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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7章周洪谟心装百姓

作品名称:旷古穿越      作者:绿叶草根      发布时间:2022-12-11 10:03:02      字数:5108

  万安踉踉跄跄滚出朝堂的那一刹那,刘吉就认定自己完蛋了。多少年来,他和万安狼狈为奸,共同进退。万安做的那些坏事,他都没得跑。就说那献给朱见深的“夫妻生活理论指导文章”,他刘吉也没少写,不但流传于当世,甚至百年之后,还被大文豪王世贞收录在个人编选的文集里,可谓写出风格,写出水平,写得遗臭万年。
  甚至,在当时的官场上,刘吉的名声比万安还坏。万安最多是个“行政不作为”,刘吉就更了不得,不但紧跟万安罢工歇菜,而且粱芳搞经济,他也没少分油水,还特别擅长打击报复,凡是弹劾他的官员,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他想办法死整。照着胡汉三的话说:吃我的东西,你得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东西,你得给我送回来。
  这样的人,罢官滚蛋都算轻的,对于他,各类御史言官们更是口水漫天飞,弹劾的奏章炮弹一般地砸来,大有炸平刘吉家祖坟之势。
  很快,刘吉等来了关于他命运的裁决:升内阁首辅,总领百官。折腾半天,不降反升,相反摇身一变,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这般恩宠,难道是天上掉馅饼?
  朝臣们呆了,万安滚蛋了,彭华滚蛋了,粱芳下狱了,和他们蛇鼠一窝的刘吉反而升官了,这叫什么世道?
  刘吉自不必说,新领导的知遇知恩当然感激涕零,于是成天里瞧着领导眼色行事,跟屁虫似的跟在朱祐樘屁股后面。但是弹劾过他的官员,过不了多久又被他找机会打击报复。更糟糕的是,他现在是首辅了,总领百官的人物。小人爬高位,不是祸害更大么。
  看似是这么回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在提升刘吉为内阁首辅的同时,朱祐樘不动声色的又做了两项任命:吏部右侍郎徐浦,礼部右侍郎刘健入阁,连同刘吉,组成新一届内阁政府。这两个人,都是朱祐樘从太子时代开始就分外倚重的能臣。从此以后,内阁的政务大事,基本都由他们两人操作,所谓内阁首辅刘吉,只不过是挂名的。
  这就是朱祐樘的苦心之一:刘吉虽说不干正事,也并不是不能干事,虽然心术不正,但处理政务的经验远远强于万安之流。还有一套自己的人际网,骤然彻底更换内阁班子,新提拔的干部虽然有工作热情,熟悉工作毕竟需要时间,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更会带来很多抵触,让老干部配合一下,把新干部“扶上马送一程”,才是最好的选择。刘吉,正是合适人选。
  不怕刘吉陷害同僚?不会,刘吉这种人,只陷害领导不喜欢的忠良,领导喜欢的,巴结还来不及呢。事实果然如此,刘吉在内阁里夹起尾巴做人,凡事从不自作主张,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密切配合二位同事工作。不但放手让权,还经常提建设性意见。从此,歇班已久的大明内阁,又开始隆隆地开动了。
  罢斥万安之流,是为了整顿官风。留用提拔刘吉,也是为了整顿官风。关键看怎么用。
  苦心之二,则是为了拨乱反正。
  既然要拨“乱”么,就要知道是怎么“乱”的,为什么“乱”,成化朝的“乱”是要拨,可上上下下盘根错节,早就结成攻守同盟了,派个不是一路货的人,只能被耍没商量。
  所以刘吉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既是这些“乱”的参与制造者,又是“乱”的了解者。好比满清大官僚曾国藩常说的话:以贼平贼,事半功倍。刘吉,就是个被招安的土匪。
  刘吉(1427-1493年12月24日),字祐之,号约庵。北直隶博野(今河北博野)人,明代政治人物,于成化二十三年十月至弘治五年八月(1487-1492)任内阁首辅。
  刘吉是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曾参与编撰《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英宗实录》等典籍,并曾为明英宗及其太子朱见深讲读经史。朱见深继位后,渐受重用,成化十一年(1475)成为内阁成员,与万安共同排挤刘珝。明孝宗即位后,出任内阁首辅,任内虽与刘健等阁臣对孝宗多有谏言,但继续排除异己。虽恋栈不退,最终在弘治五年(1492)告老还乡,一年后去世。
  刘吉与万安、刘珝在成化年间因尸位素餐,被戏称为“纸糊三阁老”;他本人又因耐受弹劾、稳居内阁(前后长达十八年),被戏称作“刘棉花”。
  当然,也有人建议防着刘吉会干纵容包庇欺上瞒下的事,但朱祐樘知道刘吉不会,倒不是因为此人热爱正义,而恰恰因为刘吉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当年为了巴结朱见深,他可以整一切好人,今天为了巴结朱祐樘,他同样可以毫不留情的整一切坏人,包括他的“亲密战友”们。在六亲不认这条上,他比包公还“铁面无私”。
