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老街

　　（七十二）
　　
　　老街上的一些往日鲜活的人物，虽然他们都已作古。但随着时间的流失，仍然留存在了我的脑海深处，有时夜间往床上一躺，那些熟悉的面孔，都扑面而来。同样与先前一样，青春、幽默、靓丽、英俊，穷作乐，穷快活。
　　那嘶声哑气，虽是一个女人，说话口无遮拦，做事大大咧咧，就像在她面前没有翻不过的火焰山，只知道乐而不存在苦，活脱脱是个男中音腔的邓声梅。
　　那头发稀少，时常扎着两个羊尾小辫，椭圆形的脸膛，随时都面带笑意，话一出口就是笑话连篇，幽默、诙谐，让人听后，捧腹大笑。爽朗的笑声中，活跃了气氛。又让人增添了知识的邓守范。
　　那一笑，裂开嘴，就露出一颗黄金牙，整齐的牙齿，洁白的颜色，排列有序。做起事来风风火火，走起路来快步如飞的吴文秀。
　　那三寸金莲的小脚，平时走路像跳“迪斯科”舞蹈似的，说起话来轻言细语，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集体场合都是那么较真的陈大秀。
　　那大家闺秀，时常蓄着齐耳短发，微胖的圆脸，一笑就露出一对大酒窝，私塾念书般的腔调，斯文巴巴的语言风格的曹业秀。
　　那个儿高挑，身板硬朗，年纪轻轻就守寡，拖着一大拨儿子女，把一个家庭操持得温暖、舒适的向大秀。
　　那头戴鸭嘴帽，身着洗得早已退了色的中山装，左边上面的衣袋里总插着一支铱金钢笔的向克宣。
　　那蓄着一个小平头，说话就像是一个高级领导派头，官腔十足，又很健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向定词。
　　那做什么事都是小心谨慎，说话唯唯诺诺，每做一件事都要向领导请示了再请示，生怕有任何闪失的王子千。
　　那满脸麻子，活泼不足，严肃有余，说一不道二，丁是丁，卯是卯，就像是宋朝的黑脸包公在世的刘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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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了，估计就不会忘记，更何况是我呢？他们这些以前的熟人，现在的故人，一个个鲜活的面孔，音容笑貌，举手投足时时走进我的心房里，常常萦绕在脑际间。
　　忘不了啊！忘不了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
　　我只顾自说自话，差点忘了告诉大家，老街上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奶奶，就是我的大婆婆。
　　满头银丝飘逸，细白的脸，面颊比额头略宽，额头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一对大酒窝格外打眼。可能是她行走有些不方便，每次出门都拖着一个小木板凳，匍匐一步，小板凳就挪动一步。大婆婆本来是有名字的，可老街上的人们，从来就不叫她姓甚名谁，都称呼她为：“老哇子婆婆”。这样一来，她的名字究竟叫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别人叫她“老哇子婆婆”，我可不这样叫，我还是一口一个“大婆婆”，所以，打小的时候，“大婆婆”很喜欢我。有什么好吃的，总是惦记着我。
　　“大婆婆”很会骂街，这在我们老街是出了名的。我也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反正隔个一两天，“大婆婆”的身影就会出现在老街的街道上。而且经常在一些清晨晨曦刚刚铺射大地大地之时，睡眼惺忪的人们大多还在梦乡中酣眠着，在老街冷冷清清的街头巷尾，常会听到清脆凛冽嘹亮刺耳的叫骂声。震耳欲聋，回荡在四邻八舍，把迷糊糊的人们，一个个从幽梦中惊醒。侧耳细听，是大婆婆又在骂街了。
　　我们不得不迅速起床，顾不得吃早饭，就围在大婆婆身边，像看西洋镜似的。
　　只见她右手撑地向前匍匐爬行，左手拖着小木凳，待她刚刚坐定。
