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连载】深度潜伏之九廖运周：“一个都不能少”率一一零师

他是黄埔军校五期生
他在中国革命第一次高潮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参加了中共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八一南昌起义。
他在与党失去联系时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他曾在未伤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消灭日军六百余人，打掉敌坦克九辆、战车十六辆，超过了日军攻占东北三省的全部损失。
他在淮海战场上借“突围”之机成功率全师“一个都不少”地全部起义，对黄维兵团给予了致命一击。
之后，他动员堂哥廖云泽和廖云升一起率新一一零师在浙江义乌地区成功起义。

1948年11月27日清晨，对于从千里之外的鄂西北随州、枣阳一带率第十、十四、十八、八十五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共十二万兵力匆匆投入中原战场的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来说，是一个让他终生难以忘却，也难以释怀的日子。他没有实现蒋介石让他占领宿县、打通与徐州剿总杜聿明集团联系、支援华东战场的作战计划，却在渡过涡河、浍河，占领南坪集后立刻陷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领导的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十面埋伏和天罗地网之中，左冲右突，不得其门。此时，中野各纵队经过连夜的战斗，已经将黄维十二兵团合围在了位于宿县西南、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不甘心失败的黄维决定集中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其他各军随后跟进，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试图向固镇的李延年兵团靠拢。凭借其现代化、机械化的强大战力和对部下忠诚度的了解，黄维显得异常胸有成竹和镇定自若。但是令黄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平时最佩服最信任，这次又率先自告奋勇打头阵抢头功的廖运周一一零师却以“突围”为名，举行了战场起义，一去不复返，使得黄维兵团在精神上、心理上、实力上、士气上又一次遭到了沉重打击，陷入了全军覆灭的绝境。直到后来黄维从战犯管理所被特赦，他都不能原谅廖运周在十二兵团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对他和党国的“背叛”。而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廖运周早在1927年3月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共，而且在起义前的1947年夏天已经在一一零师建立了中共秘密地下党委，由廖运周任该师地下党委书记，随时准备待命在最为关键的时刻率部起义。
廖运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何令黄维百思不得其解？


在叶挺、朱德直接指挥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廖运周，1903年出生，安徽凤台人。1926年7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叶挺部任特务连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3月，由孙一中、靖任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二十军、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一部、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第五方面军的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共两万余人。起义原定7月30日夜发动，后因张国焘的阻挠而延期。
7月，廖运周随炮兵团移防九江。南昌起义前夕，他因公去南昌，路过马回岭车站时，遇见第四军二十师七十五团团一营副营长孙一中，遂被留任七十五营参谋。
当时九江形势也因武汉政府公开背叛革命而日益恶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暗中勾结汪精卫，高唱“中间路线”，公开逼迫第二方面军的共产党员军官退出军队或留在军队退出共产党。有些共产党员军官被逼出军队。
七十五团是十一军二十五师的一个团，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宾阳门等著名战役中屡建功勋，荣膺铁军称号的叶挺独立团的第一营。这个团除团长系张发奎的亲信和团直机关的军官外，其余军官士兵，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或深受中共影响的。当时孙一中虽任这个团的一营副营长，但在党内却担任团党委书记职务，是这个团的实际领导者。
7月31日，这一天对于七十五团和廖运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天黄昏，孙一中让廖运周到各营传达一个特别通知：“明日拂晓，全副武装打野外。”这个通知对于小组长以上党员干部，可说是盼望已久的了，因为从此每个人的历史将会掀开崭新的一页。大家都极力抑制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心情，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这一夜让廖运周觉得是特别难熬的一夜，时间过得特别慢，除了蒙在鼓里不知内情的团长和团直人员外，大部分同志通宵都没有合眼。
八月一日，东方刚刚发白，队伍沿着南浔铁路线，向南昌方向疾进。到达马回岭东站附近，孙一中命令队伍停下来，他以团党委书记身份，向部队简明地叙述了汪精卫背叛革命后的形势，随后就宣布上级党的决定。他十分兴奋地说：“我团目前的任务是：执行革命委员会的指示，截击从九江开来的军车，然后乘车奔赴南昌，配合兄弟部队举行南昌暴动……”孙一中的话象一束照彻夜空的火把，整个部队的情绪都象火一样燃烧起来了，队伍迅速散开来，隐伏在车站附近的几处高地上，像狩猎的人等候猎物的到来。约有一袋烟工夫，远远望见有一列火车喷吐着浓烟向着车站驶来。火车刚一进站，号音一响，士兵们端着刺刀蜂拥而上包围了列车，有的纵身跃入车厢，到处响起了“下车缴枪”声。车上的人们都被这突然的袭击吓呆了，结巴巴地嚷着说：“不要误会呀！同志们，我们是总部的呀！”
“请放心吧，一点儿也没有误会，正是要缴总部的枪！”瘳运周和和气气地对他们说。
有个高个儿军官，曾在总部时与廖运周有一面之缘，一看到他，便慌里慌张地跑过来，说：“哎呀，同志你也在这里！……我这双马靴送给你吧。”廖运周的回答也很客气：“谢谢你，马靴还是留给你自己穿吧，不过你可以把枪送给我。”双方这场“交接仪式”举行得很顺利。几乎是在客客气气地异乎寻常的“友好”气氛中结束的。然后起义战士们命令他们向后转，向原地开步走。其中也有些对我党认识较好的士兵，表示愿加入起义队伍，立即受到了热烈欢迎。据说张发奎也在这列车上，但没有搜着，不过象征第二方面军的那面缀着黄穗子的次红绸军旗，却被七十五团扛来了。
部队迅速登上火车，向南昌驶去。车厢里喜气洋洋，充满了欢快的谈笑： “这个野外打得妙！咱们的团长大人可能还在帐篷里做梦哩！”
“不过他现在是个光杆团长了！”
“不！不完全是光杆，他还有个直属队哩！”
“南昌究竟打得怎么样?”
“有咱们叶挺在那里，还能不打胜仗！?”
