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八月已经过去，九月随着一阵一阵的秋风来到了北京。淡淡的云，红红的霞，高高的天空。北京的烤鸭有多香，北京的商场有多忙。满街人来人往，热闹异常——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在这段凉爽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如同钟表上紧的发条，昼夜不停地旋转。书桌上摆满了一大堆我已经撰写的文稿，一共10篇，全是散文随笔。也许感觉很有成就感，我的心一直沉醉在一种久违的胜利与自豪里。当然，这有点阿Q精神，自慰。
　　然而，按照佛洛伊德的意思，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幽暗的花园，这花园里惟一一间闪亮着光的木房子，它细小的光亮，照耀不到四周广袤的黑暗。说实在的，我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至今还一事无成。我写那几篇文章又算什么？周围的一切，还不是黑洞洞的？佛洛伊德说得多好啊！
　　
　　好几天都不见我去公司了，杨小小很纳闷也很惦念。她拨打了钟离东的电话。
　　“李湘辉呢？”
　　钟离东开了个玩笑：“他呀，回湖南去了。
　　“是……是吗……”杨小小一颤，差点没握住话筒，眼泪差点滴了出来。
　　钟离东感受到了她的震动，笑了：“逗你的。他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不成，还说当自由撰稿人，搞几天写作。这不，这几天听他说写了10篇随笔。今天准备到一家小报去应聘。晚上，你过来吧。”杨小小既不安又兴奋，眼泪又掉了出来。
　　的确，对我这样不安分守己的人来说，总是会寻找机会的。干推销于我，也的确勉为其难。就是杨小小自己，在这家公司也快坐不住了，她那内向的性格不太适宜这项工作。尽管她兢兢业业，每月也才300元工资，老板这时不段发出要“劝退”她的信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来了，让她回去。她心里像乱麻，乱急了。她很想找个人倾诉倾诉。
　　我的确要去一家报社应聘了。那天我在华堂商厦推销的时候，有人在那儿放报纸，我要了一份。原来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但已有10年创办历史的行业报纸，现在要改版。面对日益变化的市场，他们急于招聘一批“有志英才加盟本报”。这不，为了扩大影响，这家报纸在北京各大商场免费发放试刊报样了。
　　
　　1994年的仲秋北京，街头很是热闹。每天除了堵车堵塞得水泄不通和各大商场喋喋不休地打商战外，就是铺天盖地包罗万象的广告和广告方式，报刊、电台、电视台和街头人行天桥、电线杆及公共厕所的墙壁上，各式各样的广告充斥着视野，灌满耳鼓。还有许多公司堂馆、民办学校等，干脆就印刷一些报样广告，派人直接在街头发放。有一个月，我接到手上的小广告纸，竟有几本书厚。像这样四开十六版的报纸，也不惜血本将报纸送人，为的就是“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
　　我看了这家报纸的招聘启事，对他们要“招聘若干釆编人员”一项很感兴趣。虽然启事中强调要有大专以上学历和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但我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我虽然仅是高中毕业，但我毕竟是省作家协会会员，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我要用自己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证”和带来北京的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200多篇文章去敲开机遇的大门。
　　那天，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赶，也顾不上去公司交差，当夜赶制了一份简历，并将文章和作协会员证全部复印了。第二天就匆匆赶到朝阳区来应聘了。
　　接待我的是位中年妇女，她自我介绍是这家报社的人事部长。
　　“你的身份证，学历证？”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长就问我。她那眼镜片后是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着有点心颤。
　　“我是外地来的……”我似乎答非所问。我知道自己那个高中毕业证书是绝对不行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高学历的人实在忒多，随便在街上问一个人，十有八九是大学本科生。这个地方文化密集程度可以说是全国之冠，在全世界也久负盛名。相形之下，我算什么东西。
