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漂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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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的深秋，饥饿开始降临到家乡大地。不知是什么原因，社里两个多月没有分粮。有点存粮的人家，还能勉强支撑着，我家却没有一点存粮，连麦麸和皮糠都翻出来烙饼吃。当时既没有料到也非常不适应，还不知道这仅仅是刚拉开的饥饿序幕。
　　有一天，听说戴窑镇可以买到芋头仔儿，芋头虽然是一种蔬菜，但也可以用来充饥，庄上有很多人摇了一条船去戴窑，哥哥就也跟着去了。嫂子在前几天回了娘家。戴窑离我们庄子有十七、八华里路，现在骑摩托车只需二十多分钟，但那时摇船走水路却要三个多小时。那天，哥哥回来得很晚，说因为人多，要排队，一个人只准买十斤，他们排了两回队才一人买了二十斤。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胡罗卜英子煮的粥，只有极少的一点米，大部分是胡罗卜英子，锅里黑乎乎的，还剩下好几碗，母亲说，要烧几个把子热一下再吃，他说没事，一会儿就呼啦呼啦的把锅中的剩粥全吃光了，后来才听同去的人说，哥哥一天没舍得买东西吃。那天夜里，哥哥发起了高烧，第二天早上，额头上滚烫的。那时候，附近没有医院，大顾庄有个叫潘善之的老中医开了家私人诊所，父亲和我把哥哥扶上一条小船，划到大顾庄的西河边，把潘先生请上船，潘先生为哥哥诊了脉，打了一针退烧的盐水针（青霉素）。回家后，哥哥烧得更凶了，到了晚上就开始说胡话，庄上有人说，可能是中了邪，西毛庄有个“野和尚”会看邪病，不如去试试。父亲当时也没得主意，就请本庄的姨丈借了一条有棚子的船，把哥哥驮上船上西毛庄。西毛庄在我们庄子的西边，有六、七里路，全是小河。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刮着北风，上船的时候觉得寒意很重，划了好长时间才摸到那个庄子，那个叫“野和尚”的老头儿，被叫起来后虽然睡眼惺忪，但还是煞有介事地为哥哥念了“咒语”，画了几张符。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快要天亮了。到家后，哥哥虽然高烧不退，仍在说胡话，但居然喂他吃了半碗粥，就是吃的样子不是好吃相。父亲和母亲却认为是“野和尚”灵验。那天的晚上，哥哥的气数已尽，在高烧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结束了他虚龄才十八岁的生命，那天夜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半个庄子的人都听到了父亲沙哑的哭声。现在想起来，那时的人实在是无知到极点，哥哥的病很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延误了治疗时间导致肠穿孔。也有可能是伤寒病，如果能及时到大一点的医院医治，哥哥肯定是有救的。第二天，着人四下里给亲戚送死讯，嫂子是一路哭着跑回家的。第三天下葬的时候，嫂子死活要跟着下田送葬，亲戚们拚命地拖住她，没让她上船。因为那时家乡有一种不成文的习俗：为丈夫送过葬的寡妇以后就不能改嫁，可怜的嫂子那年虚龄才十七岁。哥哥葬在河西圩子我家三、四年前新买的一块田里。十几年后深埋坟茔时是父亲和我两个人去挖、埋的，当时棺材已经只剩下几块朽板，骨殖中还挖到一支随葬的胶木杆钢笔。
