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苦恼(十二)

第十二章月上柳梢头

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托尔斯泰

男孩子既然对女孩子立下誓言，那就得履行。即便是困难累累，障碍重重，也绝不可动摇。

晚饭后，离“家规”的学习时间还有一个小时空闲。小亚照例约我“例行公事”，那是外出打野的借口。我没有去，他不高兴地走了。

望着小亚离去的身影，我有点后悔。后悔不该在公园答应淑茹的邀请。我知道伯父会反对的，因为他瞧不起这些资本家，生怕他们的病菌沾染了自己的革命肌体。在伯父眼里，赵家只有淑茹可爱，其他人都不是东西。淑茹之所以能得到伯父喜欢，是因为她的立场偏向郝家。每次郝赵两家“楚汉相争”时，她总是责怪父母，所以，郝家大门对淑茹始终是敞开的。淑茹的确也欢喜阂们在一起，我认为那是童趣所致，并非攀龙附凤。可是，伯父却认为淑茹是想鲤鱼跳龙门，是看中郝家的某个小子（当然指我，淑茹比小亚长三岁，比我长一岁），想做郝家的媳妇。伯父一次问淑茹：“愿不愿意做我们家的成员？”她曾高兴回答：“愿意，做梦都想。”至于想什么？是想做儿（侄）媳妇，还是做干女儿，伯父也不去探个明白，句断地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他还正经八百地同伯母和奶奶商议过：“这两孩子若能成也好。她家有钱，咱家有地位。她家钱可以弥补咱们的困难，咱们的地位可以提高她的声誉，合二为一，一分为二，各得其利，各掩其弊，也好，反正丫头也不会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就这样，郝家单方面在心里立了主张，对淑茹另眼相待，欢迎她来郝家玩。伯父母认为，此门亲事若能成功，这也算是对得起胞弟的手足之情。当然，这种潜移默化的感情也是吝啬的，赵家其他人沾都沾不到。伯父母对赵家只有一个脸：冷脸；一种神情：鄙视；一个态度；不睬。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与资产阶级是格格不入的。

尽管伯父对淑茹有点好感，但听我上赵家门里去，是绝不会同意的。他会认为这种举动是辱没郝家的人格，降低郝家的身份。为避免我们郝家的这种偏见，我偷偷地去了。

赵家瓦房高大、明亮、宽敞。堂间挂着一副发黄发灰的中堂画，上面画的是松鹤延年，两旁对联上的字古朴敦厚，苍劲如松。上联是：左琴右书谁识个中趣味；下联是：南邻北里那知物外佳游。房内古色古香。桌上的白瓷花瓶，上面题画着诗词，人物，花草，雀鸟。那案几、八仙桌、靠椅都是红木雕刻的。一座鹰钟放在案几上，灯下一闪闪的铜钟摆，均匀地晃动，准时地报着时刻，生怕主人忘记了生命的飞逝。房里的墙壁、地板都是名贵木板所做。房中还有小巧玲珑的盆景，有漂亮的金鱼缸，缸里有花花绿绿的金鱼。案上还有两盆盛开的鲜花，香味四溢。他们真会摆阔，真会玩花弄草，怪不得伯母看到他们家就眼红。

“你找谁呀？”赵老板看我踏进他的门，感到有点奇怪。他大概认为我这个乡下仔摸错了门，误入他的门庭。实际上，他明明认识我，却偏偏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这家伙真坏，真滑头，我恨不得立即转身而回。

“噢，这是郝家小二子。”赵妈看见是我，对她男人介绍。

赵老板听说我是郝家小子，装作方才认识的样子，随便应诺一句：“有事跟你赵妈讲。”竟自踱方步，入了东内室。

“二子，你来有事吗？”赵妈虽然觉得郝家只有我一人不错，但似乎这只能在心里考虑，也和伯父在暗中盘算淑茹一样，都不会显形于色。她见我来访，这是郝家第一人，第一次上门，她心里还是高兴的。她认为这是郝家先低头。不管我来她家是否有低头认错或降低郝家身份的含义，她都认为郝家输了。赵妈脸上似乎飘来一片笑的云彩，她端来一杯茶，大概这是她家喝过的茶，因为茶不是临时泡的，比较客气地说：“坐，喝杯茶。你来有什么事？”

“不，不，是淑茹叫我来的。”我说。

“噢。”赵妈似乎不太满意，笑云变成乌云。她对西屋喊：“小囡！”

“什么事，妈妈？”西卧室门里传来娇滴声。

“是你叫小二子来的吗？”