“…………”
黄昏时分，七十五团顺利赶到了南昌。
就在这一天的凌晨2时，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第二天(八月二日)，即着手调整部队组织机构，根据革命委员会指示，七十五团仍隶属十一军二十五师建制(二十五师拨归朱德同志指挥)、孙一中同志任团长，原少校团副张堂坤同志，仍任团副，廖运周由一营调任团部参谋。
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议依中央原定方针转兵广东，相机夺取广州，再次北伐。8月7日，廖运周随孙一中团离开南昌。26日，在部队南进到会昌的战斗中，七十五团刚赶至河边，激战已经开始。团长孙一中命令廖运周到前线指挥部见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叶挺请示任务。廖运周跑步涉水过河，在北山上一个草棚里找到了军前指。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几位首长正在那里指挥部队作战。
叶军长简要地向廖运周说明了敌我情况：我七十四团在向城西一带高地进攻中，受到敌人居高临下的凭险顽抗，伤亡很大，进展较慢。他下达命令说：“你们七十五团迅速投入战斗，一定把城西一带高地拿下来！”他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指着那处高地问：“你看清楚了没有?”廖运周连忙回答：“是，看清楚了。”临走，叶军长又重复的叮嘱：“赶快回去对你们团长说：部队迅速渡河作战，一分钟也不能迟延！”瘳运周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回到了团部，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这时，部队已经过了河，正在河滩上吃饭。孙一中同志立刻向全团传达了叶军长的命令。
“饭不要吃了！”
“背包放在这里。”战士们一面说，一面作战斗准备。
部队进到冲锋出发地后，号声一响，杀声四起，第一梯队——第三营首先向城西连亘不断的三个山头冲杀上去，眨眼间就拿下了第一个山头，活捉了敌人一名营长。在争夺第二个山头的反复冲杀搏斗中，敌我伤亡均非常大，同时第三个山头上的敌人也一路一路地奔赴第二个山头增援。在这个紧急关头，团长孙一中同志表现了高度的沉着勇敢和优良的指挥才能，他一面命令第二营从右翼绕向山后，从敌人背后打击敌人，一面喊警卫员：“覃光中，把花机关枪准备好！”随后向第一营一挥手：“第一营跟我来！”说着他带着一营飞速地向插有旗帜的第三个山头冲去。当时孙一中同志对情况判断之正确，决心下达之快，行动之敏捷，使廖运周感到十分惊喜钦佩和勇气倍增，他紧跟着孙一中全力向敌人冲去。
第二营突然出现在第二个山头敌人背后，山头的敌人顿时溃乱了，向后跑的敌人都被第二营捉了活的，剩下的敌人见此路不通，便从岩石上向河里跳，恰巧这一带河水很深，敌兵二沉一浮，水鸭子似的布满了河面。
敌人最后的一个山头——第三个山头，在一、二营合力猛攻下，很快也被占领了，摇荡在山上的潮梅警备司令部的一面红旗，被战士们踹倒了，代之而起的是胜利的、迎风飘扬的红旗。
起义军虽然在局部上取得了一些小胜，但是终因敌众我寡，在三河坝战斗失利后，南下广东计划最后陷入失败。但是就在三河坝，廖运周极其幸运地聆听了当时任起义军九军副军长并直接指挥二十五师后来任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的讲话。他后来回忆说：“第二天午后，朱德同志在河滩竹林旁边，召集全师军官讲话。他和士兵一样，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给人一种非常温厚和朴实的感觉。朱德同志动员我们：要坚守三河坝，牵制敌人兵力，为向海陆丰进军的我军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他指出：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革命的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强调号召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保持铁军的荣誉，就一定能战胜来犯敌人。朱德同志很仔细、很周到、很具体的指示我们：那些地方如何做工事，那些地方如何把守，对渡江的敌人如何打法。他那种在大敌当前却非常镇定、安详的态度，和他那慈母般的和蔼、慈祥、语重心长的讲话，深深地激起了我们每个人的胜利信心，同时也赢得了我们发自衷心的敬慕和爱戴。”
廖运周和战友们在掩护主力部队转移途中因力竭被俘。混乱之中，他撕碎身上所带的花名册和作战命令，夹在战士中间躲过了敌人的搜询，先后被押送到大麻、潮州和汕头西面的一座孤岛。在孤岛上，他遇到充任叶挺警卫连长的张威武(寿县籍黄埔四期生)，得知二十四师余部退往海陆丰，贺龙、叶挺首长已离队转移，便感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不久，瘳运周设法逃离孤岛，到上海后又遇到同时参加南昌起义的堂兄廖运泽和团长孙一中。孙一中在南下作战中受伤，曾转移到漳州疗伤。未等伤愈，他又赶往上海寻找党组织。此时，遭蒋介石排挤的原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打算按照黄埔军校模式创办学兵团，正在四处招募黄埔师生官兵。中央军委和中共安徽省临委决定乘机利用亲友世交、同乡关系安排一批黄埔生到柏部开展兵运。经过一番策划筹备，北路宣慰使署学兵团于1928年2月6日在寿县城关正式开办，孙一中任团长，孙天放任副团长，廖运泽任教育长，许光达（解放后任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授大将衔）、廖运周为教育副官，参加南昌起义南征失败后找到党组织的吴勤吾、张威武、叶守成、张有余、李坦、陶秉哲、廖多瀚等皖籍黄埔生分任4个中队的中队长和一些区队长。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军骨干，部分人从事白区兵运工作，极少数人脱离了共产党。孙一中曾任红六军军长、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军军长等职，1932年被错杀。廖运泽后虽脱离中共，投向国民党军营；但始终不愿与共产党军队兵戎相见，解放战争后期积极策划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五届人大副主任。


不伤一兵一卒却毙日军六百

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廖运周在皖北参加了阜阳、正阳关武装起义，但都先后陷于失败。同年6月，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方振武部进驻北平，廖运周任该部参谋。中央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张兆丰领导该部的地下党组织，廖运周是主要成员之一，曾策动安庆兵变，通电讨蒋。1930年冯玉祥在新乡成立西北军第二师时，顺直省委军委派廖运周和高袭明到二师建立地下党组织，廖运周任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该部几经整编，调动频繁，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廖运周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该部仍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军官被保存下来，并在该部形成一支与国民党顽固派相抗衡的力量。
