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种夏播

　　
　　年过罢了，春花也开了。
　　不光是迎春花，野地里，树梢上也都露出了春的气息。那绿绿的嫩芽，纷纷地钻出土壤，挂上树梢，人也变得扬气起来了。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靠山村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唏嘘不已，而且催人泪下的故事！
　　被陈历凤朝思夜想了四十多年的丈夫桂诗礼，竟然从台湾回到了陶罐坪，而且还在统战部门地陪同下，到靠山村看望了她。
　　四十多年前，陈历凤刚刚跟心爱的丈夫桂诗礼举行完婚礼，丈夫就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当了壮丁，一去四十多年没音讯。究竟是战死了，还是逃到别个地方去了，陈历凤一概不知，桂家的人也不知道。陈历凤等啊等，盼啊盼，全国都解放了，还没有丈夫的任何消息。那期间，陈历凤的公婆和小姑子都动员她改嫁，陈历凤却誓死不同意。她一直在婆家守了二十多年，把小姑子嫁出去了，也把公婆送老归山了，这才草草地把自己嫁给了靠山村的单身汉子章大林。
　　陈历凤虽然嫁给了章大林，心里却还是禁不住常常想起毫无音讯的新婚丈夫桂诗礼。跟章大林也没有什么性爱可言，一切都只是履行公事，尽义务一样，没有任何的乐趣。尽管如此，陈历凤还是为章家生育了一儿一女，并且把儿女抚养成人，完成了一个女人应该完成的使命。
　　陈历凤原打算就这样同章大林过完后半生，下定决心不再想桂诗礼的时候，桂诗礼却从台湾回来探亲了。原来，当年桂诗礼被国民党抓去后，直接投入到徐蚌会战，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他随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最后退到福建金门，被解放军的炮火逼到台湾岛上去了。
　　桂诗礼在台湾的四十多年，也是朝思暮想着自己那已经过门拜堂，只是尚未圆房的新婚妻子陈历凤。他也想回到大陆，回到家乡，跟妻子团圆，却被阻隔在海峡的那一面。后来，因为政治局势问题，他也就不敢再想着回家的事情了，无奈之下，娶了一个团长的女儿，在那边熬过了四十多年的痛苦岁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和大陆的局势才有所缓解，台湾方面允许一部分老兵回大陆探亲，桂诗礼得到消息后，第一批申请到回大陆探亲的名额。
　　见到陈历凤，桂诗礼百感交集，陈历凤更是痛哭不止，他们都痛恨那场不得人心的内战。那场内战，造成了多少骨肉分离，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桂诗礼嘱咐章大林，要好好地照顾陈历凤，也嘱咐陈历凤要善待章大林。三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哭了个昏天黑地。听到这个故事的靠山村人，也都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陈历凤的故事尽管感人，却没影响到靠山村的春耕生产。那个时候的农业生产，还是由政府掌控着，干部们叫你干啥，你就得干啥，若有不听安排，不听指挥的村民，乡村干部就会围着你要罚款的。
　　那年春天，政府号召推广玉米营养钵栽培技术，要求每家每户至少要做3000个营养钵，做不到的，就要受到罚款处理，态度恶劣的村民，还会被押着游村示众的。到靠山村来督办营养钵的，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行政干部，据说是从村上才提拔起来的干部，很多人都叫他老李，其实还不到三十岁。
　　老李在开会动员时，照着文件念政府的政策，他因为不认识营养钵的“钵”字，就采取了老办法，识字不识字，识个半拉子就行了。他看那个“钵”字有点像体育的“体”字，就大声地跟群众讲：“政府为了推广科学技术，提高苞谷单产，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大力推广苞谷营养体栽培技术，要求每家每户至少要做够3000个营养体，对于完不成任务的农户，要给予经济处罚。”靠山村的村民也不知道什么叫营养体，就大着胆子问：“老李同志，啥子叫营养体呀，那是用啥家伙做的唦？”老李就说：“这个营养体究竟是个啥样子，我也没有看见人家做过，据说是用一种营养体制体器做出来的。噢，说到制体器，镇上说了，农户每买一个制体器，政府补助十五块钱。”
　　老李的会是开完了，靠山村的村民还是不知道营养体是个啥东西，也不晓得咋个做法，只有等农技站的人来了后再问。他们等了个球二蛋三，还是没有等到农技站来人。有些村民懒球等得了，就背粪上地，准备开播点苞谷。牛朝贵看到大家都在背粪整地，也催着老熊把猪圈的粪掘出来晾晒一下，然后背到地里，他也要开播点苞谷了。
