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难忘的倩影（1）

　　他走走停停，到家已下午二三点钟了。他本来怕母亲会说他，母亲却小心翼翼地问他去了哪里？他觉得母亲有点可怜，又怎么能告诉母亲自己把一二个小时的路，走了三四个小时呢？因此，推说在街上碰到熟人，多说了几句话。傍晚父亲回来时，他告诉父亲那个辛老伯死了。父亲沉默了一会道:“一点不知道(这事)，早知道了，也该去送一送的。”
　　
　　第二天，他带着部队开具的介绍信，要到位于石头楼(红楼)二楼的民政局复退军人接收安置办公室报到，这是他第一次踏进这石头楼(红楼)。
　　石头楼（红楼），是一幢五层高、长长的哑铃形状的大楼，外墙是用暗红色长条型石材砌成的，因此大家才叫它石头楼或红楼。石头楼（红楼）是青龙县（也是县改市之后的青龙市）最高权力的象征，青龙县的党、政、人大、政协与部分委办、局都在这楼里办公。在老百姓眼里，在里面进进出出的人，也都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他小时候，一次跟着父亲进城。路过这里时，从大院的门外远远看着这石头楼，父亲告诉他：里面都是了不得的人！从这时起，他心中萌生了长大了也要进石头楼里做事的愿望；但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出于对政府机关的敬畏心理，他一直有些紧张，因此没有听清门卫说的应该从哪一个门里进去。大楼正面有三个大门，中间的门最大，有四扇玻璃门，正对着院子的大门。左右的两边的门，都只有两扇同样的玻璃门。他就从中间的大门中走了进去，门厅正中有一个巨大的红底金字的大屏风，上面写的“为人民服务”五字，是毛主席大气磅礴的笔迹。屏风两边是对称的两个楼梯口，他选择从东边的楼梯口走上去，在楼梯转弯的平台处，正要从中间的宽大的扶梯上二楼时，他目光一亮，与正从上面下来的一位女子目光对视在了一起。这女子不仅令他惊艳，也让他看到一种高贵的气质，这大大加强了他内心深处里对这石头楼（红楼）的敬畏。当时，女子与他对视了一会后，仿佛与他认识似地点了一下头，然后从他身边走过，下楼去了。他想，也许是她认错了人，也许这只是她对人的一种有礼貌的习惯而已。但他与这位女子在楼梯上的偶遇，虽然只是惊鸿一瞥，她那美好的倩影，却已深深地烙在他心头上了。
　　在民政局退伍军人接收安置办公室（安置办），接待他的一位面目和善的中年妇女。他把介绍信、退伍证等，一一交给了她。
　　“你坐，一早就出来了？”人家亲切地问他，又让他先坐一会。然后熟练地把他交上去的东西一一做着登记。
　　他默默坐着，想到了刚才在楼梯上碰到的漂亮女人，心想她是楼里干什么的？不过，他也想到人家可能与自己一样的，只是来办一点事就回去了。
　　“你是党员吗？”那位中年女同志做完登记后问他。
　　“嗯，是的。”他意识到自己刚才思想开小差了。“我想问一下，今天还需要到组织部门转组织关系吗？”
　　“今天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人家告诉他，“你的档案还没过来，还不能给你定工作，当然你可以去五楼组织部门问一下，是不是档案到他们那儿了？”
　　“喔，我知道了。谢谢，谢谢！”他想既然来了，等会儿就上去问一问。
　　“登记都已好了。”人家又告诉他，“你在家安心等《通知》，有什么困难也可来找我们。”
　　“嗯，嗯。”他又欠身问道，“我可以走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人家笑着站起身来，“你还要来一次的，欢迎你再来。”
　　他感到人家十分给军人面子，心中觉得很温馨。
　　
　　他又迅速地上了五楼，组织部门接待他的也是一位中年妇女，但年纪看上去要比安置办的那位要大一些。后来有人进来时，叫她为吕大姐。吕大姐讲着一口有浓重山东口音的普通话，显然，吕大姐不是南下干部，就是她丈夫是南下的军管干部，而她则是随军家属。
　　“去过安置办了？”吕大姐也很亲切地问他。
　　“去过，我从那里来的。”他很恭敬地回答。
　　“你坐啊！”仿佛有点责怪他不主动坐下，吕大姐又大声地对他道，“在我们这里，你一点不用客气啊！”
　　“嗯，嗯。”他反而感到有些拘束起来，隐隐感到这位吕大姐是有来头的，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位副县长的夫人。
　　吕大姐听了他的来意，开始说她去问一问人，但很快想起什么地道：“今天问不到了，管档案的小宋临时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要不，你明天再来看看。”
　　“不了，”他马上道，“我等通知吧！”并站起身来。