“是呀，他来了吗？叫他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淑茹的奶奶，小亚称她“老妖怪”，见我踏进赵府，就一刻不停地盯着我。仇恨使她双眼圆瞪，白眼球似乎迅速布上红丝。两片干瘪的唇片挤得更紧，那本来长的脸，拉得更长了。我家祖母的脸拉长后像黄瓜，她脸拉长后像木锨头，既扁又宽，而且老、硬、板。那乱麻缠绕的头发，几乎直竖。就像好斗的公鸡，碰到了冤家，脖子上的鸡毛都竖了起来一样。还好，她没出声，否则我真会吓得倒退八尺。不过，她坐在西卧室的门口，虎视眈眈的也使我汗毛直竖。我简直不相信自己如此大胆，竟敢擅自闯进了阴曹地府。

我不安地等待着，等待着。

不一会，卧室门开了，淑茹伸出刚洗过的头，对我高兴地说：“哎呀，你真来了，我怕你逗我呢，请稍等一下。”说着，她端出澡盆水倒了，又用拖把拖了拖地板，认为满意了，才对我说：“快进来坐，这是我的房间。”

我真不愿意进一个女孩子的房间，可是，她的话像一种无形的威力，使我无法抗拒。我知道她的脾气，若不进去，她准会动手拉，那多难看。我望了望赵妈，淑茹似乎了解我的用意，说：“快来吧，妈不会说的。对吗，妈妈？”

赵妈点点头。我看得出，那是勉强的。女儿的爱好，做母亲的只能迁就，绝不会在孩子的朋友面前出女儿的洋相，即便有不妥之处，也只有在背后劝告。

我难为情地走进淑茹的房间。

她竟顺手带上房门。

我想说“这样不好”，她像在眼睛里装了镜，我的内心活动她都清楚。她对我说：“外面太吵，关上门安静。你来这儿，郝伯伯郝伯母知道吗？大姐知道吗？天一知道吗？”问声一连串，也不知道我是否回答。待她问完了，我才摇摇头，表示我的所有的意思。

她的房间，是西卧室的一半，隔壁住着“老妖怪”。说是半间屋，实际并不小，比我们家乡的两间草屋还大，还高，还亮。房间里有一张单人棕绷床，素雅的大方格被子，白垫单，没有半点灰星尘迹。一个樟木箱，一个床头柜，一个挂衣服的三角架，还有书桌、靠椅、书架和小风扇，整个房间给我的印象是：整洁、简单、明朗、雅静。

“坐吧。”她扭动风扇开关，风扇便摇头晃脑地将微风吹到我身上，“喝水吗？”

“不。”我拘谨地坐到靠背椅上。

“这是给你的。”她从书桌里拿出一个彩面簿，那本子有我平时用的练习本五个厚，封面上画的是小孩骑在牛背上吹笛子。

“不，我不要。”我连连摇手。白天是骗她的，倒被她当真了。

“嫌不好吗？”

“不，好。”

“那为啥不要？”

“我不喜欢随便拿人东西。”

“这有什么，是我自愿送你的，你好意说不要？”

“我……”

“拿着吧，我最讨厌人扭扭捏捏的了。”她胆子小，脾气倒是爽快。我怕她不高兴，只得接过本子。她又说：“今晚叫你来，是想请教一件事。”

“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我保证完成，不完成就是小巴狗。”我认认真真地说。

“咯咯咯咯。”她笑了，“我想请你看看我这篇作文。”她把作文本递到我面前。她五年级，我四年级，让小学生评定大学生的作文，荒唐。但既然叫我看了，是看得起我，我就得看。

我像一个大文人，仔细地拜读她的大作。她的字娟秀，文章写得清新，流畅，像一股涓涓心泉。我不能不佩服。当然，上报纸或杂志或书，还是不够的。岂但不够，还差得很远。不然，这篇作文为何不发表出来？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认为她的作文比谁都好，天下第一。

“提提意见吧。”她很诚恳。

“好。”

“真的？”她兴奋了。

“当然，还要再修改修改。”我装作内行样子。说真的，在她面前，我就是不认输，男子汉的架子不能丢。

“哪些地方要改？”

“我……”嘿！慌了。我本来就不知道哪地方不好，怎么回答好呢？有了，“我想，各人有各人看法，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你是错的，不过，你自己再看几遍吧。”我也不知自己在胡扯些什么。

“你认为我的理想远大吗？”

“远大。”我知道这篇作文的题目就是《我的理想》。她在文中写道：“我将来想做白衣战士，为千千万万人看病，使他们身体健康，像狮子一样威猛，像牛一样耐劳，像猴子一样机灵，像长颈鹿一样能高瞻远瞩，将来更好地建设祖国。”

