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如寄，寄也浮生 第三十二章

虾米家乡的洪水过去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在进行自我反思。其实也没别的，就是完全没有事做，闲出来的毛病。现在物理系大三年级整体很沉默，那些过去在学生会和社团很活跃的人物仿佛一下子都通透了“沉默是金”的生活真谛，毫不张扬地地隐入芸芸众生中再无声息。既没有人出来搞联谊，也没有人组织体育比赛，班委除了年初通知一次要注册年终发一次火车票之外就没了影踪。人人都像是被模式化了的动物，不知所云地忙着自己的事情。在我这个闲人眼中，他们中有拼命攒学分熬成绩准备明年考研的，有混迹于各大兼职公司做发单员推销员挣点小钱养家糊口的，还有人则在无所谓地周旋于红粉堆中，每天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有时候十分怀旧地想打两把牌，却左拉右扯凑不齐人手。金丝眼镜仔、小谷他们全都在联机打魔兽，这款动作竞技的经典之作已经彻底地异化了他们，他们变得急躁可笑且骄狂自大，对曾经的打牌游戏早已不屑一顾。我对魔兽没有那么依恋，自然也就鲜有和他们交流的话题，慢慢地淡出了他们的圈子。总之，我与他们在这条路上是越行越远了。
所以我在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出现这个念头时，我的第一想法是我很缺钱，我缺的是大把大把的钞票。别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磨推鬼”，有了钱我才可以光明正大的踏入上流社会，买房子买车，娶妻生子，然后再拿钱供孩子上学，甚至出国留洋，然后再给他娶妻生子。不过这样一来我就发现自己陷入到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我需要疲于奔命地不断挣钱维持生活所需，另一方面由于我的勤劳导致越来越多的寄生虫不劳而获，完全依附于我，这又加重了我挣钱的负担。所以我就得拼命挣钱，永无歇止。这种怪圈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听说的一个笑话：记者去采访一个边远山区的牧童。记者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放羊。记者又问，放羊做什么？他说，娶媳妇。记者又问，娶媳妇做什么？他说，生娃。记者继续问，生娃做什么，他说，放羊。这个笑话看起来很荒诞，但我觉得如果我选择了拼命挣钱的话，实际上就和这个牧童没什么两样。大斗称金小斗称银，财来财去无穷数，到最后我累了，想停下来歇一歇的时候，才悲哀地发现自己一路奔波，早已错过了人生最美的风景。最好的结局就是，我拿钱给自己在养老院买个VIP的位置，死了之后再花钱去最高端的火葬场，然后再花钱买一块最好的墓地。这样的浮嚣是生活必需的吗？恐怕未必。生活在绿水青天的乡下未必就比钢筋林立的城市差，何况我这个人散漫惯了，肯定过不了快节奏的生活。
我需要至高无上的权力吗？乍一听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得好好想想。我最早对权力的认知来源于五六岁的时候，那时村长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在村里打着他的名头吆五喝六，还挥起手中的刨锛（注：一种短柄的农具，状略似锄头）打破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头。非但如此，他还要那农民赔偿他的误工费。令我惊讶的是，农民慑于村长的威势，居然忍气吞声地给了他赔偿。我后来听人说，这就是权力的效用。我当时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掌握比那村长还要大的权力，下次再遇到这样飞扬跋扈的人一定要他赔偿更多的误工费。可这么多年过来，我当年的火气早已褪尽，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如果真的成了官我只有被人耍的份，与其这样我还不如乖乖回家接受别人的领导。
在外人看来，我每天在校园里游荡是过分抑郁的表现，有人甚至说我缺乏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他们的说法或许有他们的道理，可我不敢苟同。我这个人从小到大，身边从来不缺少可以谈天说地的朋友，我也一向认为有这些已经足够，我平和简约的生活用不着无关紧要的人加入。何况有些苦闷是根本无法向别人倾诉的，因为那不仅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而会加重别人的精神负担。我一向不喜欢这样做，由此我判定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并不是我生活的必需品。
那么我需要的只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不是简单的夯实基础补充生活常识，而是飞累了的灵魂在寻找可以休憩片刻的家园。