1937年秋，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军事部书记朱瑞了解到当时担任独立四十六旅七三八团团长的廖运周是长期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就于1937年11月代表北方局向廖运周布置任务：长期隐蔽，掌握部队，团结军内进步人士，坚持抗日，并派刘浩为联系人。从此，廖运周一直以特殊身份在敌营中为党工作。正因为有地下党的领导和影响，培育了独立二师后整编为一一零师广大官兵的进步思想基础和爱国传统，所以该部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始终驰骋在抗战前线。1938年5月，在台儿庄会战中，廖运周身先士卒，屡立战功。也正是这支杂牌军合编而成的部队在抗战中所显示出来的战斗力，才引起了国民党上层的注意，他们便竭力派黄埔军校学生来充任各级军官，同时不断加强其装备，使一一零师逐步变成了国民党的嫡系部队。
1938年10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正在进行，侵华日军淞浦师团受到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处于包围圈之外的日军一部受命向东进攻救援淞浦师团。当这股日军援兵直扑德安时，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薛岳为确保全歼淞浦所部，除令5个师南下堵口子外，还令防御面过大的守军适当收缩集中。廖运周创造奇迹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当时，他在隶属于汤恩伯军团的第一一零师六五六团当团长。六五六团在廖运周的指挥下刚刚于茨芭山胜利地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缴获了大批辎重和其他战利品。廖运周随即带了不少战利品作礼物去拜访驻在附近的十八军军长黄维，黄维见到胜利归来的黄埔校友廖运周很是高兴。廖运周顺势提出六五六团火力不足，想向黄军长借炮以便寻找机会打击日军。当时国民党军队里面象十八军这样有建制炮兵的并不多。黄维考问了一番廖运周的炮兵科业务，结果十分满意。黄维于是慷慨解囊，当即借了八门炮给廖运周。这次拜访不仅加深了两人的个人友谊和感情，也为今后两人戏剧性的人生变化轨迹埋下了伏笔。
回到六五六团，官兵们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廖运周却突然发现四周友军已经全部悄然撤走，自己的部队有孤军落入敌后的危险。情势万分危急。为迅速脱离险境，廖运周当即决定六五六团火速西撤，追赶主力。一阵超强度的急行军之后，六五六团团赶到了箬溪以西的小坳。这时已经是晚上6点多钟，日军二十七师团前卫仍在身后紧追不舍。在小坳，廖运周遇到了正在撤退的三二八旅旅长辛少亭。辛旅长和廖运周寒暄了一下，又微笑着打量了他一会儿，冷不防地问道：“廖团长，想不想在这儿打一仗？”小坳地处湖北、江西两省交界，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坳口。公路在这里拐了两个急弯，呈S型，中间是一座十几米高的小高地，廖运周一眼就看出这儿是一块绝佳的天然预备阵地，只可惜原有的守军放弃了这个杀敌立功的有利地形，早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廖运周又欣喜地得知小高地后面有一座弹药库,守军逃跑过于着急，竟然忘了上锁，但上万发炮弹还完好地储存在里面。廖运周迅速地考虑了一下，果断地说:“干！这么多炮弹留给日本人岂不是太可惜了!只要把路堵死，迫击炮照样打坦克。”
“好样的，那就看你的了。”辛旅长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廖运周，又下令给廖团调来了4门迫击炮，然后才跳上车，带着旅部人员向西撤走了。
廖运周手里原来已有黄维给他的8门炮，现在又增加了4门迫击炮，一时信心大增。士兵们听说要在这里借助有利地形伏击日本鬼子，一下把疲劳忘在了脑后，情绪也都高涨起来。夜幕悄悄降临了,山里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小坳公路外侧的河水依照旧哗啦啦地流淌着。渐渐地，从远方传来了沉闷的轰鸣声。不久，几辆日军坦克气势汹汹地开始出现在小坳的第一个转弯处，后面是连绵不断的车队。　　“打!”廖运周一声怒吼，同时打响了第一枪，廖团的战防炮一门接一门地喷出了火光,在震耳欲聋的炮声里，大地山川在不停颤抖。走在最前面的几辆日军坦克很快冒出了滚滚的黑烟，进而燃起火苗，瘫在那里，把路给彻底堵死了。后面的军车和鬼子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廖团的十几门迫击炮弹药充足，炮手们面对眼前这群在中国大地上无恶不作的日本强盗早已是怒目喷火，他们沉着操作，弹无虚发，一颗颗炮弹准确地砸在鬼子的人堆里，恶贯满盈的侵略者被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
这一仗打得实在是解恨、出气、痛快!一辆接一辆中弹起火的日本军车使2里多长的公路变成了一条烈焰翻腾的巨大火龙，山坳被照得一片通亮。气急败坏的日军向四周盲目地扫射着，可是却连一个中国士兵的人影也没有看到。
打出五六千发炮弹之后，眼前的公路上已经是死一般的沉寂,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廖团的官兵这时才歇了口气。下半夜,全团官兵居然就地睡了香甜的一觉。
第二天，廖运周从容不迫地带着全团撤出了战斗，向西继续追赶大部队去了。他们留给小坳的，是被击毁的20多辆坦克，数十辆载重汽车，数百具日本鬼子的尸体，还有引爆剩余炮弹炸出来的巨大弹坑。
廖团迟滞日军一个旅团一天多的时间，击毁大批日军坦克和汽车，歼灭数百名日本鬼子，自己却无人伤亡。这实在是一场令人艳羡的漂亮仗，一时轰动了武汉外围各战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嘉奖，称赞廖团“战果辉煌”。这一战在日本的《Malu》杂志上有过介绍，根据日军纪录，丸山师团（27师团）因为首车尾车被击毁，部队无法机动，在“支那军炮兵集团”打击下损失坦克九辆，其它战车十六辆，卡车四十余辆，人员伤亡六百余，超过了当初攻占东北三省的全部损失。


成立一一零师秘密地下党委

1945年10月，为适应中央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的要求，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了城市工作部和国军工作部。负责国军工作部工作的薄一波和该部第一室主任靖任秋等同志派遣徐仁同志到廖运周处联系。三个月后，对一一零师各方面情况有了基本了解的徐仁秘密返回邯郸，向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汇报了廖运周部的工作及要求增派力量的情况。并把根据廖运周口述整理的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在新乡召开的师以上主官会议上的讲话材料和廖运周手抄的国民党军《1946年作战总结和1947年重点进攻计划》密件上报中央局。中央局把这些材料上报给延安，为及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提供了有力证据。