　　哥哥死后家中的生活更困难了，为哥哥办丧事又预付了一些粮食，这个冬天是没法过了。于是，痛失长子的父亲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把已入了社的船“偷”出来，带着全家重返江南。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父亲悄悄地把我家的船撑到家门口的河边，母亲就在家中收拾要带走的东西，我和父亲就轻手轻脚地一趟一趟的往船上搬。一直搬到快拂晓的时候才偷偷地把船撑离庄子。这时船上还有十二岁的妹妹、九岁的三弟和五岁的四弟。嫂子在哥哥死后就被劝回了娘家，全家出走的计划是一直瞒着嫂子的，如果嫂子知道了就会一定要跟出来，她仍然希望能留在这个家庭里，因为嫂子只比我大一岁，那时又流行“叔招嫂，人人喊好”。母亲却认为嫂子的“命”太“狠”，她幼时“克”父，现在又“克”死丈夫。同时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本村为我定下了亲事。不带她走是为了让她死了这条心，早点找个人家嫁出去。后来听外婆说过：嫂子在娘家经常以泪洗面，每逢农历月份哥哥的忌日，都要摆一张小杌子到门外巷口上，为哥哥供饭烧纸。后来还回到我们庄子，在已经差不多搬空了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并在社里上了几天工。
　　那天黎明时分，船才行到离庄子三、四里远大顾庄北舍，那是大姑母的庄子，比父亲大十六岁的大姑母见到了最小的四弟一家落魄的样子，流着泪煮了一锅子糯米饭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当天的下午，船行到戴窑后就停在“端午”桥下苫船蓬子，苫船蓬子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先要把船上乱七八糟的全部家当一样一样地搬到河边的岸上，幸好蓬子的骨架都是以前从船上拆下来的原装，父亲又是熟马旧路，只忙活了半天就搭好了。那时，倒也不怕遇到庄上的熟人，庄上的人对我们家的遭遇都是很同情的，就是有人看到了也不会拦我们，哪怕是社里的干部看到了，也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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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晓行夜宿，父亲有一种久困牢笼一旦成功逃脱的感觉。七八天后的一个黄昏，船终于行到了无锡，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船上已经没有一粒米了。第二天，父亲在无锡的乡下买到了几十斤高价的稻谷，又跟附近的石匠买了一付手磨，那付磨子比洗脸盆大不了多少，是人家用来加工麻油磨芝麻用的，用那种磨子磨稻谷，磨出来的米既糙又碎，同时也没法把混在米里的稻壳子分离出来，煮的饭里面也混有糠屑子，不过吃起来还是很香的，毕竟要比麦麸和米糠好吃得多。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做什么营生养活这一大家子人？“洋货”生意是做不成了，因为那种生意需要较多的铺底资金，而且时代不同了，那种生意也不一定能赚到钱。于是父亲就决定把船直接开到浙江，到那里去装上一船荸荠，再行到上海去零卖。听人说：那时上海虽然粮食也上了“计划”，但街上的熟食仍然没有要粮票。去浙江的路上，天气反常地起了几天南风，我便天天上岸拉纤，时值初冬，纤路上飞舞着湖桑的落叶，远处逶迤着青青的山，路边的小草还未完全枯萎，此情此景不由使人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两句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有一天晚上船停在一个叫平望的镇北边过宿，有两条扒河蚌的江北船也停在那里，两条船上的人是一个庄子的，也是从家中刚逃出来的，船都很小，大约只有四、五千斤载重，他们没有本钱做生意，想在这里扒一船河蚌到上海去卖。他们的船上都没有了粮食，只能以蚌肉烧青菜当饭，船上的孩子们样子更可怜，那时节还穿着单衣，屁股冻得红红的。他们希望尽快地扒满一船蚌，然后把船开到上海，他们说：到了上海就有命了，因为可以用卖蚌肉的钱去饭店里买饭吃。与他们相比，我们的船上还有一点夹着糠屑子的碎米，还有一些本钱去贩荸荠。但也实在没办法帮他们，只是劝他们再扒两天早点走，不要把孩子们饿伤了。后来我们船在浙北的一个叫塘西的地方装了一船荸荠，说是一船，其实只有半船，因为荸荠收获后是和着烂泥存放的，卖的时候才取一部分洗净、打样、称重。船往上海开的时候，天天起北风，重载船行逆风是非常艰难的，尽管行船的人像打架一样的拚命用力，一天也只能行二、三十里路。我的一双小时候玩过烂泥的手，已经在寒风中冻裂得血肉模糊了。快到上海的时候，船必须从西向东穿过淀山湖，幸好那天风停了，船在风平浪静的湖面上行了一个上午才行到朱家角，第二天下午船过七宝镇，就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上海的高楼大厦。