《易经》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我的生活的。很自然的，自然的如同轻云蔽月流风回雪这样没有波澜的语言。它最初吸引我的是它返朴归真式的叙述，不事雕琢的文字有着内敛而深刻的美。其次吸引我的是它包容天地却又不愠不火的哲学内涵，不激进、不浮躁，沉静如玄潭，深毅若巉岩。最后读得遍数多了，我就将它理解成一种自信达观的生活态度，它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明悉通晓、见微知著程度远在想象之上，每一遍阅读我都像是与一位聪辩的哲人交谈，它总是在彷徨无措的时候给我如一泓清泉般的启迪和智慧，不声不响地浇灭心头郁积已久的块垒，还原出生命本原的澄澈清明。
对我而言它是一个谜，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谜。它的产生年代至今没人能够说清，《连山》《归藏》或许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言，但是经历了数千年的洗炼，它历久弥新的哲学魅力被人逐步发掘出来，它也越来越深地渗入到中华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身怀六甲”，“龙飞九五”，“千里来龙，到此结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的词语大家都不陌生，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易经》中总结出来的，中哲的思想精髓正在于此。不同于后代《大学》《中庸》讲究的“制衡”，或者说是在所有矛盾中要保持不偏不欹，《易经》通篇都在讲“通变”。它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它还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为典要，唯变所适。”这种“变”，不是随心所欲、要如何处就如何的“变”，而是洞悉世事、通明颖悟的“变”；不是自出机杼、别出心裁的“变”，而是契合大道、天人合一的“变”；不是无味枯索、机械呆板的“变”，而是飘逸灵动、若合符节的“变”；不是浑浑噩噩、不知所云的“变”，而是顺势而发、待时而起的“变”。“变”的因由在于阴阳失衡，或阳亢阴衰，阴不敛阳，或阴盛阳囚，水火失济；“变”的内涵在于调节阴阳的强弱旺衰，应乎中，得乎正；“变”的过程就是通而行之，化而裁之，于平凡中见神奇；“变”的结果就是周乎万物，弥纶天地，道济天下。正是因为这种“变”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和实用价值，它才更深刻地楔入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最核心，成就了泱泱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打认识它之后，我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沉醉于“义理”和“象数”的回廊，面对《折中》《正义》背后隐透出来的哲学光辉无法自拔。
也是在这个时候，鹿宜芝的文章被梁老师打了回来。梁老师在邮件中说，立意不新，绪论部分笼统，指代不清，引用文献不具有代表性，影响范围不大，数据计算不十分准确，表格过于修饰，看起来不清爽。总而言之一句话，需要重写。鹿宜芝看到梁老师的评语后，发了好一会儿的呆，然后突然问我：“我觉得我已经尽了力，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毛病？”她这句话简直是问道于盲，我对这篇文章尽管也付出了很多心血，然而我注意到的只是分立的各个部分，在脑海中并未将它们串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至于梁老师的那些评语，我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但有些我明显不认同，比如说“表格过分修饰”，我这表格上也没花也没草，就是加了个单线框，难道这也算错误？而且这表格是要做给别人看的，我不把东西写清楚了怎么行？我想了想，对她说：“至于这些毛病是怎么来的，你先不用管。梁老师那几个硕士生熟悉他的习惯，我找他们问问，看看哪个地方要改，咱们回头再说。”她也没有更好的主意，说：“那我先复习GRE单词了，有情况你给我电话。”我说：“你放心背单词好了。”
