同志前往李木富家赠送了“红军的亲人”五个金光闪闪大字的挂匾，转达了段政委对救命恩人的亲切问候，把段政委略表心意的二百元馈赠交付给了几位老人，历历往事，千言万语，都化成了滚滚的热泪。
　　
　　段苏权同志给中共秀山县委写了一封信。
　　
　　中共秀山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于元月二十八日写来的信，随后寄来的录音磁带和照片，都收到了。从整理的录音谈话来看，就我记忆所及，大体是符合党史的情况的，见到他俩位老人家的照片，又是多么高兴呀！对党史办的同志们的认真精神，请转告我诚挚的谢意。
　　当时我险象环生，生命攸关的时候，秀山县雅江车田村李木富老人等同乡，隐藏了踝骨重伤的红军，送饭、送草药汤还给百文路费；苏仕华老人给我做了两根F字形木杖。
　　洞居月余，终未被敌人发觉，既延续了我的生存，有提供了赖以行走的条件，他们但这风险，生活贫困下同忍相济，确实创造了绝处逢生的机会，做了转危为安，化否为泰的大事。虽则出现对待我个人身上，实是拥护和热爱红军的壮丽诗篇，像这样的老乡，有成千上万，他们无愧于作为红军的恩人的，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新社会的尊重和爱戴。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是非常正确的，工农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武装集团，他所进行的斗争是为着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所以人民群众才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关怀和爱护红军。“问渠道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
　　人民的恩情是报答不尽的。为了略表寸心，特寄出人民币二百元，请分给李木富同志一百元，苏仕华同志五十元，给送过饭的其他同志五十元，祝他俩老人家健康长寿，家庭幸福。
　　
　　段苏权
　　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于北京
　　
　　开国少将段苏权（1916-1993），湖南茶陵人，16岁参加红军，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曾担任过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政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段苏权逝世后，时年91岁的任弼时夫人陈琮瑛前来悼念，说：“长征路上，我们已经为段苏权同志举行过一次追悼会，可他没有死，拖着打碎了的脚，一路乞讨又爬回部队……”
　　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段苏权终成我军赫赫名将……
　　段苏权没有忘记刘维初这份恩情，一直视其为恩人。全国刚解放，他就来信询问刘维初的情况。1950年，时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段苏权，派人专程来茶陵看望刘维初，还将他的儿子刘卿陶接到沈阳，送入大连工程学院学习，将其培养成工程师。
　　段苏权除了间或给刘维初寄钱外，还将他接到北京家里闲居，并表示要留他长期居住。刘维初表示自己劳动惯了，闲居不习惯，回到家乡，于1983年病故。刘维初生前常常对人讲：“我救过的这个共产党的大‘官’，最重情谊啊！”
　　段苏权是一位传奇的战将。
　　段苏权（1916~1993.9.28），湖南省茶陵县尧水高径人。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30年5月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担任了少共严尧区组织委员，此后任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兼县赤卫大队代理政治委员、共青团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段苏权出生于农民家庭，曾读私塾和高等小学6年。
　　茶陵这个县位于湘东的罗霄山脉西侧，与井冈山下的石堤县相邻，与宁冈也仅有50里之隔。随着井冈山斗争的扩大，茶陵县的农民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作为农运积极分子，段苏权在1930年就入了党，时年仅14岁。
　　1932年8月，带领一批模范少先队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湘赣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1933年9月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巩固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及挺进南浔铁路的作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4年8月任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随军参加西征。不久红六军团先行离开中央苏区向湘黔边的红二军团靠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10月到贵州后担任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政委（独立师师长王光泽），参与领导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贵州后，奉命留下和国民党追剿部队游击，率部掩护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因敌众我寡，队伍被打散。
　　1934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南腰界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迅速东进湘西。出发前，红二六军团指挥部在南腰界任命段苏权为黔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委、王光泽任独立师师长，由他俩领导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他率独立师返回转战黔东苏区中心区城，组织对敌斗争，先后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为保存实力，独立师转移梵净山与敌人游击。贵州军阀王家烈调集二千多人进行围攻，独立师凭借有利地形痛击敌人，牵制了大量敌军兵力，胜利完成了掩护军团主力东进湘西的任务。在强敌包围尚未就绪之前，率部队撤退梵净山，到湘西寻找主力部队。11月下旬，独立师进入秀山境内，在邑梅（今梅江），打退了敌人的阻击，在战斗中，段苏权身负重伤，与部队失去联系。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幸得秀山雅江乡车田醉农民李木富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相救，将他藏在山洞，为其求医找药经过精心养护，月余伤愈，段苏权去湖南寻找部队。（50年后，段苏权重返革命老区秀山，感激秀山人民的救命之恩，他当年藏身的山洞，被县政府名为“红军洞”）。
　　1934年11月底受伤，脱队三年，1937年9月归队。