1946年年底，中原军区又派李俊成(化名郑大甫)、刘扬(又名君恕)、刘浩、张士瑞、杨振海等前往一一零师工作，廖运周把他们都安排到副官处当副官，这样既不需要蒋介石的委任，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刘浩等人一到一一零师，就宣布工作组成立，任务是在豫北组织起义。但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蒋介石命令85军迅速向徐州调动。工作组立即派徐仁回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向联络部长孔祥初汇报。经过研究，中央局批准了对廖运周部工作的总方针：在解放军接应这个必要条件下举行起义。起义前的任务主要是为解放军收集军事情报。
1947年2月，一一零师调至山东，刘浩到阳谷县见到了邓小平同志，邓指示把一一零师地下党关系转移到华东中央局。刘浩又见到了陈毅同志。陈毅指示：当前搞情报比起义贡献大，要充分发挥廖运周的作用。鉴于刘浩的身份敌人有所察觉，在师外指挥为宜。
为了统一领导，1947年夏，经华东局批准，中共一一零师地下党委成立，廖运周任书记，刘浩为副书记，李俊成、徐仁和廖宜民等同志为委员，明确了领导和分工之后，他们便满腔热情地展开了各项工作，积极向解放军提供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从而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上的行动。
为了更好的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团结进步力量，孤立和排挤反动分子，一一零师地下党委经过研究，决定由廖运周利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本着既迎合胡宗南、吴绍周的意图，又不使他们看出破绽的原则，设法将顽固分子分期分批调出去，将进步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冯玉祥的独立二师整编到一一零师，该部虽有较好的传统，保存了不少进步力量，但也有相当一批顽固分子，其中有的还占据要害位置。经过党委研究，利用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将有碍于开展党的活动的两个副师长李达、王昌藩、参谋长陈振威和部分团长多次向胡宗南、王仲廉、吴绍周“推荐”，让他们升了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令那些利令智昏的国民党军官皆大欢喜，而且进一步纯洁了队伍。同时，把吴绍周比较信任而又可以争取的原三二八团团长杨柳营提升为副师长，把该团一营营长姜维鑫提为团长。这样不仅被升任的人对廖运周感恩不尽，吴绍周也觉得廖师长大公无私，于是倍加信任。廖运周还利用各种矛盾，团结师内进步力量。三三零团团长刘协候，对日作战勇敢，性格耿直开朗，思想也较为进步。吴绍周却看不顺眼，借口作风不好将其撤职，廖运周和徐仁多次前去安慰他，在吴绍周面前为他讲情，并把他调到师部任代理参谋长，他非常感激。师政训处主任汪月涛是个知识分子，是由张治中介绍到部队来的。他与时任军调部执行小组少将衔中共首席谈判代表的黄镇是幼时同学，当黄镇到新乡与王仲廉谈判时，他请黄镇吃了饭。此事被王仲廉获悉，王仲廉大骂汪“通敌”，扬言要“严加惩处”，骂廖运周知情不报。在这种情况下，汪月涛处境困难，打算辞职，经廖运周再三挽留才作罢。从此，廖与汪逐渐接近，汪也敢在廖面前说心里话。三二九团连长王兴奎，揭发团长贪污被撤职，地下党委把他调到师部副官处，让他多了解连队官兵思想情况，以便于团结中下层军官。胡宗南、王仲廉等大发国难财，把接受日军的大米白面，大批运往西安、郑州出卖，而一一零师基层连队的给养供应不上，经常啃地瓜、喝稀饭。廖运周和同志们抓住这些情况，在士兵中旁敲侧击地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以激发官兵对反动派的不满情绪。
此外，地下党委还加强了情报工作，分别安排中共党员张士瑞参加谍报队，负责收集情报；金克搞机要密码，并在郑州、开封、汉口以师留守处的名义购置了专用房屋，秘密设置联络站和电台。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企图“围剿”山东泰安附近新四军某部队的手令送到一一零师后，廖运周立即派张士瑞将复印件送往中原局，使新四军得以安全转移。
1947年秋，一一零师地下党组织关系又转到中原军区。地下党委新老同志劲头都很足，工作热情很高，他们利用军官身份为掩护，有意识地到各处活动，主动接近基层官兵，和他们谈心叙家常，为他们照像、代买手表、钢笔，代写家信等等，交了许多朋友，就连比较难接近的政训处和参谋处，他们也都可以随便出入。但时间久了，也逐渐流露出一些急躁情绪，对长期隐蔽在敌人内部工作缺乏耐心，急于回到党的怀抱，认为“大干不如小干，晚干不如早干”。针对这种情况，一一零师地下党委派李俊成同志向上级汇报想法，要求早点行动，否则会军纪涣散，并要求增派干部。不几天，李俊成同志带回了中原军区和邓小平政委的指示，要他们“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的作用”；“要积极争取进步力量，不要依赖上级派人”；“不能用解放军管理部队的方法去管理国民党部队”。听了这些指示，大家的认识有所提高，但还有些模糊观念，搞不清什么是最有利时机？整天和谁打仗？算什么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委再次派李俊成向邓小平政委请示。邓政委听了汇报恳切地说：“组织上没忘记你们，只是目前还不到时机，不能起义。起义要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的作用，不光是万把人、几千条枪的问题，你们要考虑到全局，不应计较局部得失。”
