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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寇叔讲起“大跃进”

作品名称:燃烧的大枫树(上下卷)      作者:路遥知马力      发布时间:2014-05-12 06:57:41      字数:10691

  站在我家新房房基上,抬头望对面的枕头包,把枕头包做为中线,然后往中线的两边看,东边看到的是从南门山为起点的大大小小的山峰和村子,有烂泥湖、陈家沟、八里坡、柳树林,西边则有天池岭、梦家寨、张家庄、秦家山,所有山峰的山腰处明显呈现出一条非常平直的人工凿挖的横线,这条“横线”刚好和枕头包的下沿线重合,把我家对面所有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山头连为一体,像喷气式飞机从空中划过的一条“白”带。
  有一天,寇叔到我家来看我家盖房挖根脚砌庄基,我看到他站在我家未来新房的“门口”背着手、扬起头也在观望对面远远的那条“横线”。我问寇叔:“对面山腰那条平直的横线是什么?”寇叔说:“那是58年大跃进时期开挖的灌溉水渠,叫‘盘山堰’。”我问:“盘山堰挖得那么高,用哪里的水灌溉呢?”寇叔说:“大跃进时,公社组织全社人民在南门山上游五公里的狭窄山道里堵了一个水库,可怜小神河的水量太小,连河道里的秧田都灌不饱,哪里有水被引上山去浇灌全社的坡地呢?最后,水库修得半途而废,盘山堰倒是修好了,但从来就没有通过水,时间长了,却被踩踏成了一条盘山小路来。”我问:“几十里长的盘山堰得多少人开凿呢?”寇叔说:“哎呀,那时动员了全社所有劳力,整整修了半年时间。”我问:“我爸爸也修建盘山堰了吗?”寇叔说:“你们那时还住在神河,还没有下放农村。我们农村的大跃进怕连你爸爸也不清楚哇,听说你爸爸那时在教书吧!”我问寇叔:“那时我们这里除了修水库和盘山堰外,还修了一些什么?”寇叔若有所思地说:“说起来话长啊,你如果想听故事的话,大跃进的故事三天三夜说不完!”我忙说:“那你就拣我能听得懂的讲给我听吧。”寇叔便从裤兜里摸出一绺纸片,在另一个裤兜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油纸包里是黄亮亮的烟丝,他撮一点儿烟丝放在纸片上,然后轻轻地卷起来,纸片就把烟丝卷成小喇叭状,我赶紧帮助寇叔划着了火柴,寇叔叼上烟猛烈地、长长地吸了一口自制卷烟,一股长长的烟雾从寇叔的鼻孔中喷了出来,袅袅升起,和对面山顶上的白云蓝天溶化在一起——
  大跃进开始的那年是1957年,1958、1959年才是高潮,噢,那时的你还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没出来哩,噢,十年后你才出生哩,那时的童谣你还从来没听过哩,而那时的我己经三十岁,是生产队会计了。
  “我有一分钱,
  可以到苏联,
  苏联老大哥,
  给我一支笔,
  什么笔,毛笔,
  什么毛,羊毛,
  什么羊,山羊,
  什么山,高山,
  什么高,年糕,
  什么年,1958年,
  1958年,吃饭不要钱,
  1958年,生活赛神仙”
  1957年冬天,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也就是“四干会”,县委书记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要求全县党员、干部、群众,遵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掀起全县大跃进的高潮。会上人人表决心,个个鼓干劲,都写了决心书,我们生产队队长陈启富还咬破中指照着领导讲话稿写了一幅血书:“总路线是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誓做大跃进的“闯将”和“先锋”。县上会议刚结束,大枫树公社连开三天三夜的大会,会上摆出擂台,人与人、大队与大队、生产队与生产队、小组与小组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掀起挑战应战竞赛高潮。会后,到处写上标语:“大路进万岁”、“赶英超美,只争朝夕”、“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总路线万岁!大路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包家沟口生产队首先发动社员进行“小田改大田、弯沟变平川”的“小土地改造运动”,把对面黄家门下和你家门前的这两坝子几百块小秧田里的田埂挖掉,把地势高的秧田里的土挖下来推到地势低的秧田里,大干了一个多月修了几十个特大的秧田,你看,双堤头那块最大的秧田就是大跃进时期小田改大田的遗物。当时,公社要求社员加班加点干活,提出晴天特干,小雨大干,大雨大风不停战,晚上还要加夜班,时而也大战一通宵。那时当然没有电灯,但山上有的是柴禾,没有灯咱们就烧篝火、打火把呀。
