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丫（五十二）

第七节
——公交车开走了，母亲还站在原地望着我，我顾不得擦去脸上的热泪，把头伸出窗外，向母亲挥挥手，示意她回家吧。


母亲听说我要到外地工作，心里很矛盾。
从没出过远门，乍走远舍不得。在家里，又不是个法子。她不知如何是好。
我劝母亲说：“人都是闯出来的。长这么大，我一直在你跟前，不就混成这样吗？五哥离开你，可他活得比在你跟前强得多。”
母亲想想也是，便答应了。
第二天，我就开始忙着收拾行李。我现到街上买了一个大旅行包，把单衣、棉衣还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牛老师给的，另两本是文学名著，还有一本是诗词，都装进了旅行包。?望着这没装满的旅行包，我突然有种辛酸感。活了这么大，落下的所有财产还不够一包装的，真是太可怜了。
村里一些知情人听说我马上要走去，纷纷跑来跟我打招呼。窝在村里久了，谁不想找个头绪跑到外面世界混混？听说我出外能拿一两千块钱一月，他们都惊得两嘴合不拢。在村里苦死累死，一年也挣不到千把块钱呀！高额的工资，对他们无疑是一种诱惑。那种羡慕、那种新奇、那种向往的神态，在每个来者的脸上淋漓尽致地显现着。为此，我也成了村里的头号新闻人物。实际上，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次出去是打工，不是做官当老板呀！
母亲从邻家借来五十块钱，硬塞给我，说让我留着出外备用。我早就囊中如洗、捉襟见肘，学校工资仍然拖欠着，一分也拿不到。我本不想接收母亲借来的钱，可是，我不收，母亲就心里不安。我对母亲说：“妈，他们说好了的，来回车费报销，吃住全包，我要钱在身上没有用。”母亲说：“你在外面，万一有个头痛脑热的，没钱不行。”母亲说得在理，我只得收下，等我挣钱了，我会加倍报答她老人家的。
我接了母亲的五十块钱，从中抽出十块钱还给了我的弟媳妇。上次生病买药借她十块钱，她早就在别人跟前念叨了，说我借她钱不还。不是我不还，我实在是没钱还。暑假生病挂了一个星期水，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工资还没发，没法还。现在我要出外打工，总不能背着账，背后让弟媳妇议论，亲兄弟，明算账嘛。
弟媳妇无声地将钱接了过去，那种还钱嫌晚的不满神情，写在她的脸上，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村里人听说我要出外工作，还跑来关心我，问候我，我的几个哥哥嫂子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他们有的甚至还说我有可能被人骗出去卖的闲话。我没有计较他们。他们不想当我哥哥嫂嫂，我从心里还是承认他们是我的亲人。
走的那天晚上，我厚着脸皮，踏进一家一家的门槛。他们有的假装热情，有的非常冷淡。虽说当时我感到非常尴尬，但一想到马上要远离他们，心中那份难割难舍的亲情，还是让我原谅了他们。也许，他们是怕我寻求资助，实际上，在这时我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一两句关心、叮嘱的话。对这些人的举动，我很失望。看他们那种样子，我真不相信和他们是一母同胞。还好，大哥还说了仅仅的一句“在外小心”的话。就是这样，我仍为大哥的这句珍贵的叮嘱而感动，并把它写在当天的日记扉页上，作为亲人临别的赠语。
第三天早上七点，母亲便煮好一碗水饺，送到我的跟前。水饺俗称“顺子”，母亲是想图个吉利，让我吃了饺子在外处处顺心，事事顺利。
我埋头吃了那碗水饺，泪水不断地滴在饺皮上，咸咸的，涩涩的。我几乎是硬着头皮、硬着心肠、含着热泪、囫囵吞枣般将那碗水饺吞下去的。母亲又忙着端来一碗饺汤，那也是早就盛在那儿凉好了的。我端起来，“咕噜噜”又喝个底朝天。这天早上，母亲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吩咐我怎样，我就怎样，也许在母亲跟前的这种幸福，到明天只能成为一种回忆了。
吃罢早饭，我提起包想自己走。母亲不答应，她硬是把三轮车推了出来，几乎是从我手里抢走了旅行包，放在了她的三轮车上。然后用苍老沙哑的声音跟我说：“走，我送你到公交车站。”
公交车站在我家西边，离家四五里路远，我顺从地跟在母亲后面，看着将近七十岁的老母亲，吃力地推着三轮车。那满头白花花的银丝，在晨风中向后飘着；推车的那双结满老茧青筋突兀的手，露出斑斑点点老人黑斑；还有那颤微微的双肩，那蹒跚的脚步，这一切都告诉我，母亲老了，的的确确的老了。但她那对待儿女的痴心，仍像青春少女般的灼热、执着。好几次，我实在看不下去，想从母亲手里接过车把，都被她固执的母爱挡了回来。?