　　后来船就停靠在上海西郊一个叫“小菜弄”的地方，记不清是中山西路的几号桥，只是记得附近还有一座铁路桥，离上海西站也不远，从那里步行半个小时左右可以走到徐家汇。那里停靠着很多江北船，是都市角落里的水上贫民窟，有拾荒的、讨饭的，还有拾三合土的。起先我并不知道什么叫三合土，后来才知道三合土就是把捡到的碎砖碎瓦用小铁锤敲成鸡蛋大小，这种便宜的材料可以用来修筑简易公路，甚至还可以用来代替石子预制“水门汀”（即混凝土，当时上海人叫“水门汀”，可能是外来语音译）。靠船的岸上是郊区农民的菜地，夜里经常有江北人上岸偷菜，当地人就愤愤地骂人：“江北赤佬样样要，就是面孔弗要”。古人说过：“礼兴于有而废于无”，当一个人连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是要不起“面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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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的上海，对于逃荒的人们来说，确实是人间“天堂”，因为那年在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杭州没有粮票是买不到任何东西吃的，而在上海遍布大街小巷的食堂（那时低档饭店都叫食堂）、早点摊都是免票向人们开放的，早上随处可以买到大饼、油条和豆浆，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也只有一角钱。中午，徐家汇有两家食堂供应饭菜，档次较高一点的是位于徐镇路口的一家小饭店，那里卖的是大米（即粳米）饭，一小碗四分钱，不过量极少，只有几口饭，难得有外地人光顾。还有一家食堂卖的是籼米饭，一角钱一大碗，是盛得满满的、冒尖的一碗饭，据说是半斤米煮的饭，饭的重量是一斤二两。这家食堂不供应炒菜（也没人舍得买），只供应青菜汤，买两碗饭要搭售一碗一角钱的菜汤。到这里吃饭的全是外地逃荒的和当地做苦力的人。因为人多，买饭的时候要排队，有的船上人带着锅、盆买饭，他们喝掉菜汤后便把饭全部带走，因为他们船上都还有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后来我每天中午都在这里化三角钱吃两大碗饭和一碗菜汤，这在当时可以算是相当“奢侈”了。
　　我们装的这船荸荠是准备零卖的，我和父亲母亲三付担子，一天可以卖一百四、五十斤，每天早上七点多钟就要把担子挑到菜市场去赶早市。一开始父亲把我安排在离船最近的一个菜场，就是徐家汇铜仁街菜场，父亲和母亲就分别去市内较远的菜场。铜仁街实际上是华山路旁边的一个较宽的巷子，在老上海地图上可以查到这条街，现在已不知道被拆建成什么样子了。早上的铜仁街上买菜的人熙熙攘攘，街两边摆满了露天菜摊，由于买菜的人大都是从华山路过来的，我就把荸荠担子放在靠近华山路口的路边上，用生硬的上海话大声叫卖：“卖地梨哟！”（上海人把荸荠叫地梨）。那时候，一斤荸荠只卖一角二、三分钱，成本也只有八九分钱，我每天挑四十斤货上岸，如果全部卖掉可以赚到一块多钱，一块钱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那是一个“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时代，在家乡当大干部的人，一个月也只有三十多块钱的工资。如果上午卖得顺利，卖剩下的十多斤货，下午再跑几条弄堂就能全部卖完，早早地回到船上清洗第二天要卖的货。也有时候，一上午卖不了几斤货，下午的担子就重了，要挑着担子不停地走，还要不停地叫喊，喊得口干舌燥的。生意不好，心情就也不好，路边的地上飞舞着梧桐的枯叶，本来很有卖相的荸荠也被冷风吹成紫黑色。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有人砍价，一角钱一斤也肯卖。还有的时候，天上下起了小雨，没办法去走街串巷，就要找个地方躲雨。华山路第六百货公司的旁边有一个记不得叫什么“里”的弄堂，弄堂口有一个老太太摆的书摊，我就化几分钱在那里租连环画看。
