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 （十九）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不知道确切地说应是哪三年。就我而言，六零、六一、六二是饥饿的三年，姑且定为这三年吧！
　　一九六零年初，《人民日报》登出过一副漫画，画中一位凹眼高鼻的洋人，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一副老花眼镜，手提毛笔在批八字，身后上方打着“神机妙算”的横幅。漫画旁注云:美国某报文章称:一九六零年是中国的子鼠年，中国的鼠年往往发生天灾人祸。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在鼠年，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进京也是鼠年，一九六零年又逢鼠年，中国会发生大灾荒。美帝国主义反华已是黔驴技穷，只得求助于算命了云云。
　　《人民日报》和漫画作者目的是讥讽美国报纸的“无稽之谈”:中国正在“大跃进”，粮食亩产动辄万斤，几十万斤，中国农民已经永远地解决了“吃饭问题”，而美国人却说我们要发生大饥荒，真是荒谬已极！
　　可悲的是:美国某家报纸的这种“无稽之谈”不幸而言中。
　　一九六零年以后，饥饿越来越严重了。当然，客观地说，在我所在之处，尚未到达剥树皮、挖草根、吃观音土以致“易子而食”的地步。除许多人患了浮肿病之外，我也没有亲见饿死人的现象。因我在黑龙江，黑龙江地广人稀，饥荒不是最严重，何况我又在城市工厂中。据说，很多地区的农村，饿死人的现象是很多的。
　　我们原本粮食定量每月三十斤，但那时为了“节约用粮”，定量减为二十七斤。换句话说每天只能吃九两粮食。食堂给我们一本就餐券，每顿饭需凭一张餐券才能买一份菜，即一碗土豆白菜汤。而买主食则必须付粮票。月底粮票不够了，也要到食堂去将这碗土豆白菜汤买来喝掉。
　　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对食物特别敏感，任什么可吃的东西都是香喷喷的。同宿舍的人用只搪瓷茶缸煮的小米粥或是在炉盖上烤的窝窝头，会发出扑鼻的香味，令人馋涎下滴。因每天处于饥饿状态，偶尔遇一次放开肚子吃饱的机会，就会狼吞虎咽，直吃得肚子胀得受不住为止。
　　我母亲有时会省点“全国粮票”给我寄来，一次给我寄来一个猪肉罐头（在上海，肉罐头是要凭“肉票”买的，母亲是将自己嘴中的肉省下来给了我）和一瓶麦精鱼肝油。猪肉罐头，不用说，一打开我就将它全部吃光了，其中的肥肉一到嘴里，不经咀嚼就融化了，其香味直渗肺腑，妙不可言，这辈子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猪肉。至于那瓶麦精鱼肝油，作为营养品，我本打算打开后，每天吃一调羹。哪知吃了一调羹，又想再吃一调羹，就这样一调羹一调羹地吃下去，直到将一瓶鱼肝油通统吃光了才住手。
　　一次，伍卓汉家自种的土豆收获了，特邀我去他家吃土豆。白水煮土豆，我大嚼一顿，肚子实在胀得不行了才作罢，一出他家门就解裤带。因他妻子在座，有所不便，否则大概还会多吃一些的。
　　农历六月初三是我的生日，六一年我是这样过生日的，这辈子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事。那时最大的快乐就是吃饱肚子，为了庆祝自己的生辰，姑且暂时忘记粮票问题，吃够痛快再说。于是在午饭时一下吃了七只窝窝头，每只窝窝头是二两粮票，七只就是一斤四两。换言之，一下就吃去了近两天的口粮，还想再吃，虽已下了狠心，还是不敢再继续吃了，泱泱离开食堂。路上看到有新上市的黄瓜，——六一年已有“自由市场”，但东西贵得出奇。——于是我又买了一斤黄瓜，一面走回宿舍，一面啃吃掉了。
　　我们单身职工伙食在食堂，一切主副食供应品也都在食堂。每到年节，都会为我们的肉、蛋、糖、酒等供应品如何分配而发生一场争论或争吵。在正常年景，由食堂做菜给大家吃是天经地义的，但那时，大家好几个月才眼巴巴盼来半斤肉和几只鸡蛋之类的东西，当然看得十分重要，绝不愿叫别人侵占分毫。因此，独身汉要求将肉、蛋、糖、酒等物如数分给我们自己，而领导和食堂则倾向由食堂集体处理，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要“培养集体主义”，实则集体处理有人可占点好处。为此独身职工曾给食堂贴出大字报，孟继源也参加了写大字报，据说因此被厂领导“训”了，要他注意“不要以为帽子摘了就没有事了”。