“你推不动。”每次，母亲都这样跟我说。在她的眼里，我永远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永远都得在她的呵护下生存。
三轮车上了好路，母亲便吩咐我上车坐着。我不会骑，让母亲骑就不该了，再让我上去坐，让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带一个三十岁的青年，那太丧良心了。可是，我不坐，母亲就非常生气，说我这么大了，还不听妈妈的话，有意为难她。
我不想惹母亲生气，只要她高兴，我就愿意。上了车后，母亲带着我，迎着八月清凉的晨风，吃力地向公交车站骑去。我的泪又一次偷偷地流了下来。呵，母亲，我的母亲，你给我的爱太多，太多，而我，丢给你的却是辛苦、劳累、担心、牵挂，甚至还有灾难，我心里有愧啊！
坐在母亲的车上，忍不住又回头张望。那个盛载着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之梦的故乡，渐渐模糊，离我而去。路边的紫荆槐，渠畔的狗尾草，还有那当作柴烧的黄蒿、野苇，都走出了我的梦境。我爱这个家乡，才离开了这个家乡。也许我永远不再回来，只愿乡情在我的梦中永远是美好的、纯真的。
到了公交车站，母亲又帮我把旅行包提到公交车上，并再次叮嘱我：“在外好好做人、好好为人，外面坏人也多，要多提防，实在不行，赶紧回来，到那儿就打电话来。”母亲说着说着，就趴在车窗外抹眼泪了。我不能哭，强忍着泪水，故作开心地笑着说：“妈，没事的，我这么大了，又不是小孩子，你放心好了。跟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女孩子呢。”
公交车开走了，瘦弱的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望着我。我顾不得擦去脸上的热泪，把头和手伸出车窗外，向母亲挥挥手，示意她回家吧。可是，母亲仍然像木桩一样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直至公交车开得很远很远了，我还能看到母亲那越来越小的黑点似的人影。
我知道，我走了，也带走了母亲的心。
八点不到，我便赶到了《马陵教育报》社。本想跟牛老师告别，谁知牛老师却说日程稍有点改变，他跟罗老板说好了，准备中午设宴为我们饯行。
我只得在牛老师办公室里耐心等候。
牛老师怕我闲着无聊，就拿了几张《扬子晚报》给我看。刚看了几眼，门外走进一个年龄在六十开外的老者。呀，这不是作协主席何苦老师吗？我赶紧站起来叫了一声。?那老者一愣，眯缝着眼睛看了我半天，摇摇头，说不认识。牛老师在一旁笑了起来，他说：“何老师，这是沙塘的李天芳，写小说的李天芳，你怎么忘了？”
“她不是李天芳，李天芳不是这样的。”何老师肯定地说。
看何老师真的认不出我了，不由得笑了起来：“何老师，我真是李天芳。十几年了，那时我留短发，现在头发长了。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你的大作，你的大名叫何苦，对吗？”
何老师听我说到这儿，又认真地瞅了我一下，然后哈哈笑起来，一副老顽童的样子：“对对，这下我认出来了。我是从你那眼神里认出来的，你就是李天芳。嗨，当年你可是我们马陵文坛的一员女将呢，还有一个胡素华，对吧？”
何老师终于想起来了。咦，他不是在作协上班嘛，怎么到教育报社来了？牛老师大概看出了我的不解，说：“何老师从作协退下来了，现在被我们报社请来改稿审稿的。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到这儿上班等于锻炼身体呢。另外，我们报社每月还给他几百块钱审稿费，加上他每月工资，合起来一千多块钱，享大福了。”
说了半天话。何老师才想起问我干什么来的。牛老师告诉他，我是受罗老板之聘，准备去菱湖工作的。
何老师问：“去那么远工作，家里能脱开身吗？”我说：“能。”何老师又问了我家里情况，我本想不对何老师说出实情，谁知牛老师抢着说了。