　　连续几天生意不好，母亲就叫我换一个菜场试试，于是就把她常去的稍远一些的永嘉路菜场让给我。那个菜场在徐家汇东边的市里，早上的人流量比铜仁街多，生意也稍好一些，就是中午吃饭不如徐家汇实惠，菜场旁边有个食堂，虽然饭也是一角钱一碗，但饭里面掺了些煮熟的山芋，碗也不太满，两碗饭加一碗汤吃得也不是太饱。下午走街串巷的时候，都是走的一些从未走过的生地方，倒是扩大了我在上海的活动范围。前些日子，徐家汇附近的弄堂对我来说已经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因为差不多每天都要走一趟。永嘉路附近的弄堂却与那里有些不同，这里的住户可以分好几个等级，最高级的要算市中心的洋房别墅，从敞开的大铁门走进去，环境非常整洁，路边栽着常绿的树木，满眼看不见人。像往常一样大叫几声后，有时也会从楼上走下来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碰到这种人，生意最好做，她买一斤荸荠包在干净的手帕里，多要她一、二分钱也不还价。再高级的就是外国人住的地方，不过小贩子们是进不去的，只能隔着紧闭的铁栅门看到里面有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孩子在玩耍。最常见的弄堂大都有个很文化的名字叫某某“里”，里面有老上海的石库门，这里的住户都有一份较好的工作，大部分是较早到上海定居的浙江人。从永嘉路向南，在斜土路一带，那里的弄堂就直接称“弄”而且是以阿拉伯数字命名，叫某某路几号弄。那里面住的人大部分是北方人，当然也有我们苏北老乡。他们有的人在需要出力气的工厂里上班，还有的是自由职业，踏三轮车的，拖黄鱼车（即人力板车）的都有。他们的居住条件很差，还有些人住在油毛毡搭的棚子里，不过他们都有让人羡慕的上海市户口，是正宗的上海人。在这里，生意既好做也不好做，好做的是只要有一家买，往往就有几家跟着买，不好做的是价钱卖不上去，有时候分量称足了还要抢着加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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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到上海逃荒的人越来越多了，经常在街上遇到我们庄上的人，他们有拾荒的，也有讨饭的，由于没有船，晚上只能露宿街头，冻得受不了时就在街上游走。他们大都吃不起一角钱一碗的米饭，只能到虹桥路卖粥的摊点上喝四分钱一碗的米粥。我也在那里吃过一次粥，那种粥看起来很稠，吃的时候感觉是吃饱了，可是过一会儿撒一泡尿，肚子就空了。我的三伯后来也跟村中的人搭伙来到了江南，他是一个人跟人家船出来的，在浙江与江苏交界的地方扒河蚌，有一天傍晚找到了我们船，吃了二十多天的蚌肉烧青菜，瘦得皮包着骨头，那天，船上已经煮好了晚上吃的菜粥，是母亲中午从街上带的饭和着包菜叶子煮的。父亲就叫我领三伯到街上去吃饭。我和三伯走到徐家汇的时候才发现那家中午卖大碗饭的食堂晚上不营业，只好到徐镇路口的饭店里吃小碗饭。那家饭店非常苛刻，卖三小碗饭就必须要搭售一盘炒菜或者一碗汤，好说歹说的才买了二十碗饭和两碗汤，化了一块钱。饭是粳米煮的，非常好吃，二十碗饭，估计也不过三斤多米，记得那晚我吃了六碗，三伯吃了十四碗。第二天，他因为放心不下家中的人就回家了。三伯那年五十岁，第二年腊月竟病故于家中，我和三伯一起吃的那顿晚饭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快到阴历年底的时候，一船荸荠卖完了，总账算下来，除去一家人一个多月的生活开支还略有盈余，从每晚报账的情况来看，我的业绩最差，父亲比我好一些，但都比不上母亲，母亲是好像是天生的做小生意的料，同等重量的货，她都要比我们多卖五、六角钱。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附近的青浦度过的，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加上她嘴甜、心“狠”，短斤少两是她的拿手戏。