  那年春节即将来临,县委怕过春节影响大跃进,召开区、社、大队电话会,号召全县干部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吃年饭、不贴对子、不放鞭炮、不放假、不拜年,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战开门红,以优异成绩向党汇报,向人民献厚礼。春节正是冬天,天寒地冻,我们山里人大跃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山取石修梯地,红星大队队长王大发突发奇想:在小神河上游修一个水库,把小神河水堵起来,然后沿河西岸的众多山峰的半腰修一条大水渠——盘山堰,把水库的水引到盘山堰,然后就能灌溉大枫树的大部分坡地,那么我们这里所有的坡地就会变为水田,水田里就都能种上高产稳产的稻谷,我们就能成为全县最富裕的社会主义模范乡村,就能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王大发的建议得到了公社党委的热情赞扬和肯定,忙组织全社所有干部和全社人民在学校操场召开动员大会,提出“要让高山低头,要让河水让路”的口号,掀起大修水库和盘山堰的生产热潮。正月初一清晨四点,就听到满山遍野响起哨子声、铃铛声和喊工声,所有人都“忘记”了过年,男女社员几千人浩浩荡荡经过咱们包家沟口,前往南门山去修水库。那一年,我们大枫树人真的没有过年,没有贴对子,没有煨围烟,也没有放鞭炮,更没有人互相拜年。累了几个月,因为修水库只有石头没有水泥,石坝虽然砌了几十米高,但仅有的一点河水都从石缝中渗出去了,连一滴水都没有引上盘山堰里,人们不得不垂下脑袋,丧气而归。你看,你往远处看,现在的盘山堰只是成了人们行走的一条普通山路了嘛。
  水库修不成了,全社人民就都来积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男女老少被动员到鹞子湾、庙梁、老人沟的柴山上背树叶,柴山上的落叶腐烂后的确是最好的肥料,但这样积肥的量也是很有限的,有的社员被动员后,把自家的土灶和土墙都拆掉了,全部背到生产队里。公社干脆号召全社所有社员统统拆掉自家的土灶,但大部分社员们终于“抵制”了这样的号召,只把主要力量放在挖猪圈,挖牛圈底子,挖墙脚土,铲草皮堆肥上。
  生产队长陈启富在公社战果汇报会上说:“包家沟口生产队初战告捷,已积肥一万担,新修厕所一百个、猪圈一百个,修大粪池两口。现在我们包家沟口的所有人民正在大干快上之中,这些还是昨天晚上以前的成绩,今天白天的成绩,晚上我再向公社党委汇报吧。”党委书记刘振强笑得合不拢嘴,他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陈队长领导有方,社员干劲冲天,开门红取得如此成绩,全社的党员群众都应该向你们学习!”其实陈队长说得太夸张了,但这样的话领导高兴、领导爱听、领导赞扬、群众学习,人们也就跟着说着这样让领导爱听的“好话”。公社党委要沟口生产队写出书面先进材料,陈启富让我执笔,我却如实地汇报了修水库、盘山堰,积肥的“战果”,我的书面材料当然和陈启富的口头汇报大有出入,但遭到公社书记一顿臭骂:“你这个寇会计,你以为这样你才把账目算得清吗,狗屁!你只能算个减法,你就不会算个加法,更不会算乘法了。算了,汇报材料你也不要写了,生产队的小会计你也不要当了。算了,回你的小家里算你的小账,打你的小算盘去吧。”就这一句话,我的生产队会计被撤了,直到大跃进结束,才恢复名誉和“官职”,一直当到现在,想起来,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58年春节刚过,公社召开育秧会,讲一年之计在于春,要“早”字当头,狠抓一个早字,一主动百主动,一步当头,百步领先。正月十五刚过,提出整田育秧,气温很低,脚在水田里冻得发麻,后来便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没有尼龙或塑料薄膜,育秧肯定失败,刘玉春老汉就说:“急慌慌急慌慌,不等清明就下秧,寒潮一到死精光。”果然,早下的秧苗一批批死掉了,只得补秧,本来一亩田只要十多斤种子,由于死秧过多,每亩田里多花了几十斤种子,还到其它生产队借了一百多斤稻种。
  又提倡早栽秧、密植和早收割。秧苗长到一寸多,就要求扯秧栽秧,扯的秧太矮了不能用秧草扎成秧把子,便用盆子装,社员们就端着盆子去栽秧。有的社员用树棍子敲打着空盆子取乐,驻队的公社干部就大声吼叫:“敲什么敲,是不是对大跃进不满!”人们吓得谁也不敢说话,谁也不敢敲打盆子了。提倡密植,认为越密越好,层层加码,县上要求株距4乘4寸,公社要求3乘3寸,到生产队就要求2乘2寸了,秧栽得水都泼不进去,阳光照不进去,风也吹不进去,哎呀,可惜了秧苗和社员们的劳动啊!