想当医生，好。女孩子当医生、教师都合适。不过，让病人像长颈鹿，这似乎有点不太好。人要都像长颈鹿，小小的头，长长的脖子，那怎么开汽车、织布、当教师？我心里这样想，嘴上没说，反正，将来我不要她看病，不用担心脖子会变长。

“你将来准备干什么？”

“我想当解放军，和敌人打仗。”

“你不怕死？”

“忠良不怕死，怕死不忠良。”

“那你为何不当医生？”

“医生没枪。再说。我也不希望人有病。”

“当不上解放军还干什么？”

“当社员。”

“咯咯咯咯，为什么要当社员？”

我不满起来，她竟看不起乡下人：“没有社员城里人吃什么？穿什么？”

“我不是说社员不好。”她大概看我不悦，忙止住笑声，“如果能对祖国有更大的贡献不更好吗？”

“我认为社员就是最伟大的。”

“是社员吗？”她反驳。

“他是社员的儿子。”我也反驳。

“如果当不上呢？”

“社员是最好当的，谁都能当上。如果捞不到当，我就当画家，当作家。”

“你爱好画画。”

“嗯。”

“能给我画一张吗？就是画老农民也行。”

“可以。”我想在她面前替老农民扬眉吐气，气死城里的丫头。

“那，就在我这把扇子上画吧。”她真的从抽屉里拿出一把纸扇，新的。

“这……”我胆怯了。凭我那两下子，只能在普通的三十二开纸上用蜡笔涂两下，我的美术本上，大多是乙字，难得见个甲字，怎能在她的新扇上献丑呢。可我又不愿意让她占上风，“天太晚了，以后再画吧。”

“那你就带去，等画好了再给我，好吗？”

“你现在不用吗？”

“我还有一把旧的。”

退不掉，我只得硬着头皮同意。实在不行，就请美术教师，来个“借花献佛”。

我真想多坐一会，可是时间不饶人，“家法”定的时间已超过半小时。赶紧走，倘若再晚，伯父的“棍子”不认人：“我回去了。”

“慌什么，才七点半。”

“我作业还没做。”说着就走。

“哎，这个带着。”她看我把练习本和纸扇放在桌上，忙拿给我。

我并不是忙得忘了，而是想留下。谁知——唉，带就带吧。

“经常来玩好吗？”

“好，你也来我家玩。”

“会去的。”

她打开房门。“老妖怪”仍坐在房间门口，凶神恶煞的，既像看门的，又像特务，真讨厌！我们的谈话和举动声，她肯定都听见了，所以，看我出来时，她眼睛瞪得更大，像猫头鹰。我不睬她，也没和她家人打招呼就溜出了大瓦房。

夜色正浓，淹没了我的瘦小身影。

我知道：天上有个皎洁的月亮，背后有双痴情的眼睛。


第十三章太阳落山鸟归林



上天把你放在我的生活里，现在又把你从我的生活里收回了。

——雨果

一年多了，她叫我画的纸扇画，仍未敢动笔。我不给她，她也不催要；她不催要，我也就不画。她装糊涂，我也装作不知道。纸扇的问题，就这样拖着，拖得她辫子又长了不少，我的个头也超过了她。

郝赵两家，很长时间是两军对垒，划地为界。不知何时，竟渐渐亲近起来。祖母一贯骂淑茹是小妖精，后来，看淑茹阂玩时，就抚着淑茹称“好乖乖”。伯母不时当面称赞赵妈，赵妈也常常当面奉承小亚。赵老板见伯父很客气，伯父见赵老板也不乜眼了。后来我才知道，是赵家先对郝家让了条“黄路”：借钱给郝家度几天饥荒；郝家给赵家开了一点“红门”：帮赵家从部队转业的长子找了个好工作。

两家大人和好，孩子们就更亲密。淑茹经常阂们一起做作业，我们也经常和她在一起做游戏。不过每当我和淑茹在一起时，小亚总是挤眉弄眼的，搞得我怪不好意思，尽管这样，我俩还是常常单独在一起，因为伯父允许我上赵府和淑茹玩。

正在郝赵两家关系加深时，父亲来到了淮海市。

那天父亲和伯父从街上回来，两人喝得脸红扑扑的，口中直喷酒气，还不时打饱嗝。说话颠三倒四，罗嗦极了。父亲给我们姐弟仨人每人买一件衣服。我和小亚是海军衫。小亚听说有他的，摸到一件就往身上套。可惜，汗衫太长，个头太短，汗衫不是汗衫，成了大袍子。他调皮地说：“二爷，这汗衫再长一点就好了，那样我就不要穿裤子了。”

