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敷村的女孩四 离题万里

四离题万里
冯子路不甘心让女儿就这样丧失高考的机会，望女成凤的梦想在他心里很难就此泯灭。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已经就这样了，不能再让下一代过他这样的苦日子。一整夜他也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吃罢早饭，他去上班。说是上班，其实是想借此机会到乌龙中学找校长谈一谈。
谈什么，他心里也没有什么底儿。因为是女儿自己不上学的，不是学校里逼着退学的，所以不好找学校的直接原因，但是女儿的退学跟那个班主任的劣行有关系，他不能不向校长谈一谈。
他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出了门。
走不多远，便见一老一少的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走来。
冯子路看出两人好像要到他家来的，便迎了上去。他觉得那老人有点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老人是个胖老头子，满脸花白的络腮胡子，童头苍颜，但目光炯炯有神，精神矍铄。那年轻人十八九岁的样子，高个子，四肢匀称，身材魁梧，很有点武士的派头。
“你们是……”冯子路迟疑道。
“你是冯雪莲的父亲吧？”老人停住了，扶住车把问道。
“我是——你们是县城来的吧？”冯子路说。
老人笑了笑说：“老弟，你忘记了，那年我们曾经见过面呢。”
“噢，你是蒋卫东！”冯子路忽然想起来了，激动地说，急忙调转车头，把两人带到家里。
三人将自行车插在一棵栗子树下。冯子路把客人让到屋里，
立刻叫妻子沏茶。
张海英一边向客人打招呼，叫他们坐下，一边沏茶倒水。
“你们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名不虚传，水美，人也善良，刚才问了几个人，都热情地告诉我们你住的地方。”蒋卫东一面热情地跟主人说话，一面取过一个高一点的马扎儿坐下。
“你看中了这地方？可是我家多年没人来了，今天你来了，别提我多高兴了——这青年是……”冯子路说，一面端详着青年人。
“我是冯雪莲的同学，叫齐珊松。蒋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青年自我介绍说。
“我去叫雪莲来，她到河边洗衣裳去了。”张海英说，接着出了门。
这里，冯子路跟蒋卫东老师开始叙旧。冯子路递烟给蒋卫东，蒋卫东也递烟给冯子路。冯子路递的是一毛五一盒的劣等香烟，蒋卫东递的是带过滤嘴的大前门香烟。冯子路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这烟太差了。”蒋卫东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他们边抽烟边聊。
“我们当老师的工资高了，抽的烟也贵了，可我老是觉得缺点什么。那时候生活差一点，但是精神充实，就是在监狱里，也满怀信心，相信中央会给我们落实政策的。”
“蒋老师说的对，现在人的精神不行了。那时候我刚刚招工一年多一点，因为干得好，在车工车间当了主任，白天黑夜地大干快上，啊，蒋老师，你不是也陪着干过吗？一切都在眼前，时光过得真快呀，一晃二十几年了。”冯子路望着墙上的旧奖状，若有所思地说。
“是呀，那时候我还是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呢，你看我现在老上这个样子。”蒋卫东摸摸胡子说。“岁月无情呀，说老就老了。”
齐珊松插嘴道:“蒋老师其实年纪并不大，才五十来岁，就是有点重年纪，这我同学都知道。他身体很好，精神也不错。”
“是呀，我记得你那时候比我大个几岁，说起话来声音很响，就跟打雷似的。你跟我们工人一起干，一干一个通宵，也不喊累。”冯子路说，观其眼神，可见他的心已经回到那个时代。
“那时候是大干快上，不知哪里来的劲头，晚上干，白天还要给工人理论学习小组辅导。你还记得这些吗？”蒋卫东蛮有兴致地说。
“怎么不记得？你是理论家，我们厂里都知道，四大本《资本论》都叫你啃下来了。听说你第一次在监狱里读了好多马列的书，有这回事吗？那时候我们也没好意思问你。”
