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革命的名义

　　在凛烈的寒风中，一位年届七十的老人身披军衣，雄风犹存，谈笑自若，漫话当年。他慷慨激昂地宣讲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历史，宣讲着当红军杨冲打土豪，爬雪山、过草地以及抗战、灭蒋、剿匪一系列光辉的战斗历程、历史进程，宣讲着革命传统。一面宣讲，一面结合当前社会生活实际发表评论，评说历史，评说现实，对师生、对听众进行法制教育、纪律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他腰板挺直，一身英雄气概；豪气横溢，满篇革命语言。
　　他，就是湖南省龙山县革命老根据地茨岩塘老红军战士彭九龙同志。
　　这一天，他由龚远志和他的宣讲团陪同，在秀山县莲花中学（前一天在莲花小学）作完了第1129次革命传统教育报告。
　　彭九龙同志一九二零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出生于湖南省龙山县茨岩塘镇中街一个雇农的家里，一九三五年四月（那时才十四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贺龙元帅的红六军团十七师卫生队当卫生员，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入团，一九三九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他被王震司令员誉为侦察员中的“舍命王”。从一九三五年土地革命到一九五零年湘西剿匪，他一直转战南北，对党对人民军队也对贺老总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1979年他光荣离休。
　　他从离休的第一天起，就想到了离休后既要自己永葆革命青春，又要使千百万青少年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的问题，他牢记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四化的召唤，他心里燃烧着革命信念，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见卓识，他决心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深入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间，大讲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历史，大讲革命的光荣传统。
　　从一九八四年起，他开始实践这个伟大的心愿。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五年多时间了，他的足迹踏遍了三湘四水，踏遍了渝鄂湘黔。他作传统教育报告到过1129所中小学，共计行程24889公里，其中乘火车1100公里，乘车船19004公里，不通车的地方步行885公里；接受传统教育者564500人次，其中乡镇厂矿职工1700多人次。这无异于又一次伟大的长征。
　　为了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革命传统在青少年心中扎根，然后发芽、开花、结果，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项光荣而伟大的工作。1129场报告他分文不取，不要任何报酬，大多数时候他都自备旅差费。他只带着一幅“红军长征示意图”，带着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到处用红军精神讲红军传统。无论土家苗寨、偏僻山乡的小学，还是海拔1500米的八面山学校，他都不辞辛苦；无论乘车、步行，他都不顾旅途疲劳，一到学校，就给师生们上课；不论在任何地方，他都对人无所求，无所取，甘当一名义务宣传兵。
　　陪同彭九龙的龚远志，本名彭九凤，是彭九龙的胞弟。
　　彭九龙同志的传统教育课，使广大师生和其他青少年深受教育，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和其他听众诚挚的热烈欢迎。四川省秀山县莲花中学土家、苗、汉各族师生员工在给他的感谢信中说：“一幕幕历史长卷，千万句英雄语言，为我校八百多师生员工上了一堂生动的、震撼人心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战士热血铸中华，英雄光芒照后人。我们决心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发扬革命老前辈的光荣传统，经常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在心中扎下根子，勤奋地工作，勤奋地学习，永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一切力量。我们决心永远像您那样，听党话，跟党走，千秋万代不回头！走革命路不停步，永远向前进！”
　　彭九龙同志共收到1129封这样的感谢信和无数的题词，148幅锦旗，100多张照片。这些感谢信和照片、锦旗表明：他撒下的种子确实已在千百万青少年心中开始扎根。
　　下面是彭九龙在报告中讲到的关于他当红军后参加的几次战斗和北上的长征历程；其中，既有红军的浴血奋战，也有建立地方党政组织的艰苦斗争。
　　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难的形势下，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以湘、鄂、川、黔边区的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桑植、永顺、龙山等为中心创建了江南最后最大一块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被史学家誉为“江南延安，红二摇篮”。红二方面军依托根据地与敌作战百余场次，共牵制敌军30余万，有力策应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及其它根据地的斗争；积极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15万余贫农获得田地；2万余人参军投身革命,发展壮大了红军力量，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指挥员，建国后红二方面军有166位指战员被授予元帅或将军衔；根据地数万军民献身革命，有力支持了革命事业；红二方面军自根据地出发进行伟大的长征，途中与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作了顽强斗争，最终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红二方面军初步形成。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和敌人的大举进攻，1933年11月，红三军（即红二军团）创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丧失，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边区，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提出“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6月19日，红三军到达贵州沿河县枫香溪，在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建立黔东特区”的决议，黔东特区的建立为两个军团的会师奠定了基础。