邓政委的这番话澄清了大家心中的迷雾，使消沉、急躁情绪得到较好的克服。大家信心倍增，一致表示，坚决遵照上级指示，积极做好起义准备，等待有利时机。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同国民党反动派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7月初，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廖运周和一一零师党组织，要尽早做好起义的一切准备。7月中旬，一一零师在汉口璇宫饭店又一次秘密地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李俊成传达了他刚带回来的中野首长关于“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战斗，起义归队”的指示。地下党委经过深入研究，决定把起义工作分为前后方两条战线，党员同志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分工：由李俊成负责与中野首长的联系；廖运周负责作战指挥；徐仁负责汉口等后方留守处工作，掌握敌人的动向，掩护、安排家属；廖宜民负责师里党内外联系。作战时的情报工作除张大瑞外，又派杨振海到侦察连当副连长。同时，地下党委对全师的基本情况又作了一次深入分析，认为：从二师成立以来，虽数经变动，廖运周基本没有离开这个部队，基本骨干和旧属还保留了不少。全师三个团，其中三二九团是起义的基本力量，廖运周在这个团呆了八年之久，新任团长刘协候，是不久前批准的预备党员，原副团长金汉章对日作战顽强勇敢，羡慕解放军，对国民党不满，地下党委把他列为培养的对象，当三三零团团长被廖运周故意“推荐”出去后，金汉章就任该团团长。因此，这两个团的基础都比较好，只是三二八团的工作一直较难开展，估计可能成为起义行动的绊脚石。为此，地下党委对三二八团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在团结进步力量的同时，地下党委还同国民党国防部派来的特务组织作了坚决而又巧妙的斗争。国民党军事统帅部为了防止部队“异动”，把名为“人民服务队”的特务组织派到一一零师，以整顿军纪为名，监视和控制官兵的行动。他们可以与南京蒋介石直接联系，可以自行决定处理或枪毙人。廖运周暗地里发动官兵与他们对抗，借口成立慰问团到后方慰问伤病员，把“人民服务队”和政训处的一些人支了出去，还将师部的军官教导队调到武汉“训练”，为起义扫除了碍障。
1948年10月，一一零师奉命调鄂西北随县、枣阳、广水一带。11月又接到命令，一一零师划归十二兵团序列，开赴徐(州)蚌(埠)地区作战，而且接令后就要立即行动。师地下党委立即召开了党员紧急会议，分析当时的情况，认为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次把队伍拉到千里之外的徐、蚌地区，估计要打大仗，这对“行动”有利。
十二兵团是在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组建的主力兵团之一，该兵团所属部队有第十、十四、十八军，第八十五军是最后编入的。陈诚推举曾担任过十八军军长的黄维担任兵团司令官，吴绍周升任兵团副司令仍兼八十五军军长。
第八十五军原是汤恩伯的主力，后投靠何应钦。何调南京当了国防部长，八十五军又纳入白崇禧华中“剿总”序列。白崇禧曾计划该军防守汉口大门—应山、广水一带，把桂系主力控制在内线策应。他很清楚，八十五军归入十二兵团，指挥大权就落到蒋介石手中，不会听“剿总”的了，所以不愿吴绍周脱离他的系统，吴也考虑八十五军编入十二兵团，与自己前途不利，数次电告白崇禧，请求免调。但由于黄维的力争，几经周折，白崇禧才把这个军吐出来。黄维刚接任兵团司令，吴绍周就称病回武昌，直到兵团向徐州出发前夕，才勉强回到部队。
11月8日，十二兵团接到东进命令，全兵团分为两个梯队出发：第一梯队的右纵队为十八军附快速纵队，由确山取道正阳、新蔡向阜阳东进；左纵道为第十军、第十四军，由驻马店附近取道汝南、项城、临泉向阜阳挺进，兵团司令部继十八军之后前进。第二梯队为第八十五军附十八军之四十九师，集中广水候车运确山，循右纵队路线赶往阜阳集结。并命令各队11月10日集结阜阳待命。十二兵团的第一梯队，于11月8日从确山出发时，八十五军还在随县等待交防，黄维迭电催促才动身、而且全军除上述简单指示外。其他情况，今后任务一无所知，匆忙出发，所带粮秣弹药不足，部队疲劳，行程迟缓，走走停停，于11月23日才到阜阳。这时徐州东线黄百韬兵团已被解放军包围，国防部命令十二兵团火速向宿县攻击前进。所以当八十五军来到阜阳之前，第一梯队已过涡阳，在蒙城与解放军展开战斗。一一零师到阜阳的前一天，接白崇禧“暂停待命”的电报，廖运周怕吴绍周见到后变卦影响起义的最佳时机，于是就把这封电报扣了下来。
这次离开鄂西北东进的行动，在一一零师内部也有很多阻力。师里很多官兵的家属在武汉、广水一带，如此匆匆变换作战地区，仓促开拔，以致身在部队，心在武汉，军心不安，士气低落，有的公开骂蒋介石是催命鬼。这些情绪虽然与蒋介石计划相抵触，但对一一零师的“行动”也极为不利，部队拉不出去，起义计划就会落空。在这关键时刻，地下党委再一次发动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反复说明：这次“增援”徐州是我们发挥作用的最有利时机，决不能犹豫不决。要求同志们加强政治宣传，广泛结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对官兵的生活也作了安排，发给三个月的大米和薪金，允许他们出发前到汉口、广水等地探一次亲，这样逐步稳定了部队中官兵的思想，使他们比较稳定地奔向前线。


率领全师在关键时刻光荣起义

第八十五军到达阜阳休息了一天，吴绍周召集各师开会，研究如何应付白崇禧又不得罪黄维的办法。当时，八十五军面临许多困难，部队所带粮食吃光了，原计划在太和、阜阳补给，但县政府机关已溃逃一空，找不到经办人；沿途老百姓受到先头部队骚扰，也已相率逃避，十室九空，粮秣无法增补；先头部队在阜阳过河时架的浮桥，未留兵守卫，被民兵拆除，要临时架桥，困难重重，而从收音机里又听到宿县被解放军占领，张绩武被俘等等，吴绍周更是垂头丧气，只好向黄维请示。黄维电告“八十五军在阜阳待命”，可第二天黄维又电令“兼程前进，到蒙城补给”，11月24日，八十五军分两路赶往蒙城，到达赵集附近。这时解放军四纵在阻击十八军背水作战一天，完成阻击任务后主动放弃南坪集，撤往浍河以北，以进一步诱敌深入。黄维误认为解放军已被“击退”，便让十八军全部进入浍河北岸，令十四军在南坪集东南地区集结，第十军在孙童集附近与解放军交战，把他自己的司令部安在南坪集上，命令各军积极侦察当面敌情，并准备向宿县攻击前进。但是，黄维很快发现，在赵集西北方面有大批解放军正在向南移动，他的后方补给基地蒙城已被解放军占领，联络已被切断。自恃高明，但被人称为只按书本作战的“书呆子”黄维，实际上已经自动进入了解放军预设的袋形阵地，整个兵团都被包围了。
黄维到南坪集不久，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便立即在南坪集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兵团即刻向固镇转移的计划。会后，吴绍周急速回到军指挥部，神态焦急，面带难色，低声对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和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说：“情况很糟糕，敌人有纵深配备，正向我军两侧迂回，我军将被包围，必须向固镇转移靠拢。”接着他又传达了黄维关于停止北进，分路转移，东进固镇的部署。他一面说，一面在地图上比划着：“八十五军主力放在南坪集附近占领阵地，向西北方向警戒，掩护第十八军和第十军转移，待两军通过后，我军就经罗集向固镇以西地区集结，第十四军沿浍河南岸占领阵地，以向北警戒，阻敌南犯，以掩护兵团的转移，第十军迅速脱离敌人，沿会河南岸，依靠八十五军和第十四军的掩护，向固镇以西前进，第十八军脱离敌人后，连同快速纵队，经双堆集向固镇以北湖沟集前进，兵团司令部在十八军后跟进”。吴还通知廖运周：“一一零师暂归黄维直接指挥，明日向湖沟集方向威力搜索敌情。”
