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走上不归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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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懂事那天起，就听沟里人说我们家在我们沟可算书香世家，出读书人。不过，我们家族史古远的事情我不知道，从我爷爷这辈人起，并没出过什么像样的读书人。爷爷上过私塾，会写毛笔字，只能说在我们沟里就他的毛笔字写得好，而之所以在我们沟里就他的毛笔字写得好，是因为沟里屈指可数会写毛笔字的人就他的字写得还过得去。如此，逢年过节啥的，找爷爷写对联的就有很多，爷爷这时候就显得很风光，那煞有介事的样子，还真有几分书儒的派头。
　　爷爷子女众多，爹是长子，因为是长子，爷爷就对爹寄予厚望，他别的子女都没上几天学，就爹读完了县立高中。那时候，我们县就县上才有一所中学，我们沟就只有爹才上了这所中学。不知何故，按人们的说法似乎是，读书人，越是年头老的，就越是真读了书，喝了墨水的。爹是“解放初”的高中生，那是后来的高中生没法比的。后来的学生，一代不如一代，大学生抵不了过去的高中生，高中生抵不了过去的小学生。因此，爹也就被我们沟的人视为“大秀才”，这也大概是沟里人说我们家出读书人的重要原因。
　　爹，我们沟里那时候唯一的“秀才”，果然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高中一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二十郎当岁就当上了某公社办公室主任兼信用社主任。据人们说，公社办公室主任是个有实权的职位，爹实实在在风光了一阵子。
　　爹干革命工作的这个公社的一把手、公社党委书记，是来自省城的老牌大学生，就是说，是“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人们一说起“解放前”的大学生，那都含有特别的尊敬甚至于敬畏，都说“解放前”的那就真是大学生，是真有学问的，是“国宝”；而“解放后”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大学生，要他们真有点学问，大多都还得从小学学起。
　　这个公社党委书记，与爹同是外地人，又都有文化，公社其他干部，都是本地人，也都是大老粗，上过几天学的没几个，能干上革命工作，靠的是革命热情和对革命的忠心，还有好的出身。那是一个出身定一切的年代。这样，爹和党委书记就成了莫逆之交，爹把党委书记视为了父亲一样的人，党委书记则视爹为亲子，并有心栽培爹，不但对年纪纪轻轻的爹委以重任，而且还发展爹成了预备党员。看起来，爹会官运亨通，前途无量，要光宗耀祖，不在话下。
　　看起来就要给爷爷光宗耀祖的爹这时候却做了一件事，让他们父子的关系从此裂痕就没有愈合过。
　　爹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妻子是童养媳。但爹一直不认可这门亲事，也没有和他这位妻子同居过，甚至于虽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同她没说过一句话，没有正眼看过她一眼。但不知咋的，他这个妻子却有了个儿子，爹坚决不认这个儿子，一生也不认，爷爷却要爹既要认他这位妻子，还要认他这个儿子。沟里人传言说，爹这个儿子其实是爷爷的。
　　爹参加了革命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妈，也看中了妈，妈这时候还是他领导下的人民公社社员，一位乡村黄花大闺女。爹能看中妈，想必妈少女时定是一位大美人。爹这时候翅膀已经硬了，不仅成功地和他的前妻离了婚，还让我妈成了他的合法妻子。爷爷和爹断绝父子关系，上爹工作的单位大闹，要爹的领导把爹撤职下放农村务农，都无济于事，只好不了了之，把爹的前妻找了个好人家当闺女嫁了。她那个儿子，也从了人家的姓，这事才算有个对大家都还不错的结局。
　　我想，这段日子，大概是爹一生最率性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时光。可惜，好景不长，意气风发的爹可能还有点意气用事，又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就为他后来的落魄埋下了祸根。
　　一次，某生产队的农民交公粮，运粮路上遇小雨，公粮就淋了点雨，公社粮站的人坚决拒收。但雨正下着，越下越大，拉回去损失更大，粮农们百般解释求好也没有用处。粮农们就打电话到公社办公室，爹与粮站的负责人通电话叫他们先把粮收下，等天放晴了由公社派人把粮晒干入仓。
　　论职权，爹这个决定粮站的人不敢不听，可惜，爹虽有权职却是外地人，这个公社的权力集团事实上已经分为两派，当地人一派，爹和公社一把手，那位省城来的老牌大学生一派，整个公社权力集团里外地人就他两个人。当地人那一派虽未掌握“一把手”那样的权力，却人数多，占据各个要害部门，内部团结得跟铁桶似的，一直明里暗里和爹，还有那位省城来的“一把手”作对。
　　爹每次给我们讲他的当年讲到这里都会说，还是他人太年轻，那位党委书记又是个读书人，不懂人情事故，不能教他什么，他以为只要和“一把手”关系好，又有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就能万事亨通，没有想到官场中事情那样复杂，人事关系是那样微妙。
　　爹给粮站的人电话，粮站的人却意外地口气强硬。粮农们三次打电话向爹请告，爹在电话上三次要粮站的人执行他的指示，但三次都没有结果。粮农们又第四次打电话来，爹就有些火了，在电话上说：“他们还不收你们就给我打！”爹这当然就不只是意气用事，还是带有军阀作风的官僚主义了。但在那个治理国家用的是治理军队的办法的时代，一个才上台没几天的学生娃就犯这种“官僚主义”，其实并不是多么不正常的事情。
