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第二十九章

　　二九、被审查孩子读书遭禁监　
　 难为继东圩划分两个队
　　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各小学都办起了中学。东圩村参加过学习班的六个十五岁左右的孩子，都在新镇中学里念初中。在毛主席五·七指示掀起的轰轰烈烈的下放运动中，芜湖市第三中学部分老师下放来到新镇，并依据他们的师资，创办了一所中学，叫做“新镇公社五·七中学”。这所中学座落在圩北，与黄墓镇隔河相望，离东圩村不足十里路。东圩村在新镇中学的学生，都去了五·七中学读书。在那里，他们都加入了“红卫兵”组织，有的还被列为了入团对像。
　　在人保组进驻韩庄之时，这些读书的孩子也都受到审查。他们首先被清除出了红卫兵组织，是团员发展对像的，也被取消了名额。接着，学校的红卫兵们每三个人组织成一个小组，每一组监视着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连吃饭、上厕所都有人“陪同”。致使他们完全失去了人生自由。
　　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在那里念书，本来每个星期日都回家来。一方面是为了与家人团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换洗身上衣服和取下一星期吃的菜蔬。自入学以来，已经成了习惯。可是，现在却被明令禁止。家长们见孩子们如期没有回家，联想起洪笑峰在东圩村上开会的情况，估计也是受了特务的牵连。又一个星期日，孩子们还是没有归来，家长们便结着伴，带着换洗衣服和菜蔬去看望他们。到了那里，见到自己的孩子被红卫兵们严格地监视着，冷酷的气氛，令家长们伤心。
　　于是，家长们满怀义愤地找到了学校校长王继成。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原来是圩北一个大队的书记，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口号下，当了校长。王校长听了家长们的询问，唉声叹气地说：“哎呀，你们村上怎么弄出这样的事来？把我们也搅得头昏脑晕了。什么暗藏不暗藏的，这些孩子能暗藏什么！硬是要我们监视着，搞得学校不像学校，倒像是专政队了——真烦死我了！”家长们听他这样说，知道投诉无门，只好怀着莫大的忧愁，回到家来。而后，每到星期天，只得又给他们送衣送菜去。
　　芜湖市三中的老师们见这么小的孩子就被当做了可疑的反革命，好生奇怪。当他们明白了这纯粹就是“无中生有”的荒唐事件后，既当心又关心，便建议学生们向县革命委员会写“人民来信”。学生们听了老师的话，人民来信倒是写了不少，而且是频频的写，频频的寄。可是，却比石沉大海都不如。投石入海，总还有点涟漪，他们寄出的信，连微小的“涟漪”也没有看见一个！
　　随着批林批孔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深入，村上像赵荣雨一样被怀疑的人也越来越多。“革命群众”开会去了，被怀疑的人因为“需要接受政治审查”，不准参加革命的会议，得去田里劳动。本来只有赵荣雨和鲁老大两人，现在却又增加了四个：他们是董成武、老董四、董正贵和赵恒生。1972年3月底，赵荣雨与董正道会计结账后，人保组通知说，免除赵荣雨领导组成员的职务，经济保管员移交给王生贵。这样，他只做记工员了。
　　赵荣雨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虽然自己一再叮嘱自己要沉着冷静，泰然处之。可是，精神负担却像泰山压顶。4月初，他终于爆发了少见的坐骨神经痛的病。痛得他无法忍受，不能下田劳动。为此，赵恒发和赵恒顺都着急起来，带着他到南陵、芜湖医院看医生。医生说，这是神经性的毛病，没有特效药可治，只能以精神调理为主，药物调理为辅，而且还一时难得见效。于是赵荣雨只好不做体力劳动，而改做放牛的农活了。
