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由国家拨款建造的知青住房尚在筹划中，知青们被安排在村民家住宿，四个男知青住在一户姓张的社员家里，三个女知青住在姓杨的寡妇家。
　　晚上，知青们躺在农家的土炕上，炕上地上、屋子的四壁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从敞开的窗户，可以望见深邃而清澈的天空，天上的星星闪闪发亮；人声沉寂，天籁声起，田野的虫鸣声融成一片，没有方位感和间隔感，从窗子涌进屋子，为寂静进行伴奏，使寂静更加寂静，为梦寐催眠，却唤醒了梦寐。由于兴奋，这一夜他们入睡得都很晚，同样由于兴奋，第二天他们又起得都很早。
　　第二天，知青们要求参加生产劳动，老党员说先带他们认识一下生产队的土地。认识土地，这是知青们要上的第一堂课。土地，是生产队唯一重要的资产，是社员们春夏秋冬，年复一年不断翻弄阅读的书籍，是村民们反复书写记录的帐册。土地是他们的过去，是他们的未来，是他们为了生存永远坚守的阵地，是他们为了希望而奋力拚搏的战场。
　　所谓认识土地，就是记住土地的位置、面积，与邻村土地的边界的划分。
　　从村子向北走大半里路，就是一片田地。这里的地势起伏，所以田地很不规整。由于土质沙化，很多犁出的田垅几乎被风荡平，田里的玉米秧苗一出土就先天不足，又细又黄；从田地继续向北走，有一条不宽的河，好像一条蜿蜒伏行的蛇，无声无息，隐藏在庄稼和野草之中。十里界的田地，到河边为止。河的另一边，是另一个生产队的田地。这条河，是这片大地两种不同自然形态的分界线，就好像田野经这条河折叠了一下，然后铺展开来，于是折痕的两边失去了平衡：一边土地肥沃，一边土地贫瘠；一边是良田，一边是荒野。十里界的田地在荒野上。
　　老党员走在知青们的前头，瘦高的身躯在轻微而尖利的野风中，显得硬朗挺拔，左臂空悬的袖筒在野风的吹拂中飘飘抖动。他用右手指指点点，如数家珍，将十里界的土地逐段逐块地指给知青们。尽管老党员介绍得十分详细，但土地中能够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并不是很多，课很快就上完了，他们离开田地向回走。
　　背向田地，他们眼前是一片更开阔的土地：那里野草纵横，广袤无垠；那里风烟浩渺，云高天阔——那是一片茫茫的草甸。在那片草甸的反衬下，十里界村显得出孤陋、渺小。它偃伏着，蜷曲着，一个略略凸起的大土丘横在它和草甸之间，把它与草甸隔开，但又像是把它和草甸牵连在一起。
　　草甸比田地更能吸引知青们的目光，他们看见草甸的上空有几只鹰在翱翔。它们铁一样的翅膀，好像凝固在蓝天上，它们不是在天上飞，而是驾驭着天空。它们时而借着风的力量缓缓地盘旋，时而停在空中一动不动，如同耸立在天空中的旗帜。
　　在知青未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之前，苏佩兰的又一个才能为生产队的领导所发现：这天早晨，知青们来到队部，准备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赵玉林胳膊夹着一捆白纸，手里拿着一瓶墨汁和两支毛笔，进了队部院子，向知青蒙问道：“你们有人会写毛笔字吗？”苏佩兰说他学过毛笔字，但写的不是很好。赵玉林将苏佩兰请到队部，找了一张报纸，叫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苏佩兰将毛笔蘸足墨，在报纸上写了几个字。赵玉林看后一拍巴掌，说：“妥了，一个大问题解决了，以后再也不用为这事求人了！”
　　原来，生产队接到公社下达的指示：要做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双上墙”工作，即占领“墙头阵地”。“阵地”所在之处就是生产队队部的室内墙壁。光滑的土墙贴上大张的白纸，纸上设有各种专栏（诸如批判专栏，学习专栏等）。尽管“阵地”即是战场，但以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就需要顾及其瞻观性，起码，让人们的眼球感到舒适些。为此，每次搞这种活动，十里界的干部们都要到外村求援，但又不能每次有求必得，因为一只握锄把子的手，又能握笔杆子，是农村的亟缺人才。赵玉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正为此事犯愁，却发现踏破铁鞋要寻找的人就在眼前，自然喜出望外。
　　生产队领导没有叫知青们下田劳动，而是叫他们在队部里干一些杂活，这是为知青们由学生到农民的转变，设立一个暂短的过渡期。带领他们的是生产队会计赵玉林。
　　这是在十里界除了生产队长唯一一个可以不参加田间劳动的人。他面庞清癯，薄薄的嘴唇，尖尖的下巴，显示着狡黠，黑亮眼睛，透露着精明。衬衫总是扎在裤腰里，衣兜上总是卡着一支钢笔。金属笔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一枚胸章。这支笔是他每天写写算算的工具，也是他身份的标志。
