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同里的小贩 二被第一个对象吓跑（1）

　　糟老头子情事
　　
　　我叫李建国，是个人嫌狗不待见的糟老头子，还是被俩儿媳妇定性为“专门勾搭女人的骚老头子”。
　　头些日子，因为在公园和一个老太太遛弯儿，被二儿媳妇撞见了，就联合大儿媳妇和我吵架，骂我老不正经勾搭女人，骂我年轻时坑蒙拐骗女人无数，骂我想女人想疯了……反正吧，句句没离开女人。最奇葩的是，他们还把我“勾搭女人”和他们的现实生活连在一起，说就是因为我坑蒙拐骗女人，老天爷才很早就让我当光棍，连儿女们都因为我吃了挂落受报应，别人家都有楼房住，就他们还挤在没屁股眼大的小院子里熬日月……
　　对付两个从农村来的儿媳妇我一个糟老头子实在没有办法，鸵鸟政策，能躲就躲。我家挨着什刹海，白天和老朋友老街坊一块儿围着什刹海遛圈儿，中午在什刹海岸边的酒吧吃一顿简单的午餐，眯腾会儿。晚上进家就钻进我的违建小楼儿二层房间里，楼门一关，稀里糊涂吃完两儿媳妇轮流给我送来的摆在桌上的晚饭，愿意看电视就看会儿电视，不看电视就蒙头大睡，到第二天早饭送进来再起。
　　天已经亮了，可是我懒得起。铝合金二层小楼的房间没暖气，太冷了。我用被子把自己从头到脚都捂得严严的，黑暗中不由得又想起俩儿媳妇骂我的话，真真是太冤枉了！我李建国无论过去和现在，绝对的守法公民，他们骂我的事，半点影的模儿都没有。倒是我为这个家，为我的父母兄弟们，还有为这两个没良心的儿子，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几十年悠悠岁月，忽然间涌上心头，翻江倒海……
　　
　　一 胡同里的小贩
　　
　　我是家里老大，底下有四个弟弟，加上我爸爸，全家七口人六个光头。为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我家的那辆平板三轮车无论春夏秋冬都不离我的屁股，成年到辈去郊区倒腾各种农产品来城里卖。
　　冬天我倒腾白薯。一斤粮票在农村换五斤白薯，给社员一毛钱。那时候社员都有自留地，种白薯一亩地产四五千斤，能换一千斤左右的粮票，还能落下一百块钱。而种棒子一亩地最多打四百多斤顶天了，比种白薯的收入差老鼻子了。白薯运到家以后，我按一斤粮票两毛钱两斤白薯换给街坊邻居。这样，每五斤白薯就能赚一斤半粮票和四毛钱，多一半的利润。那年头粮票可以在私下卖钱，赚粮票也就是赚钱。
　　说得容易，其实并不是那么好赚。
　　三轮车上扔了几个大麻袋和一捆绳子，甭管天多冷，我四点钟就得起来，穿着爸爸发的劳动布的劳保大棉袄大棉裤，怀里揣着我妈在炉台上给我烤的棒子面窝头，顶着呜呜吼叫的西北风，拼着命地往城外蹬去。好容易到了社员家，我那双戴着老爸的劳保棉手套的手，都冻聚敛了，好半天才能伸直。口罩嘛，一路上被嘴里呼出的哈气弄得精湿，冻得比铁板还硬。到社员家暖和的屋子里一摘下来，都往下滴答水。因为到得早，社员家都还在吃早饭，一进屋就听见呼噜呼噜的喝粥声。热情又善良的婶子大妈把我簇拥进屋，让我坐在最暖和的炕头，又帮我脱掉大棉袄，那个我没来得及吃的大窝头就掉在炕上。婶子大妈知道我还没吃早饭，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了，把炕桌挪到我跟前，盛来一大海碗热腾腾的棒子渣粥，又拿来白薯让我泡粥里。一大海碗的棒子渣粥泡一大块白薯下肚，我身上的冷气全都被赶跑了，然后又一气儿把社员们早已为我装好几大麻袋白薯的三轮车蹬回家。
　　街坊邻居们早拿着口袋在我家等着白薯了。我和妈就赶紧按账本上记下来的数给大家分。剩下的白薯，我妈在炉子上架起一口大铁锅，把白薯洗干净放进锅里烀。烀出的白薯全家吃以外，余下的全部切白薯干晾在我爸我妈编的铁丝网上。没白薯的时候，我妈就悄悄卖白薯干，两块钱一斤。
　　倒腾一冬的白薯，我能给家里挣二百多块钱。
　　夏天去郊区倒腾瓜，三轮车上的麻袋和绳子变成大筐和绳子。仍然是四点钟出发，那滋味当然比冬天舒服多了。晨风习习，把我身上穿的跨梁背心吹得都朝后鼓起来，满天的星星冲我调皮地眨着眼睛，马路两边的棒子地咔吧咔吧一片响声，是棒子在拔节（社员们告诉我的），偶尔有黄鼠狼和大眼贼儿（田鼠）之类的小动物从棒子地里跑到马路上。天亮了，隐藏在一片大庄稼地里的金色芦席搭成的看瓜窝棚，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令人浮想联翩，心旷神怡。我常常就忍不住唱起歌来——《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的金山上》……吼了一首又一首，直到把看瓜的社员吼到地头上迎我。
