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成功（2）

　 十六、成功（2）
　　
　　68.学会放弃也是一种成功
　　　　
　　1989年一场的“政治风波”之后，我的心上留下一个深深的伤口，为了不至于流血，我咬着牙用“针线”把“伤口”缝合，以为从此再不会流血，再不会撕裂。几年下来，在为了活着的拼搏中，我几乎忘记了心上的伤痛。
　　那一年，我从广州回来，听说了张毅厅长从某市回来了，并减刑了，不久就会释放了，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当天我就买了400多元钱的东西去看老厅长，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浮想联翩……
　　张毅是“整”我的人，又是后来被“整”的人，时间的流逝让我对他由气愤变为同情。也许，社会的舞台只有让人们不断的更换角色，或是生，或是死，或是打倒，或是发展，才能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吗？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必然吧？
　　那次在省建设厅，张毅厅长一气之下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把我赶回家，从此两年多建设厅就没人再理我了，逼得我不得不下海打工。一晃就是几年，我经历生与死的洗礼后在广州落下脚。那年头的张毅是副省长的后备干部，干的正冲的时候，我走后没多久他就从建设厅调到省里的某市任市长，据说是然后就任省里的副省长。我第一次见到张毅厅长时，他给我的印象是高大，威武，长得也很英俊，一米八的大个子，无论是身材，还是面相都挑不出毛病来，属于很有风度很有的老干部。他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我都说不上，可能行吧，不然省里也不会让他当省长的后备啊？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能把人批评的“一文不值”，把干部损的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
　　我后来的遭遇也许是因为他走了，就没人敢过问我的事了。这件事先不说，先说他调到某市去以后，由于那个市经济特别的困难，改革开放的初期许多政策又自相矛盾，他组织市委市政府班子走私汽车，目的就是为市里弄点钱。这件事一直捅到最高层，最后中央来了调查组到某市进行调查。张毅喜欢批评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得罪了市里老班底的干部，听说还有人把他在班子会上讲的话，录制后给汇报上去了。经过调查核实，结果是他被逮捕入狱，判刑14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住进监狱。这个过程我都是道听途说，可这个结果却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天，真有不测的风云，好端端的一个市长，未来的省长竟然遭此厄运，我为他痛心的同时，竟然感觉到我和他有着奇异的却又相同的痛！
　　张毅被抓后，好多朋友说：“小泥儿，这回给你出气了，人不报，天报！”说心里话，那时我除了感到震惊，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也没想到因为他的遭遇而解一己之恨。我突然想到：也许他让我到培训中心去是迫不得已，或者他也有他的难处？我只是为我们党损失这样一个领导干部而心疼，同时也为他痛心：干了那么多年，就要升职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更重要的是连“自由”都没了，干了一辈子，和我一样也就结束了，和我比不一样的是比我还惨还痛啊！不知为什么，我时常想起他，很想去看看他，安慰安慰他，毕竟他是我的老领导，可一直没有机会。
　　一直到震惊全国的沈阳“慕马大案”出来后，听说再次调查张毅有无腐败问题，竟然没有发现任何腐败的蛛丝马迹，他的走私完全是为了改变某市的落后面貌，丝毫没为自己搞任何腐败的东西，所以一下子为张毅减刑7年。原本是判刑14年，已经住了7年，马上就可以自由了。张毅厅长看到我来了，显得特别的激动，他说：“小泥儿谁来看我，都能想到，只是你，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我开玩笑的说：“就我才是你最应该想到的，因为只有咱俩是一种人呢！”他听了哈哈大笑，说“怪不得建设厅里的人都说你是‘小辣椒’，真是厉害！”（我从没听人这样叫过）
　　张毅看上去老了一些，但仍不失当年的风度。我看着他的面相，大眼睛、高鼻子、大耳朵，富富太太，活像一尊大佛，怎么也能像我一样遭此厄运呢？看来“命运”两个字古往今来就是分开的：“命”再好，“运”把握不住，也是不行的。