我来到实验室，趁梁老师不在的功夫拉了一个师兄过来，将打印好的那篇文章拿了出来，说：“师兄你看看，有什么毛病。”师兄将文章捏在手中，哗啦啦地翻了两页，指着一个图对我说：“你前后两个图格式不一致啊，前面的边框粗，后面的边框细，这样肯定不行。”又翻了一页：“这个表要撤掉，没对比意义，前人书上都介绍过的。”我分辩道：“可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啊，英文期刊不是提倡原创吗。”他却神情凝重地看了我一眼，说：“那些编审眼睛都贼着呢，你最好现在就把它删去，省得别人说你抄袭。”我说：“这个先搁一边，回头我想想该怎么改。还有什么别的漏洞？”他说：“哦，对了，这个地方也有问题。”我一看是个标记符号，便说：“这也没什么问题啊，我查过书的。”他说道：“你查的是前苏联的书吧？这套符号历来有两种写法，一套是英美的，一套是前苏联的。苏联解体后他们这套符号已经废止，现在国际通用的是英美那套符号。”我真是狂晕！我现在才知道冷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怎样深重的灾难，以至于苏联没了快二十年了我还被余波给震了一下。他又说：“你这篇文章观点不新，很可能初审就被毙掉，你最好往里加点东西。”我谢过他，拿着这些意见回头去找鹿宜芝。鹿宜芝扔下手头的“红宝书”，边听我说边记。当我说到里面缺东西时，她停下了笔问我：“这里面加什么比较合适？”我说：“那个师兄也没说，但据我推测需要加一些文献上看不到的新东西。你看你是不是拟一个新计划出来，咱们再补充几次实验。”她长叹一声，说：“好吧，又得去黑屋子了。”我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到哪儿我去哪儿，妇唱夫随嘛。”她白了我一眼：“美得你！”
我只是憨厚地笑着。和她在一起我除了提高学习成绩之外，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我变得比以前宽容了许多。以前放在我身上令我无法容忍的事，现在我可能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时间对于改变一个人来说作用是巨大的。我在反省自己时发现，手中逝过的那些流年，在我身后淅沥哗啦地委落一地，那些创伤和荣誉都蒙在了岁月的烟尘中，而我就在这些烟尘中举步向前，或左或右。我改变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在改造着我，仅此而已。
然后我又陷入到更深层次的实验当中。实验依然那样枯燥无趣，那些仪器设备也继续令人头疼，还有那厚厚一摞实验记录单我填到吐。不过我们却没拿出预期的实验结果，到后来改变测量参数，重新定义了变量，又费了好几天去查找实验过程的失误，我们终于悲哀地认识到，以我们现有的水平，是不可能在这个项目上有什么新的突破了。这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向前，不碰的头破血流绝不回头；另一条就是放弃这种研究方法，不添加任何新东西，只是将旧有论文稍加改动交上去。鹿宜芝本来是想继续做下去的，可我们的钱快要花光了，离项目结题也只剩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新东西再发出论文来基本是不可能的。最后鹿宜芝决定接受我的建议，先把这篇文章改一改再说。
论文几易其稿最后又交到了梁老师手中。他在粗略地看了几遍之后就将我们召到了实验室。他说：“如果按照一个本科生的水平，我可以给这篇文章打个优秀。但是在国外期刊上发文章编审是不会看你到底是什么学历的，对所有的文章他们都会一视同仁，这样你们这篇文章就会很危险，要不然我给你们推荐一个期刊，你们先投一个试试。”说着他说了一个期刊，鹿宜芝记下来了。出了实验室后鹿宜芝对我说：“这个期刊的影响因子只有二点几，实在太低了，我不太想投。”我却听懂了梁老师的潜台词，我说：“先试一试吧，是赔是赚投了以后才能知道。”
于是我们在那家期刊的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账号，鹿宜芝填写了一系列作者信息，然后将我们那篇论文以附件形式粘贴到了作者主页上。老外办事果然迅速，仅仅一周就有初审给我们回了信，他没提接不接收的事，只是针对我们文章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看到那些问题鹿宜芝脸上的汗就下来了。我问她怎么了，她将其中主要的几条翻译给我听，什么“解释一下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什么“关于此处计算是否有更好的方法”等等。这些问题个个切中要害，我们论文的浅薄暴露无遗。更难以忍受的是，他还在回信中给了我们一个链接，说这是与我们论文相关的一篇文章，要我们按照它的格式改。我们找到那个链接一看，人家做的也是这方向的，可实验仪器和环境比我们好了不知多少倍，而且支撑实验的理论也是十分充分，有血有肉，我们基本上没戏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按他的要求坚持着改完了论文。果不其然，没两天那老外很遗憾地通知我们，我们被退稿了。
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回头来求梁老师。梁老师说：“你们写中文吧。”我心里很赞同，然而鹿宜芝不同意。她这个人虽然看似与世无争，但在关键问题上总是寸土不让。我好说歹说，给她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迫使她同意将这篇不成熟的论文改写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