听了吴绍周的话，廖运周心里既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解放军确已把黄维兵团包围了；着急的是，解放军的诱敌深入的目的已被黄维觉察，如果解放军不能迅速出击合围，就有让黄维逃脱的危险。第12兵团是比较现代化、机械化的部队，黄维也是个有一定指挥才能的指挥官，解放军把这支部队包围起来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必须把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中野首长。同时他也为如何配合解放军消灭这部敌人而苦苦思索，但又不能马上离开。于是，廖运周就想出了一计，决意利用吴、黄之间的矛盾，便一连串向向吴绍周提出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把我师归黄维直接指挥，这样分割使用有很多不便。为什么八十五军要掩护第十、十八军转移，他们各自掩护直接转移不是更好吗？如果八十五军由赵集直接开往固镇西北地区与友军取得联系不是更好吗？”吴绍周一听很在理，好长时间没作声，停了一会他才勉强说：“你们师的任务是搜索敌情，兵力可大可小，你把三二八团留给我作预备队吧！”吴绍周这一决定，使廖运周十分高兴，在研究起义计划时，他就怕这个团找麻烦，吴绍周要把它调走，他当然完全同意，这样既做人情，又符合自己的心愿。
回到师部后，廖运周马上召集党委同志进行研究，决定抓住这次战斗的有利机会，举行起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于是一方面派张士瑞立即把黄维兵团的转移计划送出，并向刘邓首长请示今后的任务；一方面发电报给在汉口留守处的徐仁，让他迅速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
入夜，黄维部队还未全部拉开，解放军就针对黄维计划开始全面出击，把黄维部队打得晕头转向，黄维的部队全乱套了。这一天，他的部队没有一支到达预定地点。
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黄维，非常自信，在第一次转移部署被打乱后，他并不泄气，又在筹划新的突围计划。26日下午5时左右，黄维就派人把廖运周找了去，故作镇静地问瘳运周：“刚才空军侦察报告说，今天午后三时许，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他们正在构筑工事。你有什么主张？”廖运周料到黄维已有了新的打算，就说“司令官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我师保证完成任务。”黄维很果断地说：“我想乘敌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因此，决定每军挑选一个师，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廖运周马上意识到黄维这一招很厉害，虽然整个兵团被围困，部队有些消耗，但该部装备精良，建制也还完整，解放军立足未稳。四个主力师拼力突围，真有让他跑掉的危险。这时廖运周突然想起中野首长要他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作用的指示，觉得现在正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于是稍加思索后对黄维说：“好！司令官的决策真英明。我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我们既然能攻占敌人堡垒式工事和河川阵地，现在突破他们临时构筑的掩体，当然不在话下了。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行动。”黄维见瘳运周这样支持他的意见，十分高兴，对廖运周又是夸奖又是鼓励。在回来的路上，廖运周反复琢磨当前的形势，很快赶到了刘协候的团指挥所，把黄维的突围计划和利用突围起义的打算，与刘协候、李俊成、廖宜民等同志交换意见，于是很快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利用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因张士瑞去后一直没有信息，师地下党委只得再派杨振海去见解放军前线最高指挥员，把黄维准备在二十七日上午采取的突围行动和一一零师决定趁此机会举行起义的计划向上级汇报，并请求组织上派员指导这次行动。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请求解放军前沿部队在突围处的左翼闪开一个口子，让开一条路，等一一零师过去后再封上。杨振海走后，师地下党委又进一步研究、考虑到四个师齐头并进，让一一零师居中，两翼都是敌人，与阵前起义很不利，要想办法调整一下黄维的部署才好。于是廖运周又去见黄维，向他建议：“四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三个师好，把第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这样让我师先行动。如果进展得手，其他师可以迅速跟进，扩大战果。”黄维见这位黄埔老同学在这国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敢挑重担，又能替他着想，照顾兵团的机动力量，很是高兴，连连拍着廖运周的肩膀说：“还是冠州兄，好同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挑，十八军的一一八师在后面跟进，掩护你们。”他又叫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通知空军，派四架飞机配合行动，廖运周心里暗暗好笑，立即说：“我已派了几个便衣深入敌后进行侦察，如果发现有空隙的结合部，我们就利用夜间提前行动。”黄维完全支持这一意见，丝毫没有一点怀疑，他摇晃脑袋，非常轻松地说：“有机会就前进，要当机立断”。廖运周向韦镇福要了两份地图和陆空联络信号，回到师部后，很正经地与副师长杨柳营和参谋长洪炉青一起研究了突围计划，他们对廖师长也没有什么怀疑。廖运周决定：师直属队及各步兵团黄昏前作好准备，午夜开始行动。
二十六日那个晚上，廖运周和同志们的心情都很激动，急切地盼望着杨振海回来。二十七日凌晨三点，他终于回来了，他一进屋就高兴地对我们说：“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真凑巧，值班参谋是我的老战友武英同志，一见面他就喊：‘老伙计，原来是你呀！’说着就带我去见了解放军南线总指挥王近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和作战处贺光华处长，他们听说我们决定在这个时候举行起义，都非常高兴，表示要给我们大力协助。还说，他们对我们把黄维兵团突围计划及时送到，表示非常感谢，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并马上向刘邓首长作了汇报。刘邓首长指示王司令员要亲自安排组织好这次起义的接应工作，保证把一一零师的同志和其他官兵拉过来。王司令员与我研究了起义的有关事项，并让武英同志画了一张行军草图，要我们沿着解放军插上高粱杆路标的道路前进，让起义官兵左臂一律扎白布条或毛巾，规定两军接触时打三发枪弹作为联络信号，并要我们经过解放军第十七师和六纵队的阵地到罗集附近的大吴庄、西张庄汇合。时间要提前，最好在天明前全部通过。”廖运周和同志们争相看着上级给起义官兵制定的行军路线图，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盼了多少年，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了。这不只是一张行军路线图，更是廖运周及其他地下工作者回到革命队伍的通行证，是胜利的保证书啊！一一零师将沿着这条路线走向光明！
