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置于死地的罪名

　　初冬，天灰蒙蒙的，空中飘着稀薄的雪花。小北风冷叟叟的。被编成十几个大队的省级机关干部，打着红旗，唱着“语录歌”，浩浩荡荡地开往盘锦。沟帮子，这个辽西小镇，这几天格外热闹红火。为来垦区边劳动边进行斗批改的队伍打前站的人员，头几天就在这里扎下了营。车站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斗私批修，认真搞好斗批改”的红色条幅。墙壁上涂写《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站前广场上停放着一排排披红挂彩编着号码的卡车，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一些人似在为迎送与安排斗批改大军的到来，而忙碌着，张罗着。傍晌，满载省直干部的列车开进了沟帮子车站，站内顿时沸腾起来，人声嘈杂，人头攒动。高音喇叭的歌声停止了，传出了播音员声音：“现在播放省直机关斗批改革命领导小组通知：各大队注意，请整理好各自连队，就地待命，不得随意走动。午餐后稍事休息，1点30分，按照领导小组事先指定的地点和车辆，准时带队出发，晚上一定要到达目的地”。命令下了，一阵骚动过后，人们稍稍平静下来。车站内，广场上，到处是吃饭的人群。我所在的连队，在胡朋连长的带领下，在广场的一角，或站或坐地吃着开赴盘锦的第一顿饭。
　　12大队驻地是胡家公社刘家大队。我们F连住在靠近大队的孙家窝堡，全屯有近40户人家，清一色的土平房。一家挨一家，没有间隔。据说由于这里是九河下哨的一马平川地。冬春两季风特别大，这种建筑有利于防风防寒。每家房前屋后，大都没有围墙，偶而可见已颓废残破的干打垒墙头，把两家或几家隔开。我们就分别住在一些农户家。F连是由3个工作性质相同的单位组成的。来盘锦的有30多人，其中有所谓已经被揪出来的“革命对象”3名，他们分别被戴上了“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和“国民党兰衣社特务”等政治帽子，当然还有些暂没揪出来的“后补对象”，尚待在进一步的斗批改中揭出。而今虽还没有触动，但人们的心里似乎都有所揣摸。连部食堂设在前趟街一趟5间平房，我们住一半，房东住一半。房东姓高是关内河北来的动迁户，人很朴实。房东大嫂四十五六岁，却有着10个孩子。奇妙的是老大到老七，全是男孩，老八到老疙瘩，全是女孩。虽然家境条件并不算好，但这10个孩子都发育的很结实和活泼。我所在的3排住在后趟街，也是5间平房，我们占一半。房东姓孙，是个高个粗壮的汉子，他少言寡语，很少和我们搭言。房东大嫂40多岁，人很敞亮，乐意言谈和交往。他们只有1个儿子，十七、八岁。对于我们的进住，看得出她还是抱着欢迎和友善态度的。
　　我们住的两间屋，要住8个人。排长老马安排我住里间屋靠间壁的一铺，让王军挨着我睡第二铺。王当即提出：“我不挨着吴非！”“啊，哪……”排长扯长了声迟疑了下，而后对站在他身后的杨晓明说：“小杨，你去睡第二铺”，小杨挤挤眼说：“排长，还是让我睡在外间屋吧！”老马为难了，停了下说：“好吧，那第二铺就给我留着吧”，接着又一个个地往下安排着。
　　夜间躺在炕上，我久久不能入睡，住处安排的一幕，总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它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在问我自己：我真的变成这样了？人们都不敢挨着我，或者不愿意挨着我，是怕我这个“阶级敌人”夜间杀害他？还是怕我把他们熏染坏了？难道我就真的要被人们抛弃吗？难道我真的干了什么不耻于人类的坏事吗？我自感没有，绝对没有！在社会上，我是老老实实做人，堂堂正正走路。在革命队伍中，我是认认真真地学习和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格规范自己，按照党的指示和要求去做人做事，现在怎么会闹到这步田地呢？！在革命队伍中我为什么就怎么走也不对呢？！革命，对我这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农村孩子，被称为共产党“基本群众”一员的我，为什么就这么难呢？！一股灰颓思想涌了上来，这个小干部当的有啥劲呢！唉！熬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只要我还活着，就像这里的老乡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当个农民吧！
　　又是一个阴冷天气，天阴沉着，刮了一宿大风。刚停了一会儿，又有点要起风了。早饭后，排长就通知我开会。待我进到伙房时，全连人已到齐了。屋内已挂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横幅。四面墙上贴上了《最高指示》和标语口号。人们都严肃地静静地坐着。