　　据沟里人说，那群农民是真把粮站的人打了。但据爹说，闹是闹了的，但并没有真动手，农民们哪敢打政府的人？但他把话都放出去了，也那么多人听见了。不过，爹说，当时粮站的人敢公然违抗他这个公社办公室主任，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政府内部上下级关系已经混乱了。
　　上级对爹命令农民打人这件事的处分并不严厉，作检讨，暂停三个月的粮食供应，其余一切都没有变动。爹说他若是会活人，有经验，三个月后恢复他的粮食供应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不仅没有朝这方面去努力，而且变得有点心灰意冷，觉得前途莫测，三个月后粮站继续不供他粮食，他竟认了。他说他这时候就已经在打退堂鼓了。当时吃饱饭对群众干部都是一样的大问题，他心想没粮食供应，干这革命工作也就没多大意思，还不如回家种田保险安全。
　　这时候，出了一件大事，终于促使爹自动离职回家当了农民。那位公社党委书记、省城来的老牌大学生，大知识分子，爹工作上的靠山和精神上的父亲，被划成了“右派”，在省城的妻子与他离婚划清界限，他在一天夜里用与妻子当年的定情物，一张手绢，在床上吊死了。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爹给我们讲他这些过去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他每次讲到这里都会沉痛地说，他当时实在是太年轻了，非常脆弱，没了这个他一贯过于依赖的靠山，他感觉就像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感到在那个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晚上睡觉都好像看到有无数双充满敌意的眼睛在黑暗中盯着他，感觉是人身安全都没有了。
　　就这样，爹就带着妈和刚满周岁的哥哥自动离职回老家来当农民了，他的领导、旧部、同事，没有谁想起他，没有谁过问他，如此就是二十多年。爹也多次对我们说，他的各上级各领导当时都自身难保，本也不会有人在意他离去了，他们后来又死的死、亡的亡，在大乱大斗的形势中不是脱胎换骨面目全非，就是如落叶飘去不知去何方为泥了。他去找他们也找不到庙门问不上姓，认识他的人也不会认他，他只有安心教一辈子民办，当一辈子民办教师了，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几个小的身上。他说，对他来说，天地都已经改变了，人也是全新的了，过去的只是一场梦幻。
　　爹每次向我们讲他这些过去时，都是那种一切如隔世的情态，有无尽的遗恨、伤感和同时的屈从认命。他总是说他当时若留在官场而不自动离职回老家来当农民，后果可能并不会是什么好的而是更为悲惨的，在变幻莫测暴风骤雨般你整我斗中，说不准早就身败名裂，下场难以想象，甚至于还可能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连给我们几个小的一个家也办不到。他说，依这么多年的形势看来，他当初的决定还真不是错误的，而是正确的。
　　总之，爹说，他是个农民，是个民办教师，这在他一生中都不会变化他也不期求有什么变化，他的一切心思和希望都放在我们几个小的身上。他说，只有这样才是最现实可靠的，其余一切都是梦。
　　照他自己的一些只言片语，还有妈和沟里人的说法，爹回老家来当农民后其实“跳”了一阵子，最起码他想跻身大队领导层，但他得到的只是调来调去当民办教师。后来学老实了，活动了好多“关系”，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调回我们大队当民办教师。总之，在我逐渐懂事和长大中，也知道爹除了是我们大队的民办教师，不可能再是别的了，他给我们讲他那些光荣的过去，不管他自己讲得多么深情动人，在我们听来也是一个童话，即使是个黑色的童话。
　　
　　2
　　
　　爹和妈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抱着刚满周岁的哥哥回老家来的，也可以说是逃回老家来的。虽只是听他们说，但他们说的这幕情景我有生动的想象，并且永远难以忘怀。
　　爹妈他们逃回老家来找庇护了，但是，这个晚上爷爷甚至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在邻居家过了一夜。第二天爷爷就给他们分了家，把一间偏房指给了他们就此了结。
　　这间偏房一半是瓦盖顶，一半是茅草盖顶。它破烂不堪，爷爷一贯是用它来堆杂物和柴草的。一想起这间房子，我记忆中最清晰的景象就是外边下着大雨，爹妈让我们两兄弟呆在床上不准下床，屋里只有这张床上是干的，别的所有地方都在漏雨，放满了接雨的锅碗瓢盆，妈身上淋湿了，头发和脸上尽是雨水，忙着把锅碗瓢盆里满满的雨水往屋外泼，爹的样子和妈一样，在忙不迭地开凿小渠，让在地上四处横流的雨水淌到屋外去。一会儿他们又消失了，冲出去了，外边传来他们那紧急的好像困在大火里冲不出去却一定要冲出去的声音，那是为保我们这间房子不被雨水冲垮的相互呼唤的声音。
　　我开初对这一切印象只是觉得好玩，觉得暴风雨来了，屋外大下屋里小下、屋里屋外浑然一体、爹妈如救命似的屋里屋外奔忙不但是最自然最正常的景象，而且很美。后来，当在狂风中我们的房子摇摇晃晃，甚至不时发出慑人心魄、对于这房子那是巨大而重要的东西断裂的巨响，这就让我害怕了，怕这房子一下倒塌下来我们可没有人把它乘得起。
　　寒冬来了，我看见四面的墙上塞满了大把大把的稻草，也听爹在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们几个孩子冻坏了。
　　屋外几面墙上顶满了支撑这些墙的木头柱子，爹严厉要求我们不要靠近它们，说绊倒了它们墙就会向外倒下来砸伤甚至于砸死我们。爹这些警告，还有这些日渐增多的横顶斜撑的木头让我有个奇怪而深刻的感觉，觉得我们家的房子是纸糊的，暴风暴雨可以顷刻间把它冲毁或卷上天，一点儿也不能抵御严寒，还承载着巨大的重量，随时会塌下来，就算是屋里的耗子都会被压成肉酱。
　　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随着我长大些了，每当我看见墙外那些如穿针引线般密密麻麻起支撑作用的木头柱子时，它们有的脚部已经腐烂，大多泛白枯朽，我身心中就会涌起一股发怵的体验，可以说，我这时候的汗毛都倒竖起来了。