为了起义能顺利进行，地下党委再一次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具体研究了行军方案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及处理办法，确定清晨六时出发。
与上级党联系上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已基本就绪，只等上级派的代表快点到来。为了预防万一，廖运周再次到了黄维那里，再给他送去一颗定心丸。黄维见到廖运周就急切地询问起一一零师准备行动情况及侦察到的敌情，廖运周很自信地说：“正要向你报告，我们发现敌军阵地结合部有空隙可钻，在拂晓前行动最为有力，特来请示。”黄维大概也觉得自己的决策很英明，也觉得他选准了突围先锋，哈哈大笑起来，顺手拿出一瓶好酒，笑着对廖运周说，“老同学，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现在我敬你一杯，预祝你取得胜利！”他又转身对韦镇福说：“来！你们是同期同班同学，也要敬一杯！”看看出发时间将到，不便久留，廖运周在回敬了他们一杯酒后，便向他们敬了最后一个正规的标准军礼，转身告辞。黄维一直把廖运周送到门口，紧紧地握了握廖运周的手才回去。
对廖运周说来，这是从他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后，与直接上司的最后一次交往。分手之后，他此行不是为国民党和蒋介石卖命，而是终于回到了自己多年来梦魂萦绕的革命队伍。
人生有时充满了戏剧性。廖运周自己当初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他和黄维会再次见面。不过，这时两人的身份都和以前已大不相同。黄维是已经完成改造、脱骨换胎的前国民党战犯，廖运周则由黄维的部属变成了民革中央和台办的领导。
但从此，廖运周也就成了黄维一生最讨厌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的中共地下党员郭汝瑰。他的女儿黄慧南回忆解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黄维时说：“父亲看到这两人总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还梗着脖子不和他们说话。”
后来的黄维依然保持了其可爱的一面。黄维的“较真”还流传着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要出一本以国军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编者找到当时的高级指挥官黄维。黄维说要以国军的观点来写，书名中就不能叫“淮海战役”，而应叫“徐蚌会战”。当黄维得知建议未被采纳时，他拒绝动笔。最终，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湾称徐蚌会战。
但是，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时，黄维也被逼做了一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当时有位主管领导让黄维登台做大会发言，说这是上头交办的政治任务。黄维坚决推辞仍然无效，最后声明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稿子可代为上台念一念。此事通过媒体报道传了出去，政协很快收到匿名投诉：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小平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黄维获悉此事后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登报声明。”黄维的这一要求自然不会被应允。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黄维才有机会一吐心中郁闷：“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廖运周回到师里不久，解放军南线最高司令部派武英同志穿着便衣来到师部，帮助指导组织好这次起义，并为一一零师作向导。武英建议一一零师用四路纵队，以正常速度前进。并决定，由武英同杨振海和刘协候同志带三二九团为前卫，三三零团为后卫，后边放个加强连收容落后官兵，师部及直属队的炮兵营、运输营、特务连、化学炮连、通讯、工兵连等为本队，廖运周居中间，时间一到，马上出发。
在这之前，尽管师地下党委在全师官兵中认真细致地做了不少工作，曾派两位团长刘协候和金汉章分别跟杨柳营副师长、洪炉青参谋长透露过将要起义的消息，他们都比较正直，在当时的特殊处境下也同意了这个决定，但廖运周对他们还是有所提防的；下边的大部分官兵也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但一直没在他们中间公布起义的计划。临行前，廖运周觉得有必要公布了。于是就让刘协候把一些比较可靠的营以上干部召集到一起，四周布置了警戒，廖运周站在露天地里对他们进行了起义动员：“现在，我们已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蚌埠的李延年、黄百韬被消灭，蒙城、宿县被占，我们是援兵没有，退路已无，弹粮即尽，解放军还在不断增援。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蒋介石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卖命呢？共产党、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很清楚。很多人要求我利用朋友的关系给解放军写封信，为我们提供方便，使我们脱离战场。现在，我们派杨振海与解放军联系上了，见到了他们南线司令员。解放军对我们将采取的行动非常欢迎，你们赞不赞成这样做？”话音刚落，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赞成！”接着，廖运周向大家宣布了行军序列，提出下列要求：一是以四路纵队按解放军规定的路线急行军。解放军保证不向我们开枪，也不允许任何人向解放军开枪。同时公布了与解放军的联络信号和我们官兵左臂上的标志。二是任何人不准掉队，走不动的就用车拉。三是要严守秘密。四是不愿意走的现在可以提出来。其实这不过是给每个人的心上加一个砝码，估计他们就是不愿走，谁也不敢提出来，大家都说：“愿意跟老师长走！”廖运周环视了一下周围，见大家的表情都十分严肃，十分诚恳，心里很是激动。于是，廖运周请解放军的代表武英讲话，武英简要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明起义的光荣，欢迎大家的光明磊落的行动，鼓励大家要勇敢前进，取得起义成功！