  公社主张深耕土地,公社副书记雷万寿说:“牛壮犁新,年轻心狠,深耕一尺,还要挂零。所有的牛都要上坡,晚上打火把也要把所有耕地犁过两遍。”就这样,沟口队的所有犁铧全打坏光了,仅有的六头牛累死了三头,只剩下两头母牛、一头牛犊。
  到了夏收季节,公社号召“双抢”——抢收抢种。各生产队召开广播大会,学生停了课,商店停了业,卫生所关了门,各行各业如同进入“战备状态”一样,夜以继日,手持镰刀不问青红皂白,将尚未成熟的小麦、油菜采取“一夜光”,接着抢栽成“一片青”。社员们眼看着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帮助”生产队把尚未成熟的粮油“抢收”着早早收割了,心疼极了,老社员李玉财把还是青乎乎但已被收割的小麦、油菜挑到公社大门口“展览”,但没有人敢去看,展览会不一会儿就被公社的干部一轰而散。我还偷偷写了一张大字报《未熟的小麦为什么要割掉?》但最后也没有贴出去,从没有人过问,不了了之。麦粒是绿的还没变黄,菜籽是软的还没变硬,天上又下起连阴雨,粮油霉烂严重,公社书记在高音喇叭上喊叫:“干旱三年都不可怕,雨涝三天就害怕了吗?人定胜天!我们要锅灶当太阳,堂屋为稻场,没有太阳晒干,我们要用铁锅炒干,在堂屋凉干,用被子暖干!”但阴雨绵绵,加上连连农忙,锅灶没有柴烧了,仅有的一两床豆腐渣被子也是潮拉拉的,收获的粮食霉了一大半,爱说顺口溜的鲁继轮达达就说“领导一句话,百姓累趴下”、“早字当了头,社员汗白流。”
  那个时代的确是敢想敢说敢干的狂热年代,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宣传“农业大路进,社社放卫星”。有个县报道说,他们只用半年时间就培育出了万斤肥猪良种,报纸上画了一幅画,画中有一头巨大的肥猪,巨大的肥猪像一头大象,肥猪的背上还坐着一个大人,就像放牛娃在沙滩上骑着一头黑犍牛似的,画的旁边还配上一首顺口溜“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头,半年吃不完”。高音喇叭上一遍又一遍地唱道“一头肥猪大又长,猪身横跨太平洋。猪背就像大飞机,耳朵成了螺旋桨”、“只要我们一动手,泰山扔到海里头;只要我们一动手,天河引到地里头;只要我们一动手,山神送来金砖头;只要我们一动手,土地敬出大馒头”。有个县在报纸上说,本县红旗大队小麦亩产23771公斤,我曾悄悄算了一账,如果把麦粒整整齐齐铺在地上,一亩地平均铺成十五厘米厚才有那么高的产量呵,真是人间奇迹啊!人们就这样比赛着看谁的卫星放得高放得快放得大,如果谁认为这是“浮夸”,是吹大话,谁便会随即遭到批斗,谁在政治上肯定要遭殃,甚至会绳之以法。
  58年夏天,县委召开会议号召全县人民要创造奇迹辉煌,向党和人民报喜献礼。我们大枫树公社分析了本地大跃进形势,有人忽发奇想:红苕是冷门,我们也来放个大卫星,保准会成为特大新闻,轰动全世界。公社党委立即开会决定:谁要是培育出一个一万斤的大红苕,谁就会上报纸、上广播电台,谁就会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谁就会成为我们的好榜样,谁就会载入社会主义建设史册。好多天没人揭榜,眼看公社的号召就要落空,忽然有人发言了,并且揭了这个榜!不是别人,正是包家沟口生产队队长陈启富!公社书记喜出望外:“试验一万斤重的一个特大红苕,关系全社人民的荣誉问题。希望你们要攻克技术难关,育苗、栽秧、施肥、灌溉等各个环节要做到万无一失,你们要保证这个红苕起码一万斤,力争两万斤,最高目标最好是三万斤!”陈启富拍着胸膛说:“书记,请放心,我们把沟口生产队双堤头最大的那个秧田的水放干,选最大的红苕母子做种块,全队男女老少齐上阵,把所有的积肥全部挑到大秧田去,我们预计施饼肥五千斤,牛栏粪五千担,选最粗最壮最长的红苕秧子插在大田中间,组织专门的红苕看管组,昼夜值班,天天浇水施肥,让它旱不了、涝不了,更不要牛羊危害,我想,这株大红苕一定会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公社书记握紧陈启富的双手,非常严肃地说:“这可是公社党委交给你们的光荣的政治任务啊!”