“有这回事，我在里监狱里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还有《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毛泽东选集》也通读了好几遍呢。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可没想到……”蒋老师欲言又止。
“唉，我也没想到，怎么后来你又叫人逮捕了呢？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成了四人帮的黑爪牙了！当时我们也不对呀。县里去了一个人，说你是四人帮分子，要到机床厂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就发动全厂工人给你写大字报。我们也稀里糊涂地给你写了大字报。”冯子路不好意思地说，“早知道我们今天到这一步，我们怎么也不会那么做的。积极学习马列的人成了反革命，真正搞资本主义的成了好人！二十多年了，我们也终于明白了。可是晚了。厂子被人占了，我们不明不白地下了岗，还比不上要饭的。俺还是领导阶级呢！”他言谈中含着悲愤。
齐珊松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他俩说话，不时皱皱眉，想插几句也插不进去，但是很明显他在认真思考。
“是呀。好端端的国营厂子成了个人的，厂长成了资本家，工人失业，没想到说变就变了。”蒋卫东也感慨道。“你们工人太苦了。”
冯子路黯然地低下头，闷闷地抽烟，不时咳嗽一声。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羡慕地说：“你们知识分子还可以，工资不低吧？”
蒋卫东解释说：“工资还可以。不过老弟，你也别听人家说，知识分子也不一样。有少数精英，人家在改革开放中发了大财，像俺这样的教书匠，也就是喝了一点汤。就算我们工资高一点，可连人家的零头也没有。人家都是腰缠万贯，上千万元的存款，有的还把钱存到国外，还让孩子改成外国国籍。你可能也不看报纸，年年公布的富豪榜上都写得很清楚。”“是呢，我是听人家说的，也有的说这几年干教育的发财了。下岗工人都很生气。我们可能不了解情况。”冯子路略带歉意道。
“他们是误解。教育腐败，主要是教育体制腐败，少数人发了财。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敛取钱财，你像乱收高价学费，调一个老师收受大量贿赂，都进了个人腰包。我们学校的领导就是这样。刚当校长的时候，他还是个穷光蛋，不到几年成了富翁，听说在海滨买了二百平方的别墅，要花六七十万。他们哪来的钱？工资就是那么一点。”蒋卫东好像又犯了那年当红卫兵时候的老毛病，满腔愤怒，还时时用手敲桌子。
久不说话的齐珊松忍不住插话道：“教师队伍里也有腐败分子，我们班的班主任——那个流氓汤改革就是这样的人。他经常收学生的钱，什么纪律保证金，什么班费，好多名目。这些钱大都叫他私吞了，我们学生都心中有数。”
冯子路不无担忧地说：“唉，这是什么世道！越能捞钱越算有本事。也不讲道德了，雷锋也不吃香了，也没有学毛著的了。就这样下去，国家还不乱套了？”
这时候，冯雪莲端着洗衣盆回来了。望见女儿的影子，张月英急忙出了堂屋说：“雪莲，你看谁来了。”
冯雪莲急忙将洗衣盆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进了堂屋。
“蒋老师来了！”她说，很高兴，也很激动。
齐珊松站了起来：“雪莲。”他克制自己的情绪，用不大的声音招呼道。
蒋卫东抬头望着雪莲笑着说：“没想到我们来你家吧？”
“谁说呢，昨天夜里俺还梦见你们来了呢。”雪莲煞有介事地说，一面瞅瞅齐珊松，脸上带些红晕。
“那好，说明你对老师还是有感情的。”蒋卫东高兴了。
冯子路对女儿说：“你老师和同学都来了，这回你想想看怎么办，我看还是去上学吧。”
冯雪莲为难地微微低下头，没有作答。
蒋卫东老是恳切地说：“我们就是为这事来的，雪莲。不管什么理由，该上学还得上学呀。我早就说过，你和齐珊松是我的两个得意弟子，将来你们俩一定有所作为。你很聪明，各方面都不错，一旦通过高考敲开大学的门，就可以进一步深造，是能够成才的。你不是喜欢文学吗？现在好多作家都很浅薄，凭着自己的经历写点言情小说、小资诗歌什么的，写不出很深刻的东西。这除了阅历浅薄，跟他们的知识水平较低也是有关系的。你看三十年代那些作家，像鲁迅、茅盾，他们的作品真称得上是上流之作。要写出他们那样的作品，就要多读书，好好深造，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认识社会。当然，现在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也有弊端，可毕竟到大学里学习条件好一点，你可以下图书馆嘛，那里什么名著都有，自己学。你要是这样辍学了，也只是个高中生，知识和才能的发展受到限制。”蒋老师谈话像江河之水，汩汩滔滔。他不断地挥动着胳膊，谈话的声音很洪亮，喜怒皆形于色，跟他的苍老形象不相称，就像三十来岁的人在说话。