　　人事部长不耐烦了：“证件，拿出你的证件来！”我急忙从包里拿出一沓复印件的作品和省作协会员证。“您看，这些东西可以吗？”人事部长眼珠子可怕的一翻，说：“我现在可没功夫看这些！我要看的是身份证、毕业证和在京务工证！如果没有的话，等有了再来吧！”说完不容置疑地把手一挥，叫下一位进来。
　　我还没有机会拿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协会员证展示自己的才华，就灰溜溜地被轰了出来。我的计划全流产了。
　　
　　我很失望地走出报社。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一刻我的信心全都丧失了。“学历，学历！户口，户口！”我愤恨地自言自语。走到宣武门，看见新华社那高耸的灰玻璃大厦，我忽然有一种要想爬到那20多层楼顶再跳下来的冲动。我不承认自己的智商和工作能力比一些大学生差，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到那灰色大厦里去工作，只是我的运气太差，我少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多少年来，积淀的苦楚，使我有一种欲大哭一场的感觉。
　　在这里，没有人会轻易承认我。他们不理解我。他们粗暴地拒绝了我。人事部长那双可怕的眼睛，在我的心里又闪了一下，令我打了寒颤。杨小小的笑脸就在这个时候浮现出来。我记起了那天我和杨小小在街上见着的一幕。
　　
　　那天和杨小小信步走在大街上，我们看见新建大厦顶着巨幅的广告高耸入云，街上并行着轿车、摩托车、公共巴士，喧闹声依然嘈杂异常。这时，一个傻乎乎的女人从街口窜出来跑着、跳着、大笑着，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地往前面狂奔，有人驻足回眸，有人视而不见。杨小小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吧，就站在我们面前，前不久疯的，真可怜。”杨小小叹息着。
　　“噢，难怪好些面熟，好像挺年轻。”我惊愕地说。隔一会儿，我好奇地问：“她是怎么疯的？上次我看见时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就疯了呢。”
　　“听说她那男人喜欢‘修长城’，欠了一屁股债，后来又逼她去做‘鸡’，她不肯，男人就打，女人提出离婚，男的不肯，便把她锁在屋里，这样的折磨不疯也会气死。”杨小小幽默地说。
　　我想到这里，喃喃地说：“我怕也要变成疯子啊！”便去拨杨小小的电话，却没有人接。才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
　　
　　东方一笛一开始就不赞同我把兴趣转移到“新闻”上来的。他说：“新闻很无聊。你一旦塾悉这一行业，就会发现真的好无聊，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一是同一题材抄来抄去，二是同行之间又那么犯忌……我厌烦死了。真的，还不如闭门做学问，写小说当作家，或者出国混几年。”
　　东方一笛讲到这里，又望了我一下，说：“你倒可以去北京的胡同旯旮里转转，那些狭长阴暗的小巷子里倒还是有些真实的东西，原汁原味的素材，然后在文化圈子里结识几个人，有人提携你的时候，你就有希望了。”后一句，东方一笛强调的是我这样的人成材的“关键”，是鼓励我去钻研人际关系学了。当然他说的有他的道理。
　　可我却不以为然，这当然我也能从中感到他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到北京以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东方一笛这些年变了许多，有一种玩世不恭、傲视一切的神态。这次国庆45周年庆典活动之后，他更把现在的中国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一味的歌舞升平盛世，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哪儿去了？他似乎一副优国忧民的味道，对现实充满着悲观。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的理想栖身之地。现在他在补课，在“充电”，准备考托福，然后去美国或者欧洲箅了。然而，由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对于我，当前最要紧的是尽快在这里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尔后才有可能大张旗鼓地去做“自由撰稿人”，征服北京。但总的说来，此时的我已经喜欢上北京了。
　　只有钟离东对东方一笛的话漠然视之，从不评论。有几次，我要他发表“高论”，他总是漠然一句：“我是小人物，只做小事情。所以说的话也是小人物的话。”东方一笛也知道钟离东不喜欢他的“论调”，便在这个时候把头扭过去，不看我们。
　　
　　我实在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了。自已带来的钱以及那300多元的薪水已经花完了，现在是钟离东用他那并不高的工资来支付两人的伙食费、房租和零用钱。这样一来，这间可怜的小屋身价已经涨到了每月280元，差不多是我在老家上班时的月工资了。今天钟离东领了工资，便立即抽出三张“老人头”扔给我，这是给我的“零花钱”。
