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六七年春节，吉方良家照样蒸馒头、包饺子、贴春联、吃团年饭，但是，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春联多少年来都是吉老师亲自写的——他不仅毛笔字写得好，而且因为他读过私塾，且教过私塾，对春联的内容、对仗、平仄声都有些研究。他不仅给自家写，也给庄邻写，大家都夸赞他春联写得好。今年他却迟迟没有动笔。庄上也很少有人找他写春联的。到了年三十早饭后，方良裁好红纸，准备好笔墨，等候父亲写春联。吉老师坐在那张老式木椅上低头不语，只管按着烟袋吸，一袋接着一袋，烟雾弥漫了全屋，呛得他不住地咳嗽。许久，他摆了摆手，说：“我好长时间没提笔了，手也抖了；况且当前的形势我也吃不透，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今年我就不写了。你自己斟酌着写吧。”吉方良知道父亲心情不好，没有再叫他写。他又觉得应该让弟弟方正写。方正到北京接受过伟大领袖接见，亲耳聆听伟大领袖教导，懂得当前的政治形势。而且方正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功课一直很好，字也写得不错。特别是文化革命开始后，他经常写大字报，竟练出一手好字来。于是他又喊弟弟写。方正此时正不高兴，他说：“我没那个雅兴！你愿意写就写，不愿写，今年就不贴春联了；不贴春联又不犯错误！”吉方良知道弟弟脾气倔，说不干就不干。他叹了一口气，只好自己来写。写什么内容呢？往年都是父亲根据政治形势和家庭生活情况自己拟定的；今年他也想拟几联。他想，不仅给自家写，乡邻不识字的多，也会有人上门请写的。他搜索肚肠，拟出几联来，考虑到对仗和平仄声，又认真改动了几个字。可是当他提笔书写时，又放弃了：他想起了父亲的教导，害怕自己政治水平低，自拟的对联会惹出麻烦来，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父亲。他想起吴晗因为一篇《海瑞罢官》受到批判，邓拓也因为一本《燕山夜话》受到批判。凡此种种，不可胜举。凡是受批判的，都是因为言论问题。更有一篇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说：“德怀”二字，在彭德怀老家读“德华”，因此分析彭德怀自幼就有政治野心。吉方良费了一番脑筋拟出的对联，因为一念之差又都放弃了。他怕万一留下把柄，把做好的春联揉成纸团抛在地上，仍不放心，又擦着火柴烧了，这才放心。他想，还是紧跟革命形势，顺应时代潮流吧！于是提笔写了两副，一副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主席思想”，另一副是“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分别贴在堂屋和前屋的大门上，门横都是“毛主席万岁”。
　　团年饭摆上来了，六个菜，有荤有素。是吉大妈亲手做的，也都是全家人喜欢吃的。吉方良提过酒来，首先给父亲、母亲斟满酒杯，然后兄妹三人不论喝不喝酒都斟上一杯——这是吉家的老规矩，平时不让孩子喝酒，过年过节每人喝上一点酒，表示个欢乐祥和的意思。
　　吉方良给每人斟满酒，一家人都望着父亲。吉老师见全家人都在等着他，便端起酒杯，望了望每个人，缓缓地说：“过年了，大家喝酒吧。”然后一饮而尽。于是大家都跟着喝了一点。吉方良又给父亲斟满。吉老师一连干了三杯，面皮渐渐红起来。他又看了看每个人，说：“过年了，大家吃菜。”大家又都吃了些菜。停了一会，吉老师放下筷子，郑重地说：“今天，是一九六七年的春节除夕，从今天开始，我从学校彻底退休了，我今后不再教书了！”他又看着三个孩子说，“我也把你们拉扯大了，你们都成人了，今后，不论务农还是做其它工作，都能自食其力了！”
　　全家人都很吃惊，怔怔地看着吉老师。他们深知他一生热爱教育工作，不论解放前富有的时候，还是解放后贫困的时候，他都不忘办学、教书、育人，几十年来，他视教育为生命，爱学校胜过爱家庭，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的子女。可是今天，新年佳节，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他为什么竟说出这种话来？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吉老师是个严谨的人，说话、做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来不随便说话。全家人不解地望着他。吉老师见全家人吃惊地看着他，不觉溢出两滴眼泪来。他说：“我不是不想教书了，也不是不爱教书了，我是不能教书了！”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说，“当教师，讲究个师道尊严，为人师表。