  陈启富回到大队后又是开会又是贴标语搞宣传,但社员们的干劲总是提不起来,背后还散布着这样那样的议论,陈启富急了,说:“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实验嘛,也许能创造奇迹和辉煌哩!你们不支持我,我可要去公社汇报的。”社员们早就不耐烦了,齐声说:“那你快去汇报吧!”刘玉春、黄有文、秦家宽等更不耐烦了,他们站起来纷纷批评陈启富,秦家宽毫不客气地对陈启富说:“那么多生产队没人揭榜,就你去揭榜,真是太积极了。把小神河的水全部用于大红苕的灌溉,把全大枫树的肥料都给大红苕施上,红苕再大也不过三两斤重嘛,红苕就是红苕嘛,它也不是孙悟空的金箍棒想变什么就变什么,你偏要种出一个一万斤的大红苕,你没听说全队的人都在背后说你哩,都在说你这说你那哩……”陈启富非常不屑地问道:“说我啥?”“说你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老苕!”秦家宽说得大家嘻嘻哈哈笑起来,大枫树人本来是把大傻瓜、大白痴、“二百五”叫着“苕”的,如果认为你是一个大笨蛋或者大混蛋就说你是一个“老苕”。陈启富气得直翻白眼,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你,秦家宽,你你你,你不准种大红苕,你算什么东西?”秦家宽最爱和人顶嘴抬杠开玩笑了,他也学着陈启富的口气说:“我我我……我……秦家宽……我我我……不算什么东西,但,我我我……我……总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大红苕。”社员们笑得更欢了,陈启富愤然离会,说是要到公社汇报,秦家宽狡黠地说:“说去告去,吃屎喝尿去。”他完全用的是你们小娃的口气说话,就像你和其他同学在班上吵架,吵不过了,总会威胁别人说“我去给老师说”,但那位同学却目中无人,不屑一顾地说“说去告去,吃屎喝尿去”,这总会把你气得没有办法,是吗?陈启富队长气得也没有办法,他满脸通红回转身大声吼叫:“我就是要去公社告你,公社的人肯定要好好地整你。”秦家宽拍着胸膛大声地说:“告去吧,大不了要了我秦家宽这一条老命,要命的话,没有多的,就这一条!我没儿没女没有女人,我是一个孤老,我怕个球了!”大枫树人把小娃的牛牛儿叫“球”,“我怕个球了”或“把你准个球了”就是什么也不怕的意思。陈启富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后来终于还是没有再次提起试验大红苕的事。
  报纸上报道,河南省某公社党委陈书记研制了一辆木制独轮车,他向县委书记报喜说,他推着车子在全社转了一圈,全社就实现了车子化。县委便号召向他学习,大搞车子化运动,实现干部群众一人一车。于是,一哄而起,在全县范围内出现了“人人当木匠,家家是工厂”的“车子化”运动。造车要木料,一是见群众家里的木料就拿,二是乱砍滥伐山林,山上的大树小树全部砍光,全部成了和尚的脑袋——一毛不拔。但造出来的车子没有滚珠轴承,跑不动,县委又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大搞制造滚珠轴承群众运动。但不具备生产条件,制造出的滚珠轴承滚不动,滚动了就裂,个个不合格,全县的车子堆积如山,报废为一堆堆干柴。
  另一个公社造出木制铁路,就是用木头造轨道,火车自然不敢在上面跑,哦,你这个娃娃现在还没有看到火车哩,不过,长大了你就能看到火车啦,你还能看到飞机哩。有个公社制造飞机,成了重大新闻,他们集中能工巧匠数百人,把几十户农民的房子拆掉,把木料集中到稻场里制造飞机,飞机的翅膀、肚子、肚子里的所有设备全部用木料做成,用两台8匹马力的柴油机做飞机发动机,体型就有那棵柳树那么高,有生产队的仓库那么长那么宽,远处的群众也前去参观,各地干部组织学习经验。但搞了三个多月,飞机上的发电机油门开得再大总是飞不起来,最后还是成了一堆废木头。农民房子被拆掉了,无屋可居,就在田间地头搭起草棚栖身,这些棚子有好听的名字,叫“战棚”。后来,棉花田里修筑的飞机场还是种上了棉花。