　　“多来坐坐啊！”吕大姐热情有加地道。
　　走出大楼时，他想自己来一次县城也不容易，虽然家也算住在镇上的，但如果不巧，到县城的班车刚开走的话，也要等很长时间，才乘得到下一班车的。他也想到，本来以为今天一切都会很顺利的，早晨他在窗外小鸟的唧啾声中醒来，起床开门又见一只大鸟正停在不远处一棵树上，他觉得那是一只喜雀，心情也特别好起来。果不其然，他赶到车站，坐上头班车不一会儿车就开了，十分顺利地到了县城。在县民政局安置办的登记也很顺利，只几分钟就全好了。如果组织部那位档案员没有离岗的话，那就十分完美了。但他已很满足了，跑了两个地方，人家都很热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会收到通知，可去新单位上班了。在他离开部队前，团政治处主任也亲自找过他谈话，说会把他在前线受伤、立功的表现向地方上作介绍的。那末，会给自己安排个什么工作呢？
　　
　　在回家的车上，那位在扶梯上碰到的漂亮女子的身影又浮上他脑海。这时，他也想到了已为人妻的孙兰，他有时认为她是自己的“初恋对象”；有时又认为她只是因为放学同路，而比较接近的两位女同学之一而已。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他是决不可能与她走入婚姻殿堂的。
　　因为从他刚懂事起，祖母一直给他讲祖父是怎样被人家气死的，而孙兰极可能就是这“仇家之女”。
　　他祖父叫罗雪舟，本来守着罗桥镇上祖传下来的店铺，生活过得还算滋润。祖父有个胞弟叫罗方舟，也分得两间同样的店面，就在祖父店铺的西隔壁。罗方舟一直有卖掉店铺，到乡下买田地吃租米的想法。当真的实现了这个想法后，既害了自己，也害苦了哥哥的一家。他自己因吃租米，在解放后被评为富农而受到管制。买下他店铺的本镇实力最雄厚的富商孙宝龙，本来是在镇上开着钱庄和做皮货生意的，买下了罗方舟的商铺后，开了一家洋布商行，又兼收皮毛。不到一年，又想把东边的两间店铺也吃下来，以扩大洋布行的规模，来与祖父商量。祖父当然不肯。孙宝龙就想了一个坏点子，找了左右几家与祖父罗雪舟店铺卖相同杂货的店主，让他们削价卖货，差价由他来补齐。祖父为了卖掉店里的货，也只能跟着大削价，但人家就来个“跳楼价”，很快就逼得祖父无路可走了。店开不下去了，这时孙宝龙装起好人，愿意出比之前更多的价钱把祖父的店的盘下。祖父不知就里，还对他还千恩万谢的。祖父卖掉了店铺后，也只有买田吃租米这条路可走了。半年后，祖父知道了真相，又气又恨。当他怀着满腔怒火要去找孙宝龙算账时，却吐出了大口大口的鲜血，祖父病倒了，不久就离开了尘世。
　　在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孙罗两家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在解放前的十几年中，孙宝龙不断地耍些手腕，当上了镇上的商会会长。在日占时期，孙宝龙还当过维持会长，在解放前夕又当了几年的镇长。因此，当孙宝龙在解放初，被人民政府作为反动势力镇压时，他们罗家恨不得敲锣打鼓地庆祝一番。
　　而罗家在解放前的很长一段日子中，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靠祖母一个人纺纱织布养家，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卖掉店铺换来的田地，也很快被卖干净了。有人劝过她不要卖掉，说留着收点租米吃不是很好吗？她无偿没有这样想过？但劝祖母的人怎么能体会到她的难处，有时不卖掉一点田救急，要饿死人啊！再说，收租米也难啊，早几年家里又没有成年男子去乡下收租，只等着人家凭良心送一些租米来，多少已不管了，能送来一点来已很不错了。
　　三个儿子中，大儿子罗春生到了十四、五岁时，总算在镇上的邮局找了个送信的活，但只拿很少一点钱。当时乡下是没有像样的路的，天天要背着一个大邮袋，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天气好的日子还可以，碰到刮风下雨的天，就很惨了。常常在深更半夜，一身泥水地回到家。母亲一面织布，一面等着他回来。如果是冬天，见他回来，忙把一锅放在草窝里捂着的米粥，揣出来让他先喝下。他喝下这锅热粥后，仿佛才恢了点元气，才开始与母亲说话。
　　“妈，你以后不要等我。”儿子总这么说。
　　“妈不是等你，”母亲道，“是要多织一些（布），到秋生也能赚钱时，就熬出头了！”
　　“他应该好好读书，将来好为爸报仇。”在大儿子的感觉中，只要让大弟弟罗秋生好好读书，将来有了一官半职，就可以去找孙宝龙算账。他不知道比他小几岁的弟弟秋生所读的学校，是镇上的地下党所开的。秋生已接受了革命教育，看问题的眼光已完全超越了他，不仅是要从家族的恩仇出发报仇算账，而是要彻底推翻骑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座大山。在他结婚那年，大弟弟被地下党送到了解放区，不久加入了部队。他在第二年，生下了儿子罗吉，两年后罗桥镇也解放了。