　　胡朋连长站起来说：“革命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连到盘锦后开的第一次会，我宣布三件事：一是吴非、吴士林、安淑芬3个人的问题并没有完，对他们的专政也还没有解除，只是形式变了，这是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进行劳动和交待问题。用毛主席的话说是“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是除了这3个人外，其他有问题的人，也要认清形势，争取主动，在斗批改的第一线，一边劳动，一边交待问题，交待比不交待好，早交待比晚交待好。不要心存侥幸，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滑是滑不过去的；三是革命群众不要有松劲思想，斗批改还没有结束，阶级敌人还没有全部揪出来，已经揪出来的也还没有批倒斗臭。因此还要保持旺盛革命斗志，深揭狠批，绝不手软。在没有开始劳动前，大家要一面深揭狠批阶级敌人的种种罪行；一面通过各种形式，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这时他身旁的副连长黄晓光碰了他一下，耳语了几句。他呷了口水，接着说：“还要说个事，今后每早5点起床，革命同志统一到伙房做“三忠于”，吴非他们3个人在各自住处做“三忠于”。而后开始其他活动”。
　　会散了，人们叽叽喳喳地走回各自住处，做斗批改准备去了。排长安排我和吴士林“倒煤”，即把拉到后街住处院内的煤，用土篮子挑到伙房门前去。我心想，好啊，来盘锦干的第一件活就是“倒煤”，真够刺激的，看来还是要继续倒霉的了。可我们没有说啥，默默地拿起扁担、铁锹和土篮，顶着己经刮大了的北风，倒起煤来了。
　　从昨天起，也就是到盘锦的第三天，连里似乎有种特殊气氛，4个连长，3个排长和造反派几个核心骨干，神神秘秘地猫在连部屋内，似乎在研究和策划着什么，我和士林都有种预感，他们的活动准是冲着我们的，大概又是在布署和安排以我们为“靶子”的批斗风暴吧！我冲坐在我对面和我一块在菜窖里修菜的士林说：“哼，批吧，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东西吗，还能批哪去？”士林停下手中菜刀慢声小语地说：“那可不一定，人家还可能翻道你的历史哪！”我说：“我历史上那些玩意都是批过了的？也是有定论了的”。士林继续说：“现在造反派的作法是，只要有利于把你批倒斗臭，什么材料他们都会拿来用的！”是啊，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中生有，望风扑影的事，确实不少啊！看看那些被揪出被打倒的一批批革命领导干部，他们那已经多次被审查过的历史斗争中功过是非，在今天却成了他们反党反革命的罪行，而被戴上了“叛徒”“特务”、“三反分子”和“走资派”帽子，真是让人困惑，让人怵目惊心！我们俩都再没有说啥，只是默默地修着菜，默默地思索着，不安而又多少带点无所谓的心情，等待着那将要劈头盖顶袭来的所谓“革命风暴”。
　　关在屋内策划几天的针对我的谜底终于揭开了。果不然被士林说中了，大概是考虑到仅靠“文化大革命”中我的所谓“罪行”，还不足以把我批倒斗臭，批判有点深入不下去了，于是造反派头头们擅自决定翻看我和士林的档案，把其中有利于批判我们的材料抛出来，以此掀起对我和士林的再一次所谓批斗高潮。
　　批斗大会在伙房进行。会场上挂起了“彻底揭发批判没有改造好右派吴非、阶级异己分子吴士林反动言行大会”横幅，屋内三面墙贴满了毛主席语录和充满火药味的标语口号，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吴非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吴非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吴士林攻击党绝没有好下场！”、“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等等。在这种所谓严肃乃至带有“红色恐怖”的氛围中，连续开了两天批斗会，一个是针对我的，一个是针对吴士林的。
　　批判我的主要是所谓的“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行，这是在五七年反右中硬给我扣上的。情况是这样：在五七年反右前的干部中级组学习讨论会上，在学习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时，大家认为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都是一分为二的。当有人提到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时，我曾经说过，毛泽东思想是无往而不胜的真理，是被中国的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毛主席对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科学理论是绝对正确的，不能一分为二;但是对自然科学就不一定都认识的那么准确。我举例说，比如毛主席提出的“除四害”，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但是经科学家研究指出，麻雀既吃粮食，更吃害虫，消灭了麻雀，害虫少了天敌，为害就更大了。