27日早晨6点钟，一一零师(欠三二八团)五千多人，冒着淮北平原上的寒风，踏着霜冻，准时开出了双堆集附近的周庄、赵庄，按照拟定的路线，在通向解放军阵地的道路上迅速前进。
从部队开进及其沿途，由于地下党委动员和保密工作做得较好，在从双堆集到大吴庄、西张庄的三十华里的行军中，尽管各营部都有报话机，却没有出现泄密现象。也没有一个开小差和落伍的。黄维对一一零师十分放心，不时询问部队进展的情况，廖运周也不断报告“突围”一路顺利的消息。两小时后，全师通过了解放军的阵地，为一一零师开的口子又重新封了起来。这时报话机里传来的黄维的声音有些异样，他大声呼喊：“长江、长江，你们到了哪里？”廖运周赶快回答：“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沿途畅行无阻。”那边的黄维暴跳如雷大声喊道：“跟你们走的十八军那个师，遭到密集火力的袭击，伤亡很大。”按常规，军事用语是不允许出现这类字眼的，黄维这时也顾不得了。九点多钟，四架国民党飞机飞到起义部队头上来回盘旋，考虑部队还未完全脱离危险地带，廖运周即命令各连按照预先规定的联络信号，把布板架好，告诉他们一切“正常”，飞机发现信号后就又飞走了。部队则继续沿着解放军为一一零师指定的道路，沿着高粱杆标志向前进发。
当起义部队到达了指定的地点大吴庄附近的集结地域时，黄维和吴绍周还在报话机里询问廖师的情况。廖运周于是下令全部报话机统统关掉，一律上缴，师部电台停止使用，中断了与黄维、吴绍周的联系。
在解放军六纵司令部，廖运周见到了王近山司令员和杜义德政委，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派秘书袁血卒和六纵联络部长卢耀武前来欢迎。潜伏敌营二十年，这回可真到家了，几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放开，此时，起义部队接到去领粮的通知，只见房前屋后树林草丛里有一堆堆用柴草盖着的小布袋，掀开一看，大米、白面、猪肉、食盐、白菜、粉条等等，应有尽有，士兵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都纷纷说，这些天在国民党部队里饿得要死，到这里，解放军、老百姓把我们当作一家人，这步棋我们算是走对了。
晚上八点多钟，中原野战军为起义部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解放军二纵王维刚政委也来参加了会议，并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表刘、邓首先向大家问好，并宣布说：“廖运周师长是共产党员，一一零师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打着国民党旗帜的队伍，现在他率领你们举行了光荣的战场起义，脱离了国民党，走上了光明大道，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成为人民的队伍，我代表中野首长向你们全体官兵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还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鼓励大家在人民队伍中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听了王政委的话，起义官兵无不十分激动。
那天晚上，起义部队就在原地宿营，官兵睡得很香。第二天，起义炮兵们全部掉转炮口参加了进攻黄维兵团的战斗，黄维终于尝到了自己炮弹的滋味。为配合廖运周突围，黄维让其调走了最精良的武器装备，没想到自己的部队成了这些武器的炮灰。
11月29日晚，廖运周和卢耀武部长研究拟就了两份电文：一是《廖运周将军告第十二兵团官兵起义书》；二是《廖运周将军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在这两份电文未公开发表前，中野首长打电话给6纵领导同志说：“廖师长家属已从武汉转移到安全地区，请转告，让他放心。”待后方留守处和其他官兵的家属都进行了妥善安置后，新华社和大众日报，才陆续发表了专稿，报道了廖运周率一一零师起义的消息和电文。
12月24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发来贺电，赞扬了廖运周全师官兵的义举，鼓励起义部队在解放战争的战火中将这支队伍锻炼成真正的人民军队。中野首长对这支起义部队十分关怀，刘伯承司令员还专门抽出时间给派到该师工作的鲁子敬、赵有守等三十多名干部讲了话，并寄予厚望。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豫皖苏军区政治部、豫皖苏区行政公署以及陈毅、邓子恢、李达、吴芝圃等，也纷纷来电来函，对全师官兵进行慰问。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还载歌载舞到师驻地慰问，使官兵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真正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廖运周师的起义，沉重打击了黄维兵团的士气和信心，直接促成了八十五军黄子华师长率领国民党二十三师的起义，对围歼黄维兵团起到了重大作用。
淮海战役胜利后，一一零师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廖运周任师长，李俊成任副政委，廖宜民任参谋主任、刘协候任一二六团团长。还有很多起义人员在师里担任了重要职务。整编后，遵照上级指示，廖运周和其他起义人员利用过去的关系，写信给仍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朋友和同事们，规劝他们弃暗投明，使不少人离开了国民党部队，站到了人民一边。黄埔一期生、廖运周的堂哥廖云泽在他的动员下，和廖云升一起率新一一零师在浙江义乌西北的黄宅地区成功起义。以后，一一零师又参加了渡江作战，进军江西、广东、云南和西藏等地，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这支队伍锻炼改造成了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廖运周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１９５５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历任民革中央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１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３岁。

（本文在采写中主要参考文献：《南昌起义中的安徽人》（孙戎)、《起义前后的七十五团》（《“八一”南昌起义回忆纪念》瘳运周）、《我所在的一一0师》（廖运周）、《段焱华参加的南昌起义》（《湖北历史人物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初选稿第一卷第一辑、《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新民晚报》2011年5月9日，口述：黄慧南（黄维之女）周海滨整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