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纪事(十)

在农村，生产队的书记、队长权力是很大的。我下放的琳池生产队的书记姓卢，是个外地人，原先家里很穷，娶不起亲，是入赘到琳池来的。一个外地人到异乡，尤其是按姓氏宗族大小排名论辈的农村落户，人单势弱，是很吃亏的。加上他从小生了一头的瘌痢，头上没几根头发，嘴巴宽阔无比，相貌丑陋，个子矮，走路还外八字，劳动力不强，那就更困难了。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由于他做事踏实，积极要求进步，被组织吸收入了党，后来又被提拔为生产队书记，地位一下子改变了，威信也慢慢地建立起来，生产队的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他的自我感觉就很良好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生产队的人都在路边等人到齐了出工，卢书记正在给大家布置劳动任务，那边路上来了两个农民，肩上扛着两根木头，被卢书记一下看见了，他就把人家拦下盘问。那两个农民是东山坝公社的，到我们公社的南团大队买了两根木头回去做房子用。本来我们生产队地处平原，一棵树都没有，而且买木头的和卖木头的都不是我们队的，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卢书记就要扣下人家扛的木头，说人家拿不出砍伐证。因为在农村无证砍伐的情况遍地都是，人家花了钱，又扛了十几里路，你卢书记只不过是一个生产队的头，人家自然就不肯。卢书记就两眼一翻：“你知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什么吗？是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就是我说了话算数。”“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况且真的要闹到公社去，没证砍伐就是没理呢。所以，他硬是把人家那两根木头给扣下了。我在边上听他这样理解党的领导和毛主席的话，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不过，凭良心说，卢书记对我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他也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所以对我们这些外地下放来的移民，自然就多了一份亲切感，也没有因为我们家成分高而歧视我们，这在当时也算是阶级立场不稳吧。
这卢书记对生产队社员的生活也是很关心的，每到“双抢”农忙的时候，隔八岔十地就要安排大家中午集体用餐。也就是生产队派人集体煮饭，统一送到田间地头来吃，碰上集体用餐，生产队就要杀猪或是派人到集市上去采购猪肉。你别小看了这顿集体用餐，早几天传出风声来，全生产队的人就像盼过年似地望眼欲穿了。到了那天只要是能动的，全队男女老少都没一个人愿意呆在家里，连平时根本不出工的，这天也早早就拿好了劳动工具和一个大大的海碗下地了。等到中午饭菜担子一挑过来，大家就一拥而上，把自己的大海碗装得满满的。每到这时，卢书记就会站在边上，拿着自己的空碗，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大声说：“别慌，别慌！一个个来，都有，都有！尽饱的……”
饭的确是做得很多，每次大家吃完都还有点剩余。而这顿饭，每个人不把饭嚥到喉咙口，实在是吃不下了，也决不会放碗的。所以吃完饭都要休息好一会儿，要不栽禾，割禾就没法弯下腰去。
割完禾就要赶着栽禾，栽完禾不久就要开始耘禾了。
耘禾的时候，先要往田里撒化肥或是石灰，然后七八个人站成一排下田，一个人管五六行禾，并排向前耘去。因为太阳光强烈，大家都喜欢戴个斗笠。作为耘田肥料的化肥和石灰，经常把田里水中的泥鳅和小鱼闹个半死。只要是这些垂死挣扎的小鱼儿是在自己耘田行列中的，农民就会顺手把它们当宝贝似的拾起来，夹在斗笠的篾片缝中，带回去做菜吃。那斗笠就不但成了遮阳的用具，还成了盛鱼和晒鱼的工具了。如果碰上拾得的鱼多，那个个头上都是银光闪闪，宛如戴了一顶银头盔。
农民们尽管劳动强度大，食物质量不高，但“食色，人之性也”，夫妻生活还是要过的。至于做爱的质量怎么样？那只有天晓得。
有一天早上，我们在田里割禾，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叫春华的分在跟我一个组。割禾割了有个把钟头了，我们要去“放水”，我就和他走到一个没人的僻静处，我们两人眼看着远处，一边聊天，一边撒尿。尿撒了不一会儿，突然听得他“噢”了一声，我忙朝他看去。只见他的下体吊着个像猪尿泡一样的透明东西，那里面装满了液体。原来他昨晚和他妻子干那个事的时候，戴了避孕套，干完就立刻呼呼地睡死了，也没把套子取下来。今天一早出工匆匆忙忙地，连短裤都穿错了他老婆的花内裤，套子套在那儿也没感觉。刚才他跟我一起方便的时候，一边跟我在聊天，直到下面感到如坠重物了才发现有些不对劲，于是摘下一个装满了尿的避孕套，大概有一二斤吧，往边上的草丛中狠狠地摔去。
这是一个我亲眼目睹的真实笑话。

1977年，被文化大革命宣布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了，这对于前途已经几乎陷入绝望的下放知青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知青们犹如久蛰冬眠的虫子，惊闻春雷蠢蠢蠕动起来，大家欢欣雀跃奔走相告，大家重拾书本挑灯夜读。父母亲也极力怂恿我去参加高考，但我毕竟和那些“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们不同啊。我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娇妻弱子，就这样一甩手去读书了，他们怎么办？