教师的形象、威信，在学生的心目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是学生的表率和偶像，对学生思想人格的形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人们不是常说‘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吗？所以学校要求教师要仪表端庄，加强师德修养，说话做事发于情止于理。师范学校招生，对考生的身高、容貌、口音都有严格的要求，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有人说教师什么个长相，穿什么衣服，怎么个穿法，还不是一样教书吗？他是不懂得教育。教书育人不同于耕田种地，庄稼不讲究农民的形象，学生却很注重老师的形象，即所谓师表形象。教师的形象不同，对学生的影响大有不同。同样的话，正面人物说出来，人们就信服；反面人物说出来，人们就怀疑；这就是形象的作用！”吉老师又干了一杯酒，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是个什么形象？还有一点为人师表的样子吗？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走资派的黑牌子，像个盗贼、囚犯，被人押解着庄里庄外、街上街下地游斗，丑态百出，丢尽了人！我怎么再有脸走到讲台前指手划脚地教育学生？学生又会怎么评论我这个老师、校长？他们会说：‘看啊！咱们的老师是个走资派，大坏蛋，曾经被红卫兵押着满乡、满街游斗。头上的帽子，这么高，脖子上的牌子，这么大，丑死人了！’你们想想，我还有脸去当他们的老师吗？我再去当老师，不仅有辱斯文，有辱师道，破坏教师的名誉和形象，对学生也是一种侮辱，一种误导。我想过了，从今以后，我是再没有资格做教师了，我不配做教师了！其实，我已经损害了教师的形象了，我是教育战线的罪人！年后，如果文教局给办退休手续，我就立即办；如果不给办，我就自动退下来，然后龟缩茅舍，老此一生，不再丢人现眼！”吉老师说完，又长长叹了一口气，流出两行眼泪来。
　　听完吉老师的话，全家都很震惊，也很难过，很为之忧虑。往常，吉老师说话，吉大妈很少插话；可是今天她再也沉默不住。看着丈夫颓丧的样子，她急不可待地说：“他爸，你不能退！方良还没有成家，两个小的还没有成人，还在上学；你退下来，他们怎么办？”吉老师又干了一杯酒，不屑地看了老伴一眼，说：“真是头发长见识短！知道吗？士可杀不可辱！”随后，他又说，“你也不看看，我还能教书吗？晋朝的陶渊明尚且不为五斗米折腰，我岂能为了区区几十块钱而有辱人格？有辱师道？有辱祖先？”吉老师又端起酒杯喝酒，却发现酒杯空着；他不满地看了方良一眼。吉方良连忙给父亲斟酒，劝他说：“爸，你心情不好，少喝点吧？烈酒伤身！”
　　方正很同情父亲，说：“退休就退休，有什么好留恋的？平时，教师地位最低，工资最少；现在，运动来了，学校首当其冲，秩序最乱，校长、教师挨批斗最多，最厉害，愈是老校长、老教师，愈倒霉！以前说老教师经验多，知识丰富，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现在成了越老越反动，越老越顽固，越老越坏；学校挨批判的，除了校长、书记，就是老教师。以前说中国有五种坏人：地富反坏右；现在又增加叛徒、特务、走资派，坏人增加到八种。又有人说，教师是第九种坏人——臭老九！”方正摇摇头说：“退就退，干教师实在没意思，又穷又臭！当工人、农民穷则穷，落个好名声——工农兵，中国的革命阶级！放电影一开头就是他们金光闪闪的工农兵形象，从农村到城市，就是到了北京天安门，也是大红人！”
　　吉方良打断弟弟的话说：“我不同意你这种看法。社会上有各行各业，工、农、商、学、兵、教师、医生、科学家……有的从事体力劳动，有的从事脑力劳动，大家都是劳动者，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辛勤劳动，在不同岗位上，做出各自的贡献，同样是光荣的，不应该有红的黑的之分。”方正想起几年前捞水草休息的时候，哥哥曾经给他讲过类似的话，笑着说：“哥，你还是几年前的老一套。经过文革运动，你难道没有一点改变？你听听每天的广播是怎么宣传的：‘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同志们’。提到教师、医生、科学家了吗？跟你的调子一样吗？”吉方良沉默了。他觉得自己说的并不错，为什么却不合乎国家的舆论宣传？难道只有红卫兵、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吗？他迷惑不解。
