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第二十章

　　二十、并队以后记工用上新举措　　
偷懒怕骂恒顺竟然成老猫
　　韩庄工作队队长老沈听了小汉的话后，觉得他话里有话。说道：“这位同志，你说的并没错。可是，我们今天开会，是严肃的。我要告诉大家，东圩村三个队合并成一个生产队，是在四清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成果时候的举动，将是四清成果的扩大，符合目前的形势和实际情况，并不是工作队闭门造车的主张。同志们要是有不同想法，在会上可以直接说出来，我们可以考虑。开玩笑的样子，就不严肃了。”被小汉的话引得嘻嘻哈哈的人们，只好一声不响了。
　　老强生怕事情走了样，赶紧说道：“东圩村社员居住集中，土地成片，耕作和灌溉条件都适合统一布局、统一指挥。特别是经过了四清运动后的广大社员群众，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大。适当扩大生产规模，对发展现代化农业会更有好处。并队以后，生产队的规模虽然扩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大势所趋。所以我请大家消除过虑，把队合并起来。”
　　他说完了，赵恒顺想了想，应该说句话了。于是说道：“沈队长，强组长，我说一点，请大家考虑。作为工作队领导，决定一件事情，当然是想大家好。可是，如果真的并了队，全村五百多亩田，接近一百个劳动力，生产规模太大了。我就怕没有谁能指挥得了生产。现在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上要是失误了，大家连吃饭都会成问题，又会过第二次共产风的。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问题。强组长说，并了队对今后发展有好处。可是，这今后是什么情况呢，我还没办法考虑得到。现在村上三个队还算搞得不错，年年分配工分值在全大队来讲，还不算低。因此，我认为，还是不并队为好。”
　　赵恒顺发了言以后，鲁登华，即鲁老二着急了。他生怕这队真的并不了，他还得当他队里的队长，那样，真是累赘得很。于是，他紧接着说：“我赞成并起来。我们这些老做田的，大多数是行家。只要选个总当家的掌好了舵，就能把生产搞好。还是工作队领导考虑得周到，并起来比不并会好得多。赵队长不必过虑呢。”本来，这鲁老二当队长缺少方法，加上他老大成了四类份子，就有那么几个与他“不溜头”的人，老是抠他的“痛处”，说他是四类份子弟弟，哪配呈能当队长。因此，他早就不想当这个队长了。可是，每次改选时，任是无记名投票，总还是票数最多，向大队要求，也推脱不掉。现在工作队说要并队，他真是“粪箕脱了口，扒也扒不得①”。
　　这两个队长截然不同的意见，令参加会议的社员们莫衷一是，会场上很静了一阵。工作队老强说：“现在三个队长，就有两个发言了，可是意见却完全相反。我们还想听听董队长的意见啊。”他生怕董正玉说的差了，赶紧补上说：“我看，识时务者为俊杰。并队是大势所趋，不同意的只能是认识障碍。越过了这个障碍，就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阳光大道了。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解放思想，把队并起来。我相信，东圩并队后，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一定会比现在更高，生产会比现在更好。”董正玉听了这话后，还是没有开口。于是大家闹哄哄地乱嚷了一阵。有说不能并的，有说能并；鲁老二队里甚至有人慷慨激扬起来，顺着老强的话，说并了队会有许多好处，前途会宏大光明。
　　董正玉审时度势，老记着“不识秤能过，不识时不能过”的教条。他在黑暗处干咳了两声，人们知道他要讲话了，于是都安静了下来。果然，董正玉说：“今天的会，开得时间也不小了，还没讨论出个头绪来。我说呀，要是拿生产管理来说，确实不能并队。不过，现在形势摆在这里，强组长说了，并队是大势所趋。所趋就所趋吧。队并了以后，只要大家能听调动，生产也不注定肯定就会失败了的。不过这领导班子就得请工作队领导帮助我们选好了。这么大的一个生产队，要是没有很好的领导人，生产失败就会毫无疑问了。”
