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丫（四十一）

第四节
——雷文国得知我一如既往地仍在学校教书后，气得暴跳如雷，并让他二嫂立即找校长撵我滚蛋。


求人办事，空着手总不太好。
于是，我到三哥家拿了一盒四瓶装的香油。
给三哥钱，三哥不要。
我总觉着白拿不好，虽说是自己哥也不行。我已经在他家白吃白住了这些天，三哥不说，三嫂能不说吗？干一行讲一行，毕竟芝麻是三哥花钱买的，不是家中地里种的。
三哥不要，就给三嫂。正巧上次三嫂拿我二十块钱找人零钱，我没要，算是两抵了吧。亲兄弟明算账，桥归桥，路归路。
我从没给领导送过礼，更不懂送礼行情。不知送一盒香油少不少，校长能不能看上眼呢？唉，就这些吧。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嘛。
正月初八，一大早我在弟弟家草草吃了几口饭，就急匆匆往校长家赶。因为没底，心中总是忐忐忑忑不实在。
校长家在朝阳村。实际上，朝阳村原叫野鸡屯。很早以前，这里荒无人烟，是野鸡狐狸出没的地方。后来，不知从哪来了一对夫妻在这里开荒种地。男的很凶残，据说是金盆洗手的土匪；女的很妖娆，整天打扮，从不干活。他们很少跟外界来往，不久，又来了许多男女，这个地方便热闹起来，因为野鸡多，故称野鸡屯。文革期间，碍于村名不雅，有妓女之村的嫌疑，便改作朝阳村。不过，老年人仍习惯把这儿称作野鸡屯。的确，解放前，这里女人不太正派，多以卖淫为生。
校长家虽说离沙塘十多里，但不陌生，去年他娶儿媳妇，我曾去喝过喜酒。由于路孬，我怕颠砸了香油瓶，所以，车子骑得很慢。足足骑了四十分钟，才赶到校长家。
别看校长只是一个村小的校长，房子盖得却与众不同，在村里一看就知是个当官的人家。他家分前后院，八间大平房，外加六间东西屋和过道屋，整整十四间，馋人呢。房子又高又大，院子也特别宽敞，猩红色的大铁门上镶着两个虎口门环，门两旁还雄踞一对石狮子，酷似过去的衙门。而周围的人家，大多是低矮的小瓦房，连院墙都是矮矮的，门口堆的是长年烧不完的干草垛，草垛上遮盖的是一层塑料纸，纸上再压几块砖头，防止被风卷走。校长家门口干净利索，天阴天晴都不要紧，反正做饭不像农家烧草烧煤，而是用煤气灶，烧微波炉。城里的普通人家还没有微波炉，校长家先用了，惹得村里老实巴脚的农民跑到他家看新鲜。当官真好，当官能发财，村里人看了校长家都这样认为。当然，他们中没一个是当官的。
来到校长家门口，猩红的大铁门紧闭。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敲了敲门。我不敢用力敲，生怕太大的响声让主人不悦。
响声刚过，便传来了脚步声。随着“咣当”一声，大铁门被拉开了，露出校长四只眼。校长戴深度近视眼镜。因为久戴眼镜，眼睛已变形。有一次，校长在学校里洗头，洗头得拿掉眼镜，我不知因什么找他，一看，天哪，校长一双眼睛不仅白眼珠多，而且往外凸，那两个黑眼珠都朝鼻梁集中，活脱脱一个“斗鸡眼”，难看死了。
校长看我上门，忙打着哈哈：“啊，没想到，哈哈，快进来，快进来。”我将车子推进院里，提下那盒香油，不好意思地说：“校长，年前没捞到来看你，这点香油自家磨的，不成敬意。”
“你看看，你看看，来就来是了，干嘛带东西。”校长一边谦让，一边收下香油。校长老婆也闻声出来，接过校长手里的香油，热情地让我进屋。
坐下，上茶。校长老婆茶杯递给我后，便知趣地离开，忙别的事去了。这也许是长时间养成的习惯，公开场合，当官的女人从不参政，只有晚上才刮枕头风。
我开门见山地说：“校长，我今天来找你，不为别的，只想把孙老师在我家买香油挨打的事说一下。我不知雷文国在你跟前说些什么，但不管怎样，我相信你也不是那种偏听偏信的人，这些年来，我怎么样，孙老师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校长说：“当然，我对你们俩都很相信。那件事给雷文国做粗了，他哪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把人打得半死，简直无法无天。那天晚上，我都睡了，外面扑通扑通打门，我也不知什么事，只听门外乱哄哄的，看样子，来了不少人。我以为是贼，没敢开门，后来听出是雷文国的声音才开门。天老爷，只见孙老师浑身血淋淋的，人成了面条子，被两个彪形大汉架着。我当时也给吓坏了，忙问怎么回事。孙老师不能说话，脸上都是血，眼肿得睁不开。雷文国指着孙说：‘他个孬种勾引我老婆！’