春节前，舅舅一家人也到了上海，两条船就靠在一起在这里过年。大年初一的那天，舅舅和母亲带着我玩了一次上海的“大世界”（那时叫人民游乐场），那里的千奇百怪的哈哈镜和各种剧种的演出场所确实让我大开了眼界。下午从“大世界”出来，舅舅又领着我们到老城隍庙（豫园商场）转了一圈，那摩肩接踵的人流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使我进一步领略了上海的繁华。从城隍庙出来，又到外滩转了了一圈，从十六浦码头一直走到外白渡桥，黄浦江边那些外国人留下的石头楼房仍然是那样巍峨壮观，仰望外白渡桥边上海大厦的二十四层楼，竟然使我想起家乡中破败的草屋。
　　春节过后，我们的船就停靠到七宝东边的乡下，舅舅和父亲就跟人家大船上抬黄土，土是运到市里填地用的，抬一天土得到的工钱要比做小生意赚的钱多一些，母亲和舅母就跟着挖土装筐，那可是一种极重的体力活，父亲和母亲都舍不得让我抬，怕我做“伤”了。于是我每天就到蔬菜批发市场去批一担青货到熟悉的菜场卖。父亲给了我几块钱做本钱，只希望我能赚点儿钱把肚子混饱。蔬菜批发市场在曹河泾附近的曹溪路上，离我们停船的地方要有十好几里路。我每天带着一付空篮子，必须要在拂晓前赶到批发市场，批好了菜，还要挑着重担子赶到卖菜的菜场。去的时候走的虽然是砂石公路，但是有一大半的路上没有人家，路的两边都是菜地，在一条小河边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乱坟葬。那时的上海郊区，凌晨的时候一个人走在公路上，连一辆汽车都难得碰到。一开始是相当害怕的，慢慢地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尤其是在黑星夜里，什么也看不见，顺着公路只顾往前走，一点儿也不害怕，倒是在皎洁的月光下，夜风吹拂着路边和人差不多高的柏树，反而使人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那时船上又没有时钟，什么时候离船全靠父亲喊，好在父亲有多年起早跑码头的经验，估摸的时间还是相当准确的，不过偶尔也有出错的时候，有一天我赶到批发市场才午夜一点多钟，送菜的菜农一个也没有到。
　　对于菜贩子来说，进货这一关是个很重要的环节，首先是进的菜必须新鲜有卖相，批发价格比上一天稍低一点的货最好，反之就不宜进，因为价格的涨落批发和零售之间有个滞后效应。降价幅度过大的菜也不能进，那种货大都是滞销货。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懂得这里面的奥秘，有时候辛苦一天却赚不到钱，临近中午的时候，卖不掉的菜蚀本也要抛售。拂晓前是批发市场最热闹的时候，已经入了社的菜农们拖着板车把一筐一筐的蔬菜运进场里，菜贩子们则穿行其中看货、砍价。我就跟在人家后面，等人家把价钱谈好了，也跟着买七、八十斤的一小筐。市场上有很多负责过称的工作人员，他们心算能力真令人叹为观止，一筐菜刚称好，他随即就用上海话唱出货物名称、数量、单价、总价！跟在后面开票的人就按他唱出的数目开票、收款，速度之快超过用算盘和计算器。批到了菜，就挑着七、八十斤的菜担子大步流星地往菜场跑，一、两公里的路不一会儿就到了，倒也不感到吃力，只是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了。一般情况下，每天都能在中午前把菜全部卖完，也能赚一块多钱，去掉早上和中午两餐的开支还能余几角钱。赚不到钱的时候，中午就舍不得买饭吃，只是到虹桥路上化一角几分钱喝几碗粥，然后再把卖剩下的菜挑回船上。有一天在吃粥的时候，碰巧遇到我们庄上的一个儿时的伙伴，他比我大两岁，和哥哥同年。他的父母在船上扒河蚌，他一个人流落在上海拾荒，样子非常可怜，又黑又瘦，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洗过的，眼睛、鼻子旁边都沾满了污垢，穿着又破又脏的棉袄，背着一个竹篾子编的拾荒篓子，里面有小半篓子废纸。