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水漂花

　　小时候，跟一帮娃儿们玩“水漂花”。站在池塘沿儿，手里捏一块土坷垃，奋力一撇，那坷垃块儿，像只蛤蟆，贴着水面疾速地蹦哒，几个跳跃，最终沉入水底。水面就留下了一点一点的小涟漪，轻轻荡开。
　　打水漂是有窍门的，坷垃要挑选扁扁的那一种，撇的时候要尽量贴着水面，这样，那些扔出的坷垃块才能蹦得高，跳得远。
　　儿时，小伙伴儿之中打水漂最好的要属根平了，他甩出的瓦片总是贴着水面猛飞，好像不到对岸不罢休，一朵一朵的水花儿，密密麻麻的、紧紧凑凑的、数都数不清；在静水上肆意地绽开，开得那么艳、那么欢，像他儿时脸上一圈圈的笑容，在我的脑海中，抹也抹不掉；像他现在脸上一道道的皱纹，在我的忆像中，心痛地愰着！
　　想起他来，是一种痛！如今我驱车回家，往南瞅，远远的，总能看见一座孤零零的小坟包，他就躺在那里睡着，身上还栽着一棵一人高的小松树；那棵松树在田野的风中摇着、摆着，就像是他的身影，微笑着、倾诉着……
　　“喜子，等再过几十年，我们就都老了，到那个时候，你就回老家，咱俩每人买个鸟笼，没事儿就遛它；还要天天下象棋，我就不信你这个臭棋篓子能赢过我。”这是根平以前和我下象棋失败之后说的话。也就是在那年秋天，他出了车祸，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就走了；他的老婆亦受了重伤，躺在医院里待了一个月。听母亲说，他们两口子建筑队上散了工，骑着摩托车往回走，走到小镇北边的泊油路上，不留神撞在一棵树上，根平被撞坏了五脏，当场就不行了。我听母亲提及的时候，很惊讶，心里也很痛，但又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根平比我大了四岁，跟我家是邻居，我们俩是从小一起尿尿和泥、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玩伴儿，他在村子里的辈分很低，论份排辈，管我叫叔。
　　“喜子叔，你家的那匹马能不能让我骑一圈儿？咱俩可以交换的！”说着，他晃了晃手里的那把洋火枪。他想骑马，我也想玩他的洋火枪。那把枪很精致：枪筒子是一个子弹壳，用车辐条的螺丝帽，把链条连在了一起，安装在木刻的枪把柄上；后面又紧排了一节节的车链，扭开车链，塞上一根火柴棒儿，拉着用铁丝扭成的撞针，抻着紧绷的皮子挂在扳机上；一扣，“啪”的一声，枪声很响，火柴棒亦会射出老远。小时候，我们两个人拿着它打知了，离得近了，那知了也不飞，可以直接把枪筒子抵到它的后背上，一扣扳机，那只知了应声而落，身体贯穿了一根火柴棍儿，掉在地上扑楞着翅膀！我们也没觉得残忍，看着它忽飞忽落的样子，心里乐开了花。
　　那时候，我是多么稀罕他的那把洋火枪啊！也无数次地试图自己造一把，但始终没有成功。主要是零件不好找，有了链条了，又没处淘换弹壳；有了弹壳了，还缺着螺丝帽；终于有了螺丝帽，弹壳又找不到了。为了搜集零件，我曾经偷偷地把家里的那辆自行车的链条砸断了，惹得父亲拿着鞭子追着我打。关于儿时记忆中的东西，有一些画面都淡忘了、模糊了，但是总有一些，烙印在脑子里那么深刻；譬如洋火枪，直到现在，我偶尔发现那些诸如螺丝帽、子弹壳、车链条之类的物件儿，心里还痒痒的，不由自主地拿在手里把弄着，或者装进口袋带回家里去，把他们放进床头的抽屉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或许是对美好记忆的一种难以释怀吧！
　　那时候，我家有一匹红鬃马，就拴在院子里的南马棚里，是村生产队的，算是“公家马”，也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匹马，由父亲负责喂养。我是不敢骑它的，我怕那高大的生灵会踢我。根平却敢，他从小就胆大，那时候他也就十四五岁，我偷偷牵出了马，他把洋火枪往我的手里一拍，接过马缰绳，猛地一个纵跃，忽地跳上马背；昂首挺胸，双腿使劲儿一夹，嘴里高喊了一声“驾”，那匹马就像是遇见了知音，扬起了四蹄，踏起了飞尘，在无尽的田野中撒了欢儿地跑！根平弓着腰，趴伏在马背上，双手紧紧地抓着马鬃，任那匹马驮着他在旷野中奔跑着。我远远地看着，嘿嘿地乐着，把他当成赵子龙一样的跨马英雄！
