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三秦演义》第三十四回 公羊春秋董仲舒 独尊儒术汉武帝

　　第三十四回公羊春秋董仲舒独尊儒术汉武帝
　　
　　公羊春秋董仲舒。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春秋公羊传》，中国汉代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经典之一。又称《公羊春秋》，简称《公羊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据何休《公羊传序》、徐彦《疏》引戴宏《序》说，该书系由孔子弟子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子孙继续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始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写定。该书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多牵强附会之处，因董仲舒的宣扬而较流行，是研究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大一统”主张，对统一封建社会起了促进作用；同时，该传的某些思想为后来的今文经学家发展成“三世说”，并借以发挥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注释本有：《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公羊义疏》，清陈立撰。
　　今本《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的特点是重在释经。所谓释经，就是研究《春秋》的用词、造句，探求经文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探寻孔子在编撰《春秋》时的思想感情。《公羊传》在释经时，从《春秋》所载的各条大事出发，引申开去，阐释经义，但也不完全紧扣经文，有时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主，这些见解就构成《公羊传》的主要内容。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公羊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被列入十三经中。
　　《春秋公羊传》的理论特色：
　　《春秋公羊传》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一）、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四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这种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诬妄显而易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说”在本质的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环范围内，又存在着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
　　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时的进一步发挥：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照何休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独尊儒术汉武帝
　　起因：
　　建元元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另有田蚡、窦婴等人的支持。汉武帝就想要实施建元新政。首先建立五经博士，把儒家的地位慢慢提升上来。作为他的老祖母窦太后，对建元新政也不怎么看好，但毕竟是孙子的第一把火，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后来，监察御史赵绾、郎中令王臧提议今后朝堂之事不必过问东宫，这一句话惹恼了窦太后。加上以往对建元新政的不满，窦太后彻底的爆发了。她首先查赵绾、王臧两个人的把柄，结果两个人很不争气，的确有把柄，这刚刚合窦太后的心意，立即把二人下狱，并逼他二人在狱中自杀。第二是要剪除窦婴、田蚡等，窦婴是他的侄子，田蚡是王太后的弟弟，窦太后不好下手，但是绝不能让他们再辅助皇帝了，外戚罢官。最后是自己的孙子，她是爱之深责之切，所以窦太后对他的希望没有一点责备，只是左右手换了，丞相由柏至侯许昌担任，武强侯庄青翟任御史大夫。建元新政就这样破产了。
　　建元六年，窦太后的生命进入倒计时，而汉武帝就在这时候开始设立五经博士。窦太后一谢世，汉武帝就处理了许昌、庄青翟，理由是治丧不利。汉武帝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活动展开了。
　　失败：
　　为什么建元新政会这么禁不起打击。原因有四。
　　第一：黄老之学由来已久，并且与开国有很大的关系。黄老之学最早可以追溯到萧何曹参之时。而且，由于西汉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当时刘邦的车架要找到同色的马匹也很难。为了集中精力谋经济发展，西汉政府采取与民休息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汉武帝时这项政策经历四位皇帝，所以想要立马改变是很难。需要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
　　第二：窦太后强大的政治资本和丰富的执政经历。窦太后是何许人也?她是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的皇太后、汉武帝的太皇太后。历经三朝的老太后。在景帝朝，儒生辕固生与黄老之学的黄生有过一次争论。他们争论的是武王伐纣是顺天应人，还是以臣弑君。儒家的观点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二黄生却认为汤武革命是以臣弑君，并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君好像帽子，臣好像鞋子，哪有鞋子顶替帽子这一说。黄生的比喻乍一听很有道理，但是他忘了汉高祖怎么夺来的天下。这一弱点很快让辕固生抓住了，辕固生就问高皇帝是鞋子还是帽子。黄生回答不上来。还是汉景帝给解了围。辕固生因为名气日盛，窦太后就想会会辕固生。把辕固生叫到身边。并给他一本《老子》，问辕固生：先生可认得此书？辕固生很不屑的说了一句：此乃家人言尔！《史记--儒生列传》这一句话可把老太后惹恼了。因为辕固生侮辱了她的信仰，窦太后是非常崇信黄老之学的，她迷到什么地步呢？宗族及诸窦都要读老子。第二，这句话也揭了老太后的伤疤，她弟弟窦少君呗转卖十几家，几十年后才与窦太后相认，窦太后认为辕固生在嘲笑她。在一怒之下，把辕固生扔到了野猪圈了，让他与野猪搏斗，幸好汉景帝给呀他了一把剑，辕固生一下刺中野猪心脏，躲过了一劫。汉景帝这时才明白她的老母亲是对儒家学说是很不感冒的，所以把辕固生赶紧调离了中央。可见窦太后对黄老之学的忠实程度。汉朝是个重视孝的王朝，它的帝王的谥号都有孝字，比如:孝景帝、孝武帝、孝昭帝等。既然重视孝道，作为孙子辈的汉武帝，对于奶奶的命令不得不从命。
