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

　　在哥哥教会我背第一首古诗——虽然我不解其中意，但仍然背的滚瓜烂熟——《静夜思》的时候，我们家终于买回来一头小水牛。父亲请来村里几位老成持重的长辈同去牛市相牛，从清早转悠到傍午，披沙拣金才相中这头牛。此牛体型尚小，但极为健壮，前途无量；双眼炯炯有神，颇具灵气，老人称它善通人性。这头牛的喊价比同等体型的高出半截，众人软硬兼施地轮番砍价，好说歹说才把价格扳平。此牛尚未上鼻环，只在头上别扭地捆着一根不明材质、细而韧的缰绳。据传，给牛上鼻环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需用烧得通红的铁签子刺穿牛的鼻隔膜，想想都觉得疼。母亲将牛牵进自家牛栏，摸了摸那牛刚见雏形的角，然后附在牛耳旁像是嘟哝了几句悄悄话，解掉那根碍眼的缰绳。父亲用干稻草在牛栏一角铺出一个方形草垫。那牛心领神会，慢悠悠地趴到草垫上，接受了新家新主人。记得母亲说过，只要双手勤快，鸡变猪，猪变牛，现在看来不无道理。
　　买了牛，就得有人放牛。虽然我们家有一条隐形的食物链：祖父高高在上，母亲使唤父亲，父亲使唤哥哥，哥哥使唤我，但由于我实在太小无法胜任，这项任务自然而然落在哥哥肩头。哥哥已经上学，每天傍晚放学一路小跑回家，邀上几个小伙伴一起放牛，偶尔也会捎带上我。他们会把书包背上，一边放牛，一边趴在草地上写作业，周围还绕着几条追赶打闹的小狗。得亏学校离我们家近，否则非把哥哥累坏不可。
　　由于村里的学校只到六年级，所以从哥哥上初中开始，就不得不到乡里的学校寄宿。如此一来，我便接过接力棒——每天放学赶回家放牛。一个人放牛相当无聊，巴不得牛能一口吃饱。无聊就爱对牛撒脾气，强拉硬拽、拳打脚踢，幸亏我家的牛性格温顺，与我多少有些感情，才不至于对我做出什么过分之举。若是和小伙伴成群结队去放牛就有趣多了，可以一边放牛，一边玩游戏。但是僧多粥少、牛多草少，常常只能吃个半饱，使我回家挨一顿训。有好多次因为贪玩，把牛放丢了，吓得我差点不敢回家。这牛还算有灵性，总是在第二天自己找回家来。老家的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童年经历，长大后回想起来，那些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日子已不可能再有。小时候总是盼望长大，天真地以为长大了就能享受自由，不再受条条框框的规矩束缚，掌控自己的人生；长大后才意识到现实的沉重，体验到大人肩上的千斤重担，便又开始羡慕童年的没心没肺。
　　这年夏天，水泥路在经历种种风波之后终于修到了我们村里。在此之前，我们村的主路是条泥巴路，路面狭窄，坑坑洼洼，杂草丛生，遇上下雨天就泥泞不堪，一双鞋能黏十斤泥。虽然勉强能过一辆拖拉机，但甚是考验司机的驾驶水平。许多不了解路况的外地人，就曾在这条路上吃过亏。从两年前的春天伊始，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村支书就放出要铺水泥路的风声，说是上头已经同意拨款，准备招标。消息刚出，村民都觉得是件好事，积极响应。可是水泥路一直没能铺成，其它任何环节都没有出现差错，意想不到的是竟断送在自己村里人的手上。要铺水泥路，免不了要拓宽路面，靠山挖山，临田埋田，如此一来，便触及到个人利益。当挖掘机、推土机和压路机边铺路边往村里开的时候，立马有人跳出来反对，因为要填埋他们家的田。有人上前劝阻，他们指着别人的鼻子骂道：“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没埋你们的田你们当然不心疼！不管怎么样，想要埋我的田，就把我一并埋了，否则甭想！”更有甚者将此事上升到国家层面，诡辩道：“修路修路！路修的再多，不能当饭吃，不能填饱肚子；路修的再宽，人还是两条腿走路，不会多长几条腿！至于埋田，那是要饿死人的嘛！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不是靠水泥路养活的，而是靠每一寸田地里种出来的粮食养活的。”经这样一闹，前期准备得轰轰烈烈的铺水泥路计划不得不被迫中断。
　　这件事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没少折腾，大大小小的村会开了无数。有人提议重新分田；也有人索求经济补偿；还有人干脆表态终止计划。不过，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赞同铺水泥路的，其中不乏个人利益受损的村民。可往往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粥，有人反对总不能霸王硬上弓地强来。常言道：要致富，先修路，本是一件造福全村的好事，到头来却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村支书带着其他村干部和一些比较德高望重的长者挨家挨户征集意见，协调解决问题。针对不同意修路的村民进行思想工作，并同意给予相应的补偿。这件事一直拖到去年年底才算彻底解决。或许仍有人心里觉得不公平，不服气，但口头上都答应修路。第二年春天，冻结近两年差点夭折的铺路计划终于重新启动。