　　我默然地收起了钱。没有说“谢谢”，说也是废话。我和钟离东之间，不是一句“谢谢”能够可以表达的。这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与亲戚朋友之间，能够达到我与钟离东这样默契、这样真诚、这样纯洁的话，实在是凤毛麟角了。在这物欲横琉的时代，金钱已吞噬了人间许多人的善良与真诚。在城信与友谊纯度大减的今天，尚存的只有我与钟离东了。东方一笛做不到这一点。“人生难得一知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感叹道。
　　但我明白，虽然我没有一些负债感，但却又因此多了一份责任，一份不辜负朋友的责任。我如果不努力尽快改变现状，只会给钟离东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因此拖垮他。对于花钱，我开始不像刚来时那样毫无节制，而是变得谨慎了，甚至准备戒烟了。
　　我又想起了自己借给杜鹃红的那三万元钱，想起了她的来信。杜鹃红呀杜鹃红，我在北京放不下的仍是这个名字。当初唐姨知道我给杜鹃红借款并决定自己承担那份高额利息时，恨得直磨牙：“你这个傻瓜，我要是你的亲姨，非甩你几个耳光不可！”
　　是的，唐姨不是我的亲姨，但在我心里她比亲姨还亲。话又说回来，唐姨是我在一次舞会上结识的。后来接触多了，便亲密起来，可以说唐姨待我胜似亲侄。我们的交情，早已胜过了那份血缘关系。就是我李湘辉与情人的销梦，也能说给唐姨听。在我心里，我感觉她比自己的母亲还好。
　　虽然，我不是说我母亲不好。在我心里，母亲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农家妇女。她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既要孝敬七十高铃的公婆（也就是我爷爷奶奶），还要照顾我和姐姐、弟弟三个儿女，可谓重担在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吃粮还得靠挣工分换取。重活生产队不派我母亲去，干轻活时间长，挣的工分却少。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整天忙碌于生产队的事，常常是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大堆子事只能由母亲独自一人承担了。母亲为了全家能填饱肚子，一有空就到家里的自留地里锄草、上猪粪。她琢磨着种些既长“头发”又生“蛋”的菜来帮助家里人充饥，如红薯、南瓜等。嫩绿的红薯殃、南瓜藤用来当菜吃；成熟的红薯、南瓜掺面蒸当饭吃……有时为了给我们调口味，就把红署切成丁和米同时倒进沸水锅里煮成红薯粥，或把南瓜蒸熟后和些面做些南瓜蒸菜。我母亲有个习惯，即饭菜做好以后，总要张罗一声：“你们先吃饭。”我们便吃饭。我奶奶这时便颤颤颠颠地走过来对我母亲说：“你快去吃饭，我来喂猪。”我母亲这时才去吃那剩下不多的饭菜。
　　母亲把红署和南瓜视为家人的“救命菜”。记得有一次，调皮的我到自留地里转悠，看见南瓜藤爬在红薯殃上，担心不利于红署生长，便回家拿来镰刀，一袋烟工夫就结束了挂满灯泡时的南瓜秧的命。一向外弱内强的母亲，看见南瓜被砍得一片狼籍，心如刀剜，脸上的平和顿时全消，眼泪潸然而下，埂咽着：“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菜’啊！”当我听了母亲这句发自肺腑的伤心话时，十分懊丧。
　　母亲是个持家能手。她精打细算，靠卖鸡蛋供我们姐弟三人读书，靠积攒分分角角的钱换取油盐。母亲一生多磨难，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如今，母亲已近花甲。每当想到那满脸皱纹的母亲，心中总是不能平静。母亲啊，在你身上至今仍延续着中国的美德：尊老爱幼。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母亲非常坚强。因为坚强，母亲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因为坚强，母亲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关爱有加，让我们苦中有乐。
　　
　　在我头脑里，一会儿是唐姨，一会儿是母亲，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叠映着……我们无法说清对我来说她们谁对我来说占的份量大还是小，因为她们都是我最尊敬的人。我过去一向认为，我与杜鹃红的恩怨，不能都怪唐姨这个“介绍人”，可以看得出，唐姨总觉得对不起我。
　　我向唐姨解释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不要把金钱看得那么重，成为金钱的奴隶。如果这样的话，生活就缺少了自然的乐趣。面对我的固执，唐姨也只好默认，不提了。