　　董正玉还是一如既往地到赵恒发家来玩，因此知道赵荣雨生病的原因。这一天，他对赵荣雨说：“老表，现在革命委员会搞得草木皆兵，好好的人，硬要说是坏人。前些时候，他们关了山河大队几个小队的人，没搞出名堂来，现在又来搞我们东圩村的人。我这个人，也被怀疑上了，说我讲的故事，是封资修的温床。这个瘟床要是再与董成惠联系上去，我也要和你们小青年一样，变成特务的爪牙了。听说，你二伯因为你，也在受着审查。这样一来，我村上算一个好人也没有了。这真像是一场瘟疫，不把村上人瘟得光了，恐怕不得停止。我东圩的人心本来还算齐的，生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一场瘟疫瘟得人人自身难保，谁还敢管生产？只好听天由命了。在这场瘟疫里，你算是首当其冲，虽然还没关你，却也把你当成四类份子了。在五七中学念书的孩子，也受累不浅，居然都被看守了起来。哎呀，老表啊，你只好想开一点，听天由命吧。虽然有‘心不偷，凉飕飕’的老话，可是现在也不讲事实了。他们要是真把你关了起来，你心里也要有个准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只好把心放宽一点，保重身体要紧。你要相信‘留得青山在，不会没柴烧’。你是聪明人，应该能明白这些道理啊！”
　　赵荣雨听了，自怨自艾地说：“老表哥哥啊，只怪我的性格不好。没念到书，还不死心；也是你一片好心，叫我们大家一起学习。要不然也没有学习班这茬事了。这事已经派生出来了，急也没有用，只好随他们搞去。要是真把我关进了班房，也算是我命里注定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嘴里虽然说不要瞎想，可是，心里却老是不能平静；想把心放宽了，却总是宽不起来。现在我腿痛得厉害，医生说是精神调理为主，一时还好不起来。这精神怎么能调理得好呢？这样下去做不到工分，我吃饭也就成困难事了！”
　　董正玉说：“吃饭的事慢慢来吧，总不会像共产风了。你也莫怪办了学习班。这个世道‘犁上犁不到你，耙上也会把你耙到’。你说学习班办坏了，那山河大队的人都没有办学习班了，不也是被关了起来么？现在是流行的这个瘟症，想躲也躲不过呢！”赵荣雨想想，是啊，许多人并没有做什么错事，不也是被专政了么？于是，他也不怪自己办了学习班了。
　　他们谈过话只隔了两天，董正玉果然被停掉了副队长的职务，不让参加群众大会。同时，董尚昆也因为“收听敌台”，被隔离了起来。本来，世界上的文化大革命沸反盈天的时候，东圩村上还风平浪静；只因为董尚昆急于要捞取政治资本，将“特务案件”引了进来，才使得东圩爆发了政治风暴。现在，他自己也在尝着“引狼入室”的苦果了。他的遭遇，大约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注释！
　　东圩村大多数被怀疑的社员，历经了莫须有的磨难，经过了长短不一的时间审查后，先后都被“解放”了，董正玉还恢复了副队长的职务。而学习班特务问题，仍然不明不白地摆着。赵荣雨明白，这样还算是人保组坚持着办案规矩，一点把柄也找不到，不肯把学习班定性为特务组织。要是依着洪笑峰，东圩村的这一班青年，早已经成了囚徒，而他洪笑峰也早该是阶级斗争中“硕果累累”的大英雄了。
　　董成惠因为在监狱里的“历炼”，患上了胃病，而且厉害得很。尽管洪笑峰要求县人保组深挖特务组织，可是，折腾了三年，还是没有任何名堂。于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董成惠被“保外就医”，回到了家里。三月底，董成惠与世长辞了，终年五十二岁。东圩人见董成惠被“放了回来”，以为学习班特务问题可以解决了。其实，这只是人们自己善意的幻想。
　　在人人自危的深挖特务的浪潮里，东圩的生产管理松弛下来。先是生产安排混乱起来，窝工混工；接着记工员记工没耐心，没有详细询问，有人乘着机会乱报工分，记错工的现象屡屡发生。再继后，社员们常常都被叫去批林批孔，只有少数被审查的“可疑份子”和四类份子在“正常”劳动。这么庞大的生产队的生产，仅靠这几个人的“正常”劳动，岂不是杯水车薪？而且，这些“另类”的劳动人，哪肯用心用力？到了清明边，大片的土地还没有进行翻耕，人保组帮助生产队“抓革命促生产”，所做的庞大的生产计划：早稻和双晚占着总田亩的百分之八十五，眼见得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已经是谷雨了，早稻种才勉强撒到了田里，足足迟了半个月！立夏边，人保组见秧苗稀稀落落，又强制生产队再补撒了稻种。赵恒顺私下里说这队长干不了，决心不干了，又不敢说出口；生怕人保组扣他“不干社会主义想干资本主义”的帽子，只能是闷着头过日子。洪笑峰见东圩生产一落千丈，立夏后特别来开领导组的会议。说大家一定要拿出干劲来，不能拖了人保组进驻的后腿。会上王生贵斗胆讲了一句瞎话：“洪书记，东圩队太大了，没有人能管理得了，最好还是分成两个小队吧。”他真算聪明，不敢讲挖掘特务挖得人人自危，人心涣散，只说队太大了的话。没想到，洪笑峰听了，并没有扣他的帽子，只是说还是搞大集体好。而后竟说，东圩队是否真大了一点？要是真的太大了，我回去与党委研究一下，看是否能划分成两个小队。