何老师说，他早就认识雷文国。那时，雷文国还在劳改农场改造，他喜欢写诗。作为一个劳改犯，雷文国除了对自己的罪恶有一种忏悔外，还有一种对新生活的向往。所以，他把这些感悟全写进诗里，并向外投稿。为了鼓励和挽救失足青年，何老师作为文化界的代表，还专门跑到农场看望了雷文国。也许因雷改造期间表现不错，所以被提前半年释放。后来，何老师得知我跟雷文国结婚一事时，感到非常惊讶。他说：“雷文国长得尖嘴猴腮，凭你的模样和当年的才华，真不知你当年是怎么看上他的。错误，错误啊！后来，雷文国还写信跟我闹了一通，我当时真生气。”
牛老师说：“真可惜了，天芳，当初你要是找到何老师或我，恐怕也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乡下教书有什么好，那点工资连一个人吃饭都不够。”
搞文学的都爱好夸张。何老师讲话声情并茂，牛老师讲话故弄玄虚。
中午的饯别宴席是在天缘饭店举行的。参加宴席的有：黑老包、陈香莲、吴军、罗老板、我、何苦老师，还有教育报社牛老师的同事叫施薇。牛老师因为有事，说得晚半个小时才能来。
罗老板叫罗福来，这是从他给我的一张名片上知道的。名片上，他自称“中华寿桃园主。”看得出，罗老板在这儿的关系都不错。只是嘴太碎，话太多，一个堂堂大老板，就像一个碎嘴婆娘。他一会对包总编“老黑哥，老黑哥”喊个不停，一会又逼着何老师喝酒。他有意让陈香莲一再端酒敬包总编，包总编也不作假，接过酒杯就喝个精光。吴军自斟自饮，她没敬人，别人也没敬她。偶尔吴军举杯邀我，我因为不会喝酒，只是礼节性地表示一下，她都是一仰脖子喝个底朝天，跟包总编一样爽快。
何老师和包总编坐在上席，陈香莲坐在包总编左边，我坐在陈香莲的下首，吴军坐在何罗中间、施薇坐在下席。陈香莲不知道什么时候拿来一根嫩黄瓜，她掰一半给包总编，自己留一半嚼着。她今天的心情似乎特别好，人有几分媚，音有几分嗲，她时不时用一种甜甜的、柔柔的声音给包总编敬酒，斟酒。坐在我对面的吴军和下首的施薇，每每看到她这样谄媚似的举动，好像不太开心。于是，便一个劲地吃菜、喝酒。
罗老板不停地说着、指挥着，一会让这个端，一会让那个敬。几个女孩好像对他都不太敬重。我也发现，他在我的心目中越来越失去了老板样。他显得轻佻、不稳重，缺乏老板的那种老成持重，那种风流倜傥的风度，那种虚怀若谷的气质。看他这样，能靠得住吗？我后悔自己怎么没问问牛老师，万一他在外面对我们耍什么花招怎么办？此刻，我又为自己的草率举动而懊悔。
酒至半酣，牛老师才来。一进门，罗老板就大喊大叫对他抱怨开了：“你今天为是我们饯行的，怎么到现在才来？哪来的那么多事？就是有再大的事也该放在一边呀？什么事还能有给我们饯行的事更重要呢？”?
牛老师一再表示过意不去，并捏着嗓子说：“我不是来了吗？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他们一会让我到这儿去，一会要我去那儿，既然请我，就相信我能把事情办好。人家好不容易找我一次，我不给人家把事办好就能来了吗？现在来还不算晚嘛，来，我先自罚两杯。”说完，端起酒杯，连喝了两杯。
牛老师本想坐在下首的空位上的，罗老板却非让他坐到我身边，让施薇朝下让。施薇一来小，二来是牛老师下级，虽然让座有点不高兴，但还是让了。
我真不明白罗老板这样排位的用意何在。本来一开始，我、施薇、陈香莲三个女性打算坐在一起的，可是，罗福来非让我们插开，让陈香莲坐在包总编身边，吴军坐何老师身边，他跟施薇坐一起，让牛老师坐我身边。我总觉得他这样安排是有所用心的，但初来乍到，一切事还没看透，不好妄加评论。不过，凭女性的直觉，我觉得罗福来是在做文章。我们就是他着意撰写的章节。
认识罗老板折合起来不过几个小时。但从这几个小时的接触中，我越来越发现他的小商人气息太浓，他那喋喋不休极其随便的谈吐，更使我觉得他不像是成大事业的老总，什么老板？还不如说是“老板腿”更好，更恰当呢。
酒席散后，带着心中的疑窦，去教育报的路上，我再次问牛老师：“罗老板可靠吗？”