“是呀，你看你老师说的多好。雪莲，你能听进去吗？我识字不多，只是个初中水平，可我也听明白了，不上学是没有前途的。”冯子路趁机劝说女儿，一面察看她脸上表情的变化。
齐珊松也接上来了：“雪莲，你性格很倔强，可你也得听听咱蒋老师的意见。你不是说过，蒋老师是乌龙中学你最崇拜的老师吗？我也这么认为。”
张海英插话道：“雪莲，好孩子，我听你老师同学说的很有道理，你也得改改你的犟脾气，不能像你爸爸那样，犟了一辈子，到今天什么也不是。跟什么人也不能执气呀，还是考虑自己的前途要紧。”
几个人的话像一阵温暖的急雨，打在雪莲的心上。但是她没有表态。妈妈又叹了口气，爸爸脸色也变得不好看。
“冯雪莲，我想开通你一下。人的一生是不可能很平坦的，曲曲折折才是人生。关键是遇到挫折怎么办。是战胜它，走向胜利呢，还是遇到挫折就退缩，这关系到一个人的一生能否有所作为。你今天受了这么点挫折就不上学了，那将耽误你一辈子的前途。”蒋卫东脸色变得严肃了。“你问问你爸爸，我们活了这么大年纪，什么困难没经过？你这点挫折算不得什么，战胜它就是。”
“是呀，你老师说得太对了。他这辈子不容易，受的罪比我还多。我年轻的时候还是堂堂的工人阶级，可你老师呢，光监狱就进了两次……”冯子路望望蒋卫东，中断了说话。
“老冯，到今天了，那些都成为历史了，那把漏壶不提也罢。”蒋卫东有些黯然了。
冯子路说：“说说也没什么叫教孩子们了解点历史也有好处。”
也许是参加文革大辩论形成的习惯，蒋卫东很好发议论。经冯子路这一说，便忘记今天的来意，离题万里，慷慨激昂，侃侃而谈：
“文革问题，叫媒体弄得一塌糊涂。还有伤痕小说，伤痕电视，都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在当今青年脑子里，好像红卫兵就是土匪二马子，是胡汉三，是刘黑七、王洪九。其实呢，你很明白红卫兵兵造反派是怎么一回事。你想想，那时候哪一个中学生不是红卫兵？是毛主席叫造反的，造走资派的反。毛主席是伟大领袖，‘十六条’是毛主席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青年学生参加文革有什么错？”
蒋卫东说话的风格跟过去一样，总是不住的打手势，表情随着情绪不断变化。
冯雪莲坐在齐珊松身旁，两位青年就像听书一样，眼睛直瞅着蒋老师那张善谈的大嘴，不时相互瞅瞅。
冯子路看看两位青年说：“雪莲，你们蒋老师说的没错，红卫兵造反派怎么成了土匪二马子了呢？打那年我看着电视上演的就不真实。文革那年我是红小兵，可我知道的事情不少。你蒋老师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了。他说的都是实话。”
就像会议上讲演的人受到听众的鼓励一样，蒋老师更加兴奋了，他接着讲起了他的文革经历。
“有些事情老于你也不很清楚，你当时年纪太小。文革开始那年我在乌龙中学上高二。这天中央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久，学校里不知是谁，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接着学校就乱起来了，墙上一夜就贴了好多大字报。过了几天，县委向学校派去了工作组。工作组去了就打右派——不，那时候不叫打右派，叫抓黑帮，打反革命，很快就把十几个老师打成了反革命，同时在学生里面抓了不少反革命。我因为文革前就很出名，人家说我个人英雄主义，这时候就成了工作组整的对象。我由一个贫下中农的儿子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当时我真的绝望了。你想我才不到二十岁，就成了反革命，一辈子不完了吗？我被看押了一个多月，当时也想到自杀，可是我没那么办，我觉得自己不是反革命。‘十六条’下达以后，我们几个“反革命”学生和那些押在牛棚里的老师渐渐没人管了。后来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上了报纸，我们就开始反工作组。六七年九月，我们几个学生私下跑到北京，九月十五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们了解了北京的文革形势，回来就造反了。