父亲笑着刮了他一下鼻子：“好，下次给你买个长口袋，让你装在里面不能调皮。不过，这次不行，这件也不能给你，是买给你爸的，这一件才是你的呢。”

父亲给我们一人一件，我们都套在身上。小亚高兴得到处跑，我却有意地站在门口，想给淑茹看看。真不走时，她竟没有出现。

伯母把一张张煎饼挂在晾绳上，我知道，那是父亲带来的。挂完煎饼后。伯母从桌边的口袋里捧一把花生放在桌上。那花生肯定也是父亲带来的，因为那白布口袋上有“郝家”两个字，那是我在家用毛笔歪歪斜斜写上去的。伯母对我们姐弟仨说：“都吃花生吧。”

小亚闻听上去就抢一把。他这一把就占去了二分之一。大姐文质彬彬地捏了几个。伯母也插手，祖母自己没动手，是伯母单独捧去的。伯母边剥边吃，并对我说：“丫头怎不吃？”

我望望桌子所剩无几的花生，笑笑说：“我不欢喜，花生在老家也不稀罕，我以前常吃。”

小亚听说我不吃，又抓了几个：“哥，你不吃，这一份我替你吃。”

大姐看桌上还剩五个花生，气得对小亚翻了眼：“太不自觉，就顾自己不顾别人，不害臊！”

“你不害臊！我吃哥的又不是吃你的。”小亚将一个花生米对大姐眼前一晃，然后远远地往嘴里一抛，故意用力嚼气大姐。大姐不理他走了。五个花生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小亚没好意思拿。伯母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放在桌上：“丫头，吃点吧。”我仍然笑笑：“我不欢喜吃，真的。在家里吃够了。”我将口水往肚里咽了咽，尽管装作对花生不屑一顾的样子。说实在的，我最喜欢吃花生了。有一次，母亲收藏的一些花生种，被我偷吃个精光，差点挨揍了，——若不是奶奶保驾的话。来淮海市这样长时间了，怎不想吃呢？那一口袋都给我吃，也不嫌多。每天早晨抓两把吃吃，我包不会瘦成这样。再说，淑茹也可以捞到尝尝我们家乡的土产。可是情况摆在这儿，伯母是不愿让我们吃的，这儿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样样应该谨慎，与其受赏吃几个，倒不如一点不吃。

三天之后，不知何故，父亲一定要带我回家。我想不通。在淮海不是很好吗？人家想来都来不了，非要我走干什么！

突然离开淮海，真还有点恋恋不舍。虽然我深爱自己的家乡，想念自己的父母兄妹，思念我的小伙伴们，可是现在对淮海市也舍不得离开。我并不是欢喜这里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而是离不开我的学校，我的老师，我的同学。虽然吴老师很凶，但我觉得她教书好，对学生教育有方，我很喜欢她，尊重她。我和同学们相处也不错。他们很愿意阂一起玩。如果说老家的同学是充满泥土味的孩子，那么城里的同学则像蜡做的洋娃娃。我欢喜小亚的调皮，知道大姐关心我，欢喜祖母的宠爱，明白伯父训教的良苦用心，纵然伯母有点偏心，但她也有好的地方，比如给我缝补洗浆，端茶喂药，给我们做饭。

俗话说：“东西地，南北拐，人人都有偏心眼。”天地、神鬼、日月都有点偏心，何况人呢？你看天，阴晴冷热不均；你看地，高低贫富不一。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有时候，就得有理解。

当然，我不想走的另一个原因，而且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离不开淑茹。说我爱她吗？那未免可笑，因为我们还都是孩子。我们虽然谁也不懂得爱，但我们都懂得好。她听说我要走了，眼睛都哭肿了。我当然也难过了好长时间。

临走之前，我认认真真地在她的纸扇上画了一幅画，画的不是老农民，而是一颗太阳。那太阳离地平线很近，不知是升是落。太阳前面站着一个农村的男孩子。画的名字叫《土太阳》。土太阳可以指画的太阳，也可以指那个乡里来的孩子，任淑茹怎样猜都行。

淑茹艘一个布面绣花的精装日记本，那是我送她纸扇的第二天她让姐姐拿给我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她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

你是土太阳，我在东西方。

父亲是用自行车把我驮走的。淮海到陵河，路长二百里，早晨出发，黄昏才到家。我相信，一路上的行人，树鸟没有不被我咿咿的哭声所感动的。

（1980.6.于巢湖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