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落归根——回到镇江 （四十五）

　　我们到达前，李彬女士和她的哥哥已在病房等候我们。李彬是原扬州平民中学毕业，去台后一直和父亲在一起。按其他人的说法，李一直是父亲的情妇。父亲晚年知母亲已去世，曾要和李办理结婚手续，但李不同意。父亲在亲笔所书遗嘱中，指定李彬为其身后之“公保受益人”，且令李经管其财产。父亲病后，李邀父亲朋友共组“周绍成财产管理委员会”，一切日常开支和事物则仍由其经管。
　　病房中除上述人员外，尚有日夜两班陪护黄春妹、叶秀美两位女士，与医院的护士小姐、朋友之间的谈话取代了父子叙情。
　　我第一次去台探病，可算是大陆人民依规定去台的第一批，因此在台湾很觉新鲜。那晚上，《中央日报》、《联合报》的新闻记者到医院来了，“中华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等到客人散去后，“华视”记者提出要采访我，我们在病房中做了简短对话，问答无非旅程顺利与否等等。最后，那位记者问我是否知道方励之，我答：“知道，他是一名大学教授。”她没有再问什么，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电视台记者是晚九时采访、录像的，晚上十一时，这几分钟的采访画面就出现在电视上了。第二天，《中央日报》、《联合报》都出了一段简短报道。很多熟人和朋友都是从报纸和电视上得知我来到台湾的。
　　第二天，黄春妹女士领我去了父亲在南京路的住宅，父亲在台湾只有一所公寓住宅，位于台北新市区中心的南京东路四段，在二楼，面积近三十坪。“坪”是台湾通用的日制面积度量单位，一坪为6公尺×6公尺，约等于3.3平方米。室内陈设、装修均十分简朴。按杨恒柯先生的说法是：“二十年前，我们来令尊处拜访，很羡慕这所房子，现在来看，这房子已经落伍了……”
　　后来我去过杨的住宅，比我父亲的面积大多了，也阔多了。
　　父亲的住宅是自己购置的，后来看到其他“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均有公家分配的房子。原来，公家在新店“中央新村”也曾拟分给父亲一套住宅，父亲说：“我已经有房子了，我一个人，要那么多房子做什么？”放弃了。于是公家按规定折价给了他钱。和后来的房价相比，这种公家折价当然是很低的。
　　父亲仍然保留在大陆时代奉公守法，不敛财的本色。我去台时，父亲尚未退休，除一套住宅外，他的全部财产只有四百五十万元台币，在“立法委员”中，可算是为数不多的“穷人”了。
　　初到台湾一段期间，白天在病房帮黄春妹女士照顾父亲，为其喂食流汁，推轮椅、散步、换衣、翻身、洗澡，处理大小便等等。那时的父亲虽已痴呆，但尚不是一切全然忘记，如一次我与他谈话是这样的：
　　问：“周南是你什么人？”
　　答：“儿子。”
　　问：“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答：“大儿子。”
　　问：“周绍武是你什么人？”
　　答：“弟弟。”
　　问：“你有没有妹妹？”
　　答：“没有。”
　　问：“刘仁涛是你什么人？”
　　答：“妹夫。”
　　问：“你没有妹妹，怎么会有个妹夫？”
　　“……”他笑了，自知糊涂了。
　　晚上有时就在病床沙发上睡一觉，有时回南京路父亲家中去住。
　　从“荣总”到南京路住宅，公车需行四十多分钟，这还是在晚上车行顺畅的时候。
　　台北的夜晚，到处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大街两侧的房屋几乎都是同一高度，一个陌生人坐在公车上，难以分辨车行到了何处。公车上只有一名司机，无人通报沿途站名，到站时，如果车外无人招手，车上又无人打铃通报下车的话，司机会不停地径直开走。我一向不谙记路，起初，不得不一上车就告诉司机我到哪里下车，请他到时停车告诉我下车。后来我在孰化路松江路口注意到有一个很大的“海霸王”霓虹灯，过了这个霓虹灯，我就该下车了，才解除了这个困扰。当然，后来乘车乘久了，车行路线搞清楚了，就不再需要找什么标志了。
　　未去台湾前，曾在一份杂志中读到“台湾是摩托车王国”，到了台湾一看摩托车很多自然不假，但大街上更引人注意的是连绵不断的汽车长阵，私家车已很普及，年轻人都会开汽车。而作为代步工具的自行车几已绝迹，住宅区到处停放着私人汽车，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记得曾读到一名海外华人的一篇文章中说：共产党在大陆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国民党在台湾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这个说法确是比较公允的。到了台湾，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竟也进入汽车时代了！
　　初到不久，晚上我在父亲住宅接到派出所警员的电话，说要来“拜访拜访”我，我说请你穿制服来，因我一人在家，为安全起见不便为着便装的陌生人开门。这位警察来了，闲话几句后就拿出一份印好的问答调查表对我做“调查”，其中问题除个人身份资料外，尚有“职业”、“职务”、“是否共产党员”、“此次来台有未接受共产党交付的特殊任务”等等。我除承认是工程师外，其余均做了否定的回答。警员一一笔录后，要我在调查表下签名盖章。做完这项“调查”后，警员说：“周先生，对不起了，我们这是例行公事，不得不做的。”
　　这样的“调查”！看来国民党在搞政治、人事工作上仍是远不及共产党。大陆不可能也不必这样来“调查”来大陆的台湾人，但实际确会调查得清楚得多。
　　在台湾时，曾有人问我：“以前共产党知不知道你父亲在台湾？”我说：“当然知道。”问者说：“你如果自己不说，他们不是就不知道了！”我说：“哪有那么简单！每次运动，‘审干’，对每个人都要做详细调查，一个人父亲的情况怎么可能隐瞒住？”他当然不可能知道我们这里的“审干”、“外调”是怎么回事。