　　可如今，我受到了钱的诱惑。真的，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如果有钱，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一所大学续读书，或者自己专心致志去搞自已的文学……但是，现在钱给我直接的概念是：为了生存！我现在是为自己谋生存而渴望钱了。
　　
　　我渴望找到一份工作。看到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那样轻松，那样自在，我甚至怀疑自己这样活着值不值得。有时我也想像海子那样结束自己，这样的话我也许会一举成名。但我反而又想，这样成名又有什么意义呢？自己死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李湘辉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啊！
　　我又想，人与人其实一生下来就不平等。你看，在钟离东他们公司，有一个北京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干，就因为父亲是高干，公司里接纳了他，让他专门守传达室，每月工资却2500多元，比钟离东这个正牌大学本科生毕业的还要高。我当初也憎恨这种现象，憎恨社会上许多不平的现象，总认为这是腐败。但憎恨也好，你说腐败也好又如何？并不因为有人憎恨，这些腐败现象就减少了，结果是反而增多了。这样一想，反倒理解东方一笛的情绪和牢骚了。
　　是啊，在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我想，大家本来都是一样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只存在性别的差别而已。可是，因为出生地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在以后的人生舞台上，角色的扮演就大有区咧了。一个农民子弟，拚命地读书就是想考出去，想把户口搬到城市；可城市的娃娃呢，一生下来就是“城市户口”，奋斗的历程与艰辛因此却大大减少。临到大学毕业，择业时又因社会人际关系的不同，同样的优秀人才却又有不同的遭遇……
　　城然，我还是赞同靠后天努力，靠自己奋斗而改变这才是公平的。于是我自已，也正开始这样的奋斗，这样的历程。
　　
　　我无精打采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溜达，满脑子胡思乱想。不知不觉，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天空中那几只游弋的风筝，似乎想要飘得更高更远，却因为身下有根线牵扯着，它的命运只能在原来的位置上飘动了。可恶！
　　风筝的命运一旦掌握在人的手里，纵有更大的本领和抱负，也只能徒劳地挣扎。此时，我想起那家报社的那个人事部长，想起了那些只凭文凭和户口上的人，我是不是风筝？他们把握我的命运吗？我自己问自己。
　　我一直围着天安门广场走，就那么走。究竟走了多少遍，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我又走到天安门城搂毛主席像前。我站在毛主席像前停顿了许久，随后，我随着缓缓的人群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上，我站在毛主席当年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地方浮想联篇。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打下的江山如今是什么样子呢？说真的，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总的来说，中国在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中国正在走向富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于是，我又豁然开朗了，便在城楼上特地购买了一个“天安门参观纪念”证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李湘辉于1994年某月某日某时登上天安门城楼。
　　特发此证
　　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
　　
　　从城楼上下来，我庄重地在天安门前留了个影。这时，两个外国人拦住了我，请我帮助他们照相。我接过他们的照相机，在镜中窥视他们的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无聊的想法，于是把镜头往底下移动了一下，只对住他们的四只脚，按下快门。两个老外连用了两句生硬的中文“谢谢！谢谢！”后就离开了。我感到好笑，也好后悔。天知道底片冲洗出来后，他们会怎样大骂中国人的可恶，可恶之极！作弄了无辜的老外，我仿佛舒畅了一点。这才到故宫门前，在一家公用电话亭再次拨打了杨小小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