　　“哇——哇哇——”一阵阵像老鸦子叫得声音，声声入耳。
　　待大婆婆“哇——”声刚刚止住，稍稍歇了口气。
　　“你个化生子——你个短命鬼——”
　　“你个短阳寿的——你个照天火烧的——”
　　她又止不住：
　　“哇——哇哇——”又同样与老鸦子叫声一般，不知要“哇——”好大一阵子。
　　后来，大婆婆得了一种怪病，叫什么来着。
　　哦！叫什么“脱肛”。我在妈妈的授意下曾经去看过大婆婆几次，可是幺妈不让我们去。也没办法，我们只得偷偷地去看“大婆婆”。
　　如果，被幺妈看见了，少不了我妈妈又要与幺妈之间发生口角。
　　没过多久，大婆婆就因病去世了。
　　她人是走了，但在我耳边时常还响起：
　　“哇——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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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三）
　　
　　老街上的人们，都知道我是红苕把我养大的，正是因为那个大集体年代，上顿下顿的红苕，把我喂养出了高挑的个儿，健硕的体魄，直到五十五岁之前，从来就没有吃过药，也不知道药是啥滋味。所以对红苕有着别样的情感。
　　我的老家在老街靠南，屋后是一大片沙土田，特别适合种植红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那里的人们人均不足一亩地，红苕面积种植较广。无论是平田，甚或是坡田到处都是种植的红苕。
　　近些年，建楼房的较多，占去了大量的农田，土地越来越少，种植红苕的面积大大的缩水，加上红苕又卖不出好价钱，种的人就越来越少了。特别是我举家搬迁到了城里以后，似乎红苕在我的心目中渐渐地模糊起来。
　　在我们老街，称红苕也叫红薯，还称山芋、甜薯、白薯、番芋、番葛、金薯等等。但称红苕的更普遍一些。
　　小时候我也曾经参加过红苕的种植、浇灌、收获的过程，在加上是红苕喂养我长大的，对它比较了解，也有深厚的感情。
　　每年一到五、六月间，丹水老街上的人们就开始栽种红苕。说起红苕的种植还是挺麻烦的。事先家家户户早已把苕母子田预留好了，趁着红火大日头，翻地、掏厢。在一块长方形的田地里，比着准备烧火粪的地块里，用锄头掏出一沟一沟，以便铺楂子时地面有空气流通，茅草、楂子能充分的烧透。田整好了，紧接着就要带上锋利的镰刀、弯刀上山割楂子，割好后，从山里寻来粗葛藤当捆条，把割好的楂子用捆条捆成一个一个，摆放在向阳的斜坡上让大太阳暴晒一周左右，再择机上山用木被子把楂子一捆捆背回到苕母子田里。
　　这一切都准备好后，他们就以棘草作瓤，草丕为料，一层棘草，一层草丕地将它们掺和在一起，堆成一个个近似长方体的原始火粪堆，从四个方向点燃堆底铺着的干草，只见火苗在堆的外围心急火燎地乱窜了一会儿，就慢慢向堆里烧去。呛人的浓烟开始由大变小，由浓变淡，最后每个火粪堆上只见缕缕青烟袅袅升起。
　　大概过了一天的时间，堆内被烧焦、熏黑的土，开始悉悉索索地往外滚落。这时人们适时用锄，环绕火粪堆，将这些烧熟的土掏开，掏成一个小圆圈，围在堆脚下，以便让里面没烧着的火粪充分接触空气，进一步内燃。就这样，开始隔天掏一次，到后来半天就要掏一次，圆圈越来越大越高，粪堆越烧越低越小，直到原来高大的粪堆在圆圈内只剩下一个小圆心了。这时火粪就算烧好了。大一点的火粪堆一般要烧一个星期，小一点的也要烧四、五天。
　　烧火粪说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它是一种技术活。一般堆起米把多高就可以了；火粪瓤要铺得厚薄一致，干草丕还要摊得重量均匀。不然，烧不了多长时间，或一点火，堆就塌了；点火掏堆也有讲究，要环绕四方，同时点火，要周围转悠，慢慢掏堆。若从一方点火或一方掏得太空，火粪堆往往会因重心失衡而倒塌。
　　那时我们老街的人们视火粪为珍宝，它可是庄稼的命根子，是家庭一年的收入啊！他们在火粪里拌上人畜粪便，堆成一个个个圆锥形，用稻草盖严实，让它沤一段时间，这样施到田地里肥效更足。
　　人们用这些火粪或作基肥，或作追肥，种出的庄稼、蔬菜个大体肥，产量高；营养丰富，无污染；味道鲜美，原生态。