　　1934年7月23日，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前，中央电示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西征，并确立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当时中央的意图是准备转移至湘西指挥全国革命）。经过充分准备，8月7日，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自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西征。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木黄会师以后，根据中央电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与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六军团（此时为7000兵力），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标志着红二方面军初步形成，逐步成为我党领导的三大战略主力之一，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主力，策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可靠保障。运动
　　红二方面军展开“湘西攻势”，在大庸成立湘鄂川黔省“三委”及指挥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及中央红军自瑞金出发开始了伟大的长征。为发展新根据地，以更多地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发动了猛烈的“湘西攻势”，向湘西的龙山、永顺、桑植、大庸等地挺进。11月16日在永顺40多公里外的龙家寨十万坪成功伏击追敌，给敌龚仁杰旅歼灭性打击，改善了红军装备。11月23日、24日，一举解放桑植、大庸两座县城，给敌军以重创，军民无不欢欣鼓舞。根据中央电示，11月26日，在大庸城内天主堂正式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及红二、六军团指挥部，12月1日，相继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由任弼时任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委委员、省革委会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张子意、周玉珠等任省委委员。以省“三委”在大庸的成立为标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全面形成。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次年3月，贺龙率红二、六军团开往桑植，在江垭的九溪作短暂停留，军部设在东门的关帝庙内。蒋介石派飞机到处追炸贺龙。贺龙在哪里住下，敌机就往哪里投弹。贺龙令部队和警卫班全隐蔽好，自己却戴上草帽，带着一个警卫员往七里桥下的蒌江边走去。
　　敌机飞到关帝庙上空，一陈激烈的轰炸，大庙化为乱砖一堆。敌机一走，红军官兵都直扑关帝庙，见了警卫员就问；“贺军长呢？”
　　笑呵呵的贺龙手提三斤重的鲤鱼走来了，对大家说：“敌人给我送了一碗鲜菜。”
　　贺龙祖籍湖北，迁来九溪定居，祖坟在九溪北山，离开九溪前夕，贺龙到祖坟前扫了墓。贺龙知道敌人把他当作火龙、活龙，必来挖祖坟，断龙脉。他唾了几口草烟，摸摸八字胡，眉宇现出喜悦之光。他当即带几名战士为祖坟添土加石。“抚坟“已毕，召集当地头面人物，讲了情，托他们加以保护。头面人物中有个敌对分子，心中暗喜：“这下子该我领功请赏了！”
　　红军一走，蒋介石王牌军58师进驻江垭，扬言要消灭贺龙。贺龙早已去桑植，58师师长刘峙扑了个空，正恼恨，有当地人来报贺龙祖坟所在，刘峙大喜。刘峙带一排白狗子上山挖贺龙祖坟，不挖犹可，这一挖，地雷爆响，白狗子尸骨横空。刘峙命大，站在远处，也吓得魂不附体。刘峙所挖者，假坟也。贺龙对祖坟只望，未扫墓，也未抚坟。
　　刘峙电报禀告老蒋，老蒋骂他无能，令他继续追击。刘峙离开慈溪城门时，城门上掉下一封信，拆开视之，上面写道：
　　58师号称蒋介石亲信王牌部队，不过尔尔，徒有虚名，实乃粪蛆坟土一堆而已。
　　刘峙气得口痰塞喉，大病数日。待得病愈，穷起追兵，眼看追上贺龙部队。贺龙被他追呀追，贺龙在前退呀退，一到葫芦谷，贺龙不见了。刘峙进了葫芦谷，举起望远镜，到处不见贺龙踪影。刘峙正纳闷间，四面八方的机枪、手榴弹，如狂风暴雨而至，蒋介石的王牌军几乎被全歼。刘峙打仗不行，逃命还算内行，好歹率领几个残兵败将，不得已向老蒋缴旨，气得蒋介石把光头都抠出了血。
　　为适应全局斗争的需要，湘鄂川黔省“三委”于1935年春相继迁址永顺塔卧，1935年4月迁址龙山兴隆街，5月迁址龙山茨岩塘，11月19日自桑植经大庸出发长征。
　　红二方面军继续发动“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中央红军经过20多天的作战，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西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意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中央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再度生根”。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湖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拼死渡过湘江。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在中央红军遭受重创，追敌更猛的危难之时，为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突围，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主力部队继续发动“湘西攻势”，任弼时、王震等率余部留守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根据地。