牛老师看我那种郑重其事的样子，哈哈一笑说：“罗福来是我多年的朋友，他的所有底细我都清楚。他家在乡下。他家的那座中华寿桃园你没去看过，可大可漂亮了，那里树很多，不光是桃树，还有一些名贵树木，像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一公一母两棵树，都是在西双版纳弄来的。这家伙以前跑了不少地方，像大寨、南街村、华西，还有一些名山大川，他都去过，哪里有好东西，他都能弄来。他的商品意识特强。他那座寿桃园，里面有假山，有凉亭，通过我们宣传，现在中央台、省市电视台都报道过，如今已经被马陵市列为环保公园加以保护呢。他如今很有名气，牌子响着呢。他钱有钱，名有名，发了！他也许任何人都能骗，但不敢骗我们。你想在马陵这块地方，不凡之地，他靠谁架事？当然要靠我们这些人给他架事了。我们已经给他架过不少事了，他要想操我们，我就扒他的皮！天芳，你尽管放心大胆去！”
听牛老师这样一说，刚才生起的一丝后悔顿时烟消云散。
牛老师在他办公室里，又当着罗老板的面再次交代了一番。他对罗老板说：“天芳到那边以后，第一，人身安全要有保障；第二，工资要按月兑现；第三，生活上要多多照顾；第四，工作要多多帮助。总之，人交给你了，你要对得起我们这帮朋友。”
罗老板大包承揽，一个劲让牛老师放心。并开玩笑说：“她们要是少一根毫毛，你就拿我的人头是问。”
此时，我觉得牛老师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人家给你找工作，又不图你仨俩。行啦！够朋友了，不要不知孬好。
准备跟下午五点半的火车走，陈香莲到五点还没到。后来才听说，陈的男朋友不让她走，不过还是没拗过她。她说她去看看情况，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回来，她的男朋友只得揪着嘴让她走。
没等到陈香莲，我就想拎着包自己往火车站走，反正也不远，不过里把路。牛老师因为报社开会，没法送我，我也没准备让他送。下得楼来，我连三轮车也没叫，打算就这样提着、背着包走，能省一分钱都是好的。
刚走出报社十来公尺远，忽听有人喊我，转脸一看，是罗老板和包总编。罗老板背着一个大黄帆布包，包里鼓鼓的。包总编则推着自行车。他看我背包吃力的样子，马上招呼我，将旅行包放他的车后座上。我推辞了一下，还是放了上去。我问罗老板：“陈香莲怎么还没来？”罗说：“她直接到火车站去了。”包总编没有吱声，他双眉紧锁，严肃的黑脸，真像个包公。陈香莲是他举荐的，若耽误事，他觉得面上不好瞧。罗老板此刻还一个劲地怨他：“老黑哥，你看你推荐这个人，刚来就拖拖拉拉的，不守信用，时间就是金钱。你看牛国健介绍的小李，说来就来，这才像是做事的人呢。”
到火车站，陈香莲并没有到。包总编来回踱着步，显得有点焦躁不安。我也站在行李包前张望着，巴不得陈香莲快点出现，多个人多个伴呀！
五点二十分了，陈香莲还没到。罗老板买票出来后说：“怎么还没来？没来我们就走了，明天你把她送去。”
包老总脸板得更硬了，不觉间埋怨起来：“这个人真难，她三番五次叫我给她找工作，现在找好了，她又这样磨磨蹭蹭，早知如此，说什么我也不罗嗦这事！”这时，包总编腰间的BP机响了。他看了一下BP机对罗说：“报社又找我去审稿，今天下午找我五遍也不止了。为了送这个陈香莲，什么事都耽误了！”
正在我们焦急等待时，陈香莲来了。送她来的是一个块头很大，人很胖的男人，男人的八字胡留得怪长，一看就像街霸，或黑帮头子。满脸横肉，一副凶恶相。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
陈香莲一下车，笑着问包、罗二人：“来晚了没有？”包总编没有吱声，罗说：“讲好了五点半钟车，现在快到五点二十分了，怎么才来？”陈说：“我准备一下嘛。”其实陈一点也没准备，只带了一个小皮包，像是到哪旅游一样。
火车轰隆轰隆地向西方驶去。
陈香莲伸头望望窗外，正儿八经地跟我说：“天芳，迎面是快要落山的太阳不好，这意味着我们的前途将会一片黑暗。”
我不知说什么好，对她的话只是报以浅笑。?记得有位诗人写一首诗，名叫：《大漠落日》，诗的内容只有两个字：圆寂。
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太阳是否是圆寂了。但是，我很清楚，没有今天的落日，就不会有明天的旭日东升。今天太阳圆寂，实际上正孕育着新的明天开始。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
不可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