　　这时期我正是贪玩、玩心无穷的年龄，但是，每当在外边玩得正开心的时候，都会突然想起我们的房子。我会立刻丢下一切跑回家中，久久站在我们的房子跟前。我泥塑般地站在那儿，却也从不敢走近那些横顶斜撑的木头，与它们保持着距离，我感到自己如果迈过了这个距离，我就会如在噩梦中一样地叫喊起来。我感觉这些木头都是火柴棍，轻轻一绊就都倒了，整个房子就倒下来压在我身上了，从此家没有了，我也非死即伤。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一种罪过，这种罪过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而一旦爆发出来了，就会叫我和我们一家人从一种现实迈入另一种现实，而这另一种现实是那样可怕，还不如一切永远消失，我和我们一家人永远失去生命和意识好。
　　平时我不让自己和我们家、我们的房子的这种紧张关系表现出来，但是，家里没人了，我就像接受到一种命令似的每每在外面玩耍，玩着玩着都会突然丢开一切跑回家动也不动站在我们的房子跟前。我觉得我需要永远这样站下去，这样虽然十分难受，但心里有了一种平静和一种企图认清命运、把握命运的感觉。
　　我没有想到，有一双眼睛在我把我盯着，他心中也有和我一样的焦虑，能够一眼从我身上看出我这种焦虑的发作。他是我哥哥。
　　后来，只要我回到家中如石头般站在我们的房子跟前，觉得在面对甚至在完成我人生一件大事时，哥哥也就怏怏不乐地跟回来了，好像我身上有一根无形的线拎着他似的。看得出来，他在强迫自己这样做。他用那样一双眼睛盯着我，既在窥探我的秘密又尽知我的秘密。看得出来，他恨我，怪我使他的玩耍的快乐短路，恨我使他也意识到自己是一种自己无法承担的罪过和责任。但他不让自己这种恨表现出来，而是陪我无声站在那儿，站在我们摇摇欲坠的房子跟前。
　　对我们几个开始懂事的孩子，爹最爱给我们讲的是他当年干革命工作、当革命干部的迭宕起伏、荣辱兴衰，妈最爱给我们讲的则是她跟着爹抱着哥哥逃回老家来当农民最初那几年的辛酸和眼泪。
　　妈说那时候，沟里人都瞧不起她，挤兑她，说尽了她的不好听的话，处处与她为难，爷爷、奶奶，还有我们的亲戚和同一个院子里的邻居，就更是如此了。我们的亲戚都认定爹败落回老家来当农民都是因为她，还把她叫做“狐狸精”。听得出来，这个词对妈的伤害很大。我的那些已经出嫁的姑姑们专门回娘家来指着她的鼻子骂，爷爷天天都扬言要把她赶走。
　　那时候，为了生计，爹在外地当民办教师，就妈一个人在家，带着哥哥和刚出生的我。妈说，爷爷把分家时分给我们的，也是我们家仅有的一口锅都提走了。妈说家里的东西，米面一类的，爷爷、奶奶和姑姑们想来拿就来拿，门上了锁他们把门撬了就是，妈只有把泪水往肚子里咽。没哪个好心人敢帮帮妈，他们给妈拿了点烧火做饭的柴草或蔬菜红苕啥的，爷爷奶奶知道了，一定来给她夺了，奶奶还要把这些好心人骂个够。妈说起这些常常是说着说着就掉起泪来，而我则在暗暗庆幸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据从妈口中听到的只言片语，还有从沟里人那里听闻到的，当然还种种事情，一些年后，我猛然想到爹和妈的婚姻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危机。不是妈打定了主意，也是妈娘家的一定要把妈领回去了。妈常对我们说：“我不会丢下你们几个小的的。”听她这么说，我想到的是，难道说她丢下我们几个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不是不相信妈，但是，从此我不再可能相信生活本身了。在自己也饱经风霜和经受了婚姻的危机之后，我还想到了，当年爹妈婚姻的危机对爹，尤其是对爹的灵魂和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在妈给我们讲的她所有这些辛酸往事中，有一件事情对于我有特别的意义，我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无法估量的。
　　这件事在妈讲的所有事中一直隐匿着，渐渐闪现出它的只言片语，引起了我们的追问，妈总是说：“小孩子家不懂，长大了我再给你们说。”但她还是一次说一点一次说一点最后把整个事情出来了，尽管感觉得到她还是隐匿了许多东西，妈要我们自个去想，但大体轮廓是清楚的。
　　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良策半夜三更来叫妈把门给他打开，他有“工作上的事”找她谈，妈没有给他开门。此后，半夜张书记来过多次，妈不给他开门，他就把门又摇又撞，弄得咚咚地响，一院子的人都听得见了，但一院子静得就像所有人都睡死过去醒不来了，有几次都差点门就给撞开了。尽管妈把桌子、板凳甚至于柜子都拖去顶在门上。妈说有两次张书记还想从我们的房子的墙上扒个洞往里钻，虽然没有这样做，但也是站在那里想了很久才走的。妈说，张书记没有这样做是他觉得这样做有失他的身份，但最主要的是他怕一动那些墙，那些墙甚至于我们整个房子就倒下来了把他砸了。妈说：“他就是怕把他也砸死了才没有从墙上扒个洞钻进来，我知道。”
　　妈说就为这事她就把张书记得罪了。
　　我是秋末出生的，到数九寒天，天降大雪时，我仅两个月大。就在这时候，张书记突然叫我们生产队的妇女，就妇女，每晚出夜工，全生产队的青壮妇女差一个也不行，不管是带孩子的、坐月子的、生病的，每晚都要干到后半夜才收工，缺席者、迟到者、怠工者要办学习班、挨批斗、树反面典型等等。妈说这就是张书记要整她了。半夜出工并不稀奇，以前也经常这样，但是，妈有出生才两个月的婴儿需要照顾，这就摆明了是整她了。
　　张书记严令哪一个妇女都不能中途离开一时半会，就是解便也要就地解，不能走开半步。妈说有一位妇女老风湿病，在这大雪天里又犯了，干活都不能站着蹲着而是半卧在雪地里干，往前时就爬，可这位妇女也没哪夜敢不来。妈说她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位妇女的风湿病就是张书记整出来的，当年这妇女坐月子，张书记叫出这样的夜工，摆明了是整这位妇女，这妇女也就落下了终身的这病。妈说她又不能把我带上，我才两个月啊，就是把我裹在一床被子里，在夜里这么冷的外边，也不能保证不冻坏。就是这样张书记还严令哪一个妇女也不能带上孩子，就连是月子里的孩子也不能。张书记亲自到现场点名，一夜还要神出鬼没几次来查看，另派有他的心腹监视。妈说他的心腹就是他在我们生产队的“相好”，她们坏得很，最喜欢张书记整人了，出这样的夜工她们本可以不来也会来的，就为收集情报向张书记汇报。妈说一生产队的妇女对这几个张书记的“相好”比对张书记本人还要怕。