　　看着张毅厅长的家，仍然是水泥地面，白灰墙，哪谈得上是装修啊，心里还真是酸酸的，谁能相信这是一个建设厅厅长的家！如果和那些贪污腐败的干部比，真是太廉政了。可是政治不管你自己怎样，只要你违反了游戏规则，那你就必须淘汰出局。这才是政治对为他服务的干部，最基本的要求！表面上，我好像和他毫无关系似的，为他的遭遇感到同情；如果不是这样，我眼前的这个人也许我是没有机会见到的，早已成了省级的大领导，那就是侯门深似海了。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我和他戏剧性的竟然都成了阶下囚。历史有时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啊。对与错，褒与贬就该像武则天那样，只能留着后人评说？
　　张毅厅长说：“小泥儿，还恨我吗？”我说：“恨！如果你能像陈庚大将一样敢于启用一个‘死囚犯’，我们党不是保留了一个忠诚的女干部吗？”他说：“其实我让你到培训中心去，就是想保护你，可是你不理解！”我说：“老厅长，我要是真听了你的，刚到培训中心，你就调某市去，说不上我更惨？”张毅厅长认真的说：“那不会，至少还是干部吗”。看来干部在老厅长心目之中还是占有如此重要的分量，可小泥儿，早已完成从干部到普通人的蜕变。
　　我说：“老厅长，‘自由’以后就好好休息吧，旅旅游，到处走走，没事好好保健”，可张毅厅长却严肃的说：“自由的文件一下来，我还是要干点什么！都休息７年了，时间不多了，还是要工作！小泥儿我准备干个房地产公司，地皮都谈好了，手续也在运作，到时候请你一起干，有没有问题呀？”我说：“老厅长，你放心，只要你搞好了，我还愿意为你打工，打不好，大不了挨你批呗！”厅长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说“这个小辣椒，说话算数啊？”我说“没问题，明天我飞广州，如果行了就电话通知我，我立刻飞回来报到”。
　　让我万万没想到，这位雄心勃勃的老厅长，在接到减刑的正式通知一个多星期，就得了脑出血，没有多长时间就带着他的梦想和遗憾离开人世。我只能在远方为他送上一份真诚的祝福：但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能继续他的梦，他的希望和他的理想！
　　有人这样说：“生活的理由就是生活的本身，它无须言说，无可言说”。生活中的荒诞乃至残酷就在这种无可言说中自动显现出来。原来这世上还有一种高贵，就是对此保持沉默，正所谓大悲无声。如果问天，天何言哉？当年那样威猛、高大、权势的人走了，倒下了，渺小的我还活着，还站着，从某种意义上讲“活着”就是成功。
　　到了２００６年，朋友们问起我“办没有办养老保险？”从那一刻起我才知道，社会上从２００３年就开始为职工办理养老保险了，并且以前的工龄都视为已交保险。这对我来讲是新鲜事。人有时候挡不住欲望，在大家的鼓励下我硬着头皮开始找原单位和上级领导。我先找到原单位的孙书记。我在单位时，他是我们工会和共青团的体育积极分子，接触的自然较多，今天却已是设计院的党委书记了。我觉得过去的都已过去，今天是作为平民来向领导请求，帮助我办理养老保险的事情。由于当时好多情况孙书记不了解，我又实事求是的把当时离开设计院的情况作了汇报。因为我的人事与组织关系都在设计院，后来“借到”建设厅本来就是政治上的“阳谋”，在第二次“清查政治风波分子”时，我被建设厅厅长勒令回家后，上上下下就没人再找过我，闲置两年之后我只得自己到广州自谋生路。
　　可是今天孙书记告诉我，“由于你长期不上班院里已把你除名了，所以２００３年办理养老保险就自然没有你！”按照《劳动法》，将职工除名至少要通知本人啊，而我是今天才知道自己“被除名”！退一步来讲，据我掌握的情况设计院同时除名的有５个人，其中４个由单位办理了养老保险！孙书记又说：“你的情况特殊，我们已变成企业单位，现在无法补办，只有找建设厅。”
　　没有办法我又找到厅里，刚好遇到当年一起提拔的处级干部今天的于厅长兼党组书记。我认真的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于厅长听后对我说的话真让我感动：“小泥儿，这些年让你受苦了，你先说说你的想法，组织上尽力帮助你解决！”我说“谢谢你于厅长，过去就算了，我对组织上没有其它任何要求，只是希望按普通职工解决养老保险问题。这件事我个人办不了，恳请组织帮忙”。于厅长当即在我写的报告上批示“请建设厅人事处了解情况予以办理”。当时，我心里充满无限感激，感激党感激政府关心群众的疾苦。到了人事处，哈哈处长接待了我，简单的问了情况，先说了一句“挣完大钱了，老了又回来找保险啦？”对这样公务员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又说了一句，“这事不是一天两天办成的，回家等着吧！”听了这些不冷不热的话，心中的“伤口”隐隐作痛，除了忍着没有别的办法。几天之后，设计院孙书记打来电话说“建设厅的哈哈处长，把球踢到设计院了。泥姐，不是我不给你办，你走时是处级干部应归建设厅管”。我又找到厅里的哈哈处长，他不耐烦的说“让你等你就等，你的事都是张毅（原建设厅的厅长）搞的，张毅死了，党组会议上对你也没有结论，不得给时间查清楚吗，你回去听结果吧”！我听了以后真的有些生气，说了一句：“张毅死了，党不是还在吗？我不要求别的，只是请组织帮助我解决养老保险的问题！”哈哈处长也生气了，他又给孙书记打了电话，让孙书记想办法在设计院解决问题，条件是实事求是，有问题设计院承担！孙书记说：“泥姐，建设厅不出面和省人事厅、劳动局、社保局联系，光靠设计院是办不成的。你还得找建设厅，否则没办法！”