这时，父母亲就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了。他们说：“碰上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考，读了那么多的书，你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做一辈子农民，还让孩子也世世代代面朝天吗？你去读书也就三四年的事，我们一时半会还死不了，家里交给我们，你就放心考去吧！”
他们说的道理我何尝不懂呢？只是思想上一直有顾虑，现在有父母亲撑腰，我也就放下包袱了。我清点整理原先学过的课本，这些年来，从没有想过它们还会有什么作用，撕来上厕所用，已消灭得差不多了。没有书怎么复习？我就到本公社那些念过高中，这次又不准备去参加考试的农民家去找，到公社中学去借。好不容易找到几本数理化的课本，虽然从高一到高三的还不全，我也只能将就着这些有限的资源学习起来。
那段时间，我没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也没出门去做油漆，一个人关在家里没日没夜地看书。至于考什么样的大学，一家人早就商量过了：我们家成份不好，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学文科的倒霉，要考就考理科。尖端科学要讲成份，不会要我们这样家庭的人，医生悬壶济世，在什么社会都吃香，就学医吧。父母亲原来在广州，对那儿有感情，就要我考中山医学院。
我复习了十来天，考期就到了。考试的前一天，我乘了一百二十里的车来到宁都县城。碰到了许许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下放知青，他们和我一样，一个个灰头土脸的，一副营养不良，饱经风霜的样子。但一个个又都表露出那种满怀希望，跃跃欲试的神情。使我很容易联想到在古典小说中看到的那种举子进京考试的情景。我在县城找了一家条件很差，但收费低廉的小旅社住下。问同住在一个旅社的熟悉知青，借了我原来没找到的那几本数理化课本，突击看了一个晚上，就看了这一时半会，我第二天就答对了一个忘了十几年的排列组合题，捡回来二十分呢！这是多庆幸的事。
考场设在县中的教学楼，听到铃声我们像听到生产队出工的哨声，蜂拥进教室。由于十几年没摸过课本，没握过钢笔，天天拿锄头和油漆刷子的手拿起笔来，突然感到它是那么小，那么轻，那么不听使唤，写出来的字是那么丑陋，那么不堪入目。宁都县中的教学楼是砖木结构，楼板是木板钉的，有点陈旧不堪的感觉。坐在我右边前一排的一个男生，不知是在哪个公社下放的，不知是尤其紧张还是因为害怕，几场考试从头至尾都全身颤抖，震得楼板一直振动不停。
由于是第一年恢复高考，考虑到学生荒废学业十几年，出题老师还不想太为难大家，就没有像今天的高考那样题量大，涉及面广，出题刁钻古怪。考题不多，都是一些大题目，像语文就几个文学知识题，和一道作文题《难忘的时刻》，我编撰了一个在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故事，描写了那时的激动心情（我这种家庭成份的人哪有资格到北京去串联啊），然后梢加过渡，就跳到今天恢复高考第一次走进考场的场景和感受，最后点题。考试完了，我自我感觉还可以，就坐车回去照老样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没把这事看得太重。
过了有十多天吧，公社贴出了大红喜报，我和另两位知青榜上有名。那两位都是宁都本县老三届的下放知青，一个在公社中学教书，另一位在公社所在地的大队当赤脚医生。
当时全县有些公社在这次高考中剃了光头，公社认为我们一下能考上三个，是为公社长脸了，很光荣。就派了车，敲锣打鼓地送我们去县城体检。体检回来，我把要准备的衣物全准备好了，还抓紧时间去做了一段时间油漆，想多赚点钱留给家里，也准备带点钱出门自己要用。
可是等了很久，那两位同去体检的知青已经接到通知上学去了，我却一点消息也没有。后来托人到县里打听，说是我的政审过不了关，就名落孙山了。
第二年高考仍旧举行，我又报名了。这次报名后，我又和父母亲做了认真的研究，考虑理科既然有限制，就报文科吧；名牌大学既然有限制，就报考本地院校，所以我这次报考了本地的赣南师专。程序依然是这样的，考试出来我的感觉也依然不错。也敲锣打鼓送到县里去体检过了，可这次政审关却没有想到卡在了生产队。就是那位卢书记口授生产队的会计写了一条意见：“他父母亲是右派，他有很重的家庭负担，他去读书了家人生活怎么办？不同意。”这事是生产队的那个会计在后来告诉我的，卢书记这次又很好地展示了一下“领导我们事业核心力量”的作用。不过从今天客观地来分析，他并没有看重我家成份和反对我出头的意思，他怕我走了增添生产队的负担，这种非常现实的考虑，也应该是情有可原的。
后来是公社书记看到我两次高考，无论是考理科还是文科，都像是囊中取物，就下令将我调到公社中学去当民办教师，要我为公社培养考场新生力量。

