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领教了“文化大革命” （二十八）

　　当时，清华、北大曾搞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典型报告，毛做了批示，对刘仙洲是“一批二养”，对钱伟长是“一批二用”。钱曾在下放劳动中，回答一位工人的问题时说到“应力集中”。第二天这位工人说他想了一天也不知什么叫“应力集中”，钱说：“我那是胡说八道”，钱似乎以此表明已“放下了臭架子”，“与工人阶级更靠近了”。对此，他现在不知作何感想。
　　回哈尔滨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开会、“学习”、“坦白交代”和“揭发批判”自己和别人的“问题”。我竟愚蠢地找土建科长陈洪奎谈话，“坦白”了自己在困难时期的“不满言论”和在中苏斗争中同情“苏修”的言论。陈说这很好，这是“自觉革命”。其实，当时陈的妻子杨书记还在受审查，自顾不暇，再说他对我看法很好，也许根本就没有将我所谈内容向上汇报，否则我在“清队”的过程也许不会这样平安无事。不知他属什么，是不是岳父卜卦中的那位属鸡的“贵人”？
　　不久，伍卓汉显得心神不宁，接着就请假回家了，告诉我说他夫人彭得了癌症。
　　伍回家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妻子来信，说彭因被斗争，而服毒自杀，已送往医院抢救。董到医院去看过，只是远远看了一眼，不敢到她身边去。那时对一切“阶级敌人”是要“划清界限”的，能到医院去看看就算是有勇气的了，一般人是避之唯恐不及哩。
　　后来知道，彭是因沾了“香港特务”，“案情重大”的光才保住一条命的。
　　那时，医生也是要讲“阶级立场”的，对不同的病人医院会区别对待。对运动中“畏罪自杀”者，医院很少尽力抢救和认真治疗。我在北京有色院民用组的一位同事林守元，在“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份子”，跳楼自杀，受伤后又感染肺炎。医院因其是“反革命”不于认真治疗，就这样死去了。当然，我是“文革”后去北京听同事们谈起的。
　　彭夜间在家里吃农药“敌百虫”自杀，被他十一岁的儿子伍子峰发现时，已是昏迷不醒，口吐白沫了。伍卓汉在哈尔滨，伍子峰只得到邻居家敲门求救，好心的邻居将她送去医院。这事立即惊动了富拉尔基军管会，军管会认为彭是“香港特务案件”中的重要人物，不能死去，因此下令医院一定要将她抢救过来，称“这不是救她一条命的问题，而是不能丢掉重大案件中的重要线索”。就这样彭才死里逃生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成立“黑龙江省直工交系统学习班”，地点在哈尔滨学府路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工学院等几所大学内。那些大学已停课好几年，学校中除被关的“牛鬼蛇神”和看管人员以外，已空空无人。
　　许多省直机关，特别是我们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设计院，按毛的说法，是要“掺沙子”重新组建的。将我们集中组织“学习班”，一是为了“清队”，二是为了重新组织“新班子”。
　　进了这个“学习班”就跟进了拘留所差不多。晚上一般都不准回家，如果家中有小孩需照顾，则只许夫妇中的一人回家，其他人只有星期天、假日才能回家。白天晚上都是搞“阶级斗争”、“坦白交代”、“揭发批判”和大小斗争会。对我来说，对“揭发批判”和斗争别人毫无兴趣，去了“学习班”就只能是等着挨整了，所以去“学习班”就跟被牵去屠宰场一般。开始时我很庆幸——大部分同事去了“学习班”，我和其他几位同事有幸留在设计院继续设计工作。但好景不长，两个星期后，通知我们也都要去“学习班”了。
　　到“学习班”一看，情况真是惊心动魄，每天大会、小会，晚上也要开会，人人要写材料“坦白交代”自己，“揭发批判”别人，还要参加大大小小的“斗争会”。特别是大会的场面十分吓人，常常是台上的主持人说:某某人问题严重，至今拒不坦白交代。于是一片声喊到:“把他揪上来！”接着就下去六七个造反派，将正在会场上开会的某某反扭着胳膊，摁低下头，推搡着押上了台，并立即被挂上牌子，当场斗争。对某些人来说，在会场开会如坐针毡，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轮到自己被点名“揪出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是度日如年，对这种蔑视人的尊严，任意侵犯人权的“革命行动”，我当然很不以为然，甚至是深恶痛绝的，但又不得不跟着参加各种斗争会，跟着举手喊口号。古人说“敢怒而不敢言”，我们那个时代，“不敢言”自然不在话下，就是连“怒”也是不敢表现出来的，只能小心翼翼地将一切愤怒之情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除了“愤怒”以外，还有“担心”，担心自己随时会被揪斗，我们就如同菜场上关在笼子里的鸡，随时可能被拎出来宰杀。