　　他十八岁那一年，出去当兵了。当兵一直是他的梦想，也一直是我的梦想，可我天生的身材矮驼，是注定圆不了这个梦想的。他临走的那晚，我记得村子里正好演电影，那是公社里的电影队，他们会定期到农村放放电影的。根平穿着刚发下来的军装，很神气，故意昂着头，在看电影的人群中来回地穿梭，惹得像我们一般大的娃儿们，跟着他屁股后面问这问那，都羡慕不已。
　　根平把我叫到墙角，他抻了抻紧紧束在身上的那条琥珀色的武装带，一只手撑着口袋，从里面掏出了那把洋火枪，在我面前晃了晃，问我想不想要。
　　“想！”我没激动，语气有些冷，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知道他又在逗我玩。我知道这把枪亦是他的心爱之物，他是不会随便送人的。
　　他却把那把洋火枪往我手里一拍，说：“你的了！”
　　“真的吗？”我开始相信他了，有些喜。
　　“当然啦！我去当兵，就可以摸到真枪了，这把枪就送给你了！”
　　“真的？”我眼珠子瞪得老大，欣喜若狂。那晚具体演的什么电影，我是记不得了，但他送我洋火枪的一幕，倒是非常的清晰；一言一行、一颦一笑，甚至他说话时每一个细致的面部表情，现在回想起来一切仿如就在眼前，亦在我的记忆中展开一幅活灵活现的画面。
　　其实，那把枪我也没玩了多长时间，太费火柴了，一个月之后，就被父亲没收了。不管我如何软磨硬泡想要回来，父亲只说是扔了，我佩服父亲藏东西的本事，他若是不想让我找到的东西，即使我掘地三尺，也甭想有所发现。不管怎样，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它。
　　后来，我去了城里做生意，很少回老家，与根平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但我知道，他这些年娶妻生子，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他在建筑队上干技工，这是个非常辛苦的活计。他人踏实，干活也卖力，一年下来，基本上不落天儿，亦攒了不少钱。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一个电话，他说要翻盖房子，让我回家“顶屋山”。
　　我们这里农村的房舍，都是一家紧挨着一家，盖老房子的年月里，家里都穷，房舍之间是要“合墙”的。所谓的“合墙”，就是房舍接茬的地方共用一座墙体，后盖的借用原来盖好的，以此类推，一直延续到大街口为止。听母亲说，最早盖房的那家主家，大家伙儿还要凑一些砖块给他的，因为就他家是自己垒了两座山墙的。
　　根平要我回家“顶屋山”，实际上就是我家借用了他家的山墙，他要拆掉墙体，重新翻盖，我要先用棍子把木头檩条一根一根地撑起来，然后再贴着里面垒上砖头，乡亲们都是这么弄的，我见过。不过，这是一项特别麻烦的工程，别看活儿不大，却是费心劳力，建筑材料一项也不能少的。
　　那天，我对妻说我要回家盖房子了。她很疑惑地打量着我，问我为什么突然有了这种想法。我说根平要盖了，我也不能落后。她很生气，说刚刚买了楼房，还拉了一腚饥荒；再说了，你能跟根平比吗？人家两口子多能干，这些年积攒下的钱，怕是盖这么两座房子也用不了。我掏了掏口袋，摸出了三百元钱瞅了瞅，说了一句：“这些就够了！”随后，骑着摩托车就回家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股子勇气，竟然拿着仅有的三百元钱回家盖房子。我忘不了十几年前，根平一次次对我的描述：他说他将来要盖一流的大房舍，要有宽敞的大客厅，还要有五个大卧室，干净的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院子里还要垒上鱼池、栽上果树，最好是有樱桃树，再让葡萄树爬满架，这样，一年四季，小院里都是四季如春，硕果累累，如此，就不用破费钱财去买水果吃了。他的描述很美，用他慢悠悠的腔调在我眼前铺开了一幅唯美的画面。我笑着说：“行，你什么时候盖房子，跟我说一声，我也回来盖！”
