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武陵先民与二田内讧

　　武陵山在渝鄂湘黔画了一个环形圈，画得美丽富饶，画得雄伟壮观。
　　它就是中国土家族休养生息的地方，
　　它就是世代土家人艰辛开拓的家园。
　　靠山吃山，他们开辟了梯田梯土，
　　靠水吃水，他们制作了渔网渔船。
　　八字木茅草棚变成了吊脚楼群，
　　荒滩上小渔村变成了秦代城垣。
　　以上所说，乃是指的中国土家族的家园――地处渝鄂湘黔边区且围绕武陵山脉的环形圈。
　　据科学推测，早在10—50万年前，小至石堤、宋农、龙池及湖南龙山里耶一带、大至地处渝鄂湘黔边区且围绕武陵山脉的环形圈就有人类出现。在新石器时代，酉水流域的先民就已在这里频繁地活动。证据是一个石制网坠。宋农土王庙出土的石斧、石锛等石器，则是新石器晚期的石器。其后，春秋时的巴人、濮人都是土家族的先民。巴人祖先顾相，据传是伏羲之后。他在夷水（今鄂西清江）统一了母系氏族盐神部落后，又统率巴、樊、瞫、相、郑五部落而为廪君的务相。殷商时期，巴人建巴国。
　　古代的巴国，是指先秦时即公元前336年秦灭巴以前的诸侯国区域。据晋人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棘道，北抵汉中，南及黔涪。巴志所称鱼复，后称夔州、夔府，即今重庆市奉节县；棘道，今宜宾市；汉中，位于陕西之南部，今未更名；涪即今重庆涪陵。殷商后期，巴国迁都于此，称枳。周武王依靠巴、蜀之师灭了商纣王后，封其宗姬于巴地，此时的巴国便正式成为子爵一级的诸侯国。至于志上的黔，虽然巴、楚、秦各有黔中郡之记载，但疆域大同小异，其地包括今重庆市之黔江、彭水、酉阳、秀山和贵州省之沿河、印江、务川及湘西部分地区，都在武陵山区范围之内。
　　巴国之南疆，正是今渝鄂湘黔四省市交界之地，也正是当今中国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区。如果国民政府末期以鄂西清江流域（土家族的发祥地）设置清江省能成为事实，那么以清江省为基础建立一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区也未可知。
　　《华阳国志》记载，巴国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蜒之“蛮”，其中獽、夷、蜒之“蛮”，即土家族、苗族先民。
　　总之，在先秦时期，巴人活动的中心就在湖北鄂西清江流域，秦灭巴国后，遂正式置黔中郡、涪陵郡。此时之黔中郡，比巴楚之黔中郡小得多。
　　在此前后，苗族也经历了数次变迁。
　　夏禹时代，在今大庸一带的崇山地区（今武陵山）形成了古代的苗蛮居住区。
　　自土家族、苗族先民先后定居五溪地区（含武陵山区）之后，受到了历代反动统治的压迫与剥削，其中尤以政治压迫与军事镇压为最。
　　从奴隶制社会的夏朝开始，战争的灾难即降临苗族先民的头上。在夏禹时代，三苗反抗禹的统治，禹出兵征讨，打败了三苗。在三苗被禹打败后，一部分被迫迁徙逃避，一部份仍然在洞庭湖边定居下来。
　　商代时，古苗人在崇山凡事以舞事神，流行巫风，并传之五溪。
　　同时，巴人之后，在“於”（即巫）地及以南的五溪地最早开始宗教傩祭。傩祭是一种古代祭仪，傩祭的对象是伏羲、女娲，尊伏羲为傩神爷、傩公，尊女娲为傩神娘、傩母。当时的五溪地，即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其中酉溪居其首。
　　土家族、苗族的宗教文化世代相传，最终形成了有数千年历史的傩巫文化。
　　五溪中之酉溪，即今酉水，源于湖北省宣恩县东南之七姊妹山，流经龙山北境、来凤、酉阳，再从酉阳经秀山之大溪、石堤，流到龙山县南境，经保靖、古丈、永顺等县，于沅陵县张飞庙流入沅江，全长477千米。流域面积18530平方千米（其中龙山县流程最长，流域最广，流程达123千米，流域面积7930平方千米）。
　　春秋战国时期，楚王以把苗民及其他少数民族（统称“蛮夷”）逼得西迁南移，以西迁为主。秦汉时代，土家族、苗族定居五溪。
　　秦朝时，酉阳、秀山均属黔中郡，秀山在其西部边境。汉朝时（公元前206—公元前24年），秀山地区属益州巴郡。汉朝末年，益州刺史刘璋将巴郡之涪陵县改建为涪陵郡，归属益州，取涪陵县为中心地带，以秀山地区出朱砂命名为丹兴县，与武陵郡（今湖南保靖县地）交界。