　　妈去出这样的夜工，只有把我留在家中。可是，她那份牵挂啊，都快叫她疯了。而且，她一走我就嚎哭，一直嚎哭，把裹在身上的衣被全蹬了。邻居一位孤老太婆，我们叫她大婆的，听我哭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来把我抱到她那里去，还给我喂了开水。可是，我还是嚎哭不止。妈说，也奇怪，她一回来我就悄悄的了，喂了奶，很快就睡着了。
　　妈再去出这样的夜工，就把我托付给大婆，还给了她一些米和烧柴，叫她夜半给我煮点汤米，给我喂点汤。但是，我一口也不喝，只是不停的哭啼，总算给我喂下些了，第二天我又拉起肚子来。我拉肚子怎么也不见好，每晚上在大婆那里照样嚎哭不止，太婆想尽了办法，我还是那样。后来，大婆就干脆把我放在一边由我去了，有一晚上妈回来见我把身上的裹的东西全蹬掉了，人已冻得像坨冰，还在一声一声地哭，大婆在一旁已经呼呼大睡了。妈说她真的快疯了。而且，大婆也不愿照顾我了，说有的人给她打招呼了，叫她不要管闲事，再说我实在不好照顾，妈还是另想办法吧，也许我的命就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妈说我这辈子欠她的，就凭她这段日子对我的那份牵挂，承受了那些心情，我都欠她的。
　　妈说我命苦，就凭这段日子，换个孩子也许就过不来了。她有两个晚上收了夜工回来都见我身上裹的东西全蹬掉了，人冻得像一坨冰，她都以为我会生大病了，而生了大病就只有由我的命去闯了。张书记这一向不仅晚上看得严，白天也看得严，谁也不准离开自己的生产队，就是小孩子生病也不准，她也不能到远在要走一天的路程的爹那儿去叫爹回来管我，还不能暗地里托哪个好心人去通知爹，因为没哪个好心人敢应这事，这一向人们都离她远远的，当多了她这个人似的，她也不能去连累别人。可是，我冻成了那样也没有生什么病，连发个烧啥的也没有，拉肚子也几天后自己就好了。妈就凭这个说我这辈子命苦。
　　妈说，这段日子她都想过她是不是命里不该有我这个儿子，我是不是命中注定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是不是这世上本就不该有我这个人。她有点不自然地笑了笑说也许她不该想这些，可这段日子她确实这么想过。妈说她这段日子确实想过是不是撒手不管我算了。她说这段日子后来她也确实在由我的命去闯了，她确实是没有办法。她说我们不能懂她确实是没有办法，但我们将来会懂的。她说我们将来会懂她这段日子受的是啥。她说的有点阴沉，甚至于残忍。她说她自个都不想活人了，还想过跑回娘家去一去不回，不管我了，也不要哥哥了。她说她自身难保，她后来只在想她自己了。但我命贱，竟闯过了这一关。
　　不过，我能闯过这一关，还是靠了好心人。张书记这样整妈，过了一些晚上，张书记就有些松懈了，他的几个“相好”受不了寒冷也不来出夜工了。这时候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来到妈身边，叫妈来点了名之后就回家安心带我。孩子太可怜了，有什么事他担着，不会叫妈有事的。以后每个晚上都是这样，直到这段日子结束。
　　妈一生提起这个老队长都会感动得流起泪来，说他是个好人，对她有大恩，同时也总是要说：“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或“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
　　妈给我叙述的这件事情还真把我震撼了。这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讲的是我自己而非他人的生命受到过非正常的威胁，在我来到这世上仅两个月的时候就差点离开这个世界了。在妈给我们讲述整个这个事情的过程中，爱追问的我一直没问过一个字，说过一句话。不过，我意识到这种震撼却是一段日子以后了。我就是突然如穿越时空地听到了我当年那些个夜晚的嚎哭。我听到它是最纯粹、最猛烈、最狂暴也最真实的嚎哭，听到它是动物本能和人性本能的恐惧和抗议，我是那样孤立渺小，置身于寒冷荒凉的茫茫太空中心，向整个寒冷荒凉、冷漠如冰的太空和宇宙抗议。我听到了，即使有大婆给我提供过一种安全和保护，这种安全和保护对于我也是一样的黑暗和寒冷，一样异己和陌生的，包括她怀抱，她的开水和米汤都是充满敌意的，恐怖和不能接受的。只有一种东西才是我企盼和需要的。这种东西甚至于不能说就是妈，因为它是那么绝对。世界要么就是这个绝对的东西，要么我就绝对不能接受它。我甚至于觉得我看到了，是这个原因而非其他，才使两个月的我闯过了这一关，而妈，还有其他人，都认为我本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妈把这个事情叙述到此都像还有很多话说，但她变得断断续续起来，说得不明不白的。我又像那样渺小孤立地置身于冷漠麻木的茫茫太空的中心，感受到了新的紧张，听不明白妈在说什么，却从妈说的每一个字中都听出了分量。我听到妈的声音好像从极远的地方传来：
　　“妈又有啥子法子呢……他张良策不是那一回就算了……他想尽了办法整你们，他看你们小，啥也没法，就把你们往死里整……他整你们就是在整我……妈是想回娘家去算了，但妈又咋个舍得下你们呢……再说你们又有啥子过啥子错……妈不管啥子都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能长大成人，不能叫妈把你们生到这个世界来了，却不能把你们养成人，但妈的泪水只有往肚子里咽……妈说这些你们还不能懂，你们还太小了……但是，反正你们要把妈说的这些每一句都牢记在心头，长大了给妈报仇！”