　　吉老师说：“现在的宣传真叫人不能理解，也没办法执行。比如师生关系，解放后一直提倡‘尊师爱生’，这不很好吗？现在却说师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既然是战友，那就不是师生关系了，而是同志，同事，同等关系，不分彼此，无论高低，同一目标，共同战斗。那么，教师还如何教书育人？如何传道、授业、解惑？”方正接过说：“所以，现在的教师你就不能干了。当下的运动是全新的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有它自己的理论和实施方法，有它独特的‘道’‘业’‘惑’。按照你们过去的知识、理论、方法，根本没有办法教现在的书，育现在的人，也就没办法传现在的道，授现在的业，解现在的惑。”吉老师和吉方良听了都无奈地摇摇头。尽管他们都是优秀教师，现在却对学校教育感到陌生，不知道该如何教书育人，如何传道、授业、解惑。方正见父亲和哥哥都不说话，又，：“就算小学教师学历低，水平低。我们县中的校长张庭芳可算是高学历、高水平的：人家是哈佛大学毕业生，留过学，获得过博士学位，解放前在香港大学任教，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教书育人了。运动开始后，学生起来造反了，他还按照自己的理解解释运动，说运动要搞，功课也要学，劝说学生遵守纪律，复习功课，阻止学生外出串联，结果遭到更严厉地批判，戴高帽、挂黑牌子游街，气得他大病了一场。”
　　说起张庭芳，方正就说起了县中的发展史。解放后，张庭芳怀着满腔振兴地方教育的热忱回到家乡，地方政府和人民热情欢迎他。可是解放战争的炮火已使原县中变成了一片废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一时还无力新建学校。张庭芳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向地方绅士募捐了一些钱，在原县中废址上一下子就建起三十多间校舍，他又当校长又当教师。当年招生四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五三年后，国家经济好转，每年投资建校，县中现在已发展成拥有四十多个班，两千多名学生的完全中学了！县中每年向社会输出初高中毕业生四五百人，考取大学生上百人，对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县中的成就不能完全归功于张庭芳，但作为一校之长，他为此付出了全部的智慧和艰辛的劳动，县中也应该是他的一座丰碑！可是谁来正确评价他呢？文革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师生们打成走资派，还说他是香港特务。大会批，小会斗，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数不清有多少回。半年多下来了，批出个什么呢？人说他是走资派、特务，罪名罗列了一大堆，可是什么证据也拿不出来，因此什么罪名也定不下来，白白浪费了两千多名师生的大好时光，白白糟蹋了县中这么一所美丽的学校！方正叹了口气，说：“其实，人们只要留心看一看张庭芳平时吃的、穿的、用的，那个穷酸相，就会知道‘走资派’‘香港特务’，这些罪名都是强加给他的。”张庭芳每月八十多元钱工资，在教师中算是高工资了！他培养两个儿子上大学，还要照顾家庭，因此他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省了又省。春天，一身蓝洋布褂裤，洗得发白；冬天，一件黑布棉袄，两肘下打着补丁，只是为了体面，才在外面罩了一件蓝卡其的中山装褂子。可是罩褂总是要洗的，所以也常见他穿着打补丁的黑棉袄出入教室、办公室和会堂。张庭芳平时舍不得吃一顿鱼肉，只在过年过节，或亲戚、朋友来时才肯吃上一顿。一辆自行车，修了又修，轮胎补了又补，依然骑着开会，上街。张庭芳治校也像他生活一样节俭，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省，省下的钱都用在教学和建校上。所以县中的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办学条件也不断改善。像这样清廉节俭的人，怎么可能是走资派和香港特务呢？他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初何必从香港回来贫穷落后的家乡呢？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走资本主义道路还不受限制，不受批判，岂不更容易？更顺理成章？他如果是当了香港特务，也不会穷困到这步天地！再说，县中这么大个学校，每年的收入也有十多万元，哪里贪污一点不够他个人吃用的，也不至于如此拮据！可是造反派们闭目塞听，只顾乱扣帽子，无限上纲，一点也不考虑实际情况，好象帽子愈大愈好，愈新奇愈好。有一回造反派司令背后问方正：“你看张庭芳的香港特务可能成立？”方正反问：“你掌握到些什么证据？”他说：“没有。”他只知道张庭芳解放前在香港大学教过书，还是从他的履历表上发现的。但是他说：“香港条件那么好，如果不是另有图谋，张庭芳干么要回到咱这么个小地方、穷地方来教书？一个月拿七八十块钱的工资？香港大学教师的工资一定高得多！”方正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说：“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常常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理解、能想象的，他们把‘爱国’‘道义’‘民族气节’看得很重。