　　老强听了，喜出望外，赶紧说道：“好的领导，就能出好的成果，这是被事实早就证明了的。至于东圩并队以后的领导班子，我们一定会及时和大家一起商量。我相信，好的领导人一定能够选得出来。”
　　工作队队长老沈，听了董正玉的发言，一锤定音似地做着总结说道：“我们的会开到现在，总算有了结果。社员们有不同意并队的，也有同意的；三个队长，就有两个同意并队了。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宣布：东圩村三个小队正式合并为一个生产队。今天是四月二十七号，各个小队都要做好并队的准备。准备什么？就是把现在生产队里的账目，主要是经济账目，劳动工分账目，和生产农具等等，都清理好，准备着带到合并的队里来。东圩村合并的生产队，叫做东圩生产队，从五月一日开始正式运行。四清运动硕果累累，在四清即将结束的时候，东圩三个队合并起来了，这是四清运动重要成果进一步的扩大。希望大家珍惜，把合并的东圩生产队办得热火朝天。现在，离五月一号还有三天，在这三天里，我们工作队的同志，要和在座的同志们一起，酝酿并队以后新的领导班子。请大家放心，东圩生产队领导班子没有落实好之前，我们决不会离开。”他说了这些话以后，老强见没有人还要说什么，便宣布说：“好吧，今天就这样散会！”
　　五月一日的白天，天上云层很厚，却没有下雨。虽然是星期六，工作队却让学校放了假，通知东圩村的所有社员都到学校里开会。并且在通知的时候，就向大家招呼，今天开会，是和在田里劳动一样记给工分。大家听说开会还能记工，跟工人差不多了，感觉很新鲜。会上男男女女到了一大教室。
　　老强和老沈还带了两个工作队队员来。会上照例先是学习文件，而后是老强做开场白，接着是老沈做中心发言。他讲过话后，老强说：“今天我们开会是为了东圩生产队并队后选举第一届领导班子。用什么方法产生这个领导班子呢？这几天通过和大家谈心，我们知道了大家希望哪些人做我们的领导人。现在还是发扬民主，请大家自己选举。不过，才并队，大家相互不一定十分熟悉。我们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先提出候选人来。大家在选举的时候，对照候选人，选票就会集中一些，选出来的人，大家也会满意。”于是，他在黑板上写了九个人的名字。并且说，这九个人，只要选举七个人就行了。这九个候选人中，原来的三个队长都在其中。老强说过以后，随来的工作队员把已经裁好的白纸逐一地分发给到会社员。叫社员们选举新的生产队干部。
　　大约半个小时，收回了选票。工作队自己唱票、记录，然后，按照得票最多当选的原则，宣布了新的生产队领导班子成员名单。
　　这第一届领导班子，是七个人。经过工作队的分工，赵恒顺为队长，董正玉为副队长，鲁老二做了生产委员，小汉当了民兵排长，胡二逵当了会计，经济保管员是王生贵，妇女队长是赵恒生大儿子大山的老婆毕小玉。
　　有了领导成员，新的生产队运转起来了。大家都感到很新鲜，出勤和劳动都还自觉。只是每天吃过早饭后，在出工以前，总得站在村当中，等待着队干部们来分配劳动。这样耽误的工夫不算少。
　　四清工作队把东圩村三个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后，没到一个礼拜，就离开了这里。历时一年又六个月的四清运动，算是全面结束了。
　　社员们通过这几年生产队的经历，对工分都注重得很，不是特殊情况，谁也舍不得休息一天。大的生产队运转后，劳动记工仍然沿袭着原来三个队的老习惯：劳动一天后，大家晚上凑到一起，既商量了明天的农活，也记好了当天的工分。可是，现在这么大的生产队，这么许多人，仅是记一下工分，也要弄到十多点钟，哪有商量农活的工夫？加上每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劳动，对绝大多数的情况无法了解。特别是迟到、早歇了的，没有人能全面掌握。大家晚上汇集到会计胡二逵这里来记工分，实际上成了自报工分。开始还能实事求是，后来，竟然有谎报的情况。有些人因为事务耽误，连续几天没来得及到场，工分竟然被漏掉了。于是，出现了该记工的没有记上，不该记的却记上了工分的情况。因此，为了工分的事情，社员们经常争论不休。