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8年起，千千万万曾被文化大革命当作“造反”主力的青年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浩浩荡荡地开赴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了一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他们被停止了文化学习，他们被阻断了升学之路。他们背井离乡，倍受艰辛，困惑迷惘。激情在劳累中湮没，理想在消沉中破灭，青春在颓废中流失。这场史无前例的下放运动以高考恢复，知青回城为结束。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中两次人口大迁徙的奇特景观。其情其景，在《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蘖债》《年轮》等文学作品中已有了形象的反映。
作为这场时代大潮中的一颗沙砾，我在这个“广阔的天地”中流徙颠簸了十一年，我看到了农村的贫穷和落后，看到了农民的纯朴和愚昧，感受了知青的仿偟和苦闷。作为这段真实历史的见证者和体验者，我写下了这个《下放纪事》。我没有用镜头去追踪全景，因为那样太冗长；我没有用艺术想象去加工，因为这已不新鲜。我只是借鉴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从一些我亲身的经历和真实的所见所闻中，选取了一些轶闻趣事，把它们拼接起来，以求真实地反映和演绎那段历史。在这里，我虽然是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回忆这些故事，但里面没有哭，也没有痛，更没有泪，还时时制造一种使人忍俊不禁和捧腹大笑的效果，我想这也是一种含泪的黑色幽默吧。

下放十一年，我和农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农民的淳朴和善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使我常常不能释怀。回城后，我时时萌发故地重游的想法，但因为公私琐事缠身，也就一直未能成行。前年，市里领导点名要我去采写一篇关于农村“五老”对计划生育工作所做贡献的报告文学（写成发表时，我将其取名为《满目青山夕照明》），我为了收集素材，跑了六个县十几个乡。到宁都时，本来我下放的两个地方不在计划安排之列，但我临时动了点假公济私的心思，就让县里派车送我到固村新屋下和琳池去了一趟。
新屋下生产队因为地处崇山峻岭之中，我下放那时，到公社的三十里路全是山间的崎岖小道。二十多年过去了，由于市里“村村通”的要求，从固村乡修了一条沙石公路进去。公路沿山势蜿蜒起伏，道路不宽，由于平时缺乏保养，路面很差，有许多地方还被水冲出了沟堑。我们坐的越野车摇要晃晃，呼哧呼哧地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爬进去。一下车，我看到那一抹的黄泥土房，栋栋破旧不堪。离别了二十多年，整个村子竟没看到一栋新房。我们原来知青住的那栋土房依然疲惫傭懒地在那晒着太阳，墙上粉抹的石灰已是四处斑驳，也许是见我这个昔日的主人回来，那破旧的窗户在风的吹动下，有气无力地“晃铛”了一声，算是打了个招呼，我的心一阵发紧，这依然破败的房屋，这依然颓废的景象，就是我朝思暮想的“第二故乡”吗？
虽然我还算不上“乡音未改鬓毛衰“，但村里的孩子们还是“笑问客从何处来”？我离开时，他们的父母一个个都还未成年呢，他们对我陌生那是很自然的了。但中年以上的人都对我有很深的印象，我下车刚不一会儿，“大老刘回来了！”的消息立刻就变得家喻户晓了。农民们从各处赶来，他们紧紧拉着我的手，亲切而又热忱，家家硬要拖着我去“喝茶”（也就是当地农民招待贵客的一种非正餐）。问起几位老人，均已黄鹤西去，我不禁感叹唏嘘。看看农民们穿的，依然是土头土脸，看看农民们餐桌上的，除了一小碟炒熟的莲子和花生外，别无长物。怎么过去二十多年了，依然没有多大进步和发展呢？真是典型的穷乡僻壤啊！我羞愧地将身上仅带的五百元钱掏出来，交给在座的村长，让他给乡亲们买点东西。锱铢少许，拿出手来，委实不好意思。村长倒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汉子，以为我当了大官有了大权，一个劲地要求我帮他们招商引资，搞活经济。可我看着这延绵起伏的高山和那崎岖不平的公路，我实在想不出有那个傻瓜会来这里玩”钱打水漂“的游戏，只好在嘴上敷衍着：“我尽力吧！”
到琳池是坐县太爷的小车去的，刚到不久县里就来电话追他回去处理要事，只呆了两个小时，找几个熟悉的农民谈了谈，就赶回了县里。琳池由于交通比固村便利，又是集市所在地，所以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些。街道上盖了不少新房，农民们也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大多数农民还靠“一亩三分地”过日子，在土里刨食；而少数头脑活络的早就通过商业流通和承包企业等办法先小富起来了。
因为前年来去匆匆，未能畅快如愿，去年“十一”长假，我自己开车，带着一家人又去了一趟琳池。我花了三千多元，吩咐村里下放时要好的伙伴，帮我准备了二十台酒席，请原来生产队的社员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虽然再也无法找回以前生产队“双抢”那种集体用餐的感觉，但大家在一起追忆往昔，海侃神聊，畅怀痛饮，还是非常尽兴。笑语喧哗，杯觥交错，直把几位生产队原来的“酒仙”也喝得东倒西歪，酩酊大醉……
吃完饭我要开车赶回县城，当我从倒车镜里看到那些站在路旁，向我挥手热情送别的农民们的时候，我也在心里默默地发出深情的呼唤：再见了，我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永别了，我那苦辣酸甜的下放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