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第二部第一卷：第〇章

　　第0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到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结束，整整持续10年余5月之久。而它又可分为六个阶段：全面内乱、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纠正极左思想、同四人帮的斗争、全面整顿、粉碎江青集团。文革初始的头三年正是红卫兵运动时期，也即全面内乱时期。从66年5月底红卫兵第一次在北京出现到68年底红卫兵寿终正寝，正所谓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说到底只不过是毛主席用来扫除全国各地封资修以及官僚的工具罢了。而我所讲述的童年篇的整个故事就是在这全面内乱时期的。直到惜文于68年底去了美国之后，小说情节基本和文革扯不上什么关系（虽然在第四部中有所交代，但已单纯作为背景而已）。因为一切注定在这场风暴中遭劫的人和事也尘埃落定，剩下来只有二位主人公对往事之缅怀。
　　红卫兵运动始末，大概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清楚和感受到是什么滋味。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去亲身实践和体验，我们便不能妄加评论。但本人自从写这部小说开始就时刻要求自己把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我为此时常搜索相关的历史文章，翻阅资料以及咨询老一辈的人。因此，根据我的总结，我把全面内乱——红卫兵运动分为以下这几个阶段：
　　第一，红卫兵之初的破四旧运动。红卫兵兴起就注定了它的破坏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是主要内容。66年8月8日的《十六条》后红卫兵在全国迅猛发展。当时红卫兵对于各个城市里的所谓的走资派进行的抄家、批斗、抓捕甚至是私自动用酷刑都是非常普遍的，而这些中央并没有及时的制止，这就使得他们更加猖獗。他们自身是牛鬼蛇神却说要铲除牛鬼蛇神，的确是贼喊捉贼！但此时刻的红卫兵叫老红卫兵，大部分都是出生好的红五类。这些现在教科书上称之为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过之责实应压在老红兵身上。
　　第二，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运动。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各地的红卫兵串联来北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并要求他们进京串联，食宿由国家财政开支。最开始红卫兵大多数是从各地流向北京，后来毛主席先后多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就促成了全国性的大串联。大串联导致大量生活和生产资料难以调运，甚至危及到许多城市的生产和生活。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联。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终于最后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联。不久，全国各地接待站逐渐撤销，大多数学生返回学校，大串联逐渐走向低潮，并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
　　第三，夺权和武斗活动泛滥。67年恐怕是文革中最为惨烈的一年，在这一年的上半年，随着红卫兵夺权的激烈进行（这里的红卫兵就是造反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而不是上段所说老红卫兵。广义上来说就是造反派红卫兵，以下都是广义），全国各地的武斗事件不断升级。虽然下半年红卫兵大部分在校园内造反，但群众性的武斗冲突事件却不断上演。红卫兵到底是一群年轻的学生群体，没有什么远见，他们的盲目性和自私性注定了他们的失败。夺权后内部便开始分裂，各个派系为了争夺权力而不断发生武斗事件，几乎每一天都有流血伤亡的事件发生。这并不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1月初，毛主席希望让红卫兵去夺权，借助红卫兵的力量把各级各地的党政权力从走资派手中夺过来。可是事情发展的远远超乎他的意料，已经快到了他自己也不能控制的地步。于是2月3日，毛主席决定停止全国性的大串联，复课闹革命。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通知，指出：下厂下乡和外出串联的师生，3月20日前必须返校，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批判斗争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方针和教学方法。一直到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就是这个时候，全国性党政机关瘫痪，各省市的组织机关全被红卫兵打乱，唯有军队是唯一没有被他们搞垮的国家机关。也正是这个时候毛主席逐渐对红卫兵开始反感。
　　第四，复课闹革命。67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各地学生陆陆续续开始恢复上课。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学生们根本没有从思想上完全扭转过来，情绪上也没有安定下来，这种所谓的复课，实际上就是学习毛著、写大批判稿、参加学工劳动和请工农兵来校上课。实际上不少院校复课后不久又开始停课。在校的红卫兵接连的与校方和党政组织进行斗争，红卫兵自身内部严重的派系对立依然存在。1967年10月到1968年上半年，全国各地舆论工具围绕着反对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这三个主题进行宣传。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毛主席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第五，红卫兵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取代。毛主席的指示发出之后，全国各地的夺权任务似乎也已完成，各地陆陆续续已成立起革命委员会。毛主席他自己也达到了铲除刘少奇这个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所谓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病逝。）当时，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生产，稳定各地的政治局面，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最大愿望，毛主席也认为文革达到了目的。但红卫兵组织在高校和全国各地大打出手，成为不合时宜的造反者，这使毛主席产生了反感。7月27日，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北京市组织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此后，全国大中小城市也都陆续向大中学校派驻了工宣队，军宣队，随着学校秩序的逐渐稳定，红卫兵组织也迅速走向衰落。当时，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全国一片混乱。1000多万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学生无法分配工作，已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随着1968年进行的红卫兵大联合,召开红卫兵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路线后，于是红卫兵中的初高中以及大学毕业生奔赴农村，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以后，社会似乎给青年学生找到了一条出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初、高中毕业生，除了已经回乡或下乡和少数分配工作的以外，纷纷开始去农村、边疆地区插队落户。持续上山下乡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场震动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在大、中学生走向广阔天地的锣鼓声中销声匿迹。