　　赵恒顺见着这种情况，心想，如果不及时纠正，将会造成工分严重混乱，直接影响大家劳动情绪。这天晚上，他召开了队委会。第二天上午，他叫赵荣雨和赵小山当记工员。叫他们到胡二逵那里领了“记工本”来，实际上是普通的练习本，并且招呼他俩，每天下午歇过第二放以后，上劳动现场记工。
　　赵荣雨和赵小山领来“记工本”后，把胡二逵给的“劳动力名单”，在记工本上一页一个人名字的写上了，而后便拿着它上劳动现场记工。这种记工方法，是新形势下的新举措。大家见能到现场记工，既能做到确切无误，又省掉了晚上熬夜，非常满意。
　　并队以后的记录工分的方法，还是原来小队“时间段计算工分”的方法。整劳动力全天是十分工。分段是：早上一分工；上午四分工；下午五分工。其中，上午休息一放，分成了两个时间段，每段是二分工；下午休息一放的，每一放是二分五厘工；如果休息两放，就有了三个时间段，其中第一放是二分工，第二、第三放各是一分五厘工。一般的妇女，全天都是六分工；劳动能力稍差的，是五分工。其他人，根据每个人的劳动情况，每年评定一次工分，最少的是二分，依次是三分、四分、五分的，一直到九分五厘，都不算整劳动力。评定的工分叫“工分棵子”，是整劳动力的百分比。记到这些人的工分，只要按照他们出工的时间，按照整劳动力该时间段的工分，根据个人评定的“工分棵子”，“棵”出他们应得的工分，就是这个人的劳动工分，记上帐本即可。
　　赵荣雨和赵小山记工，是按照劳动时间和每个人的“工分棵子”“记录”的。特殊情况，才向队干部请示。只要劳动者报出了劳动时间，再根据他评定的工分“棵子”，折合成所得工分，就能把他当天的劳动工分准确无误地记录在簿。月底，将工分簿子交给会计，会计凭工分簿子上记录的工分，计算每个人的当月劳动工分，年终凭着这些工分计算报酬。因此，记工员的落笔是有权力的。可是，赵荣雨和赵小山都是初出茅庐的孩子，做事谨小慎微，实事求是。一段时间下来，没有任何人说记工员的不公。于是，他们赢得了全村人的信任。半年以后，赵荣雨觉得练习本不方便使用，便买来白报纸，用蜡纸刻写了记工帐本，在学校油印机上印了出来。于是，他们记工员的工作，规范起来，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记工本的表格是这样制作的：
　　劳动力姓名：（月份）劳动工分合计：
　　日期 做什么事 应得工分 日期 做什么事 应得工分 日期 做什么事 应得工分
　　1 11 21
　　
　　~ ~ ~
　　10 20 31
　　上旬累计工分 中旬累计工分 下旬累计工分
　　评定工分是件相当复杂的工作。因为人多，参差不齐，而且人与人相比，差别微乎其微，而每个人都各有长、短处。评了五分的稍微谅解一点，就能评为六分；反过来说，评了六分的，严格一点，也只能评个五分工。这些工分都由队干部们，即队委会评定。每到年初评定工分的时候，争多较少的情况，总令队干部们烦恼得很。
　　并队后的第三年，到了该评定工分的时候，赵恒顺想了个办法。他特别召开社员会议说：“队干部们因为掌握情况不够全面，评定工分有失偏颇，总评不出大家都满意的工分棵子来。因此，大家应该选举一个评工小组，由他们来评定工分，或者就能评得更加合理一些了。”
　　评工小组倒是选举出来了。老董四他们九个人，在胡二逵家里秘密地开了两天的会，总算将工分棵子公布了出来。可是，社员们却像是戳动了的胡蜂窝，立刻“嗡”的一声大吵大嚷起来。嫌自己工分评低了的人说：“我们选举你们，是想你们能为我们把工分评得合理一些，而你们却只把自己家的工分评得满意了，别人的工分能压就压，能少就少。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评工小组组长老董四说：“你们发什么火？我们评得不好，再重来评还不行吗？”又有人说道：“你老董四真想得美！这点工分大概要评个一年？天天不做活，只评评工分，这倒比神仙还快活呢！”被工作队组长老强称作“一肚子幺二三”的老董四，到了这个时候，真个哭笑不得。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可怎么办呢？评得不好，又不让重评，这叫我们该怎么办呀？”“怎么办？你们这些人就是不能大公无私！”大家唇枪舌剑，把评工小组里的几个人弄得如坐针毯。
