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日出之国

　　
　　一个国家的兴亡需要有枪杆子来打造，同样一个家族的兴衰也需要有枪杆子来保障，这也是颜根发从军的根本原因和慢慢从中悟出的道理。
　　岗崎一郎与颜根发关于中国百日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番对话，让颜根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说真的，在颜根发看来百日维新的失败，其根源在于维新派缺乏军队的支持。光绪皇帝只是一个光杆司令，手中并无一兵一卒；而维新派也忽略了事先取得军队的支持。直到大难临头，他们才想起了兵权，病急乱投医轻率地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结果被袁世凯出卖。
　　这一点共产党人毛泽东却独具慧眼，早在1927年8月7日，在该党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上，他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时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须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论对维新派，还是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乃至在当今天下的国共之争同样适用。
　　从踏上日本领土的那一刻起，颜根发开始关注起中日两国的差异来。
　　颜根发日本的求学之旅，真正改变了他的一些观点。
　　不必说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准如何之高，也不必说日本的科技有多么的发达，单说在日本每一天的点滴故事，就足以看出中日两国之间的差距。
　　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是世界上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有29个地方出现了增长。日本买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大约相当于一般日本人工作十年左右的收入，即便是东京这样繁华的首都，也是如此。
　　是什么原因促使日本能够迅速崛起呢？颜根发从这次的日本留学中，大约能够窥一斑以见全豹。
　　首先，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他人长处，且愿意面对现实的民族。从中国唐代僧人鉴真和尚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六次始获成功到达日本，将当时先进的中国佛学、医学知识和技术传到了东瀛开始，千百年来，日本人一直奉中国为师傅。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被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所击败，日本人的视角渐渐从中国转向到西方，学习西方的呼声越来越高，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进行经济改革，相对容易成功，可以取得多数人的支持并取得了胜利。经过明治维新而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1895、1904年分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帝国清与俄罗斯，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可以说日本人比较务实，谁先进就学谁，同时也愿意面对现实，并没有因为中国不发达了，就将以前学中国的文字、文化全盘否定。完全可以这么说日本人的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拿来主义学习态度，使其学到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师夷长技”的最大受益者，而“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的务实学风，使他们从汉字、汉药、汉制，西文、西学、西技中汲取了多种养料，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而中国人学日本恐怕只能学到形，并不能够学到其精髓，所谓“师夷长技”也只是一厢情愿罢了。至少颜根发目前就是这样认为的。
　　其次，日本社会是一个均富的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基本不存在社会不公的问题。
　　当今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是导致各种社会问题暴发的根源之一，而日本由于企业实行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和企业内工会，较好地规避了这些问题，此三者被称做日本式经营的“三件神器”或三大支柱。
　　所谓年功序列制，是指员工的工薪随年龄和工作年数自动上涨，又被称为定期加薪，同时工资等级和职称也同时上涨的制度。因为传统的日本企业里采用的是终身雇用制，刚入公司开始工作的20多岁的年轻人一般是做各种日常工作，以了解业务内容并在公司里建立人际关系，到了30多岁开始正式成为工作核心。由此，同一公司20多岁至30岁的年轻人的工资都没有太大的差距，而且一般可以满足生活费的要求。现在的日本企业一般是以年功序列制为基础再加入一定的能力工资，但拉开的差距也是不大的。
　　所谓终身雇佣制，并不是法律或成文规定意义上的制度。在日本的法律和企业制度中，根本没有关于雇主必须实行终身雇佣制的规定，更不是“一进企业门，一辈子是企业的人”，不论干好干坏都不能开除意义上的“铁饭碗”。说到底，终身雇佣制不过是日本企业雇工惯例的归纳和概括。终身雇佣制是由创立于1928年的松下公司提出的。其创业者、被尊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提出：“松下员工在达到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不用担心失业。企业也绝对不会解雇任何一个‘松下人’。”这样一来，企业可以确保优秀的员工，员工也可以得到固定的保障。松下开创的经营模式被无数企业仿效，这一终身雇佣制度也为以后的日本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