　　到台北不久，我就提出要到各地去看看。李彬竭力反对我自己出去，说是：“外出不安全，你人地生疏，怎么可以独自出去？”我说：“我又不是小孩子，年青时我一人独自去了举目无亲的黑龙江，比台湾还远……”李仍以“不安全”为由不同意我出去。我说：“我一不是总统，怕人暗杀；二不是富翁，怕人绑架；三不是女人，怕人拐卖。我有什么可怕的？”说得黄女士也笑了。李说如果一定要出去，也要找个人带你去。我说找人带我出去，第一要给他出旅费，第二大家都很忙，谁有闲工夫来陪我？他耽误了工作，少拿了钱由谁给补？
　　后来我还是自己出去了。从黄女士处先拿了八千元，并约定每晚均给病房来电话，告诉行踪。
　　我凭着一本《台湾旅行手册》，先乘火车去台中，转汽车到了“日月潭”。对“日月潭”是久闻大名，大陆曾将其评为“全国十大风景点”之一。它实际上是一座山中水库，湖水很清，湖的周围有几处景点，都是现代人造的。将它定为“十大风景点”之一，纯属政治因素。我去时因非假日，冷冷清清，见不到游人，公车等不到，乘出租车绕湖一周定价八百元。为了省钱，我步行绕湖转了半圈，似也不值再转下去了。
　　从“日月潭”去“九族文化村”约有二十多公里路，公车下车后，尚有七、八里路，无公车可乘。当然可以叫计程车，但我仍是步行了这七、八里路。其时天气晴朗，虽然是阳历一月底的冬季，但台湾天气不一样，在日光下行路颇感燥热。路上只见来往的汽车和摩托，像我这样步行的绝无仅有。当我遇到一个小店，买瓶饮料，顺便问路时，店主说：“九族文化村很远哩！你为什么不乘车？”我讪讪着又继续赶路了。
　　所谓“九族文化村”是模仿台湾高山族居民的原始生活形态建造的村落群。台湾土著“高山族”，实际包含着九种主要部族，如阿美族即为其一。在这些村落中有原始房屋、生产工具和穿着原始服装的人的表演。此外，有一座剧场，内有音乐喷泉，镭射表演等。另有一露天剧场，表演高山族舞蹈和技巧，游客也可参加。
　　我计划的下一个游览地是阿里山，去阿里山需先乘车至嘉义。在九族文化村停车场，我遇到一位计程车司机，他正在等待一对夫妇，他说可以顺路带我到可以乘公车的地方，于是我就坐上了他的车。
　　不久，这对夫妇来了，男人是台北的中学教师，也是出来旅游的，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溪头——杉林溪”。在车上我们闲聊了起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以后，十分惊讶，也很有兴趣听我谈谈。那位司机惊奇得很，问到：“大陆人民是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答到：“我们那里几年前也曾说你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时《人民日报》有一小栏目，名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人民。我的回答引得司机哈哈大笑，说：“原来是这样！”
　　这对夫妇邀我一起去“溪头——杉林溪”，说那里风光很好。我以时间匆忙，尚要去阿里山、台南、高雄为由中途下车了。
　　在嘉义旅馆住下后，晚上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周先生，是否从大陆来。我很感讶异，在这里谁会认识我？对方解释说他是同旅馆的客人，听老板说我是大陆来的，他是淮阴人，可算同乡，想找我聊聊，不知是否方便？我当然同意了。这位先生姓名我已忘记，那时，从大陆去台的人还很少，所以都很新奇。有次去邮政局会客，收发员看到我的证件时，惊奇地说：“你是从大陆来的！”立即招呼另一个人说：“×××，这位是从大陆来的，是你的同乡！”那位也就过来和我招呼，闲话了一会。
　　到嘉义的次日，去了阿里山。据说阿里山很高，可是乘汽车上山，游客不需爬很多山路。按图上标明的旅游路线，我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走完了，重要的景点有姊妹潭、神木等等。从这一条旅游线路来看，可说阿里山的景色平平，并未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和大陆的一些名山相比，特别是和黄山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从阿里山又到了台南，去了“赤嵌楼”、郑成功庙、“王妃祠”、“文武庙”（台湾将关、孔合在一起建庙，称为“文武庙”）和海边的一座荷兰人时代的城堡。
　　从台南去了高雄。高雄是台湾第二大城，与台北同为“院辖市”。在高雄，去了北郊的“澄清湖”和市内的“爱河”及市区。
　　从高雄回到台北，这次旅行用了五、六天时间。
　　八九年春节，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本以为会有人来看望父亲，给他拜年，所以过年几天原不打算出去，以接待来访者。后来黄小姐说：“不会有人来的，你想出去就出去好了！”
　　年初一，我在医院等了一天，果然，谁也没有来。于是在初二，我独自去了木栅动物园。
　　年后，“扬州同乡会”召开茶话会，我代表父亲去参加了。会上，见到了许多父亲的同事，其中有些人我小时在镇江就见过，如凌绍祖、张济传，时隔四十多年，模样并无多大变化，第一眼我就认出来了。王敏庆也在座，他要我叫他舅舅，他是周绍堂的表兄，谈起来才知他就是四八年从美国回来，在我家饭桌上高谈阔论，大赞美国月亮也比中国圆的那位。
　　这次茶话会，我有意晚去了一小时，以免参加“唱国歌”之类的仪式。我在台湾小心避免政治性的麻烦。刚到台北，“荣总”大厅正举行“蒋经国逝世一周年图片展”，我未敢去看。以后几次去桃园，从未去慈湖老蒋停椁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