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器晚成（十二）

　　69.奋力一搏
　　2019年，是任顺生在哑柏电影院办厂第28个年头。哑柏电影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和任顺生相伴了几十年时间。当年的放映大厅，现已做成了大展室，前后长度百米，角角落落都盖成了库房、油漆房、工人宿舍等。哑柏电影院后面还有三间老灶房，和任顺生的卧房仅一步之隔，那儿先前就有一棵很大的柳树，将近三十年过去，柳树依然枝叶葳蕤。人常说：“靠大树，大吉大利。”果不其然，这个天然的保护伞至今生长健壮，默默不语地保佑着任顺生一家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四季平安。就连任顺生两个爱孙，也是在电影院生，电影院长，在他们的心灵中，哑柏电影院就是自己的家。
　　忙忙碌碌的几十年过去了，任顺生那时已是76岁的老人了，用他的话说“也就是被社会淘汰的对象”。现如今满头白发，面对儿孙，任顺生无怨无悔。随着生意的不断下滑，任顺生也随着局势的发展，很有收场回家在家安度晚年的思想。
　　不料，这一日却说来就来。
　　2019年3月18日，周至县电影放映公司下达通知，叫任顺生做好思想准备，在五一节前，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务必把哑柏电影院的所有东西搬出去，合同就此终止。逾期后，甲方会将未搬出的所有东西以废物处理，概不负责。从1995年5月1日签订合同之日起至今，24年了，忽然无情无义地中断合同，让任顺生始料未及。当任顺生接到终止合同的通知后，就好比“当头棒喝——来了一闷棍”，内心难受得就如同“胸脯中了箭——伤透心”，一时半会儿又怎么能叫他接受得了呢？
　　要知道，哑柏电影院通前到后大大小小几十间房子，都堆满了家具，就连不住人的宿舍也把东西放得满满当当的；特别是进来的新货，给人家把钱都付了，木工高师傅把最后一百个供桌的料也都备下了，其余还有200个没油漆的供桌，放在后边的生产车间，摞得高高的，宛若小山。若果把东西卖出去了就能变钱，如果搬出去，就全变成了废物，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坚持干到底。从心底来说，这是我最起码的条件，事在人为，走着看吧。”这是任顺生当时的真实心境。
　　于是任顺生独自一人到周至县电影院放映公司去，找到了时任经理赵团柱。赵团柱装着十分为难的样子，推三阻四地不接受，说什么人家开发商坚决不答应推迟时间，人家开发商和周至县文化局、周至县城市建设管理局都已协商好，就连县放映公司和西安真霸开发有限公司，双方合同都已签名盖章，早已成了铁板钉钉、无法更改的事实。
　　任顺生问赵团柱：“合同第八条，如继续承包，我第一个有优先权，现在我要继续承包，不管以怎样的形式开发，我有能力来承包，否则，我会通过法律渠道加以解决。”说完，任顺生转身就走。
　　回家后，任顺生坐卧不宁，思来想去，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金钱社会的漩涡中，人心复杂，当然哑柏电影院这块肥肉，没有相当硬的特殊关系，是不会轻易叫谁开发的。这种形势，也是当前社会常有的现象，也就是说，周至县放映公司出地盘，周至县文化局批准盖章，真霸有限公司出钱，分明形成了一个砸不烂、破不开的三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一己之力的任顺生又能怎么样呢？“多少身在其中的人，摇身一变，都是好人，有几个坚持正义，公开招标的？又有几人是不怕风险，不怕得罪人的真英雄？我虽是平头百姓，心想破胆一拼，一个76岁的当事人，活也活够了，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有了这副底气，就要和他们一干到底。”正在气头上的任顺生就是这样寻思的。不过，思虑再三，他觉得还是先礼后兵较为妥当。
　　于是，他就奋笔疾书，给周至县文化局写了一份《申请书》，内容如下：
　　尊敬的周至县文化局领导：
　　我叫任顺生，男，今年76岁，是哑柏镇电影院承包人，家住青化乡青化村第九生产队。
　　本人是木工出身，1992年经过哑柏放映站经理李克杰的同意，将1991年10月在哑柏钉子厂创办的“哑柏西古木器厂”迁移到了哑柏电影院后边空闲处。不到几年时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在1995年5月1日，经周至县放映公司经理马曾来同志的同意，我们双方签订了承包哑柏电影院的合同；况且，当时还任命我为哑柏电影院经理，当时有关任命的红头文件至今还在。