　　妈给我们讲述了这件事，我不是和苦难的、为了我牺牲了自己的妈妈更亲近了，而是越来越决定性地和她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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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说她后来终于忍无可忍了，换了哪个也忍无可忍了，再不考虑爹在外头想搞点名堂、创一番事业了。原来，妈在家带着我和哥哥过着那样的日子，妈最终只有向谁求告呢？向爹？但是，爹却总是以他得搞点名堂、创一番事业要妈坚持和忍耐。许多次妈带上我和哥哥去他那儿不回来了，他都总是把妈和我们又送了回来。爹什么都知道，知道一切，但他总是要妈“坚持”和“忍耐”。
　　在妈的忍耐达到了极限的时候，她最后一次带着我和哥哥到爹当民办教师的那个地方，下了狠心爹不回家来从此永远和一家人在一起，她就不回来了。爹这才如我们前文所述地经过了一番颇费周折的活动，回到了我们大队当民办教师了，从此也再不向往到外头搞番名堂或事业了。爹把他为调回到我们大队当民办教师所费的周折在我们所能听懂的程度内，给我们讲过，它给了我奇特而深刻的印象。求人，托关系，说好话，哀告，乞怜；过程是那样曲折和繁琐，每一步都要遇到铁面无私、不可逾越、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的人物，就像你陷在没有出路的迷宫里，每一步、每一拐角、每一环节都有一个吃人的妖怪在那里等着你；到处都是不可通融的，都要你差不多跪下来乞求，而最后一切还是凭了纯粹的偶然和“好心人”、“人情”对你的施恩起了关键的作用才大功告成。
　　爹在说这件事时要我们一家都永远感激某某人，他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可以说是救命恩人。这让我非常吃惊。
　　不管怎么样，爹回到了我们身边，又保住了他民办教师的位置。凭他和妈孱弱的身体以及在我们这里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爹要是不教民办，我们一家的生计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我们渐渐在长大了。我看到爹巴结张书记那样的人，拉拢一些人，整另一些人或与他们结仇。他不断地与我们生产队的这一户人家那一户人家打架骂架，以致打得头破血流。我们沟里人与人之间打架骂架是经常的事，为几根稻草也可能整出头破血流的事端来，爹，一个在那个时代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早年最看不起的就是我们沟里人这么粗鄙狭隘，为芝麻绿豆大的事也要打架干仗，而今天，他成了他们中间最热衷于为芝麻绿豆大的事打架干仗甚至于打得头破血流的。
　　他拉帮结派，每天晚上都有几个神秘的人物到我们家开小会，然后是写状子，上告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老副队长、老会计。
　　他对他这些同伙振振有词地说，听得出来这也是他的宣言和宗旨：“整不了的我们不仅不能整，还要尽可能巴结、讨好！整得了的不管是谁我们一定要整，把他整倒、整臭，能往死里整就往死里整，叫他永远也翻不了身！”
　　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老副队长、老会计与我们家无冤无仇，更遑论老队长还是那么一个好人，可正因为他的逻辑和誓言他就下了死心要整垮他们。我看到这是他好两年的主要任务，几个人秘密的小会议天天晚上开，状子写了无数。妈对他说再没良心也不该整我们的老队长，他对我们一家才是真有恩的；再说了，哪个上台当队长也不会比他当队长好，因为像他这样的好人再也没有了。爹断然地说：“连他也要整！还首先就要整他，拿他开刀！正因为他是个老好人、大好人，才容易把整倒！只要能整倒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整倒，能整到啥程度就整到啥程度，不得问啥子该不该整，不得问任何理由！要是他不是个好人，狡猾厉害，上头有人保护他，他对我们干尽了坏事，我们也不仅不会整他，反而会拥护他、巴结他！”
　　看爹劲头十足的、红了眼的斗士的样子，连牙齿上都似乎在扯出青筋来，妈也就无话可说了。
　　爹他们一伙人经过曲折、漫长、执着的努力，终于把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老副队长、老会计等生产队干部全部整垮了，清一色地换上了爹所谓“我们的人”。这一伙年轻一辈的自当权以后，就与老队长、老副队长的为人大不相同了。我见他们经常都在我们家白吃白拿，就像我们家是他几个人私有的小伙食团和物资贮备库似的，爹和妈对他那是百依百顺，像对祖宗的牌位一样供奉着，但我们家却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他们的好处全给了另一些对他们更有利用价值、更值得巴结讨好的人了。这几个人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有点文化，有点小聪明，但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处世原则全被他们义无反顾的抛弃了，无条件的信奉“我是流氓我怕谁”、“强权即真理”、“有奶便是娘”的生存哲学。一生产队的人本来就都怕他们有朝一日当我们生产队的权。爹他们一伙人折腾的结果，不过是既对他们自己引狼入室，又对一生产队的人引狼入室。小小的我也能如此清楚明白地感觉到，自这几个人上台后，我们家，还有我们一生产队的人，生活就因他们几个人而更加困难了。
　　爹和外面的人关系是这样，对家里的人呢？他经常打妈，叫她滚。总是在半夜里他就天崩地裂地发作起来了，对妈拳脚相加并喝令她马上滚，甚至把妈的衣服、东西往外扔。左邻右舍对此早已习以为常，鸦雀无声毫无反应，似乎爹妈闹的动静再大也不能把他们从睡梦中吵醒，但每次都会把我们三个小的惊醒。每次都是妈夺门逃出去不知哪里去了。我们醒来了，顿时就在那种似乎家的末日、我们的末日到了的气氛中，这种气氛似乎抓一把是一把，把把全是，别的都不真实、不实在、不存在了。由于总是如此，没完没了，我心中逐渐有莫可名状的、无对象又不分对象的恨和无尽的厌倦。但是，就是这种厌倦也一次都不能在深夜妈又在爹的拳脚下夺门而去的时候使得这种我们家和我们的末日来了的感觉变得轻一点。
