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这人继续往北走，很快就到了北京城。到北京城不难，进城难，得打扮打扮。进城也不算难，找人更难。这人衣服破了也没处缝补。他原以为城门有当兵的把守，现在一看城门也没了，偶尔有辆小汽车进进出出。
　　有个人向他走来，给他扔了个钱。他觉得不能再要饭了，他也不想做鸡，就去找活干。他去了一个棉花纺织厂，门口有人问他叫什么，他没吭声。“叫什么?”“姓张。”“张什么?”“张大哥。”“叫啥？”“张大棵。”“行了，在这按个手印。”“按手印干啥，不是不给钱吧。”“给钱。”“我不识字。”“按上就行，别墨迹，后面还有别人。”张大棵按上手印。“重一点，再使劲，好，好了，干活去吧。”
　　张大棵干的活就是看大门，只是图口饭。政策一下全变了，原来的粮票布票换不成大米了，华主席住进了天安门，毛主席这个红太阳还是最红最红的。张大棵顾不上政策，他也搞不懂政策。政策是上面的，他在下面吃上饭就行。吃不上饭别饿死就行，上面说什么他差不多就做什么。什么叫差不多？不让他砍下自己的头他就干，不让他割下自己的命根子他就干。头砍下来他就没活路了，头砍下来他就没法吃饭了，头砍下来他就脖子上空荡荡了。别人的命根子是传宗接代，他这命根子也用不上了，晃悠晃悠的打的大腿疼。最后张大棵也想通了，命根子也没用，政策说让割我就割。割完的刀就不要了，给我两壶好酒就行了。割的时候要慢一点，一把老骨头了可别出差错，也别太慢了，一割割一天，躺床上让人看一天的命根子可不好。张大棵又想让割的快点，要最快的刀，割下来落地上还撒着尿呢。那尿激起水花，水花溅起一条小鱼，小鱼翻个身跳过龙门变成龙了。龙驾着云，呼风唤雨，拖雷带电，哗哗的水涨满了河，淹了干枯的土地。吃不上饭的人都有粮食了，他爹也死不了了，他叔也不用吃野菜了。水淹了村子，北方的水都往南方来了，南方涝北方旱了，这是一九四二年的事了。
　　张大棵向人打听着张旺，有好几个人都认识，张大棵一一看了，拿出信，人家根本都不识字，都说广东那边没亲戚。张大棵找了两年还是没有找到张旺这个人。
　　这天纺织厂来了一个记者，走的时候张大棵走上前，对记者说：“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这是个女记者，看着这个看大门的老头：“你有什么忙？”张大棵赶忙拿出信，说：“这信是别人托我给张旺的，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个人。”女记者看了信封说：“大爷啊，这信有些年岁了吧？”“有了，四三年大旱时候一个老头给我的。”“那老头写给谁的？”“说是写给他侄子的。”女记者想了想，说：“这都快四十年了，他侄子还不一定活着，就算活着，北京城这么大，往哪去找一个四十年前的人，就算费力找到了，这信也怕没多少用处了。”张大棵叹着气：“唉，答应人家了，就该办到。”“你就不该轻易答应，那人给你好处了？”“给我五百块钱。”“行行行，我回去给你上报纸，把信拿来吧。”张大棵又犹豫了：“能不能找到人再给信。”“没信怎么给你找人？”张大棵把信给了她。加上一句：“找不找人可别把信弄丢了。”
　　女记者把信拿到报社，交给社长，社长说：“知道了。”社长一看，不得了。忙喊来女记者：“这信谁给你的？”“一个老头子。”“给谁的？”“给张旺。”“给张旺？”“是给张旺。”“那个老头子叫什么?”“没问，是个看门的。”“在哪看门？”“在纺织厂。”“明天去看看。”“好。”
　　张大棵早早打开纺织厂的大门，一看女记者来了，心里一喜，八成是信的人找到了。他赞扬起来报纸的好，一张纸把事全办了。女记者说：“这是我们社长。”张大棵把两人领进了屋，心里犯起了难，不会是给我这个老头子要钱来了吧。来了人茶水伺候着，新茶滚水，瓷杯瓷碗。社长说：“师傅要找的人什么样？”“不知道，帮别人的忙。”“那他是做什么的呢？”“好像是大户人家。”社长问记者：“北京城里的大户人家都有谁，姓王的？”女记者说：“我只知道张作霖是有郡王府的。”社长又问：“你找的这个张旺多大？”“和我差不多，也不知道活着死了。”“那你叫什么?”“我叫张大棵。”“你和张旺是亲戚？”“不认识。”张大棵来到北京城就叫张大棵了，他快把名字忘了，武姓还是记得的，名字多少年不提了，提起来也没用了。早些年有武氏闺字鸡还沾上武家人的边，现在鸡也不做了，死了都不认得武家人了。社长又问了一些东西回去了。