香港再好，那里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英国人的天下，工资再高，待遇再好，他却不愿意为殖民者服务。”他举例说，比如解放前干共产党，又穷又危险，但还是有那么多人抛家弃业、入党参加革命。解放后，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李四光等人，在国外都有很好的工作和丰厚的待遇，资本主义国家也积极挽留他们，可是他们为了报效祖国，冲破重重阻拦，还是回到了祖国。他还举了他父亲的例子，说解放前他家有两三顷土地，父亲是独子，虽然算不上多么富裕，但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他父亲却自愿背起书箱外出拦馆教书。因此他得出结论：“这些人，如果单独从自愿吃苦、只求付出、不求回报，就判断他们是特务，另有图谋，只怕要犯错误的。”造反司令说方正是为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歌功颂德。方正说：“革命的知识分子为国家人民做出这么大贡献，也是应该歌功颂德的。”造反司令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是改造批判的对象，这是有定论的，绝不能观其一点不及其余，为之歌功颂德。工农兵、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永恒的歌颂的对象，这也是公认的，有定论的。"
　　方正回忆自己的过去，不无感慨地说：“运动前，我一心只想考大学，将来当工程师，为建设新中国的工业化服务。现在看来，这大学上不上也无所谓。你们看，那些专家、教授、工程师，一个个被批成了臭狗屎，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他讲他到北京串联的时候，去看了滨淮县的大知识分子，著名工程师赵国华，他正在工厂接要批判，面前挂的牌子是‘反动学术仪威’‘修正主义分子’。这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吗？而那些中学生、小学生，甚至一字不识的文盲，却成了革命造反派，当前大革命运动的动力和先锋队！”吉老师听了痛苦得连连摇头。
　　全家人一阵叹息之后，方正的话，又回到县中和张庭芳。他说：“张庭芳以前是为县中受累，现在更为县中受罪。可以说他办起了县中，县中却害了他。但是他却痴心不改。”随后他介绍了张庭些的近况。张庭芳被打倒后，每天除了挨批剂，戴高帽子游街，就是在校园用扫地。那么大个校园，那么多垃圾，他那里扫得了？现在的学生，人人是红卫兵，造反派，老子天下第一，谁还扫地？常常是张庭芳这边扫光了，那边学生又撂满了废纸、杂物，他只好一整天不停地打扫。有一回他看见方正，悄悄走过去地问道：“现在还复习功课吗？”——因为他知道方正学习成绩优秀，数学竞赛获得一等奖，张庭芳为他颁过奖，所以认识他。此时，方正见他问起学习的事情，觉得意外，而且反感，于是他说：“复习那东西干什么？高考取消了！"张庭芳摇摇头说：“年轻人，眼光要看远些，那些东西可都是我们的前人世世代代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切不可轻视它，更不可忘了它，抛弃它。以后考大学还是要考那些东西的！”他说完又继续扫地，一下，一下，不紧不慢，就像座钟的钟摆。方正惊呆了，心想：这人怎么这样死心眼？你已经被打倒了，考不考大学，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县中若不是每年考取那么多大学生，你的罪过还轻些。如今还提考大学，还提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还有什么意义？真让人不可理解！……
　　吉老师听到这里，突然眼光发亮，他坐直身子问方正：“张校长真是这么说的？”方正说：“那还有假？当时附近就我们两个，他说我听，出于他口，入于我耳，听得真真切切。”不想吉老师听了此话，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大教育家风度！考虑问题深远！我不如他。”