我根本不信，我知道你跟雷早离过婚，孙雷也没有女朋友，别说没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又怎能说是勾引呢？我质问雷文国：‘你这样打老师是要犯法的！’他看我说法不好听，睬都不睬我，又让人把孙老师架走了。他们人多，我想拦也拦不住。那一夜我都没睡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到孙老师家，孙老师正在挂水，讲话很费劲。他说：‘我真不明白，自己去买香油，糊里糊涂地突然挨了人家一顿闷打，后来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雷文国误会了他。’他说他要告雷文国，我也支持他告。虽然我跟雷二嫂是老同学，我也得为老师撑腰，说句公道话。何况，雷文国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要是放在眼里，能这样做吗？”
校长讲得口干舌燥，呷了一口茶后又愤愤地说了一句：“他这是杀鸡给猴看，是向我示威，人打过了还拉到我家，逞什么能！”
我打断了校长的话，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我只想问一句，我还能继续教书吗？”校长一怔，说：“怎么不能？谁说不能了？”“同事们会怎么看我？”
“你又没干什么坏事，怕别人看干什么？”校长似乎看透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李老师，我很同情你的处境。摊到这种情况，你只有挺住。在我眼里，你很坚强，有个性，有能力，素质很好嘛。你不教书不可惜了吗？听我话，继续教。我相信你，同事们也相信你。你要放下思想包袱，跟往常一样，该怎么上课就怎么上课，没有爬不过去的山！”
听了校长的话，我很受感动，心里也轻松了好多，雷文国留在我心中的阴霾，被校长几句话扫荡殆尽。
看看时候不早，只得告辞。校长执意挽留，让我吃过饭再走，我婉言谢绝了。
校长把我送到门口，又指了一条近路让我走，最后又说：“开学就去上课，跟那种人计较划不来。”
回去的心情比来时好多了，悬在心中的石头，此刻全然放下。举目远眺，刚返青的麦苗，一望无尽，一只百灵鸟从麦地里飞起，直冲云霄，迎着风口叫得正欢。化了冻的黑土地散出浓郁的泥土香味，我深深地呼吸着旷野里的豁达之气，把车子骑得飞快，路似乎也不像来时那样颠人了，只是肚里咕咕地响了起来。我摸了一下肚子，笑笑，自言自语地说：“到家就吃饭，最少吃三大碗！”
我去校长家的事，大姐知道。她一直在弟弟家等候消息。看我进门后，忙问：“怎么样？书还能不能教？”
我知道大姐最关心我目前的生活。代课教师工资虽说不高，但总比没有强。我车子一放，就把去校长家情况跟她说了。她听了很高兴，不过，她又提醒我：“在学校要小心，特别是路上，要防哪个孬种拦你。”
我说：“学校是什么地方，他不敢去。路上他要拦我，我就告他，法律可不管他是什么地痞流氓。”
大姐过了十多天才走。
没有不散的宴席。人人都有家，人人都要回家。只有我，说有家，却无家；说无家，还有个栖身之处——娘家。纵然一些人用种种眼光看着我，我还得厚着脸皮在母亲屋里住下去，因为我实在没地方去。
其间，哥嫂们还在不厌其烦地做我工作，让我回雷家，我只好躲着他们，连饭也不上他们家吃。我知道，一坐到他们家饭桌上，他们便会引经据典、拐弯抹角地让我认识离婚后的路难走，还是“奶婚”好，再谈一个二婚的，到老死也不会一条心。孩子更受罪，像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我成天在屋里呆着，静等着开学。
我真想找胡素华大姐聊聊，毕竟她阅历深，社会经验丰富，人生体会也多，再说好几年没见了，不知她近况如何。可是，我又不敢去。她也是离婚的，我也是离婚的，我怕人说，什么人找什么人。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净找大王八。那时，我的精神状态极差，脑神经天天绷得紧紧的，生怕再有什么不幸突然降到我头上。
我天天躲在屋里，坐累了睡，睡醒了坐，饿了就到弟弟家讨口饭吃，有时一张煎饼，有时一碗稀饭，弟媳妇还不错，什么话也没说。
总算开学了。
那天，太阳刚露一点红，我就开始做饭吃。年年如是，开学第一天，早上八点前一定得到校。
吃过饭，我略加修饰一番，无非是把长发绾在脑后，盘成团团发髻，然后换件浅绿色的风衣，脚上皮鞋邋遢惯了，脏兮兮的，灰头灰脑，大约有一个多月没擦鞋油了。我找了一块破布，蘸了点水，先把鞋上泥灰擦净，再找鞋刷刷点鞋油，旧皮鞋又焕新颜了。