　　等火粪全烧过心后，紧接着就是把头年冬天贮藏在苕坑里的红苕种，全翻上来，这些红苕种在往田里背的时候，人们特别小心仔细，要看这些个红苕，有没有乌疤，有乌疤的就不能用，因为这些乌疤说明红苕已经在烂，这样的即使种到苕母子田里，发芽率不高。装进箩筐内的都是光滑鲜亮的，上好的种子。
　　在翻好的田地里，又打成厢，每一厢内用锄头掏成行子，每掏好一行，就把红苕种子放在行子里，并且放种子的时候，要把能发芽的一头朝上，否则红苕芽儿就会往土里钻，长不出土。苕放好后，人们还要用粪桶挑来人粪尿淋在红苕上，再才是掩火粪，直到把苕全部覆盖住为止。
　　苕母子面好了，还要再等一段时日，红苕秧儿都出土了，施肥、浇水，让苕藤蔓儿长到两尺多长后，还要等下雨天，人们就到苕园子里开剪，把剪好的苕秧子用稻草捆成一把一把，然后用箩筐，或者是大竹背子、竹提篮，送到田里。
　　到了田里，每人各自占一行、两行田垄，一人拿一把红苕秧儿去栽。栽的时候很简单：人蹲在地里，把红苕秧放在前面，一手拿根秧苗，一手拿把小铁铲或者是一根削好后有锋利尖的木棍，挖一个小坑，把手中的红苕秧苗插进土里，还要用拇指、食指稍微把苕秧梗用湿土按实，这样依次倒退着进行。这个过程，看起来复杂，其实对会手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熟练地人只需用两三秒钟，就可以栽好一株苕。
　　但是，对于我来说，就觉得有些复杂，加上自己又还小，半天栽不好一株。大人们往往就要笑话我：
　　“手像脚，赌什么博。”
　　意思我是明白的，就是说我栽苕像捉虫，动作太慢了。
　　往往老落在别人的后面。
　　于是，大人就安排我给他们分发苕藤，看谁手里没有了，就赶紧跟别人送过去一把。为了偷懒，我就大概加估计，看别人手里拿的苕藤能栽多远的距离，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放上一把苕藤。
　　苕栽结束后，如果能碰到好天气——下雨，大家都皆大欢喜。如果红苕秧儿刚栽下田，这就要苦了大家，水桶、盆、瓢齐上阵，要赶紧给每窝红苕秧儿应水，以保证栽下土的秧儿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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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参加工作，就再也没有机会下田间栽红苕了。再后来我们全家搬到城市去了，吃红苕的机会就很少了。每次在繁华的大街上溜达时，街角巷尾飘来丝丝烤好的红苕香味儿，顿时激发了我对往事的深深回忆。
　　
　　（七十四）
　　
　　老街不长，充其量只在三里左右，从街头走到街尾顶多半个小时，可以全部看个遍。
　　但是，老街给我们留下的人文历史、民情风俗，那些历史上曾经的风云人物走过的印记，足够你三五七八年，难于把它讲清透。
　　老街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卷，记载了老街人们的心酸史、创业奋斗史。
　　那些啼笑皆非的事，那些鲜活的人物长久的留存在老街人们的记忆之中。
　　由于老街的人们，沿袭着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思想，小农经济观念根深蒂固。出门就见山，从山外看老街，根本难于寻觅到它的踪迹；从山内看外面，被层峦叠翠的群山团团包围住，不知有汉，更何况知晓魏晋。
　　封闭的山，使老街的人们思想不开放，长期的禁锢，又使这里的人们心胸比较狭窄。随遇而安的情况比较严重。见不得别人家比自己家好，否则的话，就会出现窝里斗。更有甚者，就会出现拉帮结伙，压制异己。你看，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了，老街上的人们，有几户人家，真正发财致富了？其实，都让老街以外的外来人，把钱都赚走了，赚得盆满钵满。
　　就拿七十年代初、中期，某部队经过长期勘察，觉得老街这里。四维的山关得严实，很适应供战备用的空军军事基地。