事情就是这样。可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报纸上电视上宣传的好像老师都是造反派红卫兵整的，简直胡说八道。造反派就是工作组整出来的，老师后来也都造了反。再说老师挨整是运动初期，1966年5.16通知下达以后五十多天，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是那年秋冬才出现的，怎么把整老师的责任加在造反派红卫兵身上？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运动初期是各级党委掌权，还没有夺权，也没有红卫兵。你们可能不知道，写《红岩》的罗广斌就是被当时的重庆党委最早打成反革命的，他也是后来的造反派头头。四川作家马识途就说他是叫党委整的，不是造反派整的。当时刘XX派的工作组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里面打了一万多反革命，在教师里面也打了好几千。这些人不少都造反了，那是逼出来的。按照媒体上宣传的，只能说是造反派整了自己，真是荒谬的逻辑！”说到这里，蒋老师很激愤，胡子在抖动。冯雪莲给老师递水。冯子路递烟。蒋老师说不想抽了，但还是接到手里。冯子路给他点上。蒋老师抽了两口，心情平静下来，又把烟掐死了。
“没想到蒋老师受这么大挫折。”冯雪莲感叹道，“太不容易了。”
见女儿受了感动，冯子路忍不住暗喜。
站在门旁的张海英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雪莲和齐珊松用目光期待着老师的下文。
看看大家还想听下去，蒋卫东喝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讲演似地说：
“多少年来，他们在宣传上的一个公式就是：文革是浩劫，文革的责任在毛主席发动的红卫兵身上。破坏文物，迫害知识分子，斗干部，一切坏事都是造反派干的，好像整个文革就是一部红卫兵破坏史。他们故意混淆早期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红卫兵，和后来出现的平民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区别，把老红卫兵干的事也都加在造反派红卫兵身上，这样就可以一次次对造反派进行清洗、打压。其实呢，造反派的活动顶多有两年的时间，就是从1966年冬到1968年年底。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造反派就开始失势了，一些家庭或者个人多少有点问题的都受到清理，没有这方面问题的就被说成是牛鬼蛇神的代言人。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大批造反派遭到逮捕镇压，从此溃不成军了。可是这时候文革还在继续，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一些人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对这些出身寒微的平民造反派并没有算完，又一次对他们进行了清洗、逮捕、判刑。一些无良作家，对文革真实情况也是很了解的，可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也就把这些在文革中一次次遭到镇压，在文革结束后最后被清洗，然后又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造反派学生描写成土匪，搬上银幕。伤痕文学作家昧着良心，在诉文革苦的时候，把全部苦水都吐在这些无权无势的平民造反派身上。我说伤痕文学就是造谣文学，就是文字垃圾。这样的东西将来一定会被否定的。不信你们等着看，你们年纪还小。”蒋卫东语气坚定，非常自信。
听到这里，齐珊松好像恍然大悟似地说：“原来还是这样呀。对文革的真相我们是一点也不了解。我们从小就听说红卫兵多坏多坏，在电视上看到的红卫兵就像土匪。我们对这段历史是一片空白。不知为什么不让我们青少年了解文革真相。”