12月5日，红二、六军团主力由大庸南下，进逼沅陵、占领桃源县城、包围常德，直接威胁在湘南防阻我中央红军的湘敌北侧，迫使湘敌分兵反击，从而大量牵制敌军，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力求全歼”的如意算盘，使中央红军成功摆脱湘敌围追堵截，到达贵州境内。12月24日红二、六军团牵着湘敌的“鼻子”撤离常、桃地区，26日回师占领慈利县城，31日西返大庸、永顺休整。至此，红二、六军团结束了湘西攻势。在两个月的湘西攻势中，进一步扩大了新的根据地，牵制敌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共约30余万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黎平会议”，决定避开敌军主力，改变西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计划，而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1月15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红二方面军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及红二、六军团指挥部在大庸相继成立后，一面继续发动“湘西攻势”，一面发动根据地各族人民一道开展轰轰烈烈的苏维埃革命运动——
　　地方政权：1934年11月25日，在大庸成立了根据地第一个苏维埃县委、县革委，县委书记刘诚达、县革委主席海亮生。随后，桑植、慈利、永保（即永顺）、龙山、宣恩等十一县分别建立了县委、县革委。大庸、桑植、永保、郭亮、龙山、宣恩六县建立了52个区级政权机构和229个乡革委政权机构。
　　地方武装：大庸、桑植、慈利、永保、郭亮、龙山、永沅、龙桑、鄂川边九县分别建立了独立团6个和独立营3个，还在8个县组建了游击队277支，游击队员近2万人。大庸县有40多支游击队。县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吉宇、政委袁任远，队员1600多人。
　　扩招红军：据不完全统计，大庸、桑植、慈利、永保、郭亮五县共有1.7万人参加红军投身革命，红二、六军团由会师时的7000多人增加到2万多人，至1936年10月长征结束时还有1.3万多人。大庸、桑植、慈利有1万多人参加红军，在扩红中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夫”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大庸县城侯清芝一家八口同时参加红军，被传为佳话。
　　打土豪分田地：1934年底至1935年初，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在大庸接连颁发了根据地《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分田工作大纲》、《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三个有关土地革命的文件。各县根据文件精神，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庸、桑植、永保、龙山四县16个区104个乡、保在打土豪的同时开展了土改分田运动，15万多贫农分得了田地。大庸县实行了土改分田的有5区71保，分配了土地15.19万亩，约占全县田亩总面积数的66%，得田人数约9.5万人。
　　批判“左倾”路线错误：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期，夏曦作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忠实地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他认为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十分之九是改组派”，于是解散了党团组织，进行了四次扩大化肃反，数千名红军指战员和党政机关负责人被打成“改组派”而被错抓错杀。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仍有极坏的影响，对于夏曦的错误，贺龙、关向应曾进行多次批评。遵义会议结束10天后，1935年1月27日，在大庸召开了以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批判“左倾”路线错误为主要内容的“丁家溶会议”，任弼时、贺龙等分别做了发言，这是红二方面军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批判“左倾”路线错误，令全军为之振奋，进而恢复、加强了党团组织，颁布了《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自此红二方面军进入了全新发展时期。
　　根据地军民团结，重创“围剿”敌军。红二方面军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成为刺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极大的震惊了蒋介石。1935年1月底，蒋介石下令以湘鄂两省军队为主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第一次“围剿”。在此后的6个多月时间里，红二、六军团经过大小战斗30余次，粉碎敌人80多个团的“围剿”，歼俘敌2万余人，活捉敌师长一名（敌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师参谋长一名（五十八师师参谋长周桂先）、击毙敌师长一名（五十八师师长谢彬）等。缴获轻重机枪150多挺，步枪1万多支，子弹120万发，电台5部。著名战役有慈利棉花山、大庸鸡公垭、桑植陈家河、永顺桃子溪、咸丰忠堡、龙山招头寨、宣恩板栗园等。反“围剿”的胜利不仅完成了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斗任务，而且红二方面军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已于1935年6月胜利地突破了强大敌军的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翻过雪山，进入四川懋功（今小金），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此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成为我军在长江以南的最后最大一块根据地和最强大的主力之一，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他一方面集中90多个团的兵力，继续向红一、红四方面军进逼；同时调集130多个团，20余万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方面军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围剿”，企图很快消灭中国东南部、长江中游的人民革命武装，巩固他们的中心区域和战略后方。历史不容忘记，根据地先后共有1.7万人参加红军投身革命，8万余人参加和支援红军作战，1万多人壮烈牺牲。正是革命先烈的英勇奋战和根据地民众的大力支援，沉痛地反击了敌军，最终取得了反“围剿”的节节胜利。鉴于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突围、到达陕北，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当必要时，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的指示，红二、六军团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11月18日，红二、六军团指挥部正式下达了突围命令。