　　日本企业的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一般在10倍左右，因此基本能够做到工作者有房住、有车用，生活无后顾之忧。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之大，已到了如火山爆发一般，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形成燎原之势，这也是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根本原因。
　　再次，日本制度的健全性是促使全民养成注重修养，具有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的公民。
　　早在1898年日本在《通俗食物养生法》中就强调:“现在，有孩子的人，应认识到体育、智力培育及才能培育都包含在饮食教育中。”
　　将“饮食教育”放在生存的基本，以及“知识教育”、“品德教育”的基础位置上。完全可以这样说日本人民对于生活的理解已经从温饱的角度上升到健康的角度，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日本是一个既倡导国家利益，又注重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
　　这在中国恐怕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以制度来约束政府、管理民众的国家，犯罪率较低，在日本几乎见不到乞丐，也基本看不到小偷，人们放在牛仔裤后袋里的大钱包，走到街上时根本不用担心会失窃。反观中国却是一派满目疮痍、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景象。
　　颜根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务实的学风促使日本走上文明、发达之路，共同富裕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一整套完善的制度确保了国家机器和人民大众都能够照章办事。这也许是日本迅速崛起和发展的原因吧？
　　说到日本国民的素质，颜根发和彭洁寰去日本皇宫游玩的实例，更是让他们肃然起敬，仅以出行为例，东京市民开车的有车德，行路的有路德。行人都比较遵守交通规则，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是红灯，但路面上没有车，那么可以用手按开关，使红灯变成绿灯，从而通过马路。而开车的人，也十分遵守交通法规，绝不会闯红灯，也不会随意变线、变道。
　　在日本出行，颜根发、彭洁寰等经常由一位叫做铃木的日本军人开车，一路上从未发现铃木开车会压线行驶，一旦进入实线车道，即使旁边车道没有任何车辆，他也绝对不会胡乱变线开过去。
　　说起交通，去皇宫游玩的那天，铃木告诉颜、彭两人一个真实的案例。在日本无论是车辆，还是行人见到红灯肯定是停在或站在停止线外等待，从不会迫不及待地越过停止线。一般在日本，中国人、日本人由于肤色相同，只要不说话是很难区分的，但一到马路上中国人穿越马路的德行，立刻会让自己露出马脚。不久前，在皇宫前环形马路的红灯停止线前，一位中国人在红灯时进入，被正常行驶的车辆压个正着。
　　听了铃木的一番话，当时颜根发还不以为然，但邂逅马路上的一个景象，令他和彭洁寰不得不佩服之至。那天，漫步在大阪街头，看见一队人在排队，一旦到了路口，这个队伍自然出现了中断，人绝对不会站到路上去，一点人数足足有近百人之多，那么长的队伍硬是没有一个人插队，开始还以为是在卖紧俏商品呢？走近一看：原来在为一种食品——甜甜圈排队。这就是秩序。
　　硬件设施再好，如果交通参与者没有良好的习惯，那么再好的设施也是枉然的。
　　日本的市政建设常常会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主要是拆迁工作不好做，日本宪法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说，在日本，住房是纯粹的私有财产，所以“钉子户”的权利与地位也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据说东京要建一条公路，由于一栋楼处于规划路的中央，住户不同意搬迁，不得已，公路只好穿过楼房中的商场。还有成田国际机场因满足不了日益增加的客流与航班，需要扩建，可处于这一地段的七户居民就是不同意搬迁，政府和社会人士也做了好多工作，也不见效果，日本政府最终正式放弃成田机场B跑道原建设计划，40年的不懈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颜根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尤其是最近读了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后，对他弃医从文的原因有所了解，诚如鲁迅所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用这样的反语来表达作者的自尊心所受到的挫伤，思想上所受到的极大的震撼，以及改变志向，弃医学文的决心。而中国民众的愚昧、麻木，更使他深感医学只能解救病人肉体的苦痛，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首先要救治人的精神，即唤醒民众的觉悟。颜根发每读到此，总是哂然一笑，笑鲁迅太天真，在当今的天下没有枪杆子，只有笔杆子，想革命简直是痴人说梦。
　　近来，老大彭洁寰老是夜不归宿，颜根发为此很担心。这一天深夜，仍不见彭洁寰回来，颜根发有些焦急起来，生怕老大在外面出事，他独自一人在宿舍看书等着老大的回来。
　　半夜三更，彭洁寰蹑手蹑脚地踱进房间，见颜根发还在那里等着他，着实感动了一番，他拉着颜根发来到校园，将这些天来的秘密悄悄地告诉了颜根发，原来他恋爱了。
　　“小四，日本的隐家真好。”彭洁寰开头就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搞得颜根发一头雾水。
　　“隐家？”颜根发自然不知道“隐家”为何物？
　　“哦！”彭洁寰这才反应过来，“隐家俗称爱情旅馆。在日本大约有2.5万家爱情旅馆，一直是情侣幽会的隐密地点，有些旅馆设有唱歌与震动床。情人旅馆和普通酒店的不一样，可以过夜，也可以当钟点房,有城市旅馆型和郊外别墅型等,旅馆利用时间大多是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上午10点。情人旅馆是专供男女幽会的场所，其中恋人光顾比例很大，客房小巧、别致，配有震动床及各类新奇的一次性性用品。”