冯雪莲也说：“我多年也是形成的这种印象：造反派好像都是些坏人，社会渣滓。只是这几年才听我爸爸说，造反派其实并不坏，文革也不是像有人说的那么糟糕。可是文革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还是很模糊。听蒋老师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一点了。蒋老师，我想问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呢？自己掌权的国家，他为什么要把它搞乱呢？”
蒋卫东解释说：“毛发动文革其实是防止干部腐败，防止党和国家变颜色。让造反派把干部冲一冲，教育教育，使他们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敢贪污受贿，也清除那些变质分子。苏联没搞文革，最后复辟了，解体了，一个多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呀。现在好多人都说文革是十年动乱，这也不是实事求是。文革有些地方两派搞武斗也是事实，可那是有人挑动的，他们为了干扰文革，就挑动一派用武力打击另一派，另一派也就被迫起来自卫，武斗就这样发生了。可是你们可能不了解，就是在他们说的最混乱的时候，文革期间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大家都斗私批修，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抓革命，促生产。文革的乱不是伤痕文学写的那种乱，表面上乱，实际上不乱，社会秩序比现在好得多。”
冯子路不服气地说：“乱什么？我们机床厂当时生产秩序非常好，大家劲头最足，年产值相当高。根本不是电视上演的那样。那些戏都是造谣。”。
齐珊松眨着眼睛想象那时代的样子，时而轻轻地点点头，时而又蹙起眉毛。冯雪莲也在蹙眉思索。
“老师，人家说文革好多人受迫害，干部受迫害，知识分子也受迫害。这是真的吗？”齐珊松又好奇地问。
“干部受冲击也是事实，但是毛主席是想教育教育他们，不久就把他们解放了。至于知识分子受迫害，主要是运动初期xx派工作组整的，那时候还是党委领导，跟造反派没有关系。他们说是造反派整的知识分子，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一打三反’其实是整造反派的。当时干部靠边站，一些地方武装掌权，这些人比老干部整人还厉害，他们是利用国家机器公检法来逮捕镇压造反派的，整得很残酷。一些文革研究者说，文革大屠杀是XXX和造反派搞的，其实被屠杀的好多人都是造反派，当然也有些坏人。他们把地方武装利用公检法搞的大屠杀说成是造反派干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了可笑的程度。你们想，造反派算什么，几个平民学生，无权无势，就是出于对毛的崇拜，造了几天反，闹腾了一阵子，这就罪该万死，永远受到打击，连历史上那些有血债的反革命都不如。这说得过去吗？这些人信仰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的动机也是为了防止国家变颜色，怎么就整起来没有个完？直到今天社会上还是对这些人有看法。其实这些人最忧国忧民，最怕党和国家变颜色，也最痛恨腐败官僚了。我不是为这些人辩护，可人总得讲点实事求是吧。”
蒋老师停了一下，好像觉察到自己的话离题了，因为他本来的目的是想拿自己的经历来教育雪莲，让她经受住这次挫折，回到学校完成学业。于是他不太好意思地说：“不说文革了吧。说实在的，我也叫文革伤了。十年文革，我蹲了五年监狱。不过我可以说，这不是毛主席叫蹲的，是反对文革的人叫我蹲的，文革受到了很大的干扰，造反派一次次遭到打击和镇压，这都是反对文革的人搞的。”他还是没有回到正题上来，好像关于文革有说不完的话。
“老师，你今天不是很好吗？”冯雪莲说，“你家里我姐姐和哥哥都大学毕业了，当教授的当教授，当工程师的当工程师。”
“这个怎么说呢？历史就这么奇怪，停止阶级斗争了，宣布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颁布了新刑法，这样客观上对活过来的造反派也是有好处的。既然不讲阶级斗争了，也就没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来整我们了。像我，又当上了老师，还通过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只有恢复高考，我的两个孩子才有机会考上大学，要是还讲什么阶级斗争，掌权的人一定会继续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整我们，我说不定还在劳改队呢，我的两个孩子当农民恐怕也要受歧视。——好了，不说这些了。雪莲，我说这些话，就是叫你明白一个道理，人的一辈子不会很平坦的，不能因为一次挫折就打退堂鼓。你年纪还小，正是学习的时候，还得考学深造啊。据说毛主席对他的女儿李娜教导过：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仍不回头。你想想这句话的含义，多么深刻呀。”