　　红二方面军开始突围长征，最终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县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分别举行大会，誓师突围。当晚，红二方面军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部队分两路向大庸进发，一路是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第四、五、六师及直属机关，另一路是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十六、十七师及直属机关，11月20日到达澧水北岸的张家湾、黄家铺、安坝一带。澧水是敌军堵截红军的第一道防线，由李觉部19师的部分兵力和方圆团及铲共义勇队筑碉堡防守。红军从20日至21日晚上从黄家铺、潭口等8处渡口强渡澧水，一举成功。但在杨林铺渡口搭浮桥渡水时，浮桥被两批四架敌机炸毁，共青团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周玉珠和49团参谋长贺荣华中弹牺牲，49团团长王烈在察看阵地时，被敌冷枪击中，光荣牺牲。
　　1936年2月7日，在大定（后迁毕节）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委会，至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即告结束。7月1日，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二、六军团奉中央电令，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并将红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红二、六军团番号不变。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任弼时、贺龙与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作了顽强斗争，最终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别到达甘肃会宁和静宁，完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自1935年11月19日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至1936年10月至甘肃静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11个月，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9省，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攻战城市39座，以1万多兵力战胜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对促进三大主力会师起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战略力量。抗日战争开始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建国后红二方面军有166位指战员被授予元帅或将军衔，166位将帅像现陈列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省委礼堂内。永定区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及红二方面军指挥部旧址位于张家界市解放路41号，建筑面积840平方米，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是一座四合井院落，建造于1918年，砖木结构，具有中西合壁的古典建筑风貌。东头是由三堵矮墙围着一栋木房，形成院中院，三门小屋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萧克的工作室和卧室。西头是省委礼堂，可容200人左右，省委扩大会、省直各部门会议均在此召开，现陈列着红二方面军的166位将帅像。北面是一字排开11间办公室，红二方面军指挥部、省革委、省军区的直属部门均设在此。南面是省委机关大楼，解放前被毁，修复旧址时依照原貌新建为陈列馆，建筑面积760平方米。另外，在当年省“三委”及指挥部内还设有省委党校、红军随营学校（后改为红军第四分校）、红军医院、红军无线电台、警卫连等机构。
　　1993年，为彪炳革命先辈功绩，继承优良革命传统，老区大庸数千名干部群众捐款几十万元，依托旧址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原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将军曾先后亲笔题写“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省军区纪念馆”馆名。该馆1996年1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同时该馆还是全省、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现已纳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景点之一，已进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评审行列。纪念馆的建立和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革命老前辈、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先后有4000多人为之捐资和奉献珍藏文物。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同志将《任弼时选集》献给纪念馆；贺龙夫人薛明携子女亲临纪念馆并赠送了《贺龙画册》及其它珍贵物品；萧克将军多次分别为省革委旧址和纪念馆题名；廖汉生将军多次询问并支持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认真参观后，个人慷慨捐助三十万元用于展馆修缮；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湘鄂川黔省委秘书长王恩茂亲临纪念馆，挥笔题写了“湘鄂川黔老区军民在革命历史上建立的功勋，光照千秋，灿烂万载”。