　　领导组成员听了洪笑峰的口音，于1972年5月中旬，怂恿社员们自发的把队分了开来。公社得知情况后，不仅没有阻拦，还给这两个队各赠送了一个时髦的名称，叫做红旗与东风，把原来“东圩”的名字扔到九霄云外去了。队划开以后，人们都说，当干部的真聪明，知道东圩今年生产收不起摊子了，就随社员们把队划了开来。
　　东圩被划分两个小队时，赵恒顺和董正玉各领衔一个队的头。大约是老祖宗血脉的原因，大体上是以赵姓和董姓为主体。这赵姓的赵恒顺队被命名为“东风生产队”；董姓的董正玉队则叫做“红旗生产队”。洪笑峰知道了东圩人按姓氏分成了小队的情况后，无可奈何地说：“东圩村的宗派主义真是根深蒂固，没办法解决啊。”大约正是因为“宗派主义”，洪笑峰在东圩村才不敢为所欲为，在没有一点证据的情况下，他不敢抓人。要不然，第二个山河大队的群众性被关被压，早就会被他做了出来！
　　人保组赵成和秘书长，因为也姓赵，不知也是“宗派主义”的原因，还是为了“深入内部，深挖细找”的目的，到东圩半年以后，居然和赵恒顺一班姓赵的人密切起来。他甚至呼唤赵荣雨也和他父辈一样，竟以爱称的口吻，叫他“小包包”。
　　在赵成和的作用下，东圩的政治环境由人保组才进驻时的紧张氛围，变得宽松起来。赵恒发家又恢复了像俱乐部的情形，每到晚上和下雨天，人们还是把他堂前挤得满满的，大家的喜怒哀乐照样在这里交流。
　　东圩村在五·七中学的学生被监视了四个礼拜之后也解了监。三中老师十分怜悯东圩村的学生，师生之间居然因此成了真心朋友。赵荣雨的弟弟赵荣华经常把他的老师带回家来。老师们每次光临，赵恒发夫妇都热情款待。这些老师见了东圩的环境，联系到学习班无辜遭到迫害的情况，百感交集。多次感慨地说：“这么差的条件，还这么热心地学习，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啊！”于是，他们倾情于这班学生。不分课堂内外、白天黑夜，总是把这些学生找去当朋友一样聊天。在聊天中教授他们的学识。这样，东圩去的六个人，除掉两个因为家庭原因，只念了一年就辍学外，还有四个人都成了不做农民的人才。一个当了国家干部，三个当了国家教师，其中一个还做了大学教授。
　　1972年10月，青弋江第二期工程开工，征调全芜湖专区农民上工地。全韩庄大队征用24个人，赵成和居然决定赵荣雨去管理民工伙食。在离家一百零五里的泾县郑家荡村上，韩庄大队的民工与蛇冲大队民工在一起生活，公着一个食堂。赵荣雨在那里经理着两个大队民工的伙食。他认真负责、大公无私，赢得了民工们的普遍赞誉，这样，他算在韩庄大队以外，初次有了好名声。
　　尽管这样，凡是学习班上有名字的人，入党、入团、当兵等等，仍然被冷置着，甚至免谈。人们每当询问赵成和，学习班问题为什么不做公开结论时，他总是含糊地回答，说这需要时间。因为别的地方案件还没有定得下来，这里的问题也就做不了结论。他甚至劝慰赵荣雨说：“迟点做结论要什么紧？又没有人把你们当坏人对待。”赵荣雨说：“可是，我们要想进步，为什么都不行呢？”“哎呀，进什么步啊？大事还没搞好，还谈什么进步呢？”“都这么多年了，到哪天才能搞得好呢？”“这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要等大的框子定下来以后，才能对你们做结论呢。”于是，赵恒顺、赵荣雨他们只和赵成和谈生产，谈交往，竟不谈学习班了。因为那大框子什么时候才能定得下来，又将是怎样的定下来，只有“鬼”才知道啊！
　　1973年春天，在赵成和的周旋下，赵恒顺被调到公社水库上做了看守员。看守员虽然不算干部，但是，却是公社集体编制。不但现在拿工资，有许多福利；特别诱人的是，到时候退休，还有养老金，不愁老来生活无来源。因此，赵恒顺得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高兴。
　　因为赵恒顺做水库看守员，洪笑峰在当年的三级干部大会上说：“我们许多基层干部，辛辛苦苦为党工作，党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比如水库修好了，需要管理人员，党委就决定安排了韩庄大队东圩的老队长赵恒顺同志。赵恒顺同志，解放以来就担任基层干部，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现在年纪大了，应该给他一个环境宽松、经济来源有保障的工作。他能到水库上工作，是给基层干部的一个榜样。希望我们基层的同志，立足本职，做好工作。不要以为眼前吃了亏。只要你有了工作成绩，党会给你记着，会给你照顾的。”这一年，赵恒顺59岁。