　　抗日战争时期，段苏权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教育科长，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1937年秋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1938年春结业任抗大政治教员，6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1939年春入中央共产学院攻读政治理论。
　　1940年5月任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7月担任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平北地委，中国共产党平北地区委员会的简称，1940年7月建于延庆县大海坨深山区的南碾沟村，代理书记苏梅，隶属冀热区党委。1942年2月划归北岳党委时称北岳十二地委，书记苏梅，副书记武光。），领导建立、巩固和发展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坚持艰苦的敌后反“扫荡”作战。
　　1943年2月十二地委一分为二，东部划归冀东，西部成立平北地分委，书记段苏权，副书记陆平。
　　1945年1月恢复平北地委，隶属冀察区党委，并称冀察十二地委，1946年4月十二地委改称五地委，11月五地委一分为二，西部称平北地委，1948年2月平北地委与冀东地委合并称冀察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委，领导建立、巩固和发展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坚持艰苦的敌后反“扫荡”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率所部收复塞北重镇张家口。
　　1945年后担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后兼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热河、承德第十一小组中共代表。
　　1946年10月担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后兼中共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并兼军区政治委员，率部在热河地区作战。
　　1946年10月担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后兼中共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并兼军区政治委员，率部在热河地区作战。
　　1948年11月任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1949年4月调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8月至1954年2月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1950年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学习。段苏权和后来的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曾克林是中共空军中最早一批亲自驾机飞上蓝天的将领。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36岁的段苏权在哈尔滨第一航校学轰炸机驾驶科，经过半年的学习和354次飞行，他通过了雅克-18单飞空域。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11月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2军军长。
　　段苏权1951年11月从东北空军司令员任上到大东沟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协助刘震指挥作战，他经历了米格-15喷气战斗机同美空军F-84战斗轰炸机和F-86战斗截击机激烈空战的所有阶段。他的指挥经验得到了前线指战员们的尊重，像“一搜索、二接敌、三攻击、四集合、五退出。现代快速飞机作战，实际上是先退出再集合”这样战评总结，当年那些文化程度低、飞行时数只有十几小时的飞行员如同背圣经，几十年后都记忆如初。
　　志愿军空军将领段苏权在1953年曾揭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谎报军功，由于此事，他在1953年底成为审干重点，后来还被“暂授少将”。1955年国庆节，南京军事学院授衔仪式前半小时，段苏权扯下将官服肩章上的星说：“不去开会了，这个玩意我也不戴了！”
　　段苏权对战果非常认真严谨。1953年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上报战果指出中国的米格-15打美国的F-86是一比一平，即中国损失一架他们也损失一架。根据段苏权在大东沟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和后来的复查，中国两架拼掉美国一架已是很不错的了，但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和军委空军压制了段苏权的意见，谎报军功。段苏权上报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并附上1953年2月18日到4月28日24名飞行员四十天战绩和损失的原始资料。
　　由于此事，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肖华为此作书面检讨，志愿
　　军空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党内处分和行政降职，空军党委的结论中说：段苏权的报告对空军建设是有贡献的，不然战果问题不好交待，完全同意段的报告。此后志愿军空战结果被压缩一半。
　　段苏权也付出了代价。1953年底他成为审干重点，一调查就是三年。1955年9月全军授衔，段苏权因“有历史遗留问题”被“暂授少将”。
　　1954年2月至1957年3月任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1957年3月任军事学院空军系主任，高等军事学校战略教研室主任、副教育长。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协助指挥中朝空军作战，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遗憾的是，段苏权同彭德怀一样为正直和坦率付出了代价。空军党委结论的墨迹未干，由空军政委肖华授意，1953年底开始对段苏权在1935年黔东独立师被强敌打散到1937年重新归队这一年多的历史重新进行重点审查（事实上八路军120师党委对此早已有审查结论），一调查就是三年。
　　1955年因“有历史遗留问题”被“暂授少将”。并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
　　1963年任中共中央驻老挝桑怒工作组组长。1968年回国。
　　1969年6月至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2年10月至1977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1977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等职。
　　1955年9月全军授衔，因“有历史遗留问题”被“暂授少将”，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1993年9月28日，段苏权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