　　为了这每个月的千八百块养老金，我开始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路。每一次见这些官人，都如同在他们手里犯下罪过的似的，冷眼，讥讽，搪塞，推托，每一次回来我都会沉浸在难以言表的痛苦之中，好像我不是在维护自己的应有权益而是在向他们个人乞讨一样！没有家人和朋友的鼓励，我不会扭曲自己的性格如此低三下四，一次次迈进这些昔日我为之工作的单位，今日我去上访的“衙门口”。
　　２００７年的春节过去了，我硬着头皮又找到建设厅于厅长。厅长说：“小泥儿，我调到民政厅任厅长了，你的事我在班子工作交接时和新的厅长交代过了，一定想办法解决，你放心！”我向于厅长祝贺一番后离开建设厅，心里却像塞了一块冰。没过几天，孙书记打来电话：“泥姐你的事情办不了了。建设厅新来的王厅长打来电话说‘关于小泥儿养老保险一事，设计院不能给办！她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政治问题！谁办了，谁的官就当到头了！’孙书记还说，‘泥姐，你得替我想想，要是我现在立刻退休，我咋地也想办法给你办了，可现在要是因为你的事把官丢了是不是犯不上？’”我知道这件事到此为止了，哈哈处长也会有１００个理由等着告诉我。我想再去建设厅问一问，没想到太原街二号的门卫早已接到建设厅的通知——“不许上访的小泥儿进来”！
　　在这一年中，我的同学建议，“小泥儿你不能放弃！这样，每个月向有关部门发几封上访信，说不上哪个领导重视了会帮你解决问题的”。我想这个办法适合我，不用再去见官了，一年中先后发了４０多封上访信，如同石沉大海，竟然无一人找过我谈过一次话，特别是建设厅，更视我为瘟神躲得远远的。终于有一个做律师的朋友沉不住气了，找到我说：“小泥儿，我办过许多成功的案子，这次一分钱不要，我帮你打官司告建设厅，设计院！”我答应了，在准备上诉材料时，我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是“告”，还是放弃？我在灵魂深处爆发了“一场革命”，用了半年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在血和泪中挣扎，在金钱和欲望中抉择，放弃和坚持同样都是痛苦。
　　我从自己的人生开始想，想到下乡，想到去西藏，想到自己的付出和努力……结果是我应该得到的这养老保险，就是１年１万元，我如果活个２０年能拿到２０多万呢。这诱惑，让我“上访”坚持走下去。可是一想到党，祖国，以及我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信念，难道就值这２０多万吗？一个“孩子”怎么能回过头来和自己的“母亲”对簿公堂？灵魂深处的信仰依然坚挺着我，不能走那样的路。当我还没有真正的从迷宫似的内心对话中走出来，一个更大的考验降临了，王子得了脑出血，生命处在垂危当中，开颅手术，瘫痪康复，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我突然明白了，活着就是最大的成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劳动厅的金处长打来电话：“你是小泥儿吗？你的几十封上访信都转到我手里了，许多都没有拆过封，我认真看过了，非常同情你的情况。你马上到了退休年龄，希望你抓紧时间到我这里来一下，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你的事情究竟怎样办好”。我听到这位金处长的电话流泪了，组织上还是有人关心我的！可是我当时正在外地陪着王子进行瘫痪的康复治疗，无论如何也脱离不开。只是感谢金处长的关心，不得已放弃了这次机会。
　　２００８年春节前的一天，我有事找设计院的小朱，电话打过去，对方传来气喘吁的声音！我说“小朱，刚出去了吗？”他说：“我刚刚从殡仪馆回来，去送孙书记了”。我急忙问“他什么时候有病的，死于什么原因？”原来半年前单位体检，貌似健康又年富力强，５３岁的孙书记被检查出胰腺癌，一个健康的人立刻成了癌症晚期的高危病人，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世。放下小朱的电话，原来设计院的金总又有电话进来，他是帮我联系工程项目的，顺便也说了送孙书记的情景：“深陷在两个黑洞里的眼睛，皮包着颧骨的脸，腮帮子深深的塌陷下去，嘴唇已包不住牙齿，脖子像一根细细的棍子插在衣领中……癌细胞凶狠的蚕食着一个健康的肌体，半年就让他从生龙活虎仪表堂堂的书记，变成一幅骷髅”。我眼前不断地出现这具尸体的景象：原来他高大的站着，我低三下四的“跪着”，希望他能按照国家规定帮我解决养老保险的问题，解决我活着的问题，他义正严辞，一次次的拒绝了。我又想起他先前说的话“泥姐，你得替我想想，要是我现在立刻退休，我咋地也想办法给你办了！可现在要是因为你的事把官丢了是不是犯不上？”是的，这是官场潜规则，可是谁能想到命运会如此安排，如果孙书记真有先见之明的话，我想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给我办的。
　　今天，我还站着，活着，他们却躺下了，死了。我那天说不出这是什么感觉：说是幸灾乐祸？不，决不是；说是惋惜，那是真的；说是过去的情谊，还真是有一些。人啊，面对着墓碑之时，什么都想通了。所以，我懂得了学会放弃也是一种成功，决意永远的放弃心中那深刻的痛，不再去找任何人。活着，快乐的活着就是我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