建馆以来先后有汪东兴、廖汉生、贺鹏飞、李铁映、王恩茂、陈锦华、毛致用、张震、陶汉章、马万祺、王克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及湖南省党政军领导人于幼军、李江、贺同新、李贻衡、章锐夫等分别到此，或追忆往昔，或缅怀先烈，并给予极大的关怀。自1993年12月26日开馆至今共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0多万人次，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贺龙、任弼时红军为了确保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千方百计牵制湖南特别是湘西之敌，到处张贴标语，扬言要打龙山。
　　1934年11月，游击队攻马皮寨，师兴周的保安团拼死守住。
　　1935年3月，敌41军奉命驰援，扼守茨岩塘险要。4月13日红军攻打茨岩塘，敌41军先退龙山，再退来凤。15日，红军沿十字路、石羔山、马皮寨一带，断龙山援敌，急驰攻湖北宣恩未克，28日回师龙山。5月2日，回师宣恩、咸丰，6月15日在忠堡（属湖北咸丰县）截住敌41师张振汉。
　　在忠堡伏击战中，贺龙唱“空城计”，逼降敌将张振汉。两个年轻战士砍了张振汉之卫兵的头，升排长。
　　古历六月十五日，贺龙的女儿在忠堡大捷中出生，故取名“捷生”。
　　忠堡伏击战胜利后，在宣恩李家河开了庆功大会，立即挥师湖南。
　　16日，进军龙山城。17日黎明，红军攻城。城内由敌34师和刘文华一个团与师兴周保安团困守41天，弹药粮食靠蒋介石派空军空运。
　　6月18日，红二、六军团主力云集龙山县城周围，造成攻城之态。但红军为了有计划地进行休整，就以主要精力作好全面围城的准备工作，以便实现围城打援的战略部署。6月19日主力撤离龙山县城周围，集结于石牌洞、桶车、兴隆街、洗洛、茅坪、茨岩塘、石羔山、猫儿寨一带休整待命，只留下少量部队在县城周围活动。
　　6月23日，贺龙令二军团4师、6师和六军团的少量部队全面围团了龙山县城。6师16团攻北门西门，4师攻东门，一个团攻南门。
　　围龙打援的指挥机关设在新城乡李家大屋，战地医院、后勤保卫机关也设在新城周围。红军大部兵力在石羔山、兴隆街、茅坪、茨岩塘一带，一是休整，二是打给养，三是以逸待劳，准备大规模地歼灭增援之敌。萧克的指挥机关驻石羔山。当时，龙山城内守敌陈渠珍（伪34师）的刘文华团和龙山方圆团师兴周和少数的地主武装共计3000余人，2000余支枪。刘文华、师兴周二敌顽固死守，四处求援。蒋介石派飞机投粮投弹。我军则“围城打援，相机破城”。敌喊口令：“小心城墙脚，注意红脑壳。”我军就唱两首歌。一首《忠堡大捷》：“忠堡战斗大胜利，白军师长我提起，忠堡战胜围龙山，红军顶有战斗力。”二首《围龙山》：“忠堡战后围龙山，我军英勇不怕难，艰苦斗争半月多，围得白军心胆寒，米梭拉米梭，围得白军心胆寒。”
　　6月28日，红军截击援敌，同敌陶广28军、34师顾家齐旅、周燮卿旅血战两昼夜。6月29日，红军隐蔽到芭蕉坨乡一带。龙山守敌刘文华一个团由于被游击队攻打怕了，伤损严重，不断向陶广军长求援。
　　在掌握了这一情况后，红军部队就预先埋伏在陶广的必由之路芭蕉坨等他到来便一举歼灭。可是，陶广非常狡猾，怕中埋伏，他不从龙塘岩下，而改道从颗粒坡、野人坡下湾塘往来凤增援，向龙山前进。贺龙、任弼时获得这一情报后，马上命令部队从芭蕉坨赶到湾塘、红石坎村和扑岩坎，改伏击战为遭遇战；陶广当时闭目塞听，骤见神兵天降，顿时手忙脚乱。上午十一点钟，红二、六军团猛烈地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阵脚大乱，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花流水，各自逃命。周秉秀的38军团，加上陶广军所部，共20几个团，全被红军打垮，毙敌近千，俘敌3000多人，差不多每个红军连队都俘获20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步枪7000多条，迫击炮40多门，无线电台6台，战马和各种军用物资无数。50团的一个炊事员用长把锅铲向躲在刺蓬中的敌人大喊一声：“快出来，缴枪不杀！”俘虏了一个敌人，缴获了一支掷弹筒。
　　之前，58师已在桃子溪战斗中缴获敌人两门钢炮。
　　敌周矮子、陶广、李科达军各部全都往花垣、保靖、凤凰等地逃窜。敌32旅则退往湖北来凤。
　　川鄂湘黔省委、省政府从塔卧迁茨岩塘，建县、区、乡各级政权，接着打土豪、分田地，因为是在古历七月，就分地主的青苗。
　　7月7日，红军分两路围攻敌暂编10师，后于宣恩板栗园会战，将敌师长谢斌击毙。
　　我军围龙山城41天，由于城池坚固，地势优越，中间高四周低，红军无大型武器，用棺材装炸药从地道中放进去，因地下有水，引爆未成功，虽经三次大的攻坚，一直没有破城。待到把湘、鄂敌人纷纷牵来龙山、来凤、宣恩一带时，我军于7月27日有计划地主功撤除龙山之围。围城期间，我军大部得到休整，又组织了几个打援战。
　　8月8日于芭蕉坨石门坎乘胜转攻敌陶广所部之28师，陶广败退到大阳坪。红军回师茨岩塘休整。敌48师由兴隆街、38旅由新寨坪、新2旅由桶车、方圆团由石牌洞，数路反扑，我军撤出龙山，开始长征。
　　不久，贺龙率主力部队到川鄂湘黔边区扩大根据地，留少数部队牵制敌人。
　　湖南省委建立后，49团团长吴正卿和副政委段培钦带三营及二营的一个连在保靖、龙山一带活动；政委晏福生和参谋长刘转连带一营和二营一个连队在永顺、大庸一带活动，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地方红色政权，扩大红军。
　　龙山县委于1934年12月上旬正式成立。严汉万任县委书记，罗华生组织部长，谢曙光宣传部长，贺传奇少共县委书记。
　　红49团在洗车河住了一年后，就向湖北百福司行动，谢曙光负责洗车河的工作。县委遭土匪袭击，严汉万、谢曙光受伤，一起到塔卧红军医院治疗，省委派阮正明到龙山主持工作。第二次出事在茨岩塘，有县委秘书胡东西（符东山）、县政府主席米尔美公开叛变，杀害县委书记严汉万。第三次是省委当时为了保证红二方面军胜利西征北上，将18师一个团和龙山县委一起留在龙山、宣恩等地牵制敌人。突围前，在水电坎枪毙叛徒刘士杰、米尔美，最后经过几个月战斗在贵州江口与红二方面军主力会师，会师时县委有谢曙光（红岩区委书记）、刘成达、贺传吉。
　　1935年7月3日，萧克同志亲率红17师赶赴与龙山交界的永顺小井阻击陶广军之62师，同时从二军团抽出4师的12团、6师的18团星夜开赴小井，配合红17师。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62师被我击溃，死伤2000余人。我军缴获了两挺重机枪和其它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给陶广以沉重打击，迫使他向永顺逃窜。
　　在这次阻击战中，由于彭九龙所在的团没有按时赶到，而敌人抢占了有利的地势，因此我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伤亡较重，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朴同志在此次战斗中牺牲。小井战斗结束后，萧克率部回师龙山。