齐珊松嘴唇咕哝了一会儿，好像在故意背诵毛的这句话。
冯子路乘机劝说女儿：“是呀，雪莲，您老师说的句句在理，他受了多少挫折呀，可人家还是到好处了，今天大人孩子都不错。他要是一个软弱的人，也许早就死在劳改队了，不是好多人不叫人枪毙也自杀了吗？雪莲，你就听您蒋老师的话吧，明天上学去。”
“去吧，雪莲，别太犟了。”张海英也哀求似地说。。
“可是我看着那个汤改革就生气，学习不安心。”雪莲强调说。
“你学你的，他只要不直接欺负你就行，不就还有两个来月嘛。”冯子路说。
“可是我已经退学了，还能再吃回头草吗？”
“你跟汤老师打招呼了吗？”齐珊松问。
“我凭什么跟他打招呼，退学和不退学是我自己说了算。”雪莲说。
“班里好多同学都不知道你退学的事，他们认为你是回家有点事，会回来的。明天到班里去，你什么也别说，好好复习就是。”齐珊松说。
“这青年说的对，雪莲，就这么办。”冯子路说。
冯雪莲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还是有些为难：“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汤改革这样的老师有权有势，每天都想着那样的肮脏事儿。校长跟他关系那么好，处处包庇他。我处在一个险恶的环境里，就像有一只恶狼站在身边，我怎么能安心学习？”
齐珊松安慰她说：“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我在你身边呢。那家伙要是敢欺负你，我就给他个颜色看看！”他不自觉地攥了攥拳头。“这是什么学校！坏人当道！”
一直抽烟的蒋卫东又发议论道：“学校里的事，我不好多说。过去说学堂和教堂都是清水衙门，现在不同了。自从实行教育产业化以来，学校变成了商场，教育也腐败了。哪个学校的校长是干净的？乌龙中学的校长臧伟不是一般人物。这个人不学无术，可是上得挺快。听说他上边有要紧的关系。他很善于逢迎巴结，拿学校的钱送礼，不到几年，由一个普通政治教师爬到校长的位置。上台后接着搞建设，盖楼房，内部消息说他光拿回扣就是几十万。最近又买上了别克小轿车，经常开车到度假村搞女人，都是公款消费。这样的校长，在过去都是些社会渣滓，可是今天成了红人，还是什么优秀党员、全国优秀教师。——你看，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以后，干部腐败大胆了，简直无法无天，在自己管辖的单位，比皇帝权力还大。这些大家都明白，可是都没有办法。”他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简直义愤填膺了。
“要在文革时期，这样的干部早被拉下马了，还要送进监狱，判刑劳改！”冯子路也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说。
“可现在不行了。大面积腐败。看看这些官僚的胆子这么大，我真有些担心，担心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看看那些下岗工人，我拿着高工资心里也不安。”蒋卫东用沉重的语调说。
稍停，他抬高了声音：“不管那么多了。就这样定下吧，雪莲，你回学校去吧。有什么问题找我反映。学会保护自己，尽量避开那些坏蛋。马上就考学了，上了大学，也就脱离这个险恶的地方了。当然，到大学里也要注意，到处都不怎么样。”
“雪莲，听老师的，明天你就去上学，不要让老师同学白跑一趟腿呀。”冯子路说，他渴望女儿答应一声。
张海英也再一次劝女儿听老师的话，一定要去上学。
冯雪莲不再说什么。
蒋老师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十点了，便说要回去。冯子路要留客人吃饭喝酒。蒋卫东不肯，说还有课。齐珊松也说还要上课。于是两人告别了冯子路一家，骑车回了乌龙中学。
冯子路随后骑车去了火车站装卸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