那时候，拉圾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像现在有饮料瓶子之类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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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贩子只做一上午的生意，下午一般是无事可做的，如果当天的上午生意做得顺利，我也会在街上玩一会儿，这时候就把两个空菜篮筐摞在一起，穿在扁担上背在身后，在人流如织的大街上东张西望地卖呆。有时候碰到摆地摊卖旧书的就停下来，看看有没有既便宜又好看的旧书。那些书都是从废纸里挑出来的，一本也只有几分钱，现在仍记得那时曾在地摊上淘到的两本书，一本是当代诗人何其芳关于诗歌的论文集，书名叫[诗与生活]，还有一本叫[情海新潮]的书，那是一部较长的小说，而且是一部黄色小说，书中虽然没有太多露骨的性描写，但却有很多荒唐的乱伦情节。
　　1958年春末夏初，船又回到原来停靠的地方，父亲和母亲也和我一样做起了菜贩子，卖了一段时间的螺蛳。在小菜弄停船的旁边就有一个批发螺蛳的市场，每天下午到那里批二百多斤货，然后回到船上剪螺蛳屁股，第二天一大早就分三付担子各奔一个菜场，这一回我自告奋勇地选择了最远的一家菜场，把离船最近的铜仁街让给母亲。我去的那个菜场是在徐家汇东面五、六里远的打浦桥，听父亲说，早先徐家汇到打浦桥是一条臭气熏天的小河，叫肇家浜，解放后，在那条填平了的河上修筑了一条当时上海最漂亮的公路，叫肇家浜路。公路的中间有花园般的绿化带，两侧单向通行。每天早上，我挑着七、八十斤的担子一口气从徐家汇走到打浦桥，路上也不需要休息。我确实是长大了，在批发螺蛳的市场上，我已经能和人家把三、四百斤的大扛篮从地上抬到磅称上。
　　卖螺蛳比卖菜利润要高一些，螺蛳的进价只有三、四分钱一斤，剪过屁股后能卖七、八分钱一斤。在打浦桥菜场卖螺蛳要比在别的菜场好卖一些，因为那个菜场周边住的大都是低端消费者，尤其外地人居多，他们喜欢化角把钱就能解决一顿味道鲜美的中饭菜。打浦桥有一条通向黄浦江的小河，叫日晖港，早先的河面上停满了做小生意和逃荒要饭的船，河边上也搭满外地人的简易棚子。住在棚子里的人，来得早的现在都有了上海户口。我们庄上的一户唯一的地主，土改后逃亡到上海，在南面的平阴桥旁边搭了个棚子住下来，解放后倒也得到了上海户口，后来查出了他的地主成份，就叫他回了老家，在家里由村上管制劳动，和他同来的他的小老婆却留了下来，仍然住在平阴桥旁边的小棚子里，成为我们庄上惟一的一个住在上海有上海市户口的人。她名叫高五子，娘家也是我们庄上的，她有一个女儿，后来在上海成了家，她晚年一个人住在原来的那个棚子里，靠在路边卖些鞋垫、手套之类的小商品维持生活。她的年纪比父亲大一些，人很和气，她那里是我们庄上在上海的人的联络站，也是庄上人在上海惟一的通信地址，在上海的人，过些日子都要到她那里去看看家中是否来过信。家中有人到上海来找人，也要通过她才能打听得到。我和父亲也去过一次，家中的来信的信封都是这样写的：上海市斜土路某某弄某某号高五子收转某某某收。平阴桥也是日晖港上的一座桥，在打浦桥南面。那时的日晖港里已经不能停船了，长年积累的拉圾把河床垫高了，只有在黄浦江涨潮的时候河里才有水，潮水退后，河床上裸露着拉圾和黑泥，老远就能闻到臭味。现在的上海市地图上有一条路叫日晖路，可能就是后来在填平了的日晖港上修筑的。
　　夏天快到了，螺蛳没人吃了，我又卖了一段时间的甘蔗，是上一年的红皮甘蔗，每天要把整枝的甘蔗刨去皮，截成段子，大段子卖五分钱一根，小段子卖三分钱一根。后来甘蔗下了市，甜瓜就接着上了市，上海人都喜欢上市货，那时候还没有大棚，也就没有反季节的瓜果和蔬菜。刚上市的甜瓜很好卖，每天起早到批发市场批五、六十斤黄金瓜或者是白梨瓜下午三、四点钟就可以卖完。热天卖瓜是比较辛苦的，卖螺蛳只要早上挑到菜场就不要再走动了，卖瓜要不停地挑着叫卖，担子里除了瓜还要备一小桶水，因为瓜上面要经常洒水，在为顾客刨瓜皮的时候也要用水洗瓜、洗手。走累了就停在路边，坐在扁担上歇一会儿，嘴里还要不停在叫卖。好在那时的上海对于我们这些流动摊贩还是比较宽容的，不像现在到处都有城管找麻烦。骄阳似火的时候也卖过西瓜，卖的西瓜大都是从外地的西瓜船上进货，一次要进千把斤，进货时对西瓜要一个一个地认真挑选，如果在一担西瓜中混进两个生瓜，这担瓜就没有利润了。