　　汉高祖年间（公元前202年前后），武陵实际上是蛮地。
　　东汉光武帝中兴，视蛮夷为隐患，数次派兵进攻武陵五溪，逼迫土家族特别是苗族西迁南移。
　　在东汉，光武帝刘秀中兴，见武陵蛮人旺物盛，视为隐患，四次派兵攻武陵五溪蛮，均遭失败。其中一次，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一万余人，兵船入溯沅水，攻入五溪，轻敌涉险，被蛮兵包围歼灭，相单程反攻入临沅（今常德）。光武帝刘秀第五次派伏波将军马援进攻澧水五溪，马援首先在沅南（今桃源县东）击败五溪蛮、斩获两千，蛮人被迫退走。马援志在歼灭充县（今湖南桑植）蛮人，进而攻入酉溪（今龙山县和秀山县酉水沿岸），但途中即死；在石堤人则以为此是马援好生之行德，设伏波祠（俗名湖广庙）以祀之。
　　伏波将军虽死，但他生前把五溪打败后，逼得五溪蛮大量西迁南移，由澧水流域的五溪地，移至沅江上游，直到乌江沿岸，故南北朝时，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所称五溪为：雄、满、元、酉、辰。酉溪（含今石堤）已降为第四位，这是澧水五溪蛮西迁所致，其实，在酉水五溪存在的同时，已经有了沅水五溪蛮。
　　三国初期，吴国黄盖作武陵太守时，史书将五溪蛮载为巴、醴、由、蜒4种民族。
　　三国蜀汉时（221—263），刘备沿袭汉高祖，再设酉阳县，然驻地辖区已经不同。此时，酉阳及秀山地区属荆州武陵郡。汉高祖的酉阳旧城在迁陵（唐代叫三亭县）以东，而刘备所置之酉阳县，乃原丹兴县，在迁陵以西。
　　从西晋王朝建立到隋朝统一全国（265—281）这三百年间，由于战乱连年，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五溪少数民族虽然享有二百五十多年的自治权，但却备受战祸之苦。
　　据《晋书》记载，晋朝统治者曾派荆州刺吏陶两次进攻五溪地区，残酷镇压五溪人民，南朝宋、齐统治者继续对五溪人民，特别严重的是对苗民进行各各野蛮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迫使苗族先民从沅江聚居地区的辰溪一带，向黔东北和川东南一带迁移。
　　历代统治者均蔑视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将他们称为“蛮夷”的同时，地域标准划小，分为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又以习俗为标准，把“蛮夷”划小为：土家族被称为“廪君蛮”，苗族被称为“盘瓠蛮”。
　　南北朝时巴人统治下的五溪有所变更，为武陵五溪蛮，此时五溪虽仍为酉、辰、巫、武、沅，但酉溪已居中心地带。
　　巴人、巴国、五溪蛮，均与武陵山有关。
　　武陵山，在《元统志》上原名髑髅山（唐天宝元年改为武陵山）。古书上说，武陵山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沅二江间，海拔达6000多米，至常德西境平山上，通称武陵山脉。平山一名武山，一名太和山，武陵山自贵州北出后，经川湘间入湖北，分为二支，南支绵延来凤、咸丰、鹤峰诸县境（贺龙与秀山与石堤有缘，盖有此历史渊源），北支绵延利川、建始诸县境。一名施山山脉，郁积盘亘，山高谷深，至为险阻。利川县之文其岳山，尤为高峻，夏日积雪不融。今人考测，武陵山在重庆（东南）、湖南（湘西）、湖北、贵州四省市边界，东北至西南走向（使流经武陵山脉中段的梅江河亦呈西南至东北走向），又称武山，主峰梵净山，在贵州县印江县东南大约30千米处，海拔2494米。
　　晋朝时，酉阳的一部分（酉水北岸）增设黔阳县（今湖南龙山县）。
　　其后，经东晋永嘉之乱以后，直到隋朝初期，武陵民族实现自我统治达256年之久，但名义上仍属中央政权。
　　武陵民族的自我统治在隋朝之后名亡实存，其政权存在方式明确为土司。思州田氏土司是黔中历史上最著名的土司之一，世袭千年，领地幅员辽阔，史学中素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称誉。“思播田杨”，其意思为思州乃田氏土司的天下，播州乃杨氏土司的天下。