  你听说没有,我们山那边的大神河公社还办起了尿素厂,他们没有任何机器设备,便土法上马,大搞小土群,干部们想方设法收集到社员群众的大锅一百多口,将全公社社员的尿都收集起来,在大神河的河堤上架起一百多口大锅,灶里的柴火塞得满满的。他们还请来县上的领导参加开工典礼,那天,“工厂”点火生产,所有火灶同时着火,霎时浓烟四起,臭味熏天,你想,尿本身又臭又臊,煮沸后臭气蒸腾挥发,融入空气中,经风吹拂,一河两岸的工人、领导和社员群众本能地捂着鼻子,县上领导的脸也弊得通红,捂着嘴不停地咳嗽,咳嗽停了,也不知说什么好。火停了,每个锅里只剩下薄薄一层淡黄色粉末状物质,像公社厕所墙脚下那层白拉拉的硝土,是不是尿素,公社书记也弄不明白,一时也不知道怎样表态。这样的尿素厂办了三天就停产了。
  农业上折腾来折腾去,许多人饿肚子,传说有的地方饿死了好多人,还传说上面有指示饿死人了,不准哭闹,不准带孝,不准上报,就地埋掉。我们沟口生产队虽未死人,但粮食总是不够吃、吃不饱。而上级却始终认为现在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钢铁元帅应该“升帐”,要“大炼钢铁”,到处书写标语:“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以钢为纲,全面跃进”、“谁说我们笨,不如西洋人?有了总路线,英美落后尘”;每人都要学会一首叫《咱们比比看》的歌子:“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坐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能绕着地球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大办钢铁,赶英超美。我们沟口生产队自然不甘落后,雷厉风行,土法上马,大搞小土群,小炼钢厂,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炼铁小高炉,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的炼钢工人。我们这儿没有煤,没有石炭,便上山伐树砍柴。我们这儿没有铁矿石,便派出青壮年劳力到两百里外的小河公社挑运矿石,但石头挑回来,用木柴日以继夜地烧炼、锤炼、锻炼,却总也炼不出钢铁来,怎么办?公社便号召全体社员把耕田用的犁铧、铁耙弄来投入土炉中熔炼,化成铁水,铸成铁块,用小车拖着,送到上级各部门向党和人民报喜,各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向上级汇报。有的生产队为了提高产量,把社员家的铁锅和铁锄、镰刀也弄进土炉里熔炼,社员们不得已只能用木盆盛水洗脸,没有铁锅做饭了只能找公社、大队想办法,大队、生产队只得组织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一个锅子里搅勺把”。哎呀,大炼钢铁时差点把人都累死光了,两百多里远的矿石挑回来,又到包家沟和代家沟去砍树烧炭烧小高炉,到头来也没炼得多少钢铁,反而农具少了许多,山上树木砍得所剩无几了,大安寨和枕头包变成了一片不毛之地。
  1958年8月6日至8日,毛主席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这下子,全国又汹涌澎湃地开展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大枫树乡就是在这一年改为大枫树公社的。大枫树公社成立那天,学校操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玩龙耍狮,载歌载舞。人民公社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全社人民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统一安排生产,列队下地干活。同时公社还要振兴百业,不几天就办起幼儿园、幸福院、商店、农具厂、养猪场。幼儿园的幼儿不多,把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也弄去凑数。幸福院其实就是老人院,建在枕头包下代子云的旧庄院里,瞎子、哑巴、老得走不动的孤老头子、瞎眼老婆儿共有三十多个,由公社发放粮食,派一名专职炊事员侍候这些老人。把农民喂的猪捉到养猪场,由生产队安排妇女上坡找猪草,统一饲养,养猪厂的精细饲料由我总管,我那时除了当会计外又当上仓库保管员了!生产队办了食堂,食堂就在那边,你看,就是你们现在住着的那几间旧房里。食堂开灶的那天,敲锣打鼓,鞭炮齐鸣,门口贴上一付对子:“一日三餐餐餐有干有稀,四菜一汤顿顿有荤有素”,横批:“赛过神仙”。过了几天,公社领导说:“大家干脆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不划伙,不用结账。”这一下,城里人也眼红了,神河街道上两个有名的“叫花子”康石匠和周发财还到我们这儿吃了半个月的“食堂”哩。哎呀,却是好景不长,到了冬腊月生产队的粮食吃光了,食堂硬是揭不开锅盖了,我们又挨起饿来,公社不得不到上级或外地去讨要救济粮。