　　第三：牵涉权利的归属问题。赵绾竟然让窦太后交出权力。历经三朝她都是处在权利的中心。她的儿子还不能让她交权利的，你一个孙子辈的我还没死就赶我走，触动窦太后的利益，老太后当然要维持。更何况家天下时代国事就是家事，最为大汉王朝权利的中心，窦太后绝对是不会交权的。
　　第四：儒家历来不受重视，汉初时，有个定礼仪的儒生叫叔孙通，他去拜访高皇帝把自己的衣服剪成楚国衣服的样式，汉高帝才见他了。他第一次为汉高帝指定了朝拜利益之后，汉高帝嫌其太繁琐，没有采用。到未央宫建成后，接受诸位封王的朝贺才实行儒家的礼仪，看着那气势，刘邦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但是刘邦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他看到儒生的帽子，就要往那帽子里撒尿，北宋诗人王禹偁有诗云：秦皇焚旧典，汉祖溺儒冠。可见儒家不受重视！
　　为什么“独尊儒术”？
　　首先，当时背景迫使当时西汉政府不得不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初70年，一直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这在汉初十分必要。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史载“汉兴，接秦之蔽，诸侯四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面对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西汉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史记?曹相国世家》载:“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后来代萧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文、景时期，黄老思想更加盛行。文帝“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躬身俭行，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景帝遵先帝之业，“不受献，减太官，省瑶赋，欲天下务农蚕”。史载当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长期的与民休息，使得西汉政权的国力得到了很大发展。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不但户口繁息，农业、商业也有较大发展，文帝初年，粟每石仅十余钱。但汉初政治也引起了一些问题。首先是中央权力削弱。随着经济的发展，诸侯国力开始增长，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激化，最终酿成景帝时七国之乱。其次是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棘手问题时，不得不依赖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诸子百家兴起，思想得不到统一。再次在经济上，地主豪强“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他们“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最后匈奴越来越猖獗，“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史记匈奴传》匈奴连年侵边对汉代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因此，统治思想的改变迫在眉睫。
　　其次儒学的改变。此时汉武帝推行的儒学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而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儒学在当时已经融汇了以往诸家文化思想学术成分。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的一部分。首先是为加强中央集权，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汉书?董仲舒传》。其次是为加强君权，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提出“三纲五常”学说的儒家认为，社会是由五种伦常关系组成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三纲五常。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纲常就用以泛指道德和道德规范。已经有了不同的内容与发展趋向，它结合或者吸收了百家之学，把儒学与刑名法术糅合在一起，尤其是阴阳家的思想，以至于到汉宣帝时，他就认为“汉家法度，霸王道杂之”，一言而道出了独尊儒术真谛。
　　最后是汉武帝的个人偏好，史称汉武帝乡儒:“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2］(P701)。”汉武帝偏好儒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儒学符合汉武帝制定政策的需要。儒家学者在推动儒学成为统治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满足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尤其是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的学者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一向善于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汉武帝要实现封建中央一统，公羊学就在《春秋》中发现了大一统;武帝要确立皇权的绝对地位，抗击匈奴，公羊学就从《春秋》中发现了尊王攘夷，复九世之仇之义;武帝要改变汉初以来的政策，公羊学就讲更化，讲《春秋》有新王必改制的理论。儒学满足了汉武帝的个人爱好。汉武帝对神仙之道的喜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史记?封禅书》载，“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2］(P170)，并崇信方士李少君、少翁、栾大等人。因此，儒学中某些与神仙家相通的东西，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如封禅。当时得到汉武帝青睐的公羊学，正是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家的神学观念与儒家的经义揉合在一起的结果。齐、鲁、韩三家《诗》学，最受重视的也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齐诗。汉武帝在位五十年，他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专制君主，因此，他的好尚，对于儒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汉武帝在独尊儒术时，又“悉延(引)百端之学”，形成了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又兼用百家的格局。这点对后世也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