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居然也学会了对西瓜成熟度的鉴别，通常就是把西瓜托在手上用另一只手拍打，成熟的瓜会发出较沉闷的声音，托瓜的手也会感到有轻微的颤动，如果声音较清脆、颤动不明显就是生瓜，反之，如果声音过于沉闷，颤动太大就是过熟瓜。整个夏天都是以卖瓜果为主，直到初秋黄豆荚子上了市才又开始卖毛豆（上海人把青黄豆荚子叫毛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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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刚过，父亲突然决定要再到浙江去装一船货到上海来零卖，那时和我们船停在一起的，除了舅舅的船还有一条我们庄上的船，那条船是我家邻居家的女婿，姓张，是已经与我订了亲的张家的本家，算是我的本家大舅子。父亲计划和张家合作去装一船货，于是就安排我和三弟上张家的船，仍留在上海卖菜，邻居家的大姐就上我家的船帮助行船，舅舅的船也一同去装货。我和张家哥哥每天上岸批菜卖，三弟就负责看船。晚上就带点饭上船烧粥吃。没过几天，上海市成立了迁送站，要对越来越多在出现在上海周边的江北船进行强制迁送。那一天清晨，全市统一行动，出动了很多人和机动船，计划通过一个上午把散靠在各处的江北船全部驱赶到苏州河边的北新泾，然后在那里统一挂缆，用轮船把这些船拖到兴化交给兴化县政府。由于被赶的船太多，负责迁送的人员又都是临时抽调的，对于那些像野鸭子一样散在河面上的船，根本照顾不过来，船上的人对上海周边的河港又非常熟悉，因而在开往北新泾的途中逃掉了不少船，张家哥哥比我大七、八岁，在这方面也非常机智、老到，我们的船也在途中成功地逃脱了。船在小河中转了半天圈子，下午就开出了黄浦江。船靠在江边上，正是落潮的时候，看到芦苇丛中有很多毛脚蟹，三个人一会儿就捉了小半桶，上船就用盐水煮熟了吃，大半天没有吃东西了，都急切地盼望着一顿美餐，不过这种蟹经过腌制后作下饭菜还可以，鲜的并不好吃，当饭吃更不行，吃在嘴里虽然也有一点鲜味，但同时还有苦味。一点儿肉也没有。第二天就就靠我上一天卖剩下的七八斤小洋山芋（马铃署）仔儿混了一天的日子，张家哥哥说船上一点米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一大批船被拖走后，上海又平静了一段日子，我们就把船停在比较僻静的郊区，继续上岸做生意。两、三天后，父亲和舅舅的船空着回到了上海，说没有装到货，虽然白白地浪费了七、八天的功夫，但却幸运地躲过了迁送的一劫。
　　那年秋天，上海郊区成立了人民公社，墙上也出现了“人民公社万岁”的大幅标语，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后来听说家乡也成立了人民公社，而且是两个乡合并的大公社，叫梓辛人民公社。同时还听到人说，家乡已经办起了公共食堂，说是“吃饭不要钱，想了几千年”。也有人劝父亲回家，父亲却说等等看再说。我们一家就仍然批菜卖，那些日子，上海的蔬菜天天在涨价，郊区的菜农们正忙着敲锣打鼓地奔向共产主义，没时间照顾到地里的菜，原来七、八分钱一斤的洋山芋已经卖到一角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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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父亲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说上海市要招收一批外地船民落户上海。经再三打听，还果真有其事。消息说：想要报名的人必须赶到黄渡镇去报名、开会。父亲和舅舅先是花了一天的时间走到黄渡去打听情况。到那里看到河下已经去了不少的船，消息是确实的。第二天，舅舅和我家的两条船就一起往黄渡开，张家哥哥的船没有去，他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情，怕是把船骗到黄渡集中起来往家中迁送。黄渡是嘉定县的一个小镇，嘉定原来也和青浦、松江一样属江苏省，后来才划归上海市。