　　一天，伍卓汉被“拎”出来了，大家围着他喊口号，叫他“交代问题”。伍说:“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于是被责问说:“当右派是不是政治问题？！”伍以前常说他从不参加政治活动，只是在“整风”时说了几句话，就被打了右派。其实，伍被揪是因他妻子彭成了“大案”人物，材料转到哈尔滨，单位不得不揪，否则不好交代。揪伍的行动还算是客气的，伍没有受到皮肉之苦。
　　处于惊恐和痛苦之中的人，需要找到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慰籍才能活下去。“文革”前我曾抄下一首宗教歌曲《圣母颂》，是外国歌翻译的，中文歌词是：“圣母玛利亚，你是大地上慈爱的母亲，你为我们受苦难，替我们带上锁链，减轻我们的痛苦，我们全跪倒在你的圣坛前面，圣母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用你温柔的双手，擦干我们的眼泪。在我们受难的时候，啊！恳求你，恳求你拯救我们！阿门。”
　　我找到了这首歌词，并在心中默念。说来奇怪，我每默念一遍，就如在受伤的心灵中敷上了一贴止痛止血的妙药，感到身心平和、宽慰，特别念到“……用你温柔的双手，擦干我们的眼泪……”时，就如圣母真的就在我的身边一般。
　　我从未信仰任何宗教，而且曾经深信列宁所谓“宗教是民众的鸦片。”这一名言。在“文革”中，我才理解了宗教的意义及其力量之所在。在那段时间里，我虽然在理性上并不信神，但仍然不断虔诚祈祷圣母的拯救，我不知道是否因为祈祷而得以免于被揪斗，但它确实在精神上援救了我，使我能够坚持了下来而不致崩溃。
　　这种祈祷我是偷偷进行的，没有告诉周围任何人，祈祷都是在被窝里甚至在厕所时——恕我的亵渎，这也是无可奈何，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被人发现你在祈祷，这一定会被说成是“畏罪”，会要你“交代罪行”。——不出声地偷偷默念。
　　这是我的一段“宗教活动”的经历，没有神父，没有洗礼，我也没有因这段经历而笃信天主教。当时我手头正好有这首“圣母颂”，如果能找到一本佛经的话，我也会潜心向佛，暗诵佛经的。
　　在“学习班”，我一直未被揪斗，行动是自由的。一到星期天，就会到一家小饭店，独自买两碟小菜，喝两瓶啤酒，聊以自慰、自娱，为免一切嫌疑，我都是独自一人。只有星期日我才上街，偶尔出门，遇到过两次自杀的事件，一次是被“揪斗”的人跳楼自杀，另一次是有人钻到汽车前自杀。“文革”中，有次乘火车从富拉尔基回哈尔滨，我坐着睡着了，突被急刹车惊醒，原来有人卧轨自杀了。尸体就躺在我所坐车窗旁边，死者大腿已被切去。在黑化的一位同事霍修业，后来调到了齐齐哈尔化工学院当老师，他因孩子在外面讲了一句什么犯禁的话而被斗，愤而自杀了。
　　“文革”中的自杀者，如果允许做一个统计的话，数目一定是惊人的。
　　在“学习班”，我们这些“学员”每天都要“三敬三祝”，而被“隔离审查”的人，则每天要向毛“三请罪”。后来听说一则可悲但不可笑的笑话:
　　据说相声大师侯宝林在被批斗时，红卫兵要给他戴高帽，他自己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折摺好的纸帽说:“不用劳驾，我已自己准备好了。”他的纸帽打开后特别高，十分可笑。他戴上高帽，说:我有罪，向毛主席请罪，但跪下叩头是“四旧”，我就对毛主席趴下请罪吧！于是对毛像趴下，将屁股对着台下的观众，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我们“学习班”所在的高校内那些被“隔离”的“牛鬼蛇神”，每天吃饭都排好队走去食堂，身旁当然有人押送。他们胸前都缝有一块注明“罪名”和姓名的白布条，每人提一只装有饭碗、筷子的布袋，低着头，和着押送者吹哨的节拍，步伐整齐，同时随着节拍，口念:“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一个也、跑不了！我们、一个也、跑不了！”——这是另一则可悲的“笑话”。
　　正当我们在“学习班”忙于“阶级斗争”的时候，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登上月球，人类第一次踏上了其它星球。这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全世界都在从电视上注视着这一登月壮举。可在我们这里，报纸上竟不发表这一新闻，电视当然就更看不到了。只有《参考消息》报了有关消息。那几天，我们几个人天天午饭后争读《参考消息》。
　　对于登月飞行，曾有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对此作何评论，周答云:“我们对地球上的事更感兴趣。”这可算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吧！