  于是,在刘吉一番上窜下跳后,一大批成化朝时代劣迹斑斑的官员遭到了惩办查处,许多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许多劳民伤财的苛政得以叫停,许多曾遭排挤陷害(包括被刘吉本人陷害)的忠臣良将得以平反复职。当然,刘吉也没忘了干点公报私仇之类的“日常工作”,但总体说来,干得还算不错。
  比如拨乱反正的事里,最难干的就属所谓“平反昭雪”了。蒙冤的忠臣你要平反,否则以后谁给你当忠臣。可你要冒冒失失地平反了,也就证明你爹错了。封建时代谁都可以错,惟独皇上不能错,否则“皇上的威信在群众中下降”,那就要影响社稷安稳了。
  所以历代皇帝给本朝忠臣平反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既要表扬忠臣,又得把黑锅转到奸臣小人身上来背,绕来绕去总免不了让先皇“丢人”。可刘吉办这事,却用了另一种办法。
  比如成化朝曾有个叫贺钦的给事中,是个出名的能臣,就因为阻止朱见深“弘扬佛法”,被一撸到底轰回家。这样的人,平反容易,既平反又要保住朱见深的面子,貌似有点困难。
  刘吉办到了,他是这么找平反原因的:“先帝(朱见深)是很欣赏贺钦的,但是为了能让他多加历练,所以才让他经受磨难,以成大任。现在请皇上启用他,也是为了不辜负先帝的苦心嘛。”
  既保住老爹面子,又“落实政策”,可谓皆大欢喜。当然,什么“朱见深的苦心”,全是拍马屁,鬼都不信,也只有刘吉这种小人能说得出口。这就是小人的工作水平。
  在查办奸佞这条战线上,刘吉同样做得不赖,主动检举揭发,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惩治腐败。在他的“积极表现”下,一批成化朝的蛀虫遭到惩办,国家更追回了大量赃款。最倒霉的是山东、河北、江苏的几位地方官,他们都是刘吉多年的亲信,那些破事刘吉更没少参与分红,可法网一撒照样全倒霉,刘吉却摇身一变做了“污点证人”,做沉痛状向朱祐樘“交代问题”,朱祐樘总是好言抚慰:改了就好嘛,组织上还是相信你的。
  刘吉拨乱反正的事基本都是用这种方式办的,说他滑头也好,无耻也罢,总之事办成了,也全是正事好事。所以,那几年虽然许多人骂他,好些人轮番上奏折弹劾他,可人家官越坐越稳,终于混了个新名号:刘棉花(不怕弹劾)。
  还是那句话:无用的小人滚蛋,有用的小人为什么不用一用?朱祐樘就用得不错,恰如那句古诗所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没能耐的皇帝,好人也没法干好事。有能耐的皇帝,小人也能干好事。这就是朱祐樘与他父亲的区别。
  整顿了纸糊的内阁,泥塑的六部当然也跑不了。还没等朱祐樘发话,言官弹劾的奏章再次满天飞,成化朝时代的部长们,统统被骂得体无完肤,几个最该骂的相继滚蛋了,比如吏部尚书李裕、刑部尚书杜铭、右都御史刘敷,都是成化朝时代混了多年的吃货,统统卷铺盖滚蛋。
  但是子弹不长眼,不该挨骂的人,也被骂了。比如当年六个泥塑尚书里仅有的明白人:礼部尚书周洪谟。
  周洪谟(1421年~1492年),字尧弼。叙州府长宁县人(今四川省长宁县)人。明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及第,殿试榜眼,并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后修《环宇通志》。景泰元年(1450年),周洪谟上疏劝皇帝亲临经筵(经筵是指中国古代皇帝研读经史而举行的御前讲席),勤于听政,因陈时务十二事,不久升为侍读。周洪谟修过《英宗实录》、《宪宗实录》。明宪宗继位以后,周洪谟在皇帝面前直言时务,并提出“君主保国之道有三:曰力圣学,曰修内治,曰攘外侮”。皇帝为之赞赏,并采纳其建言。弘治五年(1492年)享年七十二岁,谥号文安。
  不管怎么说,礼部尚书周洪谟是不该受到指责的,他有缺点,看上去很“软弱”,从不和不良现象正面冲突,他也很会拍领导马屁,很会和内阁大员们搞关系,说了很多违心话,办了很多违心事。可别人这么做是为了混事,周洪谟这么做,是为了做事。
  那些年里,低调的他也做了很多事,抵制权贵的土地兼并,配合地方官整治跋扈的采办太监,劝说朱见深停止劳民伤财营造宫庙,在这个位置上,他做了一个有责任心的能臣可以做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是在他的安抚政策下平定的,荆襄流民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得以合理安置的,仅这两条,他已功德无量。
  而那些弹劾他的人,在那年头里,或者什么事都没有做,或者比周洪谟更过分。那些所谓义正词严的弹章,代表的并不完全是光明与正义。
  所以,弹劾周洪谟的奏折,其内容写得也非常搞笑:不是说周洪谟和万安是老乡,就是说周洪谟妄议“御制文字”(即朱见深的亲笔墨宝),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理由,总之是为骂而骂。
  但朱祐樘是个明白人,他更清楚周洪谟与那些“泥塑”的区别。于是,那些满纸荒唐言的弹章统统被朱祐樘扔进了垃圾堆,当然,为了应付舆论压力,升他官是不可能了。于是周洪谟被罚了两个月俸禄,留任原职。