　　在承包期间，除了上交每年的承包租金外，还负担哑柏电影院员工李全仁等人连续5年的统筹金，直至2000年结束。
　　合同共十条，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
　　一、严防火灾，一旦有事，我要负全责。
　　二、把守阵地、承包期满，向公司交回原地，不得拖延。
　　三、在承包期间，若有动向，本人有优先权，其他租金款项手续每年一清。
　　2018年，我在承包期间，现任经理赵团柱给我说，哑柏电影院有开发的可能性，叫我做好思想准备。人常说：“召客容易送客难。”并不是我不想搬走，哑柏电影院是国有土地，手续齐全我早就明白，从内心没有一点阻拦和无理取闹的意思。只是四五亩地大的物资阵容，一时叫我往哪里搬呢？思来想去，真叫我束手无策，况且没有提前给我下正式通知，等我把今年的生产计划全都安排好了，和人家厂方把货订了，钱也付了，做家具的匠人也把木料全部备下了，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正常生产中时，骤然之间，2019年3月18日，周至县电影放映公司正式下达通知，叫我在五一节前做好思想准备，一月内，把哑柏电影院的所有东西搬出去，合同就此终止。我又不是个卖米花糖的，说一声走，就连人带货将架子车一拉就走了。偏在我把货也进了，款也付了，匠人把料也备下了的这个当口，叫我迁出，当下这几十万元的损失，叫我如何能承受得起呢？我坚决不能把在哑柏电影院创业至今近二十八年的家业毁于一旦。
　　尊敬的各位领导，请你们调查一下实际情况。我并不是不想搬。只是唯一的一个请求，让我坚持到腊月底。在这八九个月内，我先把不当用的东西和工棚慢慢转移和拆除，把我几十年积累的货品慢慢地予以处理。
　　前些天，我托人把这些情况给现在的开发商，就是哑兴村十三队的张宏斌说了一下，张宏斌基本同意。但张宏斌给赵团柱一说，赵团柱却极力反对。我把哑柏电影院能完整无缺地保留至今，快二十八年了，也不容易啊。
　　曾记得，早年我给哑柏电影院多次盖工棚，明明是国有土地，是哑柏电影院的地方，人家哑柏十五队群众却无缘无故前来打杂阻难，我也受尽了欺辱，你们知道吗？
　　2011年3月，哑柏电影院后墙突然被当地十四队群众推倒，我赶快给时任经理李选利打电话，才通过哑柏杨四民协调解决，花了2万元了结了此事。先后连同处理善后，半月有余不得安然，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意。
　　2016年1月9日，哑柏当地村民杨猛斌突然于凌晨4点给哑柏电影院大门口堆了一车砖，没隔三天，又是一车。事发时间都在晚上，先后两次共堆了10000块砖，扬言要堵大门，让人防不胜防，当下就堵住了人行道，使我进货的车辆无法出入，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意。
　　就这样僵持了半年之久。我把赵团柱叫来，也没个妥善处理的好办法。他停留片刻，转身就走，把问题留给我，受害的也是我。
　　那时，我想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就于2016年1月16日给哑柏派出所写了份《求助信》，将这一情况在信件里做了反映，并将他无缘无故堵我厂门的野蛮理由也作了如实记写：
　　我当时百思不解，就问杨猛斌：“你为啥堵我的门？”
　　他说：“这些年了，你把钱也挣够了，该轮我了。”
　　对于他这种目无法制意识，胆大包天的人，我只能求助于哑柏派出所，请求法律保护，为我排除障碍，才能保证正常营业。
　　之后，另有高人指点说：“财走人安，舍点钱好，不然你通过法律途径，只是出了一时之气，过后麻烦还大着呢，毕竟在人家地盘上做生意，吃点亏实在。”
　　加之，我自幼就是个软人，一生只求上进，学习业务，干活，追求谋生，只想安分守己地过自己的日子，虽也能说会道，看来事色，但遇到不愉快的纠纷事情，睁不了硬眼，完全就是个软货，懦夫。这也是我一生在世的弱点。
　　为此，我就将写好的《求助信》未上交哑柏派出所。
　　最后，我通过哑兴村书记张图民从中说话调解，我私下给了杨猛斌20000元，才最终了化解了此事。
　　几十年来，由于我不是哑柏本地人，受尽了气，也劳尽了神，看尽了多少人的眼光、脸色，又付出了多少经济和心血，我从来没向贵公司说过——说出来还嫌丢人。
　　我向来是个低调之人，几十年来，我遵照合同条款和条件，一不违法乱纪，二不抽烟耍钱，爱岗敬业，向国家纳税二十多年，曾获得“诚信纳税户”奖，1998年又获“优秀企业”奖，2000年又获“光彩之星”奖；曾加入县政协十多年，后又任县政协常委一届五年，也曾相继担任过政法系统廉政监督员、国税监督员、地税监督员、工商部门监督员以及哑柏商会会长、哑柏政协学习组组长等职务，至今还担任着周至县人民法院陪审员一职。