　　“好，咱俩一起盖！”他说着，举起了手里的一个“炮”，猛地飞了过来，砸到我的“帅”上，然后哈哈大笑，连说：“你输了，这回儿服了吧！”我说这不算，你是打了我的马虎眼。我说着，想把他手里的帅夺过来，他却坚决不肯，把棋子夹在了裤裆里，双手死死地抱住。夺来夺去，那枚棋子便脱了手，骨碌碌地一通滾，最后顺着压水井掉进了几十米深的地底下，想打捞上来是不可能了。
　　我骑着车回了老家，见根平家的那栋老房子已然拆了，有一台挖掘机还在那里忙碌着，在地基上抠着土。他正站在地槽里，发现了我，便把铁锹一扔，朝着我走了过来，挤着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说：“喜叔回来了，还要让你顶山墙，真是麻烦你了”
　　我说不用顶，跟挖掘机师傅说一声，把我的房子一并推倒算了。他很惊讶，说你在城里是买了楼房的，还要盖老宅子？
　　我说：“盖，怎么你忘了咱俩的约定了！”
　　他看着我笑笑，点了点头，还暗暗伸了伸大拇指，回头瞅着挖掘机师傅，指了指我的老房舍，高喊了一声：“师傅，把这栋房子也推了！”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是手头拮据，虽然咬着牙把房子推了，但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只是凭着一股子横劲儿，破釜沉舟地去做这件事情。当然，心里更重的，还是一种情怀，翻拆老家的房舍，或许更是一种态度。我依恋着老家，即使我现在回不来，但是将来有一天，我肯定会落叶归根的，那时候，或许我真得累了、老了、走不动了，我会重新回到这里。我离不开这方故土，割舍不下这份浓浓的乡情，这么多年虽然身在都市，但是心里的这种恋乡情节，一直深深地烙印着、酝酿着。就像村东艺叔藏着的那坛子老酒，年代愈久，愈是浓郁、醇香！
　　中午，根平邀我在他家里吃了饭。他喝了不少酒，脸膛红彤彤的，喷着满嘴的酒气，回头朝着十岁的儿子一挥手，喊了声：“去把象棋拿来！”他儿子颠儿颠儿进了屋。他就在门楼里摆好了棋盘，然后拿起那个用了十几年的黑布包，抻着包屁股，手腕一抖，布包一哆嗦，“哗啦”一声，鸡蛋大的木头棋子滚了一地。这本来是一副原木的象棋，也因为他常年的摩挲，如今一个个都黑黝黝的，像是刚从炭火里扒拉出来的。摆好了棋盘，少了一个“帅”，他便顺手从身侧拿起一盒火柴摆在了那里。我问他缺失的这个棋子怎么还没配上，他抽出一颗烟叼在嘴上，拿起棋盘上的那盒火柴，“哧”地一声点上，又把火柴放回了原位，然后狠狠嘬了一口，说：“换了好多了，不是同一副的，看着别扭！还不如用火柴顶着呢！”
　　我说：“这副象棋陪了你多年，缺一个就不完整了！”
　　他笑了笑，表情做作地吐了一口浓雾，烟雾缓缓弥漫着，裹住了他的脑袋。他咳嗽一声，那团烟雾亦猛地一抖，随即开了一个豁口，豁口后面飘出了一句话：“干吗那么完整呢！这个世界，哪有永远的美好，一切，都是会变得！人活着也是，完整的那就不叫人生！”
　　他蓦然间能说出这么深奥、这么有哲理的话，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么多年的异地打拼，我回家的少了，对他的了解也是少了，我真是不懂他的内心世界了。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张因为劳累而略显憔悴的脸，胡子拉碴，布满纹道，显得有些苍桑。其实，他并不大，那年不到四十岁。
　　棋下到了一半，他的大本营里只剩下那个火柴盒了，我跳马将军，他把火柴盒拨了拨，笑着说：“喜子叔，回家翻拆房子，跟我婶子商量好了吗？”
　　我看着他笑眯眯的眼神儿，不晓得他为何突然说出这样的话，遂回了句：“你这是说哪里话？这么大的事，我能不跟她商量！将军，你输了！”他把顶帅的火柴拿在手里，又抽出一颗烟点上，吞了一口大烟雾，说：“喜子叔，用钱你说话，现在的农村可不是以前了，只要肯受累，钱比县城里好赚！”
　　“我有钱，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了，不就是盖房子嘛！小菜！”