　　我们本能地知道逃跑出去的妈期望的就是我们马上去找到她，我们全都到她身边去，她的一切都为了我们，她心中只有我们，她也无止境地需要我们，如果我们不去，不去呼唤她、找到她、依偎在她身边和她在一起，她的心就会死去，我们也就可能真会失去她了。她一跑出去，我们就去呼唤她、找到她，这成了我们一个机械的、条件反射般的强迫命令。因此，不管多么困倦、无奈、压抑，我们也会爬起来去呼唤她、找到她，连弟弟也不例外。
　　哥哥最懂事，到后来，每次都是他带头，我期望他若这次不带头，我也就懒得起来了，就让山一样沉重的瞌睡，还有厌倦把我带走吧，管它带我到哪儿去。但是，哥哥一次也不会妈又跑了他不会惊醒，一次也不会他惊醒了不去追赶妈、呼唤妈、找到妈，和妈在一起，他也一定要叫上我和弟弟，对我们的态度一次比一次更是命令式的、凶巴巴恶狠狠的。多少次我都真想找个十分绝对的理由这回不去了，妈要跑就跑吧，由她去了，我只需要好好躺在床上睡觉。我看到弟弟那神情和一双眼睛中也是和我一样的东西，他还在有目的地认真地关注着我，那样子表明如果见我不动身他也就不会动身了，倒下睡觉吧。但是，我们这样，在哥哥那里就好像我们是罪人了。有几次，爹闹过了，妈又跑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就是给哥哥凶狠地叫醒的，甚至于给打醒的：“妈跑了你们晓得不？！还不快点起来！”
　　我们每次找到了妈，到了她身边，才会知道这对她的作用和意义有多大，我们是真的断然不能不来找到她和她在一起的，但是，那种无名的恨和厌倦，还有瞌睡和困倦，则如山一样压着我，让我只感觉到时间是何等的漫长，生命是何等的空白。妈一次也不会说我们不该来，该好好睡觉，往往还会伤心地说：“你们这天才来！再过一会来你们就没的妈了！”有时听上去她的声音简直是凄绝的。
　　我甚至于感觉到不只是爹如此需要每晚上半夜的时候发作打妈，妈本身就需要在这时候挨爹的打，她需要这个是因为她需要在深夜跑出去，她需要在深夜跑出去是因为她需要我们三个小的这时候去呼唤她、找到她、和她如骨肉相连地待在一起。好多次她考验似的问我们：“我叫你们回去睡，丢下妈一个人不管，你们得同意不？”我们不能也不敢表露我们真实的那些想法和感受，并且为我们有这些想法和感受而感到自己是如此有罪。
　　但是，我也觉得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时候的妈，不爱这个时候的她，就像我不喜欢这个时候的爹、不爱这个时候的爹及世界的一切，夜、天空、星辰、山野、黑乎乎的树影、夜半这清凉的空气、坟墓般的山村的房舍、山村房舍里所有的人……什么我都不喜欢、不爱、不关心它们的去留和存亡，我只需要一样东西、只爱一样东西，那就是睡觉，马上睡觉，但是，唯睡觉不在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之中，不在万事万物之中，距我无限遥远。每次夜半又被妈和爹的吵闹惊醒而又不得不硬爬起来去找到妈、依偎在妈身边直到妈满意为止的时候，我心中都会哀叫：“这一切什么时候才到头啊……”
　　
　　5
　　
　　要写我们家，就不能不写我们家修房子。
　　在我们家修房子之前，我没见我们沟里有人修新房子，也听沟里人说，我们沟好多年都没人修新房子了，还说连吃的都顾不上，哪还有人修得起房子呢。
　　我们家呢，听爹总在说我们家的房子再不能住人了，我们家一定得修新房子了，但似乎也只是说说而已。尽管我们家的房子已经到了一刮风下雨，爹妈就要把我们几个小的往邻居家“疏散”（爹的用语），甚至于在邻居家过夜的程度。
　　但是，有一天，爹终于严肃郑重地宣布：我们家要修新房子了！而且要修就修四大间！四大间瓦房！
　　他这话一出，没有人不笑他，说他在说梦话。我们家就是把我们现在那房子修补一下的能力也没有，哪还可能修新房子呢，还要一修就是四大间瓦房！
　　但是，看爹不仅决心已定，而且成竹在胸。他对人们说，世道将越变越坏，现不马上动手就再没机会修什么新房子了。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长大了将比现在的农民更难离开这个穷山沟，三个儿子长大成人都当农民，都要在这山沟里生活，都要成家立业，都要娶妻生子，而没房子就哪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让人指戳脊梁骨狗一样地活一辈子了！
　　我还记得听爹说了这些话时的我那种震惊和惶恐，我无法相信人活着似乎最基本最重要也最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爹所说的“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我更有一种活人，至少是当农民，就似乎是被终身囚禁的感觉。虽然我总在听我们这里的人说，当农民就是判了“无期徒刑”的，但是，我实看不出当农民怎么就是判了“无期徒刑”。而听爹这么一说，我感到如果我们的未来只能像爹所说的那样，那就比判了“无期徒刑”还要恐怖。
　　爹把我们叫到跟前，严正地对我们说：我们家决定修新房子是我们家一道分水岭，一个大转折，从此，我们一家人都要以此为中心，一家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家人就是一个人，人人都不再是从前的自己而只是我们家这台机器上螺丝钉，所做的事情都仅仅是为服从修房子这个中心的分工的不同。他说，我们家请不起人工，又无钱无物，可以说，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那就一切我们自己能办的都自己办，自己不能办的也要绝大多数自己办，自力更生。他说，我们先把砖瓦做起再说，做砖瓦的事情就由他和妈干，我们几个小的就负责做饭和做家务等等，我们从此再也不能有贪玩之心，再也不能出去玩了，一次也不能出去玩了。他说这是我们家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只有靠我们上下团结一致，绝对以一个目的为中心、为核心、为一切，不怕吃苦、不怕牺牲才能成功。