　　以上便是我所总结的红卫兵运动的始末，如有不尽之处，还望各位谅解。红卫兵运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上，可谓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对于亲身经历的人来说应该希望它是空前绝后的吧。由于我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这一阶段，所以对文革后期的事不做多介绍与评论。虽然到了73年与76年还有短暂的介绍，但那以后的事和情节背景和现在是大不相同。
　　那么我为什么在这第二部的第一章节（第〇章）要介绍这些呢？除为给各位补充一下红卫兵知识不至于对那个年代太过于陌生之外，还是给我全书第二部的故事情节营造一个真正起作用的背景和氛围。这个“真正起作用”的意思，以后各位就知道。另外也为我们的周天雄父亲与军分区各领导一起和造反派作斗争做铺垫，这里的造反派已经不仅仅是指红卫兵，我说了全面内乱时期的造反派是造反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群众，前者初期最为猖狂，随后转战校园，后者才是文革初期的主力军。前文谈到，67年是最为黑暗惨烈的一年，各地的夺权武斗事件不断上演。各地的党政机关都受到冲击，这个城市也一样，各级党政组织已经陷入瘫痪，被本地以及外地的一些群众组织所控制。因为自一月风暴以来，广东省是首当其冲的，特别是省会广州，在一月底各级党政机关就已经被造反派夺权了，随后成立的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称要在全省迅速夺权。而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后，驻穗部队全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面对军队实际接管广东省和广州市权力的局面，进行夺权而又立即失去权力的“省革联”派，与军队的矛盾日益加剧，并迅速打出了反对广州军区和黄永胜的旗帜。
　　这些东西我在以后会慢慢引出的，不愿意在这里多扯把大家搞糊涂。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周父所在的军分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挑战，就是不准造反派造反。所以在67年68年这两年，惜文在周天雄夫妇家的这两年，周父实际上一直在和造反派的红卫兵与群众斗争，直到军宣队工宣队入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止。周父及军分区领导虽然权利还在手上，但对红卫兵也不敢太大放肆，毕竟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到足以让造反派不造反，铲除封资修的地步（还要解释一点，无论是红卫兵还是群众性的造反组织，他们都声称自己是造反派，但是除了前者外，军队支左支持的是造反派里面的保守派，这是我们后来给他们定义的，当时他们都叫造反派，只不过一派拥军，一派反军，自然反军的没有好下场，无论当时还是日后）。而且造反派的主力是在广州市，在这个城市的夺权斗争结果虽一样，但武斗是少的。不过这也好，当然是周父没有受到大冲击的情况下（虽然有些小的问题但都巧妙的解决，秦妈面临的问题也一样。那个时期只要不是最纯净的工农兵，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的），他和惜文小军一起生活的日子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从66年除夕开始，周天雄夫妇一家是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度过的。这也就是就是第二部的内容了！
　　我给这部小说取名为黄昏少年的意义我现在还不想透露，其实我也是想让各位自己去领悟，等到后面对惜文和少军这两个人物有所了解之后我想大家都应该懂得黄昏少年是什么意思。67年和68年是惜文和周天雄夫妇一家相处的两年，但是在这两年里他却拥有了这一生都无法忘怀的东西。这两年发生的事情是我小说第二部的全部内容，也是整部小说的重点。本人之前并不想以此对红卫兵的解说而成一章节的，但后来思考这也确实是关键，而且还有这一番说明，因而使它成为第二部的开篇之章。意义除上述所说，无另外的什么特别之处。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周天雄夫妇一家以及惜文又会遭遇什么变故呢？我还是不要在这里多说废话，不然自己倒也厌烦。各位如有兴趣就请接着看吧！
　　附：以后章节的内容会谈及造反派和新老红卫兵，如果各位想认识清楚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文革中的造反派的话，请看我摘抄的这篇文章。当然如果不感兴趣，就请直接看第二章。
　
　　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
　　对文革中的红卫兵问题，现在国内外许多人实际存在有不少认识上的模糊与误区，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始终是同一批人，并始终是同一种观念与身份。实际上，文革中的红卫兵旗帜虽然飘扬了几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中，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的。
　　在文革中，红卫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老红卫兵时期，造反派红卫兵时期，所谓反军与拥军的两派红卫兵时期，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
　　现在对红卫兵问题认识常常有这样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文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而实际上，文革初期的那些所作所为，仅仅只是被后来称之为老红卫兵的势力干的，而与在以后奋起造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的红卫兵并不相干。所谓老红卫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原北京东城、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简称“联动”），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等，都属于这一类。而以后掘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如北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湖南“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等，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