  上级感到奇怪,秋季各个大队及生产小队上报的材料都说农业取得了大丰收,金河口大队的陈支书还说他们的粮食两年都吃不完,为什么现在却纷纷叫起穷来?莫非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县上断定,肯定是农民抗粮不交,私自分赃,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开展惊心动魄的整“粮风”运动。县委书记作动员报告,他说:“我县各地农业生产和粮食形势大好,不是中好,更不是小好,是‘大好’!各公社放了许多高产卫星,总产也翻了两翻,集体食堂如火如荼!但是,到了冬天,有些地方却向我们伸手要粮,我们的公粮收购任务还没完成哩,差得很远!差得很远很远!我敢肯定,是基层干部和农民把大把大把的粮食隐藏起来了,有人把粮食不卖给共产党,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啊。亚非拉人民在等待我们支援,全世界人民在等待我们支援,藏粮不交国家,其实就是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这些人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隐瞒不报绝没有好下场!”
  要农民缴出“私藏”的粮食在有的地方搞得更狠、更严、更凶!听说,某省派出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交通厅长作长征报告,他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老红军,他忆苦思甜,号召到会干部顾全大局,忠于党忠于人民,把隐藏的粮食全部报出来。他说得声泪俱下,十分生动,但没有一个干部报出“隐藏”的粮食。分头参加公社会议的县委领导十分着急,便出现了搞逼供的现象,有些小组还出现打人事件,对有些“右倾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进行打、跪、骂,直逼得八一公社党委副书记吊颈而亡,红军公社副书记投河自尽。有的怕挨打整死,开始报告“隐藏”的粮食,戴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戴八斤报告得最彻底,他说他们革命大队藏了八十万斤粮食,被树立为坦白交待“隐藏”粮食的典型,并被推选在全县大会上现身说法。我们这儿也有这样的典型,沟口生产队的典型就是我,就是我,你知道吗?我当时被他们逼得胡说八道,我说光鹞子湾的“老人洞”就藏有一万多斤粮食,鹞子湾的老人洞你知道吗?你们到鹞子湾砍柴时会看到那些老人洞的,有两米深,洞口一米高、一米宽,下方上圆,半山腰上有好几个哩。据说那是远古时期的人们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会事先去半崖上凿出一个深洞,待到自己衰老后,用手一摸自己的尾巴,觉得即将干枯了,就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们会自己爬上这些“老人洞”里,等死,老人洞就是古人的坟墓。公社会议结束后他们立即派了几十个人到鹞子湾老人洞去查看,搭上梯子、拽上绳子才能攀爬上去,但老人洞里除了几堆蝙蝠和毛老鼠的臭屎外,一无所有,公社领导气得说要把我往死里整,把我吓得藏到山那边大神河老表家,半年后才敢回来,不过后来也就无人提起这事了。再说那个戴八斤,在县检查组的督促下回到戴河大队,把所有农户的地窑打开,把所有秧田的草垛掀开,未查出一粒粮食。杨检查组长问戴八斤:“你坦白交待隐藏的八十万斤粮食,到底哪里去了?”戴八斤吓得直哆嗦:“我哪敢藏一斤粮食,我也不敢说没藏粮食,在会上你们日夜逼我,有两个书记都被逼死了呀!我为了蒙混过关,所以才瞎编假话欺骗县委的,我也要活命呀,现在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社员群众吃稀喝水,有的还吃起了树皮,啃起了‘观音土’,有粮食的话还能不拿出来吃吗?”杨组长用指头点着戴八斤的脑袋瓜子说:“哎呀呀,我说你这个戴八斤呀……”说罢扬长而去,回县上汇报去了。