　　虽然我天天都在盼着我们有新房子住，但是，对爹说的这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感到害怕，感到自己有多渺小，甚至感觉到自己是有罪和堕落的：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爹所要求于我们的，因为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面前，我们还太小太脆弱了。
　　就这样，我们家踏上了漫长而其艰辛超乎想象的修房子的征程。虽然我们三个孩子没有完全达到也大部分达到了爹要求于我们的，但是，真正付出了艰辛的当然是爹妈他们了。我们一切都得从零做起，而且按照爹的安排还得抢时间，不能拖延，就像是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一样。
　　在做砖瓦坯的事情上，我们没请过一次泥水工，没请过一个匠人，也没有请过一个人打打下手帮帮忙，所有这些话，不管多专业和技术性的，全都是爹亲自干，妈给他打下手。按爹的计算，四间大瓦房，所需成品砖瓦总数就逾三万，做这些成品砖瓦的坯子的采泥、踩泥、和泥、做坯、晾干、搬运、贮存等等全是由爹妈两个人干。而且还全是在晚上和爹的节假日里干，白天妈要出工，爹要教书，这是他们的“饭碗”，一家人就靠这两个“饭碗”生存，岂能因为修房子而怠慢“饭碗”。
　　爹有极其精明的计算和计划，好像有他这些计算和计划也就成功了一半了。他说，晚上清静，注意力集中，效益也就最好，白天那么多人的眼睛在盯着，那么多闲人要来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想干也干不好。他说，他一开始就想好了利用晚上，我们拥有每一个清静的晚上，看来天是不会有绝人之路的。他说，他还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他可以从此完全在白天睡觉，他教书又没人在场把他监视着，人到学校了给学生几下子讲了课布置了作业他就可以坐下来打盹了，他说这实在是他个人最有利的条件之一了。
　　他安排妈每天晚上在天快亮时回来睡一会，因为妈干队里的活不能像他那样方便睡觉。但他告诉妈队里那些活实际上也是大有空子可钻的，他要求妈尽最大可能在干队里的活时打盹睡觉，哪怕把熬红了的一双眼睛闭上也好，他大讲特讲闭上双眼也是一种休息的科学道理，只是妈不能在人面前做得过于引人注目，特别是妈要联络几个相好的，得到她们的帮助，比方说让她们把妈遮挡住和随时注意来查看社员群众的劳动的干部等等，另外，妈收工回来就马上睡觉，家里的事情由他和我们几个小的干。
　　他说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妈不仅不能耽误睡觉，还要睡得更好，因为只有睡好才能保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我还记得他还要妈从此白天脑子里尽可能不要想事，也不要把一双眼睛多用，再有趣再吸引人的事也不要去看，一双眼睛即使不能闭着也要让它眯缝着，让一双眼睛恢复疲劳是最重要的了。爹设计和想出了许多点子、办法，于最不可能处他也发现了可能、设计出了可能，似乎是他就凭他这些点子和办法，再加上他和妈的激情、意志和不辞劳苦、不畏牺牲，就能用一些火柴棍撑起一座大山。
　　这里得附带提一句。爹要妈每天晚上天快亮的时候回来睡上一小会，他则晚晚干通宵。可实际上，他也都是天麻麻亮的时候就准时回家来了。他说，这是因为他不能让人们看见他在那么没命地干，天大亮了，他还在干，人们就会围过来了，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后来，就是节假日学校放假，他也在晚上干，白天在家休息和干家务。看得出来，他最怕最厌恶的是他们在不要命地干着，人们围过来说这说那，指手画脚了，即使这些人能够帮助他点什么这也是他恐惧的和深恶痛绝的，而且也很显然，在他和妈在那里流血流汗的时候，围过来指手画脚，作看客、当老师、充好人、装善人，则是一沟的人最乐此不疲的事情了，绝对不会管你的感受。
　　
　　6
　　
　　爹和妈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着，其间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无缝插入了。有好几年，爹和妈之间，爹和妈与外人之间的那一切吵闹、干仗、争斗什么的都绝了迹。看来，还真得说劳动，特别是苦役般的劳动，还是真有其意义的。
　　不过，我这么说并不是肯定每天晚上爹都要殴打妈、妈起来逃跑、我们三个孩子去追赶妈的那段日子是在我们修房子之前。对时间的记忆不是我的强项，更何况已事隔这么多年，而且，在情景记忆中，我们起床去追赶妈好像是在我们的新房子里的事情，不在我们那间破房子里。这么说来，爹妈总是发生冲突的那段日子极有可能是在我们修好新房子之后了。
　　如果说爹和妈在身体上承受着劳苦，那么，我们几个小的就主要是在承受着一种精神的和心理的折磨。每天晚上，就算我们听话地在家里好好睡觉，也会有那么多无端的惊醒。见爹和妈还没有回来睡觉，心里是一遍空洞，一遍灼痛。我们如此深入骨髓地体验到了家是一个整体，一家人就是爹所说的“一家人就是一个人”，这个“人”的一部分在该休息睡觉的时候没有休息睡觉，另一部分也就在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休息不好睡不好。
　　在爹和妈每天晚上都要吵架打架的那段日子，我为每天晚上都不能在该好好睡觉的时候睡觉而无比地厌倦，如有可能，我会真的不管他们了，由他们去了，妈要跑就跑吧，这个家要散就散吧。而现在，爹妈交待我们的只是我们好好睡觉，不要管他们，但是，我再想睡好也睡不好了，也不能容忍自己睡好了，每天晚上都是心里不装着一紧紧的关注和揪心就睡不过去，而这个紧紧的关注和揪心则使我一晚上会无端醒过来好多次，一醒过来见爹妈他们还没有回来睡觉，心里就是那灼痛。
　　时间长了，我觉得我的大脑在变硬变糙，在生出棱角、长出刺、伸出刀子来，这些东西出来是为与我的生命作对。但我更感到这个大脑不只是我的大脑，而是一家人共同拥有的大脑，这些棱角、刺、刀子是本来就存在的，不是凭空长出来的，也不只是在与我的生命作对，更在与我们一家人，特别是爹妈的生命作对，不管这多么难受，我也不应该试图减轻它，反而还应该加强它，从而为爹妈“分担”一点点难受和痛苦。