　　会计，是生产队的大管家，在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比之于国家，相当于政府的总理；比之于军队，相当于司令部里的参谋长。更重要的是，他是生产队的公平和良心之所在：他除了手中的算盘，还掌管着一杆秤，每户的口粮和田里的分配之物，都要经过这杆秤，这就需要良心像秤一样公平，于鳏寡有信，于老少无欺。而他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村里他很有威望。
　　赵玉林三十四五岁，性情活泼，好说笑，这就缩小了与知青们年龄上的一段差距，所以不需要以太多的时间为媒介，知青们就和他混得很熟了。知青们把他当作了自己的顾问，凡事请他释惑解疑。第一个疑问是由孙峰提出来的，他问起老党员的身份。几天来，老党员的形象在知青们的眼中十分高大。他们想，老党员一定是这个村的最大的领导，可是时至现在还没有人向他们介绍老党员的职务，作为集体户的户长，孙峰觉得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赵玉林笑了，这在十里界人看来是最有失常识的一个问题。
　　“他的官可大着呢……”赵玉林故弄玄虚，“他比生产队长大，比大队领导大，比公社领导也大——以前，县委书记曾专程来十里界看望过他；现在——也就是两年前，县革委会主任也来看过他，可见以前他当过大干部！”
　　“现在呢？”知青们问。
　　“现在么——他是咱们队的共产党员呀！他是咱们队唯一的共产党员！”在赵玉林的眼里，“共产党员”这四个字本身，就具有无上的权威。
　　不待知青们的细问，赵玉林介绍起了老党员的情况：老党员名字叫周昌正，村里人习惯用“老党员”这个称呼代替他的名字，村里人又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他“二将军”。这是因为他开会发言、讲话时，每说几句，总是附带着一个长长的“啊”字。神话传说中有哼哈二将，由于“啊”与“哈”谐音，而“哈”将军名列“哼”将军之后，排在第二位，所以人们戏称周昌正是“二将军”。人们送周昌正如此绰号，绝无讥讽、贬斥之意，相反，人们对周昌正充满了敬意和爱戴之情。
　　周昌正早年投军参加革命，随大军转战南北，由战斗员变成指挥员。解放战争中，他被敌军的炮弹炸掉了一只胳膊，解放后，他告别了部队。但他不愿留在城市，而是回家当农民，他虽然不是衣锦还乡，却是载誉而归。他那空空的袖筒，使他变得更加伟岸、高大。在人们的眼里，他那只飘荡的空袖，仿佛是一面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那段光辉历程——抗日战争的硝烟、解放战争的风云，都卷裹在他的袖筒里。
　　回乡时，他领了一笔伤残军人抚恤金，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村里人视他为财神，可是他这个财神不黑，村里几乎所有人都花过他的钱。向他借钱的人多，还钱的人少，他借人钱也不要求人偿还；此外，他还主动拿钱帮助村里有困难的人，他把国家给他的一笔伤残军人抚恤金捐给了生产队，支援生产队的生产建设。钱对于他，是身外之物，他自己和村里人一样，过着清苦的日子。
　　解放后，他的老首长——一位解放军的将军邀请他到家中作客，并送给他一套呢料将军服。他很珍爱这件礼物，每逢重大节日或参加重要活动，他都要穿上它。不论是大队领导，还是公社领导，都曾请他担任十里界的领导职务，甚至有县领导建议他在公社任职，但都被他婉言拒绝。因为他的工作信念是领导干部要冲锋在前，拼搏在先，而作为一个残疾人，他实难如此。尽管他身无职务，然而，凡是十里界的事，大队、公社领导都与他商量，先听取他的意见，村里的社员群众，也愿意以他的话为依从。他是十里界的灵魂人物，在事实上起着一个领导者的作用。
　　赵玉林先是带领知青在生产队库房的漏雨处，抺了一层新泥，接下来是翻箱倒箧，将库房里的玉米拿到院子里晾晒，这是喂马的饲料，因为潮湿有些发霉。村里的男人都下田干活去了，女人们的活动范围只在自己家中和院子里，街上空空荡荡，十分寂静。
　　寂静被一阵喧闹声所打破。背着猎枪，带着酒葫芦参加欢迎知青宴会的那个小老头，出现在街上，他身后跟着几个男孩子。他身上仍然背着猎枪，酒葫芦被装着火药和铁沙的葫芦所代替；有一条白毛细腰的狗蹿前蹿后，他们从队部院前经过，那阵势就像是一支远征军。
　　“喂！这么多人去甸子，是不是要抬一只狗熊回来？”赵玉林挖苦着小老头，
　　小老头昨天在草甸上设下了很多套子，是为野兔准备的，今天他要前去收获“战利品”。几个男孩子是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带着他们一起去分享收获和喜悦。
　　一个时辰后，小老头空手而归。