到黄渡后，船都被集中在一条只有一个出口的河沟里，出口处有人看守，进得去却出不来。各个船上的船主每天都要集中到黄渡派出所开会，先是查清船上人的成份和家庭出身，然后又排查在上海期间是否做过违法的事情。期间也查出几个有较严重盗窃行为的人。最后才把这次招收船民户口的真实意图向船民们摊牌。原来这次活动是市政府搞的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就是先把招来的船民转成上海市户口，然后再将其作为上海市的支边移民迁往大西北。后来才知道，当时上海无法完成抽调上海市民移民支边的任务，才想出了这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消息公布后，也有些船上人不愿意去，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被送到一个怎样蛮荒的地方，这些人便受到威协：船要就地没收，人要迁送回家。舅舅和父亲倒是同意去的，他们认为不管到那里都比饿死在家乡好。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好消息，“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个年龄的人都希望能有机会走出去闯闯。
　　动身的那天，父亲和母亲把能带走的东西收拾妥当，装了两付担子，我和父亲各挑一担，其余的大包小包母亲和弟妹们分别地背着、拎着。也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就是些旧衣被和锅、碗、瓢、勺。临走的时候，父亲依依不舍地回望着和他相处了多年即将舍弃的万斤木船，船上铺的每一块木板和每一件行船用具都是他一手置办起来的，看得出来，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很不平静。后来，由一条轮船拖着的几条大货船把我们这些人一直送到上海市里，在苏州河边靠近北站的一个码头上了岸。从码头到火车站大约还有二、三里路远，天色已经渐渐地黑下来，我们这一群肩挑背扛的另类队伍就在昏黄的路灯下慢慢地向北站走去。比起别的人家，我们的一家还是比较轻便的，最小的四弟那年已经六岁，靠他自己走也也可以跟得上这支行动缓慢的队伍。有的人家抱着儿拖着女，一路上跌跌冲冲、鬼哭狼嚎。那天夜里，我们在车站上等了大半夜才挤上了一列开往南京的客车，一行大约有二百几十个人，包了两节车箱，上海方面跟来了三个人，记得其中有个人姓高，他们负责沿途的票务、转乘和这些人的生活。我们乘的那趟列车在当时叫“普客”，是开得最慢的一种，每个小站都停，下午才开到南京的下关火车站。到了南京，所有的旅客都要下车，再通过轮渡过江，那时，由苏联专家帮助建设的南京长江大桥才在江中建了几个桥墩。当我们走到中山码头登上渡轮的时候，已经又天黑了，望着对岸浦口码头上的灯火，就好像是漂浮在江面上一样。在浦口上车后中途又转了几次车，那时已经有一趟叫74次“普快”的列车从上海直达西宁，坐那一趟车可以一直坐到兰州，在南京和浦口之间是通过火车轮渡过江，车上的乘客不需要下车。可能是为了节约路费，我们全是乘的“普客”，沿路上郑州、西安、兰州都要转车，每次转车的时候，都要在广场上排长队、爬天桥、钻地道，真是苦了那些拖儿带女的人家。一路上的生活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在火车上有车上供应的盒饭，转车时在车站上就没得吃，那时候除了上海，在全国的任何地方没有粮票是买不到熟食吃的。到了第四天才到了兰州，听上海带队的老高说：再过十七、八个小时就要到我们的目的地——甘肃省酒泉县嘉峪关。
　　在兰州下车时，当天没有上车，而是破例地把我们安排在车站北边的一个叫和平饭店的楼上过了一宿，七、八个人安排一个房间，床上睡不下就睡在水泥地板上。那时兰州车站旁边还没有多少像样的建筑物，车站的北面是一个空旷的大广场，车站的南面是很高的荒山，市中心在北面，离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在兰州，上海方面跟来负责“押送”的人和酒泉方面的来人进行了移交，他们就算是完成了一项特殊使命返回上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