　　特别是到了数九寒天，我们深夜醒来都不能容忍被窝里那种暖和了，自动起床，撑起灯，出门去呼唤爹妈，呼唤爹妈你们回来睡吧回来睡吧。望着他们在荒凉、黑暗、寒冷、寂静的旷野里一盏灯火小如豆子的孤灯下朦胧的，如机器人、泥人一般忙活着的身影，我们心如刀割，那么真诚地呼唤他们回来睡吧，可他们显得渺远的、忙不过来答应我们的声音总是叫我们回去睡觉，他们过一会就回来，而我们知道他们这只是在应付我们，他们仍会和无数个晚上一样，和每个晚上一样，不到天快亮了不会回来。我们是那么憎恨从他们那里传来的无限单调重复的做砖坯的“叭、叭”地拌泥的声音，可就是这个声音听上去似乎是不到世界末日它不会停下来，永远也不会有丝毫变化。
　　后来，我们不呼唤他们了，但也不回去睡觉，而是三兄弟紧紧挤在一起抵御着寒冷蹲在那里，就这样远远地守候着望着他们。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回去睡觉，不管那被窝里多么暖和，那良心的不安，那不断地无端惊醒，一惊醒后那种可怕的心情，已经让我们后怕。这还因为我们不管多么深情地呼唤他们回来也不会有结果，不管我们呼唤得多么伤心哀绝，他们应答我们的都是那样机械、单调、空洞，像是他们没有生命，更不是我们的爹妈，就我个人来说，我已经感觉到爹妈他们作为人都已经是虚假的了，他们真的只是泥人或机器人了，我不敢再通过呼唤他们回来又体验这种可怕的感觉。不知多少个晚上我们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守候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无声无息地回去睡觉，没有让爹妈他们知道。
　　虽然我们到底是被生理上的需要战胜了，但我们回去睡觉也不把门关上，让它大开着，这样又在不安的睡眠中无端惊醒之后，见到那个白白的、大大的、方方正正的门洞，也觉得和他们保持了一种联系，向他们输送去了一点什么。我觉得这点什么是“生命”，爹妈已经因为那劳苦真的没有“生命”了，真成了泥人和机器人了，我就应该向他们输送“生命”，使他们不至于完全成为泥巴人和机器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个方方正正的门洞，在一次惊醒后见到它在变白，在下一次惊醒后见到它在变黑，在又一次惊醒后见到它在变得越来越白也越来越亮，显然天已经在亮了，它是那么令人痛恨，因为它的存在表明爹妈他们还没有回来，他们回来了，也就会把门关上了，也就不会有这个在变化和变幻着又好像永远也不会有变化和变幻的门洞了。也有惊醒后见到没有这个门洞，门真的关上了的时候，但是，它不能欺骗我们，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爹妈他们回来取个工具啥的为我们带上门的。我们三兄弟不论哪个先知道了这事，也会爬起来又把门大大打开，让我们一醒来就能看见那个在变化又始终没有变化的门洞，让我们感觉到和爹妈他保持着联系，在向他们输送我们的关注、关心和揪心。
　　由于总是看着这个门洞，这个忽而白忽而黑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日久天长，它竟越来越对我变得异常生动起来，就像有了生命，活过来了一样，尽管我知道它还是原来那个门洞而已。后来，它不是就像一个妖魔，而是真的就是一个妖魔，是一个真正的妖魔在那里歌唱舞蹈，也只有真正的妖魔才会有那样的歌唱舞蹈。它一瞬间之内就有千百个个个不同、个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舞姿。我对它充满恐惧，因为它对于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妖魔，尽管我知道它就是那个门洞而已。我仍然憎恨它，因为它的存在表明爹妈还在劳作，还没有回来。但是，我越来越迷恋它，因为它而睡得越来越少，因为它是那样值得欣赏，看上它一会儿也不知它会向你开启出多少神奇的景象，只有魔鬼才可能的景象。
　　随着日深月久，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只有这样一东西才是真实的，有生命的，才不是纯物质的而是超物质的，其余的一切，包括我自己，我的两兄弟，还有爹妈，全都是爹妈他们用来做砖瓦坯子的那种泥，纯粹地、干干净净地就是那种泥，与那种泥什么差别也没有。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我们几兄弟守候在外面，看着远处那豆灯火中爹妈劳碌的身影，这时候，我看见，整个夜晚，山野，村舍，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一切生命，包括我们三兄弟和爹妈，全都是泥，就是爹妈他们弄出的那种砖瓦泥，整个宇宙也都只是一坨泥，绝对没有与泥巴真正有点区别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这个样，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现实。这种感觉很痛苦。
　　但是，这个门洞救了我，它让我眼睁睁地看到，只要我盯着它，它就一天比一天更是一个超越现实、超越一切的存在，一个鬼神的存在。晚上，躺在床上，看着它只有鬼神才可能那样开启和开启出那样的景象和世界，不知多少个时辰过去了，天都麻麻亮了，我都还没有睡着，看到爹妈回来走进屋的身影，我才连忙闭上眼睛，而我避免看到爹妈，不为别的，只为我已经不能看到他们了，看到他们只会让我看到他们是纯粹的泥巴，而没有什么比看到他们只不过是泥巴而已更可怕了。
　　在那样的劳作中，爹妈他们要几个月才洗一次衣服。他们把就和他们自己一样已经变得一点颜色也没有的衣服晾晒在那里，我也不能看到，一看到就感觉到整个宇宙也压在我身上了，而这种重量什么也不是，只是就和宇宙一样大小的一坨泥巴。
　　对把一个东西老盯着，就盯着，如入定般盯着，这个东西最后就会变得异乎寻常地生动这种经验现象，在我有了更多、更深入、更上一层楼的同类经验后，一些年后，我还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