　　老红卫兵们大约在1966年底至1967年元月之前，便因“保爹保娘”（造反派红卫兵这样讥讽老红卫兵），保省委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而基本被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击败而瓦解，退出了文革历史的舞台。
　　老红卫兵组织虽只表演了半年时间不到，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二次接见的百万红卫兵中，基本是老红卫兵），是首先提出“造反有理”口号的始作俑者，而同时又是文革初期那践踏人权迫害文化人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红卫兵便被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情况的外国人与虽身处文革时期但被迫或主动置身于文革风暴之外的中国人，当成了中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现在的各种媒体无论用何种体裁，只要一讲到红卫兵，就会将其都形容为德国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团一样的模样，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真相的误解与曲解。
　　第二个误区则是：将红卫兵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就都是造反派。其实，红卫兵组织在整个文革期间的不同阶段，其构成与性质也是不相同的。
　　“造反有理”的口号虽说是以清华大学附中一批老红卫兵率先喊出，在大破四旧中也的确显示了一些造反派的作风，然而，老红卫兵组织毕竟没有真正做成造反派。就是首先给毛主席写信的北大附中高中六八届的老红卫兵首领彭小蒙与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原名宋彬彬，毛泽东亲自给她改名为要武），他们最终也都反被烙上保守派的历史印记而退出了红卫兵舞台。随着老红卫兵们的败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上海红革会、湖南高司、四川八·一五、湖北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等红卫兵造反组织则迅速崛起，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光。
　　在与以老红卫兵组织为代表的保守派作斗争中，造反派红卫兵是起了举足轻重的大作用，直到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时，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是这股造反潮流的领头力量，这个时期政治行动的中心，常常是由造反派红卫兵集聚。但是，随着所谓1967年二月逆流的到来，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了分裂。分裂为所谓拥军派与反军派。
　　出现这种分裂的原因与催化剂有二个方面：
　　（一）是工人造反派势力日趋强大，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必然退居次要，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必然是将上升为第一位置，但已领略中心风光的部分红卫兵头头试图抗拒这种现实的转变，进而发展到与工人造反派的对立。
　　（二）由于军队的介入。中央让各地军队介入地方支持左派，但谁是左派却又没有严格标准，对于已都打着造反旗号的（那时已没有人敢自称是保守派）群众组织，各地军队便只好按军人的标准（守纪律），来选择和支持一些他们认为是左派的造反派组织，这样，面临被选择命运的造反派队伍发生分裂便是必然。
　　一般来讲，青年学生红卫兵较易得到军队的青睐，因为学生红卫兵，就意味着单纯、可靠（不会有历史问题）。故在这场分裂中，相当多的造反派红卫兵倒向了拥军派阵营（如湖南高司，重庆大学八·一五等）。而另外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因种种原因，使他们依然站在了工人造反派组织一起，哪怕地位已降为次要。（如湖北的三新即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湖南的井冈山红卫兵，高校风雷红卫兵，四川的反到底红卫兵等）。
　　所谓反军派，也并不就是笼统的反对军队的造反派，而一般只是反对地方军区对自己进行压制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后来一般与奉中央命令支持造反派的野战军部队结成了联盟。实际上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不论有没有中央明确指示，各地军队也大都分为了两派，而这派别的性质就是介入地方支持造反派运动之后，受地方影响而各不相同的。在这个阶段，有相当部分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站到了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所谓反军派一边，反对马上稳定政局，而支持继续造反。
　　第三个误区，即是将红卫兵这个概念与造反派的概念等同起来。文革的造反运动之火，应该说确是红卫兵点燃起来的，红卫兵是文革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做造反派的不仅仅是红卫兵，而且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学生甚至包括一部分军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数为最多。而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仅仅是造反派的一部分。
　　文革自一九六六起至一九七六年止，前后达10年之久，而红卫兵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却仅仅二年半时间，即从毛泽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之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指示后，作为红卫兵的大中学生们便退出了政治斗争而几乎全部被动员去了农村，从那以后红卫兵就不复存在，而另一种身份知青（即“下乡知识青年”）便取代红卫兵桂冠而被戴到了青年学生的头上。
　　红卫兵退出去了，在其后的七、八年间，但文革并未停止，造反派的活动更没有熄灭，只是造反派的队伍中从此少了红卫兵即青年学生这股力量。到了文革末期的一九七五冬至一九七六年夏。四人帮及迟群、谢静宜等人又一次启动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他们的政治斗争工具，发动两校的大学生们写贴了不少大字报，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批判邓小平，似乎想重新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然而，历史已不会倒回去，此时的大学生们也远非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如果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多少带有很多理想与自发的成份，那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所写所贴大字报的举动，则已有着几近百分之百的官方指令色彩，已根本不能与当年的意气风发的红卫兵运动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