  1959年继续大跃进,我们这里要求种双季稻,其实我们大枫树这儿一年只能成熟一季稻谷,山高林深,阳光照射不足呀。那年种的稻谷偏偏遇上秋旱,大部分秧苗被干死。粮食短缺,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生产队还在吃食堂,但一天只吃一顿或两顿,顿顿吃稀饭,粮食按年龄大小吃4两、6两、8两、10两的低标准,既无瓜菜,更无荤腥,连食油也没有。天天喝稀饭,个个挺着大肚子,你问为什么都是大肚子?因为喝稀饭喝上七八碗才饱哇,肚子被稀水水子撑得老大,时间长了,人人都成了大肚罗汉!为了活命,人们饥不择食,粗糠、细糠、树皮、草根,什么都吃,生产队的一头小牛犊被人偷杀了,牛皮被扔在包家沟口的水潭里,半夜时分,李家田的达李布云偷偷捞出这张牛皮拿回家煮了吃,第二天全家人就被抓起来批斗了七八个钟头,李布云老汉实在撑不住了,一个跟头滚在地上,再也没有活过来啊。人们吃不饱便没有力气干活,一些人还得了黄肿病,浑身肿得像做梦也吃不到的大馒头,偷偷跑去找卫生所的曹胜督医生看病,曹胜督医生说这种病太好治了,病人说:“啥病嘛?”曹医生说:“大肠空。”“什么,大肠空?”“是的,就是大肠空。”“那你就给我们治治吧!”曹医生说:“我能开出处方,但医院却没有药呀!”病人问:“什么药嘛,你们这么大的医院竟然没有?”曹医生对着病人的耳根,神秘兮兮地说:“大米、白面、萝卜、白菜、豆腐……”病人个个失望得脸都变了形,哇啦哇啦大哭起来,但哭一会儿就没劲再哭了,而且哭的时候没有眼泪,是啊,这是一个欲哭无泪的时代啊!这是一个想哭都不敢哭的时代啊!没饭吃便没有力气干活,工地上冷冷清清,又下了一场大雪,那些“大跃进万岁”、“把大跃进的战鼓敲得更响”、“人民公社万岁”各种红色标语终于被大雪覆盖住,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到了。哎呀呀,那年冬天真是太冷了,哎呀呀,那么多的人饿死了、冻死了,却没人知道,这样的事从来是不让人知道的,从来不让人说的,都是历史“机密”呵……
  寇叔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大跃进时的“趣事”,他说得非常沉重,我听着却觉得十分好笑,我问寇叔:“你讲的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吗?”寇叔说:“你都是这么大的娃了,我哄你干啥。”我说:“那时的人,是不是都疯了?”寇叔说:“你如果是那时的人,不疯也得疯呀。”我说:“你咋不到处宣传说,报纸上写的和广播上讲的都是假的,因为那实实在在都是假话呀。”寇叔说:“你们小娃儿想的事情就是简单,如果照你想的去做、去说,也许,我这条老命,怕早就没有了哩。”我说:“老师教我们学生不要说假话,要做诚实的人,“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你们大人为什么总是说假话骗人呢?你们总是骗了别人骗自己呢?”寇叔站起身,摸摸我的脑袋,仰望着对面枕头包下的盘山堰,哈哈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这些小娃儿真是不懂事呀,这是一个说假话的社会,说真话是要吃亏的,人人都在说假话,我们老百姓,不说假话行吗?哎呀呀,这些道理现在你们当然不懂,长大以后,你们就会明白啦!”
  我眉头紧锁,心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长成大人呢?但,长大成人后,就得说假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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