　　别人单位是带着诚意来洽谈此事，可是，老街的人们眼前只有钱，给钻进了钱眼里，把别人部队吓得望而生畏、望而止步。
　　七十年代后期，上面准备在老街建一个规模宏大的“可可”厂，老街人们狮子大开口，硬是把别人厂家吓走了。以后就是不敢涉足这个地方。
　　不说远了，就说前些年，当地村委会抓住国家投资农村基础建设这个大好机会，四处凑集资金，将“丹水河”沿岸河堤加固、拓宽，修起了沿岸公路。准备恢复古时旧观，在“丹水河”北岸修建“巴人故居”群落风情街，可是，公路早已修建好，开始也有车辆通行，事过已有好几个年头，现在的沿河公路，已是杂草丛生，坑洼高低不平。我想，纵然招商引资难度很大，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老街人们只是在做“井底之蛙”，目光短浅，考虑问题，不看长远，只顾眼前。
　　说起老街人们“窝里斗”，给我印象最深的，曾经在老街发生了这么一件荒唐事：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头说起，原来老街在分田到劳后，集体的大操场成了相对闲置的地方，再加上镇农村信用社土地使用证，上级城镇规划部门都早已批下来了，准备在这儿修建一栋办公大楼。
　　开工放线的时候，老街人们经少数人鼓动，邀来部分人前来闹事。手拿钢钎、铁叉硬是百般阻挠，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我在家住的门口，倒块水泥晒坝，以方便收粮季节翻晒粮食。师傅、其它人工都请好了，砂石料都搬到了现场。可是，正准备施工，几个走马灯似的人物，在施工现场，横翘鼻子竖挑眼，指东说西。
　　对于这些人，我是嗤之以鼻，不加理会，排除左右干扰，硬是把水泥操场倒成了。后来也方便了家住周围的左邻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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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种种，就可以窥一斑而观全豹。
　　通过这些发生在老街上的事，不禁使我想起了《不做井底之蛙》的故事：
　　“青蛙被飞鸟讽刺一番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青蛙努力地要爬上井口，当爬到井口是，青蛙一是满头大汗，疲惫不堪的青蛙本想放弃，可是一想到飞鸟的那番话，刚刚的劲儿就来了。于是，青蛙拿起行李，想世界出发！
　　
　　当青蛙离开井口时，眼前一亮，它发现世界是多么地美。原来天空是如此宽广无边，洁白无瑕的云朵自由自在地飘荡着，小草在清风中舞蹈，花朵在快乐地点头，潺潺流动的小溪尽情地奔跑……它这才知道，在井底的时候，自己看到的世界是多么的渺小呀。
　　他刚走在马路上，不仅人来人往，车也车来车往。青蛙这逃那逃的，刚差点被人的脚步一脚踩下，突然有一个不名来物把青蛙撞到了马路边。青蛙摸了摸脑袋，说“疼！真疼！好险哪！”本还以为度过了难关，怎么知道，一群孩子们向着青蛙跑来。“咦？青蛙怎么会在这里？”另一个孩子说“不管了，把它抓回去，让我们玩玩”“是个好主意！”然后就把青蛙一把抓回家了。
　　青蛙被抓进了水缸里。“这缸也太小了吧，想我这样的‘青蛙王子’就不应该呆在这种地方！”青蛙得意地说。小主人们好象听懂了青蛙的话语，立即跑去把缸摇来摇去，青蛙被摇地头昏脑涨，只好举白旗认输了。
　　在这里呆了好几天，觉得实在呆不下去了，就下定决心闪人。
　　那天晚上，青蛙收拾好行李，悄悄地跳出缸，打开门，轻轻的走了。
　　“在这么大的世界里，我该去哪？”青蛙的脑子了一直回荡着这个问。该怎么办。青蛙走着走着，走到了池塘边。“哇！这是什么地方啊？好美呀！”青蛙放下行李跑过去，大力地跳在了荷叶上，这一躺，可把青蛙弄得如痴如醉。青蛙决定定居在这个地方，并让远方的亲戚们转告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做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