　　“牛主任，难道不做营养体了？”老熊小心地问牛朝贵。
　　牛朝贵气不打一处来：“老子都不晓得营养体是啥样个东西，做他妈个球呀，拿啥子做唦。”
　　老熊一面背粪上地，一面想着营养体的事，却怎么也想不出营养体是个啥样子玩意儿。想不出来就干脆不想，管球他的。反正也不会罚牛主任的款。
　　半个月后，镇上组织了一批干部，到靠山村来检查营养钵制作进度，跑了半个村都没有看到一个营养钵，却发现村民都在播种玉米了。带队的领导问老李，靠山村做的营养钵呢？老李说不出来，脸都急红了。
　　老李后来才知道，那个玩意不叫营养体，而是叫营养钵，是用一种跟煤球机一样的工具做出来的粪疙瘩子，中间有一个寸把深的窝窝。这个粪疙瘩做好以后，整整齐齐地排在池子里，然后把玉米种子放进那个窝窝里，上面覆盖一层细土面子，喷上水，盖上农膜，等到苗子出齐以后，再挑到地里去栽。
　　等到老李弄明白营养钵的问题时，季节早已经过了，农民该种的已经种完了。老李为此挨了镇长一顿臭骂，差点让他卷铺盖滚蛋。
　　苞谷种罢后，紧接着又要育谷芽子，那两年正兴着两段育秧，村民们自己都学会了，不需要干部来指导。牛朝贵让老熊背了几背篓黄土倒地场院里，先和泥巴做池子，又用筛子筛了一些细土铺在池子里，竹绷子，塑料薄膜都准备得好好的。只等谷种浸泡出芽后，就往池子里下。
　　两段育秧很麻烦，但是增产，老百姓倒也有信心。不到半个月，有些农户就已经开始往母子田寄插了。寄插跟直接插是不一样的，寄插的时候，栽的只有一寸远一棵，密密地栽，寄插秧发兜后，就开始往大田移栽。靠山村的水田面积是全镇最多的，仅这一项农活，靠山村就忙了个把月。
　　寄插秧刚插完，麦子又黄了。靠山村的农民是割完菜籽割小麦，割完小麦又插秧，秋季还要收割稻谷和其它五谷杂粮。直到把麦子种下去了，才能消停一下。
　　村民们过日子有他的基本套路，干部们也有他们的工作安排。农民忙着插秧的时候，他们便组织工作队下去抓计划生育；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征收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特产税。那年月，收费名目多得数不清，几十顶大盖帽向一顶草帽子要钱，你没钱给，他就牵猪拉羊铲粮食，整得农民上吐下泻的。
　　记得我从仙河调回陶罐坪的第二年，镇上把我安排到曹家河去催公粮收提留。曹家河是高山村，麦子黄得相对晚一些，进度自然赶不上大坝河。开会碰头的时候，镇长何大毛问我：“老向同志，曹家河的公粮完成了多少，提留款和农业税收起来多少了？”我说都还没有动。何大毛问是什么原因，我说是高山村麦子黄得晚，所以进度慢。他一听就躁了：“放屁，山越高，不是离太阳越近吗？怎么会黄得晚些呢？肯定是你的工作不努力，找借口。”其它镇干部也帮我证明，说那边的麦子的确没有黄，都还是青郁郁的。何大毛又追问三提五统和农特两税的征收进度，我说是进度不咋样，老百姓粮食没卖，手中没得钱交。何大毛不相信，又说我工作不努力。我就跟他说，我天天带着村干部沿家沿户地收，可是进度不大。那天，我们转到一家农户的门口，那家人只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我们让她交三提五统，她说没得钱，拿啥子交，我看到她家猪圈里有一头百十来斤重的猪，就吓唬她说，如果不交钱，就把那头猪拉去卖了，抵扣三提五统。何大毛听到这里，就说，对呀，对呀，牵她的猪，卖了抵农业税。我接着说，那个女人一听说我要卖她的猪，当时就慌了，抱着我的腿哭开了：“领导，这头猪卖不得呀，它可是正长啊！”我的故事刚一讲完，入会的干部便哄堂大笑！
　　何大毛没有明白大家笑啥子，也跟着笑了起来。等他想通了的时候，早已经散会了。
　　那年夏天，靠山村和其它村一样，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干旱，寄插在母田里的秧苗，已经长了两尺深了，天上却不下一滴雨，河沟里也没有一滴水，最后都旱死在母子田里。市电视台的记者们，听说靠山村是旱灾最严重的村，就扛着摄像机到靠山村来采访受灾情况。
　　那个记者是由镇党委副书记胡明喜陪同来到靠山村的。当时，大多数村民已经将大田改种了玉米和黄豆，少数几个村民还在收拾枯黄的母田秧苗。我二嫂也在用锄子挖着板结的母田，电视记者把镜头连忙对准她拍了起来。二嫂抬头一看，吓得飞跑，一边跑还一边骂：“你们这些当官儿的真没良心，我们这儿都干旱成这个样子了，你们还用枪打我们。”她是把那架摄像机当作枪了。胡副书记连忙解释说，那不是枪，那是摄像机，是上面的领导想把我们这里的灾情拍下来反映上去，争取上面给一些救灾资金的。我二嫂这才胆战心惊的回到母田中，继续挖着那一块板结的母田。
　　二嫂后来当我说起这件事时，把我的眼泪都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