  感激于朱祐樘既往不咎的周洪谟抖擞精神继续干活,身为礼部尚书,他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狠抓人才培养,也没忘了管闲事。比如广东郁林发生民乱,又是他上书请旨安抚百姓,使暴乱地区重新恢复了和平。总之,皇帝在变,时代在变,周洪谟还是那个周洪谟。
  当然,比较起来,这些都是小事,在他最后的官场岁月里,他还干了一件大事:厘正祀典。
  所谓厘正祀典,就是要确定祭祀的规模、人数、编制以及财政预算。周洪谟当了数年礼部尚书,朱见深常年从事“封建迷信”活动所带来的灾难,他看够了,也受够了,他也知道,指望当皇帝的自己廉洁自律,那是相当的不靠谱,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条:完善制度。
  于是从弘治元年开始,在征得朱祐樘同意后,六十七岁的周洪谟将人生所有的心血投入到这部祀典的编制中,他博览群书,旁征博引,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编制出一部足够庄严神圣,又节俭实用的祀典,从此以后,明朝皇帝的“封建迷信”活动终于有了制度上的限制,所谓想修庙就修庙,想占地就占地的荒唐事也少有发生了,就连几十年后那位信奉太上老君的嘉靖皇帝,也正是迫于这部祀典制度的限制,只能缩在深宫里自己胡搞,终不能为所欲为肆意劳民伤财。按照现在许多“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周洪谟干的同样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从爱惜民力的角度说,在那个时代里,这是一次惠泽苍生的“封建迷信活动”。
  任何一个时代,所谓盛世,指望道德是相当不靠谱的,只有制度,以及正确的执行制度,才能相对的靠谱,这正是周洪谟的贡献。但这并非是弘治十八年唯一的贡献,在往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事也同样如此。
  补充说明一下,周洪谟所做的这部祀典,不仅成为后世明朝诸君的祭祀规范,更成为代明而起的清王朝的祭祀规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政府性的祭天活动:1916年袁世凯在太庙祭天,也同样是沿用这套规范进行的。作为规范的制定者,他的姓名今天已然陌生,但其心血流传若此,他的人生已无憾。
  弘治元年十月,无憾的周洪谟已然身心俱疲,他终于再次向朱祐樘请求辞职,这一次朱祐樘允许了他。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他确实应该歇歇了。
  按照一般官员退休的惯例,封赏,返乡归养,安享晚年,都是正常的举动。退休的周洪谟,却做出了不正常的抉择。
  他没有回老家四川长宁县,而是来到了家乡所属的四川叙州府。当然不是为了贪图大城市的繁华,他将自己所有的积蓄,连同退休时朱祐樘的封赏,统统拿出来做一件事:办学。按照他的话说,搞教育既是为了“有裨风教”,更是为了“以正人心”。他把人生的最后热血都奉献给了当地著名的学府:翠屏书院,在之后的岁月中,这所书院始终是四川著名的文化圣地,英杰辈出,许多的青年俊才从这里走出苍茫的群山,然后改变了山外的世界。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周洪谟没有这么说过,却用一生做到了。弘治四年二月,积劳成疾的周洪谟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临终前还心忧朝廷,为朱祐樘上了《安中国定四裔十事疏》。噩耗传来,朱祐樘深为悲痛,特命官员前往致祭,并赐名为“文安”。
  是呵,文安,文安,与文化教育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周洪谟,此时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在离他千里之外的湖北省,根据勋阳都御史郑时的上奏:周洪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流民万户,尽做婴儿啼。”
  即使到今天,去四川或湖北或者广西一些乡镇旅游时,游客们依然可以发现保存完好的周洪谟祠堂,而且历经数百年,当地居民依旧时时拜祭,香火不绝。
  对于这位“泥塑”尚书,这位在弘治朝初年饱受了诸多口水与非议的官员,这位今天依然被许多“历史学家”评价为“无能”的老臣,关于他的评价,上述的这一幕幕已足够。
  所以虽然他不是主角,但我依然在有限的篇幅中用尽量详细的文字记录下这个人,只因这样的一句话:心里,要装着老百姓。
  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走了,然而更多的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留下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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