　　“爱情旅馆？幽会场所？性用品？老大，你和谁幽会了？”颜根发是第一次听到“隐家”，这个他并不关心，他更关心的是老大与什么人幽会。
　　“德川雅子！”
　　“日本人？”
　　“不错！”
　　“你不怕别人知道？”
　　“不怕。隐家的服务是采用无人服务系统，客人与店员是不会直接见面的，客人只要通过刷卡进入、消费、付款……如果未结清帐款，房门是无法打开的。这充分尊重了人的隐私。”彭洁寰自信满满地说，他的脸上洋溢着春风得意。
　　“我是说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恋爱，好吗？”颜根发说出了内心的担忧。
　　“怕什么？没有什么不妥的。”彭洁寰不以为然，“大文豪郭沫若不也是与日本女人佐藤富子结婚，从而成为一段佳话的吗？”
　　“郭沫若？”
　　“就是那个《女神》的作者。”
　　“哦……就是那个写三个女神的诗人吧？”
　　“女神之一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神。
　　女神之二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
　　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结。
　　女神之三
　　姊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
　　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彭洁寰和颜根发不约而同地朗诵起郭沫若的诗歌来。
　　“老大，你可不是郭大诗人啊！会写那些诗去讨女人喜欢。你凭什么去吸引日本女人呢？”颜根发还很好奇。
　　“哦……1916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一高的留日同学陈龙骥患了肺病，住进圣路加医院。郭沫若此时已升入冈山六高读书。这年暑假，他特意到东京来探望友人的病。在圣路加医院，他见到了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他发现，这位少女的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熠熠生辉。这圣洁的光芒，令他感到神圣，令他肃然生敬。不久，陈龙骥病故。郭沫若给亡友料理完丧事后，再度来到圣路加医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想借此见一见他钟情的那位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听郭沫若说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泪，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泪水，这话语，滋润着郭沫若的心田，让他感受着一种苦涩的甜蜜。”彭洁寰仿佛是郭沫若附体，对其的风流韵事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道来。
　　“是啊！我听说据日本有关资料记载，佐藤富子是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传道士卯右卫门的长女，兄弟姐妹共八人。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首届校长。父亲原是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转而信仰基督教，当了牧师。富子于1914年中学毕业后，母亲准备给她操办婚事，她坚决拒绝，并设法出逃，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护士，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隔了一个星期光景，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拍的X光照片寄给郭沫若，并附了一封用英文书写的信。这封信跳荡着一颗纯真少女特有的炽热的心，她称赞郭沫若心地善良，陈龙骥在天国里会因此感到安慰，同时劝郭沫若不要过于悲伤，珍摄为要。郭沫若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感激，提笔用英文给佐藤富子写了回信。郭沫若坦诚地向佐藤富子诉说了那桩令他痛苦不堪的包办婚姻，说他到日本读书，便是选择了叛逃出走这一路径。自这年8月至12月，郭沫若和富子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冈山，遥隔千里，靠每周三、四封信来往，爱情闪电般地急遽发展。为了与郭沫若结合，富子同父亲及家族闹到绝情的地步。为了遮人耳目，富子去冈山之前，请郭沫若代她起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并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未改。”颜根发也将自己所知道的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的事情娓娓动听地道来，“不过，郭安娜不伦不类不像是中国人的名字，反倒像俄罗斯人的名字。不会是郭沫若看了《安娜 卡列尼娜》后对安娜太崇拜所至吧？”
　　“那是列夫 托尔斯泰笔下的悲剧人物，这是否意味着郭沫若与那位郭安娜，准确地说应该叫佐藤富子的婚姻也是个悲剧？我们不管这些，就说说我们吧！要学学托尔斯泰，模仿郭沫若，对付日本女人就要编点委婉动听的故事，以博取她们的同情心。”彭洁寰俨然是过来人一般，开导起颜根发起来，“要不这样，小四，我也给你找个日本娘们去‘隐家’试试？”
　　“老大就爱开小弟的玩笑，我早就有妻室，怎么可能再去找日本女人呢？”颜根发被彭洁寰说中了自己的心事，他习惯地用手摸了摸贴身衣服里珍藏着的三宝前后两次送他的手帕：三宝可好？父母可安康？
　　说实话，自从到日本后与家中的联系几乎中断，也不知道国内的情况如何？尤其是家中的一切……
　　彭洁寰见颜根发认真起来，便一改嬉皮笑脸模样为严肃认真状，“谁不知道我们小四是个大丈夫，但丈夫也要学会过日子，不要整天埋头在书堆里。本周末我约了雅子他们一起去富士山散散心吧？”
　　“富士山？”颜根发的眼前出现了岗崎家的那幅富士山的照片，耳边回荡着与岗崎的一席对话，他到也真的想去实地看看：这富士山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经彭洁寰这么一提，他点头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