　　思州土司，为思州田氏在乌江流域黔中地区所建的土司政权，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止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统治时间长达831年之久。
　　田氏土司自战国至汉至周，均是黔中地或思州之地的一大望族。
　　从《太平御览》的记载知：“涪陵蛮时，有冉氏，何氏、田氏。聚落最盛，大者万户，小者千户.....太和十七年（493），蛮帅田益宗率部曲四千户内附。”面对蛮夷地，土地之宽广，人烟稀少的黔中，能拥有四千户的民众，确实不易，这足以说明田氏系望族，拥有很大一片疆域。
　　北周保定四年（564），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地内附周，建德三年（574）改奉州为黔州。”
　　开皇二年(582)，乌江下游的彭水（黔中）包括今黔东北一带，处于湖广、四川交界的“两不管“的地方，山峦起伏，地势险峻，交通极为不便，历史上称之为“蛮夷之地”，加之，“夷苗屡叛”，人民生活贫困并难以安宁。为了黔中“蛮夷之地”的治理，隋朝皇帝苦于无计可施。此时，大臣苏威保荐田宗显为黔中刺史。田宗显与子田惟康（田世康）到任一年多，黔中大治，政通人和。隋文帝大悦，于是封田宗显为国公节度使。接着，陕西天鹅山白莲教金头和尚任则天举行农民起义，朝廷再次调遣田宗显前往征伐。兵至天鹅山与金头和尚战，金头和尚败奔四川、成都。宗显追至，金头和尚复败走渝城朝天门，潜往小河，追及复战，金头和尚又败。兵至漆地安营，访贼至石马，问往民何地，民以石马即庸州答之，宗显详观地形，山环水抱，下居焉。迨金头和尚授首，奉命镇管黔中一带，称之思州十八堡，沿治四十八渡。旋加封为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宣慰职，军民两管。由此，田氏确立了对乌江流域的黔中包括黔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
　　唐初太宗统治时，二世田惟康世袭为黔州刺史，因为平叛有功，又加封为黔潭二州节度使。三世田阳明平“贼”有功，授都督府大总管一职。四世田克昌能以恩威服夷，接受义军兵马使。经过田氏十多代人的努力，乌江流域的下游的治理已见成效。但今贵州境内的广大地区，虽然均为黔中田氏政权所管辖，然而，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人民生活仍贫困而不能安宁。直到宋代大观元年(1107)，田宗显十四世孙蕃部长田祐恭入朝内附，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治。田氏政权重心已经开始从黔中的彭水移到黔中的务川，据史料记载：思州之名始于唐代，唐武德年间，有因务川当牂牁要道而设务州的记载，属于羁縻州。贞观中，又以思邛水之名改为思州。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思州辖有务川、思王、思邛三县，设址务川。政和八年（1118）以其地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3县。宣和元年（1119），田祐恭以镇压贵州境内少数民族有功，加封贵州防御使（贵州之名始于此），赠封为少师思国公。宣和四年（1122），废州县，改务川县为城，邛水、安夷2县为堡，属黔州。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复置思州和务川、邛水、安夷3县，为羁縻州，州治务川，仍属黔州。至此，黔东及黔东北才得到有效治理。
　　隋唐五代时，五溪地区战祸相对减少，但是到了宋朝，特别是南宋小朝廷，对五溪地区人民的压迫又变得残酷起来。
　　石堤处于酉水流域的核心地带，由于该地工人民不满历代封建王朝的苛政而多次爆发少数民族起义。
　　宋淳熙四年（1177）年，“蛮酋”杨泗将军曾经发动过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起义。
　　在宋未元初，以石堤为中心的九溪十八洞蛮民起义是五溪少数民族历次起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书写了辉煌的历史一页。