　　有一次听传达林彪讲话，林说:大家要搞好团结，人是靠集体的，任何人不能离开社会生存下去。鲁滨逊在荒岛上，还有星期五这只“狗熊”陪着。……我听了报告后觉得奇怪，曾对一个同事说:“星期五什么时候变成一只狗熊了？”那位同事伸出一只手指头放在嘴上，示意我不要说了。对此，我至今仍感奇怪，林彪一时说错不足怪，可这种报告经过层层干部传下来，难道这些人就没有一个读过《鲁滨逊漂流记》的？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官场文化吧！大官“指鹿为马”，小官也只能认作为马。
　　在“学习班”，除“隔离审查”者外，还有许多“问题严重”的被军管会逮捕。当时毛已“砸烂公、检、法”，一切抓人、判刑都由“军管会”办理。
　　省纺织公司一位同行叶奎元，其前姑父为台湾的严家淦（姑母已去世，严早已另娶夫人）。叶在“文革”初期出差至富拉尔基纺织厂时即因组织造反团而被工厂批判、揪斗。后又在言论中同情“炮轰派”，加上上述社会关系“重大问题”，被认为“情节重大”而宣布逮捕。文革后他调回上海，据说也是因为这一社会关系。
　　在“学习班”的“阶级斗争”搞了半年左右，一九六九年春，“清队”基本结束。参加“学习班”的人员逐渐抽去进入“新班子”。设计院的人也大都回院了，也就是所谓进了“新班子”了。最后剩下一些“走资派”和历史、社会关系“严重”的人，伍卓汉和我也在其中。我们这些人在“吐故纳新”中，当属该“吐故”的人，“新班子”是不能进去的了。“学习班”想将我们送去“柳河五七干校”，但干校不愿收。他们自称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不是“垃圾场”，因此只得将我们仍留在“学习班”，等待处理。
　　“清队”结束后，我们在“学习班”又呆了半年，这半年的日子倒过得很轻松自在。“批判”、“斗争”没有了，我们每天坐在那里名为“学习”，实是聊天，也可以出去逛逛商店，散散心。所剩人不多了，被“隔离”的人也解除了看管，大家在一起谈天。原来的老干部经过斗争、审查，架子早就打掉了，像我这样虽未受到隔离审查，但自知与受过审查、斗争的人相比，并无优越之处，所以大家相处得很好。
　　其中一些老干部，如原厅长、省建委主任等，文革前是高不可攀的，现在与我们平起平坐了。如原副厅长古士淼，是延安时代的干部，在“学习班”曾自杀未遂。他被斗是因查出他所记日记上称毛“如汉高祖，杀功臣”，“延安整风是整人，是消灭异己”。另一位副厅长王克，当过贺龙的司机，“文革”中贺龙倒台了，他当然也不行了。
　　就这样一直混到一九六九年九月，宣布我们去“柳河五七干校”为止。
　　毛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批示，说文革前的“中宣部”、“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文革中，提出“解放”十六年来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此后，几乎一切中外古典的以至十六年来的许多文艺作品都成了禁书，一切古装的传统剧目成了禁戏。就连“解放”后的许多电影也被批判、被禁演了。在“文革”中，我们除了捧本“红宝书”应景之外，是什么书也不读的。你要看电影则只有几部“革命样板戏”，勉强看过一遍就不想看第二遍了。那时，只有工作单位才有一台电视机，节目除新闻外，就是批判会之类。我们在设计院看过好几次批判李范王等省里的“走资派”的实况转播，当然是单位组织收看的。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干部在被批判时，都表现得很“温顺”，当造反派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时，他们的答复几乎都是“为了反毛泽东思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之类。也许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吧！但看了这些表演不禁想起前清时跪在金銮殿前的大臣，对于皇帝的责问，连称“奴才不敢”。
　　鼎鼎大名的郭沫若，称自己过去所写的许多东西都是毫无价值的，应于销毁。许多人烧去了文革前的藏书，设计院的同事周靖南，曾留学苏联，但未完成学业即被打成右派而遣送回国。他从苏联带回许多按博物馆藏画印制的的明信片、画片，“文革”中曾准备将其烧毁，被我要了过来。我说：“恩格斯曾说：‘文艺复兴的大师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承认一切的权威，一切都要拿到理性的审判台上来！’我不相信古代的文化遗产会被禁绝！”这些画片所印的都是欧洲和俄罗斯的古典名画，虽印刷得很不精致，但我一直保存着。值得自豪的是：我在文革中没有烧毁任何一本书。倒是在文革后，我将那些当时不得不应景的东西统通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