　　尊敬的县文化局领导，赵团柱上次还屡次三番地跟我说，叫我睛眼放亮，人家这次开发商的腿壮，背后有人，有面子，多么有钱。我想，堂堂社会，朗朗乾坤，国家法律严明，纵使王子犯法，也会与庶民同罪，照样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我就是当事人，就是法人，一个76岁的老龄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尊敬的县文化局领导，我任顺生并不是一个好事的人。请你们体谅几十年来我所承受的一切委屈和很想保住创业地盘的那份心情。几十年来，每逢有事，我一家老小都是提心吊胆地活着，我就是一个守门的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二十八年转眼即逝，我诚心请求县文化局领导，协调好此事，让我干到阴历年年底。
　　申请人：任顺生
　　2019年4月20日
　　任顺生写此《申请书》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不能让他的财产受损失；二是，根据合同第八条，他要继续承包。他决心已定，哪怕上法庭打官司，也要奉陪到底。他县上有两个交往多年的至交好友，一向为人正直，主持公道。一个是孔子学会会长侯景祥，一个是二曲学会会长李刚。任顺生把前后情况给他俩细说了一遍，他俩满口答应，愿意协助。
　　于是任顺生先找到周至县文化局，局长舒建军未到，他就把写好的《申请书》交给了梁西楼副局长，还给梁副局长把情况简明扼要地叙说了一下，然后就没敢停留，立即就又去周至县电影放映公司找经理赵团柱。
　　赵团柱一看，任顺生带来了两个人，就问：“你们两个来又是什么事？”
　　侯景祥与李刚回答道：“俺任哥是兄弟联谊会的老大，年近八旬，以防不测，因而同来。”赵团柱还毫不改口地说要让任顺生往外搬家具的话。侯景祥就毫不留情地说：“那就给你家搬，不然你给俺任哥找个地方。”这时，赵团柱一时被噎得如同“哑巴看失火——干瞪眼”。
　　任顺生就又义正词严地说：“今天我来，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我干到阴历年底，否则根据合同第八条，我有继续承包的优先权，现在我要求承包。如不然，你就叫开发商把电影院用挖掘机挖开，我一个年近八旬的老年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看你们能失几条人命，来吧！”就这样撕破了脸皮，说完，任顺生就带着两个好友转身就走。
　　两日后，哑柏杨四民给任顺生打来了电话，过问此事。因为这件事除了侯景祥和李刚外，任顺生没给任何人提起过，杨四民又是如何知道的？当时，任顺生就猜想可能是赵团柱委托他来调解此事的。
　　几十年来，任顺生把哑柏的人际关系也大有掌握，像杨四民、袁德长、岳根友，都是场面上的活跃人物，他们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为了维护哑柏当地的安定团结，一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时可以说是哑柏地区说事了非的风云人物。几十年来，任顺生对他们就甚为佩服。从私交情谊来讲，杨四民、袁德长、岳根友都和赵团柱关系要好，况且还是老交情。这次赵团柱能委托杨四民前来说话，说明其态度略有转变，大概情况会有所好转。当任顺生意识到这点后，就趁热打铁，并将原来的《申请书》给赵团柱经理又递交了一份，再次恳求他让自己干到己亥年腊月底。
　　最终周至县电影放映公司经理赵团柱批准了任顺生的申请，同意了他的延期请求。只是在租赁费上，双方有所争议，迫不得已，任顺生就又找中间人说了几回话，直到2019年7月15日，彼此双方在任顺生家对门四川饭店才终于了结了此事：对方同意任顺生把租金交到2020年1月24日（即二0一九年腊月三十）晚，租期一到，立马搬迁走人。
　　任顺生早就主意已定，不想干了。但人不到黄河不死心，总有难分难舍的情愫，自己年岁大了，孙子们都在西安工作，一个个都不叫任顺生干了，让他和老伴早点回家，安度晚年，既然天意如此，任顺生也只好默然接受。
　　回家后的任顺生，照样闲不下来，除了受邀参加一些聚会活动外，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花了一年半时间组织村民复建了任氏宗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