　　他笑着看了看我，说：“你呀！还那样，死要面子活受罪！”
　　下午拆我家的房舍，根平一直站在挖掘机旁指挥着、帮衬着。他突然喊一声：“喜子叔！这里有个东西！”我循声走了过去，见他手里拿了一个破旧的小木盒，正在翻来覆去地看。我问他是什么，他把木盒递给我，我打开木盒，却是厚厚的一搭百元大钞，我数了数，正好是三万元。我很惊讶，这是怎么回事？我反复端详着那个琥珀色的木盒，脑子里朦朦胧胧的有印象。那的确是父亲生前的东西，难道，他藏了这些钱，连自己都忘了？这个不奇怪，父亲生前是有这个毛病，喜欢把珍贵的东西藏来藏去的，最终藏得连他自己也找不到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用那些钱，顺利地盖好了房子。
　　房子盖好了不到三年，根平就出事了。惊闻他的噩耗，妻亦是半天没合拢上嘴巴，中午的时候，她递给了我一个三万的存折，要我给根平的老婆送去。我疑惑地看着她，问她怎么回事，她才说出了实情。
　　两年前，我赌气拿着三百元钱往老家走，头脚刚离开，她就拨通了根平的电话，哭诉着说我执意回家盖房舍的事，还说刚买了房子，手里根本就没钱，让他劝我打消这个念头。根平听了，拍着胸脯打包票，说喜子叔能回老家盖房子，说明他还恋着这帮子乡亲，钱的事儿都好说。于是，他就导演了三年前意外挖出钱盒的一幕。但我始终没有搞明白，父亲的那个钱盒是怎么到他手里的，还没等我问明白，他就突发意外身故了。其实，他能拿到那个钱盒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拆老房子的时候，是他帮衬着搬腾的家具。
　　今年春天，我带着妻女回老家，路上买了一棵樱桃树，想把它栽在院子里。我拿着铁锹在南墙根儿那里掘土坑，当我翻上最后一锹土的时候，我看见铁锹里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我弯下腰，把它拿在手里，抠去它身上的黏土，仔细地看；虽然它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但从它的轮廓上，我依然看得出来，那是一把洋火枪，样子还那么的熟悉。我敢断定，它就是二十年前根平给我的那把洋火枪，算起来，它已经在地下沉睡了二十个年头了。
　　父亲生前的时候一直没有告诉我这把洋火枪的下落，原来是被他埋在了这里。
　　我端详着这把锈迹斑斑的洋火枪，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根平送我枪的一幕，又在我的面前闪现。音容相貌，清晰可辨，仿佛就在眼前。我把洋火枪用一个方便袋装了起来，出了门，那一刻，我不知道我想去哪里，要去哪里……最后，却神使鬼差地来到了那棵小松树跟前，将那个盛着洋火枪的方便袋放在了他的坟堆上，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表情苦笑着、嘴唇嗫嚅着、却挤出了眼睛里的两行泪水。
　　回家的时候，要路过村东的那处池塘。池塘还是原来的那处池塘，但池塘里的水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些水，它们泛着灰苔、吐着白沫，臭味很浓，还有些鱼“坚强”地在水里翻着跟头，吐着混浊的水泡儿。
　　看着这一切，我只是苦笑，心里有股子说不出的酸楚。我仿佛听见那个声音悠悠传来：“这个世界，哪有永远的美好，一切，都是会变的！”
　　我走到池塘边，从地上捡起一块儿碎瓦片儿，捏在手里，弯下腰，摆好了架势，之后贴着水面猛地一甩；那块瓦片儿像一只点水的蜻蜓，在暗色的水面轻巧地飞着、飞着，飞出老远，既而荡开了一圈圈的涟漪，向着四周扩散。我就站在塘沿儿，看着那缓缓消散的“水漂花”，眼前浮现出了许多摇摇晃晃的画面，像那些水花儿，都在水面幻影着。那一幅幅的断章画面，既而连贯成一段动感的视频影像，在我的脑海里缓缓地播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