　　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历史时期，土家族、苗族先民长期被统治者称作蛮夷，予以鄙视，甚至大动刀兵，逼迫土家族、苗族先民西迁南移，苗族所受的灾难尤其深重。土家族、苗族先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共同开发了石堤。他们的辛勤劳动至今在石堤这片古老的热土上还留存着历史痕迹。
　　宋未，元军南下，灭亡了南宋之后，迅速征服了江东，复遣大军，远征西南“诸夷”。
　　为了反抗元军的南侵，石堤土家族十大姓联合起来，“书立合同盟誓，同立洞府，留客为官”，“修内外罗城、隘门口”，重修卷洞门9座，设伏险要，以木弩竹尖抗击元军。
　　同时，在打妖赛（今打捞寨）和上下宋农“修花街，造衙署，石堤取名石支洲，打妖寨取名湾支洲，上下宋农取名为直支洲”，“三支洲，六长官，十二旗长坐镇把水”，以石堤为起义指挥中心。
　　起义爆发，土家族、苗族“蛮民”应者万人，迅速占领了川黔湘颚四省边区大片地区，震惊元廷。
　　元初至元二十年（1283），以石堤为中心的酉水流域，以土家族（彭、白、李、马、蔡、田、杨、向、冉、谭十姓）为首，苗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参加的九溪十八洞农民起义爆发。
　　九溪十八洞农民起义，在配合合川钓鱼城，南川龙崖城，彭水绍庆府等地的抗元斗争，声势浩大，涉及今渝鄂湘黔边区九溪十八洞范围（宋朝均属酉阳县），而参加者主要是土家族、苗族乡民，而这些乡民古时被蔑称为“蛮民”，故史称“九溪十八洞蛮民起义”。
　　酉阳宣慰司所管辖之地有九溪十八洞。“九溪”即清溪（今酉阳清泉、后兴，后坪、龚滩、沿岩等地），佑溪（今酉酬、李溪、南腰界、南龙、天山等地）、庙溪（今酉阳庙溪、浪坪、南溪、双泉等地）、土溪（今秀山地）、哨溪（今秀山地）、叠溪（今湖南花垣县之地）、后溪（今酉阳后溪、新溪等地北河沿岸地区）、溶溪（今秀山溶溪及酉阳苦竹乡地）、樵溪（今贵州省松桃县地）。“十八洞”即酉酬洞（酉阳县酉酬地区）、息宁洞（今酉阳五福、老寨、沙滩、可大等）、宋农洞（今秀山宋农）、晚森洞（今秀山洪安地区）、鲁碧潭洞（又称鲁波洞，今湖南保靖县地）、打妖家洞（又名打绕寨，今酉阳沙田、柏溪等地）、寅王洞（今酉阳渤海、石营、亮垭、白竹、龙东、龙潭、木桶等地）、溶坪洞（今秀山溶溪、玉屏等地）、上际洞（今酉阳大涵、黑水等地）、治西洞（今酉阳丁市、天馆、董河等地）、感坪洞（又名感坪妈洞，今酉阳李溪、蚂蟥、小河、铺子、小岗等地）、九江洞（今贵州省松桃县九江乡）、云罗洞（今天贵州省松桃县地）、地隆阡洞（今秀山县地）、南溪洞（今秀山县地）、九灵洞（今湖北来凤县地）、地寅洞（秀山县地）。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一年（1284），忽必烈命令四川省参政奇尔济苏、宣慰李呼哩济率四川军和湖南、湖北的土司兵联合起来镇压了这次起义。义军坚持两年后失败，于是元军大肆屠杀土家族、苗族人民，焚烧支洲衙门，捣毁“十字花街”，拆掉石堤城墙，结果仅剩下了下码头一处城门（卷洞门），因十分坚固、险要而得以幸存下来。事后，土家族人民把这次起义的历史编入祭祖的《梯玛神歌》。从此，神歌里就有“石花九洞门”、“石支洲，湾支洲，直支洲”的唱词，在每年的土家族祭祖时（即四月八）都要诵唱一遍，表示纪念，使之一代代往下传。后来，秀山人把石堤称为重庆的“钓鱼城第二”。钓鱼城是抗元名城，声誉在石堤之上。
　　石堤文昌宫和青石卷洞门遗址，是土家族、苗族人民反抗元军南侵的历史见证，这个遗址于1984年被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宋朝时的五溪，无论是羁縻或经治思州，都是田氏为知州，田氏世为思州守。进入元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推行土司制度，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思州田谨贤以地归附，乃置万户府。后改置思州军民宣抚司，隶湖广行省。