　　孙宝龙被新政府镇压后，孙家的人总认为是他们罗家在背后搞的。镇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本来孙宝龙是不会被枪毙的，是罗家老二从部队上写了一封信来，政府才把孙宝龙抢毙的。
　　“大叔叔真的写信了吗？”他也问过祖母。
　　祖母要他不要听人瞎说，并告诉他：“政府抢毙孙宝龙，是孙宝龙在解放前做的坏事太多，镇上有好多人家被他弄得家破人亡。”祖母一口气说出好几个人家，是怎样被孙宝龙欺侮的。
　　他觉得祖母能说得有名有姓的，不像是瞎编造的。
　　“谣言也是他们孙家放出来的。”祖母忿忿地道，“他们当然恨我们，他们的百万家财都被政府没收了，好日子没得过了，又看到我们这些过去吃他家苦的人，反而日子好过起来，心里恨得要咬人！他们不想想，当初他们家的老头子，害死了你爷爷后，我一个人带着你爸爸、大叔叔、二叔，是怎么过来的？”从祖父死后到父亲参加工作前，应是他们罗家至暗的时光。
　　祖母话中的艰难和痛苦，随着他的年龄增长，也越来越体会到了些。他仿佛看到祖母坐在那只眼下早已毁坏的织机前，深更半夜地织布，等天亮后拿出去卖了换米吃。
　　父亲也非常憎恨孙宝龙的，但孙宝龙被政府镇压后，就感到仇已报了，因此没有再多给他说心中的仇恨了。二叔是遗腹子，等长大时，因大哥已参加邮局工作，生活已有所改善，对那段至暗时刻的记忆是相当淡薄的。不过，那次大叔叔从一个西南边陲的城市回来时，三兄弟在一起时，又提起那段至暗的时刻。大叔叔已脱下军装，在一个西南边陲城市里当区长，一口否认着写信的事。
　　“那时我在剿匪，就是有这个心，也没空去写信。”大叔叔道。
　　“大叔叔，我要听你讲剿匪（的故事）。”他要求道，对写不写那封信毫无兴趣。
　　“到了他们这一代，什么都不记得了。说给他们听，也不要听！”父亲叹了口气道。好像知道了孙宝龙的枪毙，并不是自己当“官”的兄弟写信的缘故，又感到了好像还没有报过仇似的。
　　“不要说他们这辈人，我也没啥印象了。”二叔这时道，“倒是他一个女儿伤心流泪的样子，好像还在眼前。”
　　在孙宝龙被抢毙时，家里无一人敢去收尸，只有一个出嫁的女儿赶回来后，用一张草席，把父亲的尸体一裹，借了辆车拖回了家，一路上伤心地落着泪。这时，二叔已十多岁了，还跟着人去看过。也就是说，二叔对祖父的死、祖母的艰辛都印象不深，而对仇家的被镇压、仇家子女的伤心痛苦，印象倒是很深刻的，甚至有点同情。因此，二叔对祖母、父亲的耿耿于怀，极是不理解，以至认为太过分了。
　　而他对祖父的死，祖母、父亲的艰辛，以及孙家的兴衰，只有一点概念，没有一点实际的感受。因此，他既不可能把孙家当仇家，更不可能耿耿于心的。他也不知道孙兰究竟是不是孙家后代，因为镇上姓孙的人家，与他们姓罗的人家一样，不是一家两家的，他哪里搞得清楚孙兰的世系？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想到过孙兰父母是谁？更不会想到她祖父是谁？他只是见孙兰与班上其他同学很不同，不像是镇上人，更不像是周围农村的人，穿着既不土里土气，又不花里胡哨。待人接物，总是落落大方的样子。不像另一位同路的女同学那样，有些疯疯癫癫的，会乱说、疯笑，甚至近于挑逗。也不会像一些羞羞答答的女生那样，一副扭怩作态的样子。因此，他愿意与孙兰接近，愿意与她说话。
　　与他同路的另一个女同学就是李玉香，他讨厌她话多，骂她是“长舌妇”，不要她老是跟在自己身后。但他无法赶走她，令他深感头痛。有时他正与孙兰说话时，李玉香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出现在他与孙兰之间，还要说些令他恶心的话。
　　“‘长脚鹭鸶’，”这是李玉香一天给他起的绰号。那天放学路上李玉香哧呼哧呼地喘着气追上他们，“为什么不等我一等？我只是扫一个地，一点点功夫，就不等我了。都是你‘长脚鹭鸶’出的坏点子！你想与孙兰说悄悄话，你就说，为什么要避开我？”大概她自己也感到说得有点不对头，停顿下来，但又硬撑地道，“都是你坏点子多，孙兰不会这样坏的。”
　　“不是的，”孙兰声明道，“是我家里有事，要快点走的。”
　　“你们就是不想要我一块走，‘乡下人’最坏！”李玉香又骂他是“乡下人”，是因为他家所在的罗家新宅，位于上塘西街的西栅门外，屋后已是一片竹园和农田。
　　“我怎么是乡下人？”他当然非常不满。但怕孙兰会认为自己肚量太小，就忍住了没立即回怼，只能耿耿于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