　　这条水泥路虽称不上多宽，却极大地改善了村里的出行条件和出行方式，也为农业耕种提供许多便利。从这条水泥路开始，整个村子的面貌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今天，当年的村支书已经因病作古，村民谈起这条水泥路便会联想起村支书，便会竖起大拇哥说，还是某某某当村支书的功劳最大，彻底改变了村子落后的状况。
　　几乎与此同时，电话线也牵进了我们村。电工使用工具爬上高高的电线杆作业，总会招来一大群人围观，探究讨论攀爬工具的工作原理。政府下达“村村通电话”的任务，给予巨大优惠，故而家家户户都趁此机会安上电话。凡是有安电话的，都收到一本电话簿，里面可以查到全安远乡的所有座机号码。我们家在父母的房间里安了一台座机，在厨房墙壁上安了一台挂机。我虽不是第一次看见电话，也不是第一次触碰电话，但自家安上电话还是很激动，一连给隔壁拨了好几通电话来试机。
　　也是在这一年，我迈进了学校的大门。安远只有乡里有一所初中，但几个比较大的村都拥有自己的小学，我们村也在其中。这些小学不一定所有的年级都有，有的只到三年级，有的甚至只有一年级。我们村的学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已经是除了乡里的小学外最大的小学。在我们村学校上学的不仅包括我们村的孩子（我们村也凑不齐这么多），也包括周围几个村的孩子。
　　学校离我家也就一里地。整个学校的配置相当简陋：主楼是一栋两层的混凝土砖房，所有年级的教学和办公都在里面。主楼前是一大块铺满细砂石正准备铺水泥的泥巴地，也就是学校的操场，被一批批学子踩踏得相当严实，寸草不生。操场前正中央是一个高出操场不到半米的水泥主席台，台上有一杆长期悬挂国旗的比教学楼稍高的钢焊旗杆。操场左侧有两个钢焊的锈迹斑斑的篮球框，右侧有两个泛着苔绿的水泥乒乓球台。在操场周边有一栋更加矮小的二层砖房，是老师和寄宿生的宿舍，以及学校的食堂。再往外就是学校的砖砌围墙和大铁门，墙根下种着一圈高矮不一的香樟树，树下种着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草。
　　开学注册那天，母亲特意给我们哥俩打扮一番，穿上最新的衣服。父亲穿上一双款式老旧的皮鞋，用抹布擦得锃光瓦亮，还穿上了平时基本不穿的白衬衫。他领着我们哥俩进学校，一路上遇到许多带孩子报名的熟人，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我小心翼翼地背着自己的新书包，不容许它粘上一粒灰尘。此前，每天看着哥哥和一帮差不多大的同学背书包上下学，很是羡慕，现在终于可以亲身体验一把上学的乐趣。
　　父亲先给哥哥报名。哥哥已经上到五年级，再有一年，就该到乡里去上学了。哥哥对这套流程已经轻车熟路，基本可以自己搞定，只需要父亲掏钱交学费。负责给我们学前班注册的是一位年轻漂亮，气质优雅的女老师。她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父亲：“这位大哥，您的孩子还没到上学的年纪吧？”老师有这样的疑问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和周围的同龄孩子相比，我要矮不少，也瘦小不少。父亲把户口簿递给老师，周围的熟人也为我佐证，老师才半信半疑地写下我的名字，给我注了册，临走还不忘补充一句：“大哥，你孩子的营养得跟上，头发都黄了。”我的头发天生黄色，是不是和缺乏营养有关系谁又能说得清楚呢？直到今天，我的头发虽比当年黑多了，但依然泛着淡淡的黄色。有不少女同胞倒很羡慕我的发色，说是能省下一笔可观的染发费。我对自己的黄头发深恶痛绝，因为我的外号由它而来——黄毛，又正好与我的名字“王茂”谐音，更坐实了这一外号的合理性和趣味性。
　　我的班主任就是给我注册的那位女老师，姓付。人很漂亮，却很严厉，脾气也不小。我们学前班拢共就两位老师。另一位姓张的女老师约莫四十来岁，微微发福，慈眉善目，是另一个班的班主任。这两位老师承担了两个学前班的所有课程。付老师不仅负责教语文、识字写字，还教音乐和体育。张老师负责教数学、思想品德等。付老师嗓音甜润，唱歌时总是面带微笑，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清新，与平时判若两人。第一堂音乐课学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其实没进学校我就会唱了，妈妈和哥哥都教过我。我最喜欢的还属体育课，因为体育课不用关在教室里，除去教我们广播体操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玩一些类似丢手绢、木头人的游戏。只可惜相比于其他课程，体育课一周只有三节，少得可怜。因此，我们把课间十分钟充分利用起来玩游戏。有时游戏玩得过火，有人摔哭或者磕伤，就会挨付老师的长篇大训或者“竹笋炒肉片”，但几乎不可能就此改过自新。