　　驻湖北来凤谢家坝之敌潘善斋38旅，奉湖北敌总指挥徐源泉的命令，积极增援龙山。我红四师12团5个连共500余名战士和友邻部队在紫微河南岸龙山一侧设防，凭借紫微河沿河之河岸阻击敌之援兵。敌急，7月10日晚9点多钟，敌38旅组织了班长以上800余人为“敢死队”，一人三件武器：长枪、短枪、大刀，全副武装，在象鼻岭下的官渡分几路强行渡河。我军采取“引敌进来、关门打狗”的战术，当敌人于12点10分左右强渡时，我河边警戒边打边退，将敌诱入埋伏圈，仅3个钟头我即击退38旅，毙敌200余人，俘敌200余人，余下之敌仓皇退到来凤县城。至次日凌晨5点才结束战斗。这一仗缴获了敌长短枪500余支，马刀500多把，保证了围城部队和左右两侧部队的安全，也提高了红军战士近战夜战的能力。
　　1935年7月27日，我军全部撤除龙山之围，当日集中洗洛开大会，贺龙充满信心地说：“龙山城是容易攻破的，只要两围五天，我们不攻他们也会打开城门的。但是，现在有紧急任务，我们才放弃了龙山县城，大家不要灰心，仗有你们打的。”随后，贺龙作了战斗部署。
　　7月28日，我军兵分两路，赶到离县城60里的招头寨，阻击敌陶广部队。
　　7月28日，我红六军团17师先与敌人接火，由于敌有充分的准备，且所占领的地势好，武装精良，加之我军有的部队没有按时到达，配合不好，因此我军此战失利。我17师政委苏杰、50团团长黄林、政委方振生光荣牺牲，6军团政委王震负了轻伤（左膀），我军伤亡较多。贺龙立即命令撤出阵地，退回到兴隆街、洗洛、茅坪一带休整。
　　敌人飞机投弹炸我围城部队，49团供应处主任邓友禹在石羔山被敌机炸死。
　　板栗园、红石坎两胜后，8月底红六军团主力由贺、肖率领，从茨岩塘出桑植大庸，兵分两路抵津、澧及洞庭湖广大地区。蒋介石集团震动，急调28路军孙连仲3个师，樊松甫纵队汤恩伯87师、78师，配合湘鄂两省130个团共30余万人“围剿”贺龙红军，妄图歼灭我于龙山桑植一带。
　　9月3日下午，才十二岁的彭九凤跑到红军部队找到哥哥彭九龙，告诉哥哥，红军离开茨岩塘的第二天，当地头面人物向蒋介石军队告密，把他们的姨表哥龙心善抓去，说龙心善支持红军，给红军捐款几万块大洋，犯了通共罪，逼迫龙心善交二十万块大洋给国民革命军以免一死。龙心善只好交出所有商铺、财产，一家人逃亡洗车；彭九龙、彭九凤的父母被敌人惨杀，彭九凤因为在龙心善家商铺当小伙计，那龙山心善派彭九凤外出办事，侥幸躲过一难。龙心善邀彭九凤一起逃亡，彭九凤不肯，他独自一人专门打听红军，一心只想找到红军。
　　彭九龙把这些情况向连长报告了，连长批准彭九凤参加了红军。哥哥亲自教弟弟学会了射击。十天后，彭九凤在一次战斗中，由哥哥帮助，用一条扁担缴获了两支汉阳造。彭九凤全部交公后，连长向全连表扬了彭家兄弟，并且亲手给彭九凤发了一支汉阳造。
　　在12月份的一次战斗中，彭家兄弟所在红军部队失利，副班长李芳华与彭家兄弟断后，完成了掩护全营撤退的任务，但是彭九凤在战斗中双腿都受了伤。副班长李芳华与彭九龙一人背彭九凤、一人背三支枪，把彭九凤护送到来凤县翔凤镇马鬃岭姑姑彭冠梅家养伤。李芳华与彭九龙在天快亮的时候找到了部队，顺利归队。
　　省委机关10月初靠近贺龙、任弼时红军，10月下旬与贺任会合。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和省委机关开始突围，红8师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牵制敌人。张振坤师长兼政委率部于1935年12月28日完成牵制任务。完成任务后，于1936年1月9日在贵州江口与主力红军会合。
　　看到红军在黔西落脚，蒋介石军马上集中了十几万人，由蒋介石嫡系将领顾祝同统一指挥前来围攻。为避开强敌，任弼时、贺龙率部进入纵跨云贵两省的乌蒙山区。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经过乌蒙山中一个月的“转圈”，红二、六军团又以隐蔽奔袭的方式在敌夹缝中跳出包围圈。
　　1936年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发来的电报，要其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经过研究认为，北进会合可以更好地适应全国革命斗争全局的要求，马上决定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为了顺利北渡金沙江，任弼时、贺龙等人又决定虚晃一枪直奔滇东。“云南王”龙云鉴于去年蒋介石追击中央红军时，顺路搞掉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教训，拒不让蒋介石中央军深入云南。红军以急行军逼近昆明郊区，夜间发射的信号弹映亮了城墙，城中许多官绅惊恐地发出“天将亡我”的悲呼哀号。龙云急忙调滇军主力到昆明保驾，还命令军官分校的学员全部上城墙守卫。红二、六军团调敌成功，马上转向滇西北的金沙江边，经过四天三夜不停的摆渡，全军1.8万人从容不迫地渡过了天险。当滇军孙渡纵队赶到江边的石鼓镇，看见的只是留在墙上的标语———“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
　　艰难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却出现最危险的局面。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虽将十几万敌军甩开，却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东部。当时部队没有棉衣，也缺少雪山行军经验。攀越高寒缺氧的雪山时，指战员们只好打开背包，每人都把被子裹在身上取暖。红二、六军团经过一个多月艰难跋涉，于7月初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在这段艰难行军中，筹粮极困难，部队因缺粮减员的数量不少，过雪山时也付出很大牺牲。据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的总结称：“向中甸前进中要经过一座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结果在雪山上停顿、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近百人。”红二军团六师翻越老则呷登山时，下了一整夜的雪，第二天清点人数时发现死去干部战士140多人。不过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时，还保留了1.4万人。
　　在甘孜会师时，红二、六军团和原在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合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二方面军成立后，其领导人通过对张国焘的耐心说服和适当斗争，终于使二、四方面军能够并肩北上。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行军，部队通过茫茫草地，于9月初进入甘南并控制了八座县城，准备同陕甘苏区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此时张国焘又不执行中央电令一意西进，蒋介石中央军乘机将孤立的红二方面军包围，贺龙后来说此刻出现了长征时最危险的局面。经过指战员奋勇拼杀，二方面军损失2000多人后冲过西（安）兰（州）公路，10月下旬同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和宁夏边界附近的将台堡会师。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苏区时，还保留1.1万人。