　　可是，第二年，赵恒顺因为买杉木做棺材，洪笑峰又说他复辟四旧。新形势下的人死后都应该火葬，而赵恒顺还想睡棺材，封建思想顽固，不配做水库看守员，又把他开除回家了。
　　赵恒顺到水库上去后，东风队的队长是王元新担任着。赵荣雨虽然不能参加领导组，可是，大家却把他当做队里的骨干。王元新总是找他讨论生产措施，研究促进生产的方法。水稻良种矮杆化以后，双晚品种由秈稻换成了粳稻。这粳稻比秈稻品质好，产量也高，到粮站里卖价钱也高。可是人力却掼①不下来，必须得用打稻机才能脱粒。当前用脚踩打稻机脱粒，强壮劳动力踩一天下来也筋疲力尽，弱一点的男劳动力和普通妇女则无法正常参与。
　　东圩村一个生产队时候的拖拉机，分队时抽阄分给了东风队。一天，赵荣雨对着脚踩打稻机和拖拉机动力发生了遐想：如果能够把打稻机以脚踩改成以机械做动力，不就省掉了费力的“脚踩”么？
　　赵荣雨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元新。王元新赞成得很。随即叫他叔叔王生贵与赵荣雨在这上面动动脑筋。他们根据脚踩打稻机的原理，把掼稻的禾桶底上加上了两根大树，使之成了拖拉机动力的机架。又做了个与禾桶相匹配的脱粒机滚筒，两头安装上木制轴承座，安上轴承，再安上木制皮带轮。经过多次实验，终于做出了第一台柴油机做动力的打稻机。
　　12马力的柴油机做打稻机的动力，是大马拉小车；而打稻的禾桶做打稻机桶，也大得很，能同时上七八个人脱粒，并且速度快，质量好。于是，这台打稻机在当年双晚收割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威力。全生产队不仅省掉了“脚踩”，还男女老少都上阵，进度是脚踩的许多倍。更重要的是，劳动强度大大减低。打稻，几乎与空手走路没有多大区别。劳动了一天的人们，那筋疲力尽的现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竟是喜笑颜开。
　　1972年的冬天，农业进入了闲空的时候。12月的一个晚上，赵成和来东风队召开领导组会议，还特别把赵荣雨叫着去参加。会上他说：“农村里每到冬天，就有办夜校的习惯。现在又到冬天了，大家除了搞冬季水利兴修以外，没什么大事了。夜校也应该办起来。前几年你们这里办过学习班；现在，不兴学习班了，应该叫红民校。小包包啊，你还牵头把红民校办起来吧。”
　　赵荣雨听了这话，心情非常激动：我们办学习班都办出“特务”来了，现在还办红民校，谁知道又要出什么事啊？于是，他说：“赵秘书长，您说还办红民校，这能办吗？”赵成知道赵荣雨的心事，笑嘻嘻地说：“小孬子②”他以长者自居的口气说：“这是我叫你办的，对你总有好处，我还能害了你不成？你就把小青年们都找到一起办一个红民校吧。”赵荣雨心神领会：这是他要为学习班“正名”了。于是，答应着把红民校办起来，领导组的成员们当然也知道其中的内容，都全力支持。
　　可是，现在正是水库建好后第一年修筑圩堤的时候，任务很紧。大家都起早上堤，摸晚回家。回家盥洗过后再吃饭，已经是正式的夜里了，谁还肯再来上“红民校”？可是，为了学习班能够正名，这红民校还必须要“办”起来，因为公社还要组织检查啊。为此，赵荣雨选择胡二逵家的堂前做了“红民校”的课堂。他买了些红纸白纸来，用了一天时间，布置了“课堂”，并且以在校学员的名义，写了十多篇的学习心得。把胡二逵家堂前装点得花花绿绿，像个正常的民校课堂。可是，这个民校却一回也没有正式上过课。即使这样，在公社检查中，东圩村红民校，竟是先进“红民校”之一。
　　1973年的春天，韩庄大队要在苏武滩里筑堤围滩造田。按照大队和人保组的计划，得先绘出围滩蓝图。为这件事，全大队抽调了四个人组成了测绘小组，赵荣雨也在其中。自从学习班事件发生后，赵荣雨这是第一次再到大队部工作。可是，韩庄大队垦荒蓝图刚刚绘制出来，县革命委员会却决定全面开垦苏武滩，使韩庄大队的垦荒计划落了空。
　　1973年东风生产队领导组进行选举时，大队干部来开选举会时，说是放手让群众选举。可是，选票收起来后，却一反常态，没有当众公布，就带到大队部里去了。第二天公布选举结果，赵荣雨居然不在领导组以内。大家都觉得奇怪：我们都选举了赵荣雨啊，为什么他连领导组也没有参加上呢？这年冬季征兵，东圩村青年报名，一个也没被批准。东圩村的人看了这些情况，都知道学习班的问题，仍然在束缚着他们。
　　
　　①掼：摔打的意思。当时农民脱粒稻谷，都是人工用禾桶掼打。
　　②小孬子：长辈对晚辈的爱称，犹如说不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