所以毛主席就把“四害”中的“麻雀”换成“臭虫”了。我在会上的这一观点，大家也是认同的。可是到了“反右”时却把它完全扣在了我的头上，并上纲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定我为“右派”的重要“罪行”之一。现在造反派又把它翻了出来，作为批斗我的“重型炮弹”，大作文章，大加挞阀，真是“司马昭之心”，非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所谓“三指向”罪名，即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那是最重的罪，是要判刑的，是要坐牢的，严重的还要杀头的。被残忍杀害的张志新烈士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吗。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几尽绝望了。心想，我反正已成为人们案板上的一块肉，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总是要任人宰割的。我是一个已被所谓开除了党籍的共产党员，可我还是确信“无神论”，不信“宿命论”，而此时我也还是要说“听天由命”吧！
　　批判吴士林的主要是所谓“丑化和攻击党的领导”的罪行。士林为人帅直，很有些才气，喜欢写写画画。由于他看不惯单位支部书记装腔作势，人前背后，叽叽喳喳，专打“小报告”的作风，在开支部会的那天日记上，他画了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并题上“看你横行到几时”几个字。反右中被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揭发了出来，认为“丑化支部书记，就是丑化党”；“攻击支部书记就是攻击党”，这还了得，左一次批，右一次批，虽没被戴上“右派”帽子，却被内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控制使用。这次又把它翻了出来。是啊，这也是一发足以置人于死地的“重型炮弹”啊！
　　批斗会结束了。晚上睡觉时发现，正冲我睡觉的窗边墙上贴着一条醒目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
　　第二天，排长通知我，连部决定在连里没有统一活动时，要我到吴士林的住处孙大爷家去，没讲什么理由，在造反派面前我们是从来不敢问理由的。但我想这是为了便于管理和监督这两个“专政对象”吧。
　　孙大爷家距我住的有三、四家，也是一溜5间房。孙大爷有六十五、六岁，和老伴俩住在外间，士林住里间。我去时老俩口正坐在炕上守着火盆抽烟，我苦笑着咧一下嘴，算是知呼一声。大娘把烟袋在炕沿上嗑了嗑，装上锅烟，又吱拉吱拉地抽了起来。我前脚进屋，副连长小黄后脚就进来了。小黄，也是六三届大学毕业生，人瘦瘦的，矮矮的，在单位中透露出一些稚嫩，说话多少有点口吃。他看到我和士林都站了起来，就说：“唉！唉！都，都，都坐下，连部让，让，让我来领，领，领你们学，学，学毛主席的两篇文章，就是那，那《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和，和那，那篇《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两篇文章很，很重要，连部要你们认，认，认真地学，反复地学，结，结，结――那个实际地学，”我用眼瞟了一下士林，恰巧他也在看我。我们会意地交换了下眼神，那意思是说：“哼，连部也真会抬举我们，把我们和杜聿明等战犯一样看待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们和南京政府还有什么联系吗？！”可我俩谁都没有吱声，只是默默地听着。
　　“吴非，我，我，我说话费啊！费啊，那个劲，你先来读，读第一篇《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我拿过了《红宝书》，翻了翻，就一字一板地读了起来。“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这读书声从里间屋莫明其妙地传了出去，传到外间屋，也许还传得更远。大概是觉得一切都已交待和安排停当，听了一会儿，小黄就悄悄走了。从窗户的小块玻璃上看到了小黄走在街上的身影。士林以调笑的口吻对我说：“你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造反派，你是突不出去的。”我也以调皮的口吻回敬他“我已经被打倒在地。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还突什么围？你可要好好联系实际，赶快和南京政府脱离关系，举手投降啊！”我们俩都笑了，里间屋严肃得近乎凝固的气氛松弛了下来。少刻，又传出了“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的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