　　到了报社，社长拿着那信又看了好几遍。毛笔字，蝇头小楷，落款是一九四三。他关键不明白左下角的那个印章，这印章是公章。女记者说：“要不发报纸上找找这人。”社长拿着信，点着烟：“先不发了。”信上写的大体是劝张旺这个人回家，末尾有一句“君勿孤行”。社长越看这信越不解，这不是家书，也不是正规的政府文件，不是公信却盖着公章，是公信却说的家里的事。社长觉得这事不简单，他喊来老杜。老杜是个老记者，他曾跟着彭德怀的志愿军抗美援朝，腿上装进两个子弹壳。社长亲切的喊着老杜，老杜看着这信，说：“这信都谁看了？”“还没人看。”老杜舒了口气：“这就好，你把信收好，明天我给你个信。”
　　老杜把信放桌子上，打开台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开头称呼确实是张旺。不过这张旺应该不是大名，甚至是个代号。给张旺的信里还有个词，叫“物极必反”，这“物极必反”是什么意思？说明张旺这个人很有势力，春风得意，洋洋自得，正在上升，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路边的招牌庙里的佛。这“物极必反”是个很好的词，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张旺好了就要坏，上去了就要下来。他还想张旺这个人恐怕和政府有瓜葛。在四十年代和政府有瓜葛的就一个人了。就是张绍兴。
　　老杜又查了张绍兴的祖籍，天一亮就去了报社。报社的大门还没开，看大门的还在睡觉。老杜喊醒了那人，那人开了门，回屋又躺床上。一会儿社长也来了，老杜找到社长，示意他到外面说话。社长干脆带着老杜来到一个公园。公园里人很少，因为公园里人很少，公园就很小。这就是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这以前也确实是大户人家的院子。清朝年间一直是王氏的府邸，这公园想必就是王家的花园了。公园里新添了些亭子板凳，社长和老杜坐在长凳上。社长问：“信是给谁的？”“这个人确实叫张旺。”“他是干什么的？”老杜欲言又止，说了句：“不是一般人。”“怎么个不一般法？”社长接着又问到。老杜没说话，挑拨着凳子扎进手里的一根刺。社长站起来：“走，去我家。”
　　社长的家也不远，走几步就到，大房子宽院门玻璃窗。社长的儿子去外面干活，老婆去买菜去了。社长给老杜泡上茶：“怎么喝？”老杜看着茶壶：“还是淡一点好。”社长又把水倒掉，接着又冲上一壶，泡的差不多，又倒掉，一连冲了五六回水，都没色了，也快没味了。给老杜倒上，老杜一喝，说：“老了，喝不了浓茶了，白开水也少喝了。”老杜这不是第一次来社长家，以前还来过一回。那回来是社长请老杜吃饭，吃完饭老杜给了他一张志愿军的照片，后面还站着五个美国大兵。社长对老杜一直很客气，一是老杜比他大，再就是老杜有学问，天文地理东学西学无所不知。老杜也是个能人，早些年社长的儿子发高烧，老杜说是魂丢了，晚上叫了魂，睡了一觉就好了。这次老杜来社长家，看见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现在成两竿竹子了。以前的旧书现在也没有了。八仙桌还有，就是一个椅子破烂了，拿铁丝木板绑着，社长就坐在了那张椅子上。老杜才衣服里拿出信，指着红色的章，对社长说：“你看。”“我就是看不明白这章，怎么会是政府的公章？”老杜说：“你知道张绍兴吗？”“哪个张绍兴？”“就是张梁永。”“张梁永？”“你难道不知道张梁永？”“北京城里没有张梁永。”“哦，对，他改名字了。”“改成啥了？”“朱盾。”社长把凑到嘴边的茶杯放下，喝进去的茶勉强咽进肚子里。“你是说这信是给朱盾的？”“八九不离十。”“你说朱盾就是张旺？”“除了他没有别人。”“那一个老头子托另一个老头子给朱盾送这封信干什么，而且还盖着政府的章。”“恐怕那个老头子不是常人。”“那个老头子呢？”“死了。”“走，我们去找看门的那个，去问问。”老杜说：“问是要问，不过不能说知道这信是给谁的了，要真是朱盾的信，我们还谁也不能说。”“咋不能说？”“现在朱盾死了，一家人都带着他的骨灰逃难去了，和他牵扯上事情不好办。”“那你打算怎么办？还是把这事放起来，等等再说。”“反正这信过去快四十年了，也不差个一年两年。”老杜叠起来信，让社长放好，社长压在箱子里，挂上大锁。两个人去棉花纺织厂了。
　　张大棵认识社长，一看社长来了，那个女记者没来，就问：“那个姑娘的？”“那个姑娘在报社里写东西。”“哦，写东西，那她找到是给谁的信了吗？”老杜寻思这个看大门还真把信当回事。“快了，快找到了。”老杜说道。仿佛张大棵现在才看到老杜，对社长说：“这位是？”“这是杜记者，也是帮你找信的人的人，有一些事要问你。”张大棵一听也是帮忙的，忙请进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