　　实际上，我们年节的副食品有时是集体处理，也有时真的如数分到了我们手上。集体处理时，往往全厂职工集中分桌吃“席”，有人会将孩子也带来吃，但受到同桌人的非议。有时实物如数发到我们手上，如在端午节时，我们独身曾到食堂每人领几个熟鸡蛋。大概是六二年的春节吧，独身汉每人领到一斤白面和一斤猪肉，于是卅晚我们几个人合起来在宿舍包了一顿饺子，一顿就吃个干净。
　　在饥饿状态下，人的最大愿望莫过吃饱肚皮。我曾说:“我这辈子，只要能吃饱窝窝头，每年可以回去看看母亲就行了，其他别无所求了。”伍卓汉当时对此不表同意，他说:“等你吃饱了，就不这样想了，就会有其他要求了。”在中国，从来是“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吃饭问题，对所谓民主、自由等等不太在意，这是中国的物质条件使然，并非什么“国情”。
　　我们平日所谈论的最大话题是谈“吃”，谈以前吃过的和想像日后再吃到的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即所谓“精神会餐”。
　　一九六零年十月一日，第二批“右派摘帽”，我有幸为其中之一。当时很高兴，其实没有好庆幸的，“摘了帽子”不还是“摘帽右派”！
　　一九六一年初，我申请回沪探亲获得批准，这是我离家四年多以后第一次回去看望母亲，再加上“摘了帽子”，所以还是十分兴奋的。
　　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地方，去上海就像现在去美国，去香港一样令人羡慕，一听说我要去上海探亲，就有很多熟人托我采购用品，衣服、鞋帽、雨衣、雨伞等等。大家也知道我很穷，不可能为他（她）们垫钱，所以都给我预付了钱，我好说话，基本是来者不拒，我收到了三百多元预付款，并将所有姓名、需购物品名称、型号、收款数等登记在案。当时的三百元，对我来说可说是一大笔款子了。那是困难初期，在上海买东西，还没有实行购物券、纺织券等，所以，我也真的为他（她）们买回了在黑龙江已买不到的许多东西。
　　当时，从齐齐哈尔去上海尚无直达列车，须经沈阳、天津或北京换车。沈阳是我必须经过的第一个换车站，何况我也要到沈阳去看看姐姐。
　　我那时已从设计室转到工程科，一位科长的老婆孩子要回沈阳，科长要我与他们同行，以图有个照顾。我们从齐齐哈尔上车，车上挤得水泄不通，好在我们几个人买的预售票均有座位。我们下午上车，第二天上午到沈阳，属长途乘车，餐车可卖给我们一顿晚餐。那时到处吃饭都要粮票，唯独车、船上买饭免收粮票。——据说这是周恩来特别批准的。
　　餐车离我们所坐车厢很远，各车厢都是水泄不通，乘客根本不可能从车厢内挤到餐车去。因此，要去吃饭的人必须等火车到站停下后，先下车再跑步到餐车车厢上车吃饭。吃完后，也必须等车停下，再如法下车，跑回自己车厢。因此，必须能挤、会跑，还要掌握好时间，才能吃上这顿饭。科长老婆孩子没有这个本事，当然无法去餐车。那时还没有便当盒饭，我也不能给他们买了带回来。好在他们事先已预备了一些吃食供旅途之用。我那时年轻，绝不愿放弃这顿免收粮票的晚餐。于是我带着自己和科长夫人孩子的共三张车票，先挤到车门口，待火车停站，一开门就冲了下去，直奔餐车车厢而去，终于挤上了餐车，用三张车票买来三份晚餐。（餐车人员在每张长途车票上画上红线，表示此票已买过饭，不可再买了）。坐在餐车内，心满意足地享用了这顿美餐，吃的是什么，现在已全不记得了。饭后，我又如法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车厢。顺便说一句，我这次回沪探亲是自费，所以全程均是硬席坐票。那时，大都是出差的人才会买卧铺。
　　车到沈阳后，首先将科长老婆孩子送回家，她家不远，我是为他们背着行李步行到她家的，他们为了表示感谢，让我在她家吃了早饭，为此，我还付给了他们半斤粮票。
　　沈阳是关内外旅行必经之地，东北最大的交通枢纽，车站广场到处挤满了人。很多人铺上破铺盖，就地躺在地上，多数是来往的“盲流”，大都衣衫褴褛，面露饥色。那时，你如果手提饼干之类的东西，会有人公开抢夺。太原街是沈阳最繁华的大街，有一家大饭店叫“勺园”，进去吃饭，必须先在大门外的一个小窗口，排队买一张供应“定食”的餐券。所谓“定食”，即一碗高粱米饭，一碗白菜汤。当然除花钱外，尚需交半斤粮票。大门口有人把守，凭买好的“定食”餐券才能进入饭店大门，以防止有人进饭店抢食物。火车站广场有一些卖食物的小贩，我见到用水浇了冻起来，看不清是什么的一块东西，小贩自称是“兔子肉”，要价当然很高。即使价格低些，大概也很少有人敢买，真不敢想象那到底是块什么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