　　“就知道你来了，老大。吃瓜吧，我给你挑了好几个熟透了的芝麻花大甜瓜（农村人的叫法）。装筐的瓜我也都摘好了，你吃着瓜，我装筐。吃完趁凉快赶快回去。”
　　三轮车停在瓜窝棚跟前，我没忙着吃瓜，先把挂在车把上的包解下来，拿出给看瓜大爷买的“哈德门”和“大生产”牌香烟，和几片我爸爸从厂医务室开的果导片。大爷好吸烟，大爷的老妈便秘，我每回来瓜地进瓜都带这几样。大甜瓜吃完了，瓜车也装好捆好。我问大爷多少钱，大爷说“反正是生产队的瓜，多俩钱儿少俩钱儿也不在乎，你就给十块钱得了”。整整四大筐的甜瓜，得有四百来斤，十块钱就齐了。一斤瓜才合两分多钱。拉回来以后，买瓜的街坊邻居又是早早地等在家里，一毛三分钱一斤，一车瓜转眼就抢光了。街坊邻居一边吃着香瓜（城里人的叫法），一边发着感慨：“建国可真让我们享大福了，可四九城里打听去，谁能吃上刚摘下来的又新鲜又便宜的香瓜？”
　　倒腾一个夏天的瓜，我给家里赚了三百多块钱。
　　秋天呢，我就倒腾水果。总之吧，一年四季我的屁股和家里的那辆平板三轮车就像焊在一起了，没离开过。倒腾一年的小买卖，我能给家里赚一千多块钱，是我爸爸的工资两倍。
　　虽然到郊区倒腾买卖赚钱，但是那种苦和累搁在一般年轻人身上肯定受不了。好在那时跟我一块儿的还有我的班长韩青，他也是我无话不说的知心好友。要是没有韩青呀，就算一天能赚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我也坚持不下来。
　　钱多了，我妈就狂起来，跟街坊四邻说谁要能给我儿子找着对象，给女方“三转一提拎（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的聘礼不说，还要重谢媒人，起码给包一个稻香村的八大件点心盒子。因为有这么优厚的条件，再加上本人比当时的男演员王心刚还长得帅，追我的姑娘如云，我家住的大杂院的门槛都快被踏烂了。
　　对此，我敬若西太后老佛爷般的母亲，向同院的街坊们颁布了一道懿旨：凡是没经过媒人介绍自动找上门的姑娘，一律不见。最先执行我妈懿旨的是同院住的张大妈，她和我妈亲如姐妹，和我们五个弟兄亲如母子。
　　张大妈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姑娘是美艳风流的李艳俊。
　　
　　二 被第一个对象吓跑（1）
　　
　　据张大妈说，李艳俊的母亲年轻时和张大妈一块儿给旗人家的少爷当奶妈，两人是非常好的干姐妹。李艳俊的妈有两个闺女，早就托了张大妈，看见合适的小伙子给二闺女艳俊介绍一个。
　　张大妈来我家说这件事时，告诉我妈李艳俊家里的条件特棒，她爹是十三级高干，一月挣小二百块钱，马上在郊区一家工厂当书记。家里就李艳俊和一个姐姐，全家四口人住在政府分的又大又宽敞的四合院里。什么“三转一提拎”，李家一概不要，只要小伙子长得俊就行。
　　张大妈说着，就从蓝士林布的大襟儿衣裳的口袋里掏出个手绢包，层层打开，拿出一张照片地给我妈：“建国妈你瞧瞧，照片上的艳俊是不是比天仙还俊？”
　　我妈拿照片走到窗前，就着光线眯缝眼端详了一会儿，又把照片递给一旁看毛主席著作的我：“建国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位姑娘太俊了，俊得都不像真人了。”
　　“不像真人像什么，莫非像妖精？咱家可不能娶个妖精呀！”我调侃说，就放下书接过照片。
　　“啊？”只一眼，我就惊愕得叫出了声。妖精倒不是，分明是著名电影演员王丹凤。
　　我家对面就有家电影院，初三的时候，有一回班长韩青过生日，花一毛钱请我看了电影《护士日记》，王丹凤演里边的女护士简素华。电影的内容早让我忘脑后了，就记住王丹凤了。她是我从落生以来见到过最美的女人。班长韩青和我长得一样英俊，一样的细高个子，常常有班里女生悄悄给我们俩人递纸条。看完《护士日记》以后，我和韩青说“跟人家王丹凤比，给咱们递纸条的女生都是丑八怪”。韩青说“不只是给咱们递纸条的女生是丑八怪，全校女生跟王丹凤比都是丑八怪”。
　　“咱两人拉钩起誓，这辈子非王丹凤那么漂亮的女人不娶。”我和韩青的小拇指勾了半天。
　　“张大妈，您不是拿电影演员王丹凤的照片蒙我吧？这是李艳俊本人吗？”我问。难道世间真有长得和王丹凤一模一样的人？我有点儿不敢相信。
　　“你大妈压根儿就不认识什么王丹凤刘丹凤的，这就是我干外甥女李艳俊的照片，如假包换。”
　　“行，张大妈您跟李艳俊说我愿意，结婚越快越好。”
　　“你倒豁鼻子驴性急！”大妈说，“两个人搞对象得平等是不？我给你看了艳俊的照片，你也应该给大妈一张照片，让大妈拿给人家艳俊看。你同意了，她也同意了，我这媒才算保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