收拾完毕，骑车慢悠悠朝学校逛去。
越靠近学校，我的脑子里越乱糟糟的。同事们会用什么样眼光看我呢？惊讶？怀疑？鄙视？探询？孙老师的脸上伤痕可曾去掉？丑媳妇总得要见公婆。校长不是让我放下包袱吗？唉，随他们怎么说，怎么看吧！
学校里除了成群结队的学生外，老师来得很少。他们见到我，仍跟往常一样，亲热地打了声招呼，并没有像我想像那样瞧不起我。别人不问，自己也犯不着解释，有时解释多了适得其反。
九点多钟，孙雷才来，仍骑着那辆摩托。那辆摩托曾被雷文国蛮横无理地推到沟底。孙雷被绑架走后，是弟弟把摩托从沟底推上来的。过了好几天，孙家才来人推走。见人来推车，心中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我对不起孙，对不起孙的摩托。跟孙家说什么都不光彩，一切语言都无法诠释我当时难堪的心境。今天，看孙雷来了，那种羞愧、内疚的感觉一直盘在心头。
孙雷表情很严肃，严肃得有点可怕。他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那副又大又黑的墨镜几乎罩住了他大半个脸。可以断定，脸上的伤痕没褪。他进办公室时，有个老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说：“哟，孙老师今天戴眼镜好漂亮！”接着又响起不无嘲弄的哈哈笑声。我不敢望孙雷，只听孙雷平静而又从容的语调飘了过来：“好看吗？你也买副戴好了。”
我如坐针毡。那芒刺似的语言虽不是说我的，但仍刺得我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办公室里一时静得出奇，当这么多人的面，我真不知该怎样跟孙雷解释那晚的事。我只觉得，有些人的眼光，一会射向我，一会射向孙雷，仿佛我俩真的干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我僵直地坐着，直到校长走进办公室宣布开会，我才从窘境中解脱出来。
第一天最难熬，第二天就好多了。最起码我没有了第一天的拘谨、无奈、羞愧。我静心备课，认真上课，像以往一样。
孙雷的大墨镜取了下来，大概他觉得戴着墨镜走进课堂不合适。他的半个脸仍留着青紫的伤痕，从鼻子到脑袋，几乎没有一块好肉，乌黑青紫使他原本漂亮的脸蛋，显得有点丑陋。
看到孙雷那张变了色变了形的脸，我更是内疚得要命。同事们在会上听了校长讲的真相后，对孙非常同情，我当然也在被同情之列。他们都要替孙雷打抱不平，为的是维护老师的尊严、人格、权利。
当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三个人时，我向孙雷道了歉。孙雷已知道我的处境和雷文国那晚的恶作剧，他说：“李大姐，我真的不在乎，难得让人吃一回醋，值！”他又跟我说，他姐他女朋友准备开学来找我后账的，他没让来。他对她们说：“李老师也是一个挺可怜的人，儿子刚死，男人又暴戾成性，如今家也破了，人又寄居在娘家，够惨的了。”
他的姐姐和女朋友也是通情达理的人，结果没来。
既然话说开了，我对孙的那份自责和内疚也就少了。不过，我对孙雷倒是多了一份感激，感激他宽容大量，感激他深明大义，感激他不记恨我。
雷文国得知我一如既往仍在学校教书后，气得暴跳如雷，并让他二嫂立即找校长撵我滚蛋。雷二嫂也的确来找过校长，让校长辞退我，这一次校长却薄了雷二嫂的面子。他对雷二嫂说：“学校正缺老师，我无法也没权利辞退一个积极上进、教学能力强的女教师。”雷二嫂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返回。当然，校长为我又在背后挨了雷家一顿臭骂。
开学后，日子过得很快。我早出晚归，和哥嫂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我又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精神上也好多了。只是夜深人静时，又会思念起死去的儿子来，同时还在牵挂着那个近在咫尺却不能生活在一起的女儿。
雷文国不给女儿到我身边来，实际上，他这是变相地惩罚我，作践我。无奈，我只好利用中午或晚上放学时间，跑到高山小学看闺女。只要能看到女儿，能看到女儿干干净净，高高兴兴的样子，就心满意足了。
我别无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