　　从红二、六军团自湖南桑植出发算起，11个月后他们到达陕甘宁边区，行军的路程为2万华里。不过在进行这次长征前，红六军团还担负过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路的任务，在会合二军团前行程已达5000里。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采取了跃进一段再休整一段的方式，并以灵活的方式打转，途中还大量扩军。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时所拟定的军事报告，也称赞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方式。
　　在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萧克受命担任红六军团的军团长做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西征寻求和贺龙部会师。从此萧克作为贺龙的副手开始了和贺龙长达十年的不算太愉快的合作。说起来萧克和贺龙的第一次误会还是因为某次战斗中萧克、王震所部擅自撤退，使贺龙部受到了很大。
　　在西征会师后，萧克贺龙联军所部一路损失巨大，仅萧克一部就从出发时的近万人减员到了不足四千。张国焘当年手下全胜时有八万之众，别看张国焘看别人都从上向下看，对贺龙横竖不顺眼，可对萧克就挺客气，从萧克的回忆录来看，萧克对红四方面军很有好感，对张国焘本人也没甚么微词，而张国焘本人在回忆录中也对萧克表示赞赏。
　　长征路上，贺龙、任弼时站稳立场，抵制并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
　　一九三六年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红四方面军南下策应的部队抢占雅江，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会合业已在望，红军总司令朱德立刻召集会议，布置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
　　张国焘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便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他的分裂活动终告失败。
　　六月二十二日，沿雅砻江北上的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带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
　　朱德从炉霍赶到甘孜，前去普玉隆迎接。三十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也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又前往迎接。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二、六军团领导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伪中央等情况，两军前锋会合时，张国焘又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谎言，为了澄清事实真象，朱德同二、六军团领导人分别谈了话。他同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
　　1935年7月，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派20多人到红二方面军找贺龙、任弼时，要贺任把部队带去加入他的分裂势力。贺龙、任弼时叫人先下了他们的枪，在做了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认识到革命队伍内部必须以团结为重的真理之后，才把枪还给他们。
　　贺老总很聪明，接着又向张国焘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张国焘一部分。
　　七月一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会师后，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辖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约一万六千余人。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艰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谁能抑制住内心的激情呢？
　　联欢会结束，离黄昏只有一个钟头了。贺龙与警卫员往红二方面军临时司令部走去。走到一棵大树旁边时，张国焘、陈昌浩带着各自的警卫员飞马赶了上来。
　　高原上的热风似有凉气，大树后的草丛中也似乎深藏着某种神秘。
　　贺龙下了马，一边拿出大烟斗，一边笑眯眯地说：“总政委，感谢你给我人，给我枪，我对你是佩服得很啦！有什么指示，打个电话、发个文件来就行了。现在劳你亲自出马，给我这么大的面子，岂不是折杀我贺胡子了？”
　　张国焘一行四人，也滚鞍下马。
　　张国焘面对贺龙，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陈昌浩只好代为回复：“我们四方面军觉得还是前往西藏为好，希望你们同我们一起行动。”
　　陈昌浩编了撮箕屁股，张国焘就把撮箕编过了河，他喋喋不休，从多个方面大讲到在康藏建立根据地的好处，最后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强调主题：“希望你们同我们一起行动。”
　　贺龙说话有理有节：“国焘同志为革命谋划，志存高远。本来嘛，礼尚往来，我应该支持国焘同志这个意见。不过，二方面军的战士大部分都是湘鄂川黔的人，何况康藏地势又高峻、地头又苦寒，冰天雪地，缺吃少穿，他们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就是你们自己，在康藏也损失不少嘛。我说这话很对不起国焘同志，但是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张国焘一脸难堪，陈昌浩忙打圆场：“不是贺老总不支持我们的意见，他们确实有他们的困难。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优先保证二方面军的棉军装供给，二位看如何?”
　　张国焘得了陈昌浩递过来的救命稻草，又厚皮涎脸起来：“云常兄，二、四方面军合组司令部，你来当总指挥好不好?”