　　吉方良一直在想办法安慰父亲，见他正在悲愤之中，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话题；现在听父亲如此称赞张庭芳，知道他依旧关心和热爱着教育事业，关心着他亲手办起来的吉庄小学，关心着学校二百多名小学生。他兴奋地看着父亲。果然听父亲借题发挥，对他说：“你没教过书，不懂得教师的情怀。一个人当了教师，就像当了父母亲一样，他心里想的就不再是他自己了，而是他的学生，对待学生像对待他的孩子一样，天天看着他长身体，长知识，成人、成才。你们这一届学生没有得到考大学，张校长时时刻刻都会记在心上呢。”方正想了想说：“你这话不错。倒使我想起一个笑话来：有一回我们批判张庭芳，从八点钟一直批判到十一点。会场上同学们不断喊口号：‘打倒张庭芳！’‘砸烂张庭芳的狗头！’有两个同学还上去按住张庭芳的头，叫他低头弯腰站着，实在把他整得够呛。没想散会了，张庭芳叫住一个同学说：刚才你批判得很好，不过有一个病句。你说：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使我看清了张庭芳的真面目。这句子不通，缺少主语，有语病。应该说：我通过这场大革命，看清了张庭芳的真面目。他被斗成那样子，还琢磨着学生批判他的语句中有没有病句。更可笑的是，批判会散了，他还叫住学生，像批改作文似的，一句一句说给学生听。”方正不停地摇头，以为不可理解。
　　吉方良听了严肃地说：“你以为这是笑话？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张校长，没有理解张校长的博大胸怀，和对学生的真心关爱。依我想：你们虽然批判了他，把他当成走资派，当成敌人；可是，他却依然把你们看作是他的学生，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改正错误，不断进步。”方正说：“是吗？可同学们并不这样理解：有的认为他太迂腐；有的认为他精神有问题。”吉方良说：“你呀，没教过书，就不会理解教师的情怀。张校长明明是关心你们的学习进步，你们却认为他迂腐，精神不正常。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张校长的良苦用心，不应该胡乱猜疑，胡乱判断。”他见方正并不认可，说：“就算我年轻，理解不深；你问问爸爸，我这么理解可对？”方良、方正一齐看着父亲。吉老师点点头说：“我以为应该照方良这么理解。一个老师只有关心学生的成长和进步，发现错误及时纠正，怎么会计较学生的态度和错误呢？”
　　吉方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举了王德全的例子，又一连列举了许多教师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生进步成长的例子，让方正不得不认可他的看法。最后他对父亲说：“爸，你看张校长多么达观，心胸多么开阔。你也要想开些。现在搞运动，是特殊时期，特殊情况，别说当校长的受批判、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就连中央和省地县的领导不是照样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吗？听说北京和省城的造反派还给当权派搞‘百丑图’：他们把各个部门的当权派都集中到广场上，戴各式各样的高帽子，挂各式各样的黑牌子，还剃阴阳头、抹黑白脸、揪头发、带枷锁、搞喷气式……总之，使当权派极尽丑态；然后给他们一个个拍照，汇编成‘百丑图’。也许你会想：那都是群众搞的，不合法。那么，党报党刊上发表的该合法吧？报他们不是也把党内头号走资派画成漫画了吗？那形象才叫丑呢，简直就是妖怪、魔鬼！在党的历史上，毛主席也曾长期被排挤在中央领导之外，屡遭批评攻击；他高瞻远瞩，不屈不挠，负屈坚持调查研究，坚持正确的思想观点，力挽狂澜，直到遵义会议才承认了他的正确性，确定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共产党的干部就要能上能下、能伸能曲、能官能民，有时候还要能忍辱负屈。解放后这十几年，有些人不是也不能理解你吗？说你是漏划地主分子，甚至公开叫你和四类分子一起做义务工，你不是也坚持下来了吗？最后，政府公开承认你的教师身份，还正式任命你为吉庄小学的校长。做事情要戒骄戒躁，贵在坚持，贵在等待，是非曲直，历史自有评说。你现在应该这样想：暂时忍辱负屈，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大众的长远利益；被批判的东西都是我和同志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应该引以为戒，按毛主席教导行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国家这么搞，是为了教育群众，防修反修，不是针对我个人的。也许这么来想心里才会宽慰些，就会坚持下来。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听了两个儿子的话，吉老师流出眼泪来，久久沉思不语。他知道兄弟俩说这么多话，举这么多事例，目的只有一个，意在安慰他，鼓励他，稳定思想情绪，坚定信心，坚强意志，把目前这段艰难日子挺过来，坚持住，平平安安度过去，以免发生意外。因为他听说，在当前形势下，有些当权派由于意志薄弱，坚持不住，竟然寻了短见，令亲者痛，仇者快。他提醒自己：再苦再难，也不能自寻短见。寻了短见，就什么也看不到，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