　　元朝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田氏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降于四川明玉珍，始分据其地以献农民起义首领的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田氏分离为思南、思州（岑巩）两部，其慰徙治都坪。
　　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初七（1365年7月27日），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归附，授思州军民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以武功靖乱，加朝烈大夫，管酉阳八万军民事的田仁厚，派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泉首先纳款，随即将田氏世守的二府、十县、三十四州（长官司）地方图册献纳明朝朱元璋。
　　石堤土家族、苗族人民与周边人民联合一致，在整个明朝先后发动过十多次武装起义，起义时间为：洪武五年（1372年），永乐二年（1440年），弘治十二年（1499年），崇祯九年（1636年）。崇祯九年的少数民族起义是为响应李自成起义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朱元璋仍置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仍为宣慰使；朱元璋改思州宣抚使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下辖务川县、镇远府及十四州、五十二长官司。其地域以今之地域观之，大致东起湖南永顺、保靖，西迄贵州务川、凤冈、施秉一线，北达四川酉阳，南至黔南荔波、从江，几乎占有贵州的三分之二兼及湘西之一部，地域辽阔，远远超出唐宋时代的思州。
　　思州田氏地方政权是元代管辖范围最宽、级别最高的大土司，难怪明初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初期还说：“两广覃黄，思播田杨”，即指思州田氏、播州(今遵义)杨氏，势力之大也、强也。
　　思州宣抚使在元代就分为思南宣慰使和思州宣抚司，故民国《贵州通志》卷6前事志曰：思州“自龙泉坪徒宣抚司治清江郡，因此称为思州，而改称故思州为思南”。可见，元至元时期(1264～1294年)思州田氏政权就一分为二了，其中一部分已迁入今思南。明代，思南宣慰司辖有水德江、蛮夷、沿河佑溪、思印江、朗溪、镇远溪洞金容金答、施秉、偏桥、邛水十五洞(团乐、得民、晓爱、陂带、邛水五长官司)、臻剖六洞横陂等处、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平头著可、溶江芝子坪等17个长官司，加上思州宣慰司的地方，就相当于今天的岑巩、玉屏、石阡、凤冈、黎平、锦屏、从江、榕江、德江、沿河、印江、施秉、三穗、镇远、铜仁、江口、万山、松桃等县和重庆酉阳部分地方。这些地方与四川、湖广相邻，地处要冲，自元代以来，为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所经，有水陆通往四川、湖广，又是川盐入黔孔道之一，流寓以四川、陕西、湖广、江西为多，经济较为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价值。
　　至此，思南、思州田氏宣慰司为贵州四大土司中的两大土司，思南、思州（今岑巩）分别成为黔东北和黔东的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改土归流的直接发生地，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基础。
　　思州田氏原为一部，元末分为思州、思南两部，嫡房据思州。由于二十三世三房田茂安（二房田茂忠子夭亡已绝，茂安承袭）将长房辖地（如务川、思王、思邛等）割献夏明玉珍，接着归顺明王朝朱元璋。长房二十四世田仁厚心甚不服，遂造成两家仇杀不息。到二十六世田琛（长房）与二十七世田宗鼎（三房）连续几代人相互残杀不止，朝廷乘机改土归流，派顾成擒二田送京师伏诛。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赠怀远将军。