　　老董四因此找到赵恒顺，向他叙说自己的苦衷。赵恒顺说：“评定工分棵子，本来就是一件难事，你们哪能一次就成功了呢？不要急，还评几次，大家或者意见就能少一些了。不过，你应该明白，要想人人都没有意见，那是不可能的。要绝对平衡，谁也做不到。塘里水总算平了吧？还经常起着波浪呢。你现在别急，我对小记工员们说，叫他们还按照老工分棵子记，反正新的工分棵子从四月一号开始执行。等你们评出来以后，该加、该降的，都从那一天开始。你们慢慢的评，不要急。”
　　老董四说：“赵队长啊，我气话也听够了。这件事，你最好找找别人去办吧。”赵恒顺说：“你们是大家选举出来的，我能换谁呢？”老董四说：“既然这样，我们也不敢再在白天评了。只好晚上把这几个人叫到一起来评。”赵恒顺说：“你们能这样做，我当然支持。只是这样你们太辛苦了。”老董四说：“只要能少挨点骂，还怕什么辛苦呢？”于是，他们天天晚上评定工分。一个四月过去了，才勉强评了出来。个别的到了六月分还在吵着“不合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队出现了不少新的劳动力。这些新人，在长期的集体劳动中养下了不负责任的劳动习惯。劳动的时候，常常依着性子作哄，不肯用心用力。加上政府给生产队订下的制度，只是按照出勤时间记工，按照工分计算报酬。使他们抱定了“背着日头过天，画上圈圈②就行”的态度。
　　小满以后，正是早稻田除草的季节。这里给水稻田除第一遍草用的工具，是长竹篙子楔的钨筒。钨筒是四根小横木上钉着十二根铁钉做成“齿”的农具。把钨筒按在稻棵间，使劲的来回拉动竹竿，铁齿将野草从泥土上拉起来，漂到水面上，便达到了除草的目的，这叫做耘田。这一天，六十多个劳动力一个挨着一个地在水田里耘着，有的人还唱起了动听的耘田歌。
　　老董四看见几个小青年拉着钨筒好像拉胡琴一样，轻飘飘的，像是一点没用力气。他实在看不过去，专门检查了他们的工具——钨筒。一般来说，钨筒只要耘了一会儿，铁齿就会被磨的锃亮。可是，这时候已经耘过半天了，他们的钨筒齿居然还锈迹如故。当然，他们“耘”过的田，与没有耘就不会有什么区别。可是，这些人不把老董四的检查当回事，还嬉皮笑脸地说：“这有什么大不了啊，只要是铁，总应该有锈嘛！”老董四被他们的逗话，气得不行，将他检查的结果告诉了赵恒顺，赵恒顺把这几个小青年狠狠地责骂了一顿。
　　这些小青年，在劳动中不仅吊儿郎当，还学得了油嘴滑舌。针对他们像游戏一样的劳动态度，看不过的人总是予以批评，常常会引起他们“百说百对”。甚至“你还没有讲他鼻子，他就指责起你的眼睛”来。这虽然只是强词夺理，却老是惹得想负责任的人一肚子恼火。别看这些小青年做活吊儿郎当，却都很有一些力气了。因此，老的劳动力说起他们总是摇头：“偷起懒来，没有人能拼得过他们；真干起来，却又不是他们的对手。对付这样的人，真叫无可奈何！”许多人见偷懒的情况难得扭转，而偷懒人的工分却一点也没有少，便也“跟好学好”起来，于是，做活偷懒像传染病一样，渐渐地在生产队里蔓延开来。
　　赵恒顺针对这些情况，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了教育青年方面。总骂他们：“不知事务，只是一心对着玩。说了也不长记性，真是缺少了家教！”他深深知道，青年们在长期的集体劳动中缺少了家长们身带口传的教育，养成了不负责任的习惯。于是，他每当与社员们谈论起来，总是喋喋不休地叫有小青年的家庭，加强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他更加知道，这些小青年只要能“知起事务来，”就是生产上的生力军！他的教育方法，是“传统家教”，想用“家教”感化他们。这些受着家教熏染的小青年们，自知理亏；对赵恒顺的感觉是“不怒自威”。在他面前不敢油滑，更不敢偷懒。有他在场的话，甚至还能干得热火朝天。因此，人们形象地把偷懒的人比做老鼠，而将赵恒顺比做“老猫”。每当这些人偷懒嬉闹得忘乎所以时，常常就会有人突然地说道“老猫来了”！这些偷懒的人就会真像是老鼠见了老猫一样，立即停止嬉闹的言语和行为，规规矩矩地劳动起来。
　　其实，这么大的生产队，专门靠赵恒顺一个人老猫式的威信，效果并不理想。不过，因为还有一班老的生产者自觉的生产，又有井然有序的领导班子指挥，生产虽然搞得不尽如意，但与隔壁村相比，还算没有落后下来。
　　
　　①粪箕脱掉口，扒也扒不得：这句话本来是说不能“扒”了，却引申成反意词：求之不得。
　　②画上圈圈：即记上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