　　为了不叫跟随他的孩子们失望，他要在今天晚上用他捕捉到的另一种小猎物，给孩子们做一个游戏表演，他向孩子们作出了邀请。出于好奇，吃完晚饭，几个知青也来观看小老头搞的“动物表演”把戏。
　　小老头从家中提来一个小笼子，笼子里装的竟是一只硕大的老鼠。他把老鼠带到队部南面的场院，在老鼠身上浇了煤油，用火点着，然后放出老鼠。可怜的老鼠充当了肉体火炬，在场院里奔跑，在没有接替者的情况下，跑了一段不短的距离，然后猝然倒下。老鼠奔跑时，半个天空都照亮了，这的确是壮观的一幕，孩子们都很兴奋。后来孩子们说，那只烧焦了老鼠，被他剥了皮，用火烤熟作了下酒菜。
　　对这个行为怪异的小老头，知青们产生了与孩子们同样的兴趣。由于他拥有一件对一切生命都具有征服力量的工具，不论在孩子们眼里，还是在知青眼里，他都带着几分英雄色彩。
　　然而只过一天，这个人的英雄色彩就荡然无存。
　　上午，知青们在会计赵玉林的带领下仍然在队部的院里干活。一个女人披头散发，惊恐万状地朝队部大院跑来，见到赵玉林就喊：“快救我，我家老鬼又发疯了！”
　　女人的话音未落，小老头从后面追了上来。他的上衣敞开着，裸着胸膛，脸和胸膛都红得像被火烧过的一般，比皮肤更红的是他的眼睛，这是喝了大量的酒的结果。他手中拎着一把铁锹，这种传统的劳动工具因人性的改变而改变了性能，变成了一种使人胆战心惊的武器。赵玉林急忙抱住小老头。小老头虽然瘦小，但力气很大，赵玉林难以控制，呼唤知青过来帮助。小老头挣扎着，喊叫着，似乎他与这个女人不共戴天，不能在同一分钟内同时呼吸于这个世界上。
　　这时，在田里干活的社员们回来了。他们见一时控制不住躁动中的小老头，就用绳子将他捆了起来，关在队部的屋中。小老头安静下来，躺在队部的炕上，呼呼地睡着了。
　　见知青们满脸疑惑的神情，赵玉林说：“这个人就是这样，每年都这样闹几次，等他酒醒了，也就好了！”
　　无须细问，那个女人就是他的老婆。
　　下午，小老头仍然躺在队部的炕上沉睡，不过捆他的绳子已被解去。知青们又向赵玉林问起小老头的情况。知青们了解老党员的情况，是出于崇敬；了解小老头的情况，是出于好奇。赵玉林说：“说起这个人，还真有本事，枪打的准，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只是他嗜酒如命，把自己给糟蹋了。”
　　赵玉林又讲起了小老头的事情。
　　小老头的名字叫孙放，是最早来十里界居住的人之一。他来十里界，正是这一带的胡子最猖獗的时候。他以打猎为生，由于他枪打的准，使得胡子头子草上飞都怕他，要和他结交拜把子，被他拒绝了，最终草上飞还是成了他枪下之鬼。
　　就是解放后，他的神枪手的名声也广为流传。石围子公社的一个民兵连是军区培训的示范连，军区干部指导民兵打靶训练，孙放在旁边观看。有人对军区干部说孙放枪打得准，军区干部叫孙放当场作示范。孙放接过别人递过来的步枪，连击十枪，前几枪，弹弹皆中十环，后一枪不见弹痕，孙放说后一枪的子弹是从前一枪的弹孔中穿过的。军区干部说，十枪九十环，就是很不错的成绩了。从此孙放又一次名声大振。
　　除了枪法，他身无别技。枪使他痴迷，枪使他心无旁骛，除了玩弄枪，他什么也不能干，什么也不想干。狩猎场，是他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消失了，他就在酒精里去寻找。他在酒精里找到了他的梦幻世界，可他又丢失了现实世界！他有一个媳妇，是一户人家因为穷用一辆毛驴车给他送来的。后来叫这个送姑娘的人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不是将姑娘嫁给了人，而是嫁给了酒。因为孙放为了一瓶酒，宁愿叫别的男人睡在自己的枕头上。
　　数年前，挨着十里界的西冈子上，盖起了一片房子，叫“五•七”干校（现在连遗址也找不到了），平陵市的一批干部住了进去，人称“五•七”干部。有一个姓牛的“五•七”干部结识了孙放，成了孙放的酒友和酒源的提供者。晚上，孙放背着他的猎枪“夜猎”去了，而老牛成了屋里的热炕和炕上女人的主人。事情传了出去，被干校负责人知道了，开会批判老牛。孙放知道后，闯进会场，声言老牛和自己的老婆好，是自己同意的；而自己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他要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对老牛进行保护！面对这位头戴绿色战盔的勇士，干校负责人束手无策，最后只给了老牛一个轻微的处分，草草了事。从此，这位神枪英雄，摇身一变，成了“绿盔勇士”。
　　孙放醉酒时，常打老婆，酒醒时，又给老婆下跪，打自己的嘴巴。他打老婆时，没把老婆当作人，酒醒时又不把自己当作人。
　　这一次，孙放又喝醉了酒，老婆又成了破碎了的空酒罐。赵玉林还告诉知青，关于十里界男女之间，尤其是十里界女人的闲话，外面传得很多，有两句顺口溜小孩子都会背诵，“小西山的胡子榆树冈的贼，杨柳村的偷汉婆娘谁也别说谁！”其中的杨柳村，指的就是十里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