　　贺龙仍然笑容满面：“国焘同志不必试探我了，你不是已经答应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宁夏吗？这可是国际的指示，正门正路的……”
　　张国焘气急败坏，陈昌浩再打圆场：“总政委不用急，你让云常兄把话说完。”
　　贺龙虽然正色，话语依然柔和：“你们都是老资格啦。跟着你们把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我贺胡子的正份啰！”
　　张国焘听了这话，既受用，又很不受用，正在一脸尴尬，只是吞不进呕不出，僵在当场。
　　忽然，大树后的草丛中唏嗦有声，一瘸一拐地走出一个奇人来。奇人身背五支长枪，外加一个药箱。奇人的军装，已经变成了一片盐白色。他并不高大，却很壮实。
　　贺龙和他的警卫员都认识这位奇人，他叫彭九龙，萧克曾把他带到贺龙的司令部，为司令部的人员疗过伤治过病。他家祖传的草药，那真正是特效。
　　1935年7月3日，萧克同志亲率红17师赶赴与龙山交界的永顺小井阻击陶广军之62师，同时从二军团抽出4师的12团、6师的18团星夜开赴小井，配合红17师。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62师被我击溃，死伤2000余人。我军缴获了两挺重机枪和其它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给陶广以沉重打击，迫使他向永顺逃窜。
　　在这次阻击战中，由于彭九龙所在的团没有按时赶到，而敌人抢占了有利的地势，因此我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伤亡较重，小井战斗结束后，萧克率部回师龙山。
　　当时，部队缺医少药，大批伤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萧克听说并亲自看了彭九龙的草药医术，就对彭九龙说：“我以革命的名义，命令你担任十七师卫生队卫生员。”彭九龙立即走马上任，向整个卫生队传经送宝，很快就解决了大问题。
　　鬼使神差，彭九龙有幸看到了今天这一场重要的历史场面。
　　此时，警卫员早已把彭九龙身背的长枪和药箱卸下，放到地上。
　　朱总司令从远处看到了这精彩的一幕。
　　彭九龙缓缓地走到贺龙跟前，才敬得军礼，眼看就要倒下去，贺龙和他的警卫员急忙把他扶住，只听到彭九龙缓慢的声音：“报告贺老总，过草地时我治疗了五个伤患者，他们都无力背枪。其中一个患者险些滑入泥潭，我把他救上来时，我自己崴了脚。我掉队了，请求贺老总处分。”
　　贺龙很是感动、极为深情：“你是钢铁战士，你是爱兵模范，我和二方面军的同志都要向你学习。现在，我以革命的名义，命令你坐下休息。”
　　彭九龙请求道：“报告贺老总，请让我向总政委同志进一言。”
　　贺龙和他的警卫员，扶着彭九龙站到张国焘跟前。
　　彭九龙立正、军礼：“报告总政委，我昏迷醒来后，不是偷听军事机密，而是不敢打断你们的谈话。我虽然是个土家人，是个普通战士，我也要向你进一言，希望你下定决心，听从和执行党中央指示，坚持北上。”
　　朱总司令下了马，帮着一起把彭九龙扶到地面坐下。贺龙命令警卫员去组织担架，把彭九龙送到战地医院去。
　　后来，彭九龙在解放战争时期，被王震司令员誉为侦察员中的“舍命王”。离休后，从一九八四年起，他以革命的名义，作传统教育报告到过1129所中小学，这些中小学分布在湘鄂川黔四省二十五县市。此是后话。
　　夕阳西下，天边血红。今天这一重要的历史场面中的所有人物，都离开了这里。而朱总司令特别是陈昌浩，对那五支长枪和一个药箱的记忆，始终挥之不去。陈昌浩想：我还不如一个普通战士吗?为什么不帮助张国焘坚定北上的信心呢?
　　不久，由于朱总司令和二、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对张国焘一致施压，红二、四方面军排除了一切干扰，听从和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北上，北上，终于到了宁夏会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安全到达陕北吴起镇，命令贺龙、任弼时部队迅速向延安靠拢。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即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老红军彭九龙同志宣讲的内容虽然只是中国革命斗争历史这大海中的一滴水，但一滴水见太阳，昭示人们：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成千成万的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学校领导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要牢记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和彭九龙一样，早年参加贺龙红军，离休后又向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还有一个人民解放军军官江冰。
　　江冰，男，汉族，原名宋奇彪，1921年生于秀山县里仁乡李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父母双亡，被迫流落他乡，靠乞讨和帮长工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1934年冬，年仅十三岁的江冰在湖南省龙山县招头镇参加贺龙领导的红三军。1936年11月由共青团员转为党员。为了感激党的恩情，他将自己年幼时无法准确记清的出生年月，定为1921年7月1日，与党的生日同天。红军时期，历任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二营四连战士、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四团二营通讯员、红六军团十六师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运动科员等职。参加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七连通讯员、青年干事、三五九旅宣传队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警卫营总支书记、华北野战军四纵队工兵营教导员、晋察冀军区补充团政治处主任。解放初期，历任北京市纠察总队二大队一中队指导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军政干校一大队一队指导员、后勤处政委。1954年任志愿军参谋学校干部处处长。1957年任志愿军十六军四十七师干部部部长。1959年任辽宁省军区锦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6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64年任辽宁省军区阜新军分区副政委。1969年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院务部政委。1975年任辽宁省军区朝阳军分区政委。1979年任辽宁省军区顾问。1984年5月离职休养。离休后转辽宁省军区第五干休所。
　　江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转战湘鄂川黔边区，参加了万豆寨、龙家寨、桃子溪、板栗园、中堡、龙鸡口、宣威、罗家堡等战斗。因在湖南省锡矿山一带“扩红”，动员31名青年参加红军，所在部队授予他“扩红模范”称号，为发展壮大红军，巩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吴老婆山、离石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曾参加正太路、津仓路、清风店、石家庄、新保安、平津等战斗战役。
　　江冰戎马生涯半个多世纪，转战南北，奔赴朝鲜，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军队建设、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曾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功臣荣誉勋章”和“朝鲜和平纪念章”。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离休时为副军职离休干部。
　　离休后，江冰仍继续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离而不休，积极地义务参加“教育关心下一代工作”。在此项工作中，老当益壮、满腔热忱，到部队、机关、学校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受到青少年和干部群众的赞扬。他分别12次被沈阳军区政治部、辽宁省委组织部、洛阳市皇姑区委组织部表彰为“先进工作者”，荣获“关心下一代功臣”的光荣称号。
　　江冰撰写的《去征服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发表于《朝阳日报》；《长征路上一日》发表于沈阳军区政治部《红军将士忆长征》刊物上；《发扬南泥湾精神》发表于《辽宁日报》、《锦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