　　明永乐八年（1410），田宗鼎袭思南宣慰使。
　　明永乐八年（1410）田宗鼎与思南宣慰副使黄禧构怨，奏讦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地，又先归诚，曲为保全。
　　明永乐九年（1411），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又与思州宣慰使田琛为争夺朱砂矿井发生战争，朝廷知晓后屡禁不止。田琛与湖南辰州知府黄禧（黄与田宗鼎结怨多年，朝廷改黄禧任湖南辰州知府）联手合兵攻思南。田宗鼎闻之携家眷出走，田琛杀其田宗鼎之弟，随即挖田宗鼎之祖坟并戳田宗鼎的母尸，尽掠人货财物。朝廷据田宗鼎投诉，累敕田琛、黄禧赴京自辩，都抗拒不去
　　明成祖朱棣以田氏飞扬跋扈，屡不接受朝廷的禁令，为“不何令田氏遗孽复踵为乱”，以达到地置郡县、改土归流的目的，便果断地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二田氏争端，予田琛“构煽旁州，屠戮善良，抗拒朝命”的罪名，命镇远侯顾成率官兵五万讨伐，先后擒田琛、黄禧至京师。为救田琛，田琛之妻冉氏与部属合谋，煽动和唆使台罗（峨）诸寨苗普亮作乱。明成祖朱棣大怒，于明永乐十年（1412）将田琛革职、斩首
　　没过多久，因田宗鼎在数日前于京师时，与田琛互揭弑母罪，“宗鼎言，因发祖母杨氏阴事，谓与（黄）禧奸，造祸本。杨氏亦发宗鼎缢杀亲母，渎乱人伦事。”朝廷便以灭伦罪为由，于明永乐十年（1412）三月初五日时将田宗鼎杀掉，并没收家产。相传执宗鼎之日，锦衣旗校数人，以辰时至，当即执以登舟下蜀。次日，有都指挥一员，领兵籍其财物，毁其宫室
　　当时，宗鼎禁民居不得瓦屋，不得种稻，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属官俱以喜怒予夺生杀之权，日刑数人于香炉滩，今其水底见有血色如花状，俗名香炉滩开花，则必有覆溺者。呜呼！徽文皇之英断，则此邦何由见天日也
　　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日（1413年3月3日）废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以思州之地置思州、黎平、新化、石阡四府，以思南之地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设贵州布政使总辖，设流官，贵州行省由此始。倘若思州、思南二田氏和睦相处，中国历史上是否会出现“贵州”一省这是很难说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善，社会必将越来越进步，土司最终会被迫消亡在历史的烟尘中。
　　田琛被诛，家产被籍没，子孙逃散，潜隐他乡（如木召、白土坪等地，相传隐住木召田氏改为刘姓，列为思州宣慰司副使刘贵的后裔），衙院遭劫而沦为废墟。二百余年后，清初田维栋（长房后裔一支）巧计编传一个金鸭子的神话故事，遮人耳目，借机回归故里衙院。康熙年间，田仁统因考中武举人而步入仕途，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乾隆年间建成15座规模宏大、雄伟堂皇、具有苗族特色的“庭院”，仿衙门宅第而建，又继称“衙院”（包括“后院”和“马院”）。清咸丰年间，衙院惨遭兵燹，战火吞没了14座窨子，只有一座占地800多平方米的窨子完整地幸存了下来。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土匪猖獗，民不聊生。衙院人口锐减。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寨只有21户，85人，瓦屋16幢，茅草房5栋。几度兴衰几度春秋，衙院终于获得新的生命。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勤奋的苗族人在14座大窨子的废墟上重建起鳞次栉比的